第一章 甲午战争：“侵略与被侵略”以外的视角
大家好，从今天开始，课程终于要进入正题了。今天我们要讲1894—1895年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而且会对甲午战争之前的历史也一并加以分析。
各位阅读过的教科书等书籍，对于江户末期到明治初期的这段历史都是如何说明的呢？对这段历史的大多数叙述都向读者揭示出这样一种历史走向，即日本在目睹了清朝在鸦片战争（1840—1842年）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的败北之后，也受到欧美列强的压力而被迫打开国门，然后开始以列强为目标，开展自己的现代化进程。
这种观点本身并没有错，但这种叙述方式容易让读者忽视欧美与中国、欧美与日本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同样受到欧美列强压力的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由此，读者在脑海中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样一种简单的对比关系，即渐趋落后的中国与逐渐成长的日本。今天，我希望能够避开所谓“落后的中国与成长的日本”这种千篇一律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当时的中日关系。
衰弱的中国与强大的日本是描述那段历史时一种常见的叙事方式。当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策划并发动“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与张学良通过诉诸国际舆论的方式来避免与日本的直接武力冲突。这种做法是为了在遏制中国共产党等国内反蒋介石势力的同时，与日本进行对抗，可以说有其合理性。但如果从当时日本的立场出发，往往会认为中国方面是因为“弱小”才选择诉诸国际联盟。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样的解释都在世界上广为流传。但这种衰弱中国与强大日本的对照，其实并不适用于直到甲午战争为止的明治时代，以及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的大正时代。今天就让我们来学习一下这方面的历史吧。
其实，已经有一位学者很切实地阐述了在思考中日关系时必须注意的问题，他就是美国历史学家沃伦·F.金博尔。他曾经负责将英国首相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往来书信编辑成书。罗斯福与丘吉尔作为同盟国的国家元首代表，他们之间的书信被印制成书让人阅读，这真是历史爱好者梦寐以求的事呢。但是很可惜，这一资料还没有日文翻译版。金博尔老师对中日关系是这样描述的：
对日本人和中国人来说，战争与斗争都只是施与受（give and take）的互动形态而已。对日本和中国来说，围绕着由哪一方来领导两国之间均势的漫长竞争，存在于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也包括“知识领域”。
学者的表达有点不容易理解。简单地说，他认为围绕着东亚地区的领导权，中日两国长期处于竞争关系当中，这种竞争在文化、经济、社会、知识分子的思想及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展开，军事冲突只能算是其中之一。因为在中日战争以后，日本以军事手段侵略中国这一事实人尽皆知，不容置疑，所以当日本人读到金博尔老师的论点时，不禁会感到惊讶。
不是从日本侵略中国这一视角来看问题，而是从日本与中国互相竞争的角度来审视过去。我这样说绝对不是要否定日本的战争责任，只是在单纯的侵略与被侵略这一视角下，有相当多的问题难以被清晰地阐明。因此，在这里我希望通过比较分析中日两国在19—20世纪前期的文化、社会、经济战略，来阐述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
接下来，我们暂时将时间倒退回到英国、美国以及俄国进入东亚的19世纪后半叶。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列强开始积极地进入中国市场。请大家先假设自己是东亚最知名的英国贸易公司之一——怡和洋行的员工。说起怡和洋行，因长崎的哥拉巴宅邸(1)而闻名的托马斯·布莱克·哥拉巴，正是在1859年（安政六年）作为怡和洋行的代理人来到长崎任职的。
假设大家接到怡和洋行总部的指示，前往日本和中国采购当地出产的铜矿。在进行交易时，最重要的大概就是希望日本与中国“可以维持稳定的价格和产量，并且对各国一视同仁，以相同的条件进行交易”。怡和洋行员工应该以什么为基准判断日本与中国达到了这样的条件呢？这一基准是某种法律，请想一想贸易中不可缺少的法律是什么？
——法律的名称？
嗯，应该说是法律的类别。
——……
只要能了解这一点，就可以对长期以来让日本苦恼的修约等问题有所认识了。
——要为英国的购买创造比较好的条件。
哦？这是在考虑如何才能在贸易中规避日本的高额关税吧？这是与关税相关的问题。请大家想一想1858年（安政五年）幕府时代签订的《美日修好通商条约》。这是一项不平等条约，内容包括：1.开放神奈川、长崎、新潟及兵库等港口；2.自由通商；3.在开港地设置外国人居留地，让一般外国人居住于该处，并禁止前往日本国内旅行；4.承认对于居留在日本的该国国民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5.日本不具有决定关税税率的权力（失去关税自主权）。除美国以外，幕府也与荷兰、俄国、英国及法国签订了相同的条约。
因此，如果把首先迫使对手签订不平等条约作为前提条件的话，确实是这样的。不过，我想问的不是这个。
例如，像足尾铜山这样日本国内为数不多盛产铜矿的矿山，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流入附近的河道，使得田地荒废，无法耕种，农民因此向政府请愿陈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面对民众的抗议，不得不对铜矿污染问题进行调查，铜矿的生产就有停止的危险。那么，身为英国怡和洋行的员工应该用什么方法胁迫日本政府，从而使其顶住人民的不满而继续生产呢？让大家扮演这样讨人厌的员工，真是不好意思。（笑）
——警察。
哦哦，使用警察的力量吗？那就是动用警力来监督管束附近居民这样的相关规则了。如果制定了这样的法律，那就称之为“取缔法”好了。明治政府确实曾经聘请法国的法学家布瓦松纳(2)，让他以法国法律为蓝本起草各种法典，并在1880年（明治十三年）先于宪法公布了《刑法》与《治罪法》（即《刑事诉讼法》）。在宪法颁布之前制定刑法的想法，可以说与历史是一致的呢。虽然在出现农民暴动的情况下可以出动警察，但作为企业来说，最基本的还是应该从经济层面入手，保证铜矿的产量吧。如果要说是刑事还是民事方面的话，那应该是民事。那么，什么样的法律可以保证这样的目的呢？
——《商法》与《民法》。
啊，答案终于出现了。只要有这两种法律，就可以用契约之类的手续来完成交涉。如果只是单纯要求维持产量的话，只要经营足尾铜山的古河矿业与怡和洋行单独进行沟通就可以了。没错，就是《商法》与《民法》。
但是，不论《商法》还是《民法》的制定，进展都相当缓慢。政府为了修改条约，加紧进行着《商法》与《民法》的起草工作，在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公布了《商法》《民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诉讼法》，日本终于有了一个法治国家的样子。但是，《民法》颁布之后，受到了部分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这部《民法》破坏了诸如家族道德等日本的传统伦理。就日本政府的立场而言，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自然希望能够早日制定《民法》，但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制定的《民法》却一直未能真正施行。直到1898年7月，《民法》才得以施行。《商法》的施行，更是要等到近一年后的1899年6月。
在日本不断要求尽快废除不平等条约时，列强则表示：“请制定《商法》及《民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是正当的主张。当然，列强通过强加于对方的不平等条约，的确能够获得可观的利益，所以列强自然也不会简单地配合进行修改条约的交涉。但只要制定了《商法》和《民法》并遵照实施，贸易就可以相对稳定安全地进行，列强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刚刚的内容，大家都理解了吧。当列强想要从中国和日本获取经济利益时，他们高度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平等待遇”。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问题。如果日本基于与英国是友好国家等理由而给予英国优惠的贸易条件，却不给法国相同的待遇，这种行为就会使得未被平等对待的国家与日本产生纠纷。因此，只对英国实行运费优惠等措施是绝对不行的。
如此一来，英国就会这样考虑：并不需要将日本变成英国殖民地，因为如果将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话，就需要在日本驻军，以防日本受到俄国等其他列强的影响。这不仅需要相关费用，还有可能引发与其他列强的纷争。因此，英国只需向日本要求在港口税收及运费等方面享有与其他列强相同的条件。如果明治政府具有能够在列强之间保持独立，并平等地管理列强利权的能力，那英国就不需要直接控制明治政府；如果是拥有这种能力的国家，就不需要耗费各种成本，将其殖民化并进行直接统治。英国这种充满自信的观点，可以说是建立在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军力量基础上的。
英国认为，俄国以东亚为目标南下这一行动，不利于自身的整体利益，因此要求日本以能够不被卷入列强间对立及纷争为目标，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日本也确实如英国所预期的那样，经过一系列前期准备，在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
有一个国家则选择了与日本完全不同的道路，那就是中国。甲午战争后，列强争相在中国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以至于多个列强的利权并存于中国国内。但19世纪中期的中国，还远未沦落到半殖民地的境地，中国当时拥有的“华夷秩序”这一资产，对列强而言极富魅力。
大家知道什么是华夷秩序吗？
——和朝贡贸易一样吗？
看来大家大致上都有所了解呢。东京女子大学的茂木敏夫教授对华夷秩序做了这样的定义：作为世界和文明的中心的中国，以“德”来感化周围的地区，并依据周边地区被感化的程度所形成的从属秩序便是华夷秩序。其中，规范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关系的国际秩序，就被称为朝贡体制。
虽然仅仅听一次可能很难想象，但琉球王国的例子特别能说明华夷秩序中，与基于土地的“属地”相对的“属人”这一特点。因为琉球当时向清朝朝贡，因此自然被划入清朝的华夷秩序当中。但琉球同时也对日本萨摩藩进行朝贡。如果就被国境线环绕的土地来说，这种关系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如果换个角度，即并非由琉球国，而是由琉球国王向清朝皇帝进行朝贡，那么这种两属关系（同时归属清朝和萨摩的关系）也是可以成立的。
对于列强而言，这种以中国为中心、以交易和礼节为基础的东亚秩序，是一种相当方便的系统。例如，不论是当时被称为安南的越南，还是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国号为大朝鲜国），列强如果想与华夷秩序下的国家和区域进行贸易，为了能够顺利开展后续的工作，第一步就可以先与清朝进行沟通。从列强的角度而言，如果在朝贡体制的基础上可以更容易地与李氏王朝或者安南进行商谈的话，也没有理由不加以利用。
在这种意义上，朝贡体制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廉价的安全保障措施”。身处朝贡关系中的国家只要老老实实地向中国履行礼仪方面的手续，中国方面就不会干涉朝贡国的内政与外交；只要遵守被规定的礼仪体系，就不会有不必要的紧张情况发生。中国与朝贡国的关系也不会让双方承受不必要的军事负担。进一步来说，中国、朝贡国以及列强间，都不需要承受这种不必要的负担。
——具体而言是什么样的廉价安保措施呢？有点没听明白。
如果把中国比喻成房东那样的角色，应该会比较容易理解吧？只要列强向中国说声“拜托了”，就可以通过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商谈。
让我们想象一下，例如，英国与俄国围绕朝鲜半岛的某个优良港口陷入了紧张状态。当英国想要使用朝鲜半岛的港口时，就可以向中国表达这一意图，而中国就会向俄国及朝鲜政府转达这一情况。中国会向他们表示：“英国这次不是为了建立舰队基地而进行港湾调查，而是因为如此那般的具体情况。”而当俄国想要进行朝鲜半岛东海岸的调查时，也可以向中国传达自己的意图，并由中国转达给英国。对于朝鲜半岛，通过中国这一华夷秩序的中心来进行沟通，可以极大地提高效率；而对于安南（越南），列强也只要向中国传达相关意图就可以了。当时，中国通过华夷秩序，扮演了类似房东的角色，而对列强而言，这就提高了效率。
19世纪80年代左右，日本与中国各自有着可以让列强安心的秩序模式。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日本和中国在这一时期都实现了一定的成长。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中日两国之间的竞争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开始激化的，并最终使得日本得以取代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
甲午战争开始于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并在第二年结束，持续了大约10个月。从时间上看，这是一场相对短期的战争。为了了解战争的起因以及战争爆发前的相关情况，应该先回顾一下1880年以后的中国动向。
当列强利用朝贡体制所提供的便利的安全保障体系时，中国也开始逐渐改变。这一时期中国的核心人物应该说是李鸿章。李鸿章出生于安徽省，安徽因为是许多清政府政治家和将领的故乡而闻名。在明治初期的1871年（明治四年），日本与清朝缔结《日清修好条规》，相互开放港口并承认领事裁判权，当时日本的谈判对手就是李鸿章。另外，在甲午战争结束后，李鸿章还担任清政府的和谈使者，带着全权委任状前往下关，与伊藤博文进行了谈判。李鸿章曾经领导清朝的外交工作长达20多年，就这一点而言，他实在是一位厉害的人物。
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正在着手对中国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革。到了1881年，他开始准备解决中国西北地区的问题。让我们回想一下同一时期日本所进行的活动。就在这一时期前后，天皇发出了开设国会的敕谕，以天皇之名保证在1890年开设国会，伊藤博文则为了宪法问题而前往欧洲进行考察。
在中国最西边的新疆，有个叫伊犁的地方。当时在这个地区，出现了一个名为阿古柏的人，他在俄国的不断援助下，企图独立建国。清朝一方面立即出兵进行剿灭，另一方面，对俄国提出的割让部分领土的要求予以满足，并与俄国签订了《伊犁条约》，努力恢复了伊犁地区的秩序。可以说，李鸿章是以武力解决了这一问题。
列强目睹了李鸿章的决断力之后，大概会想，“哎呀，中国变了呢”，产生一种“中国挺能干”的感觉。如果按照一直以来的模式，中国大概会先与俄国进行沟通，然后再着手处理阿古柏问题，但清政府这一次却毫不犹豫地出兵了。
接下来是重点。中国对朝鲜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一直以来，负责对朝事务的是一个名为礼部的政府机构。所谓礼部，顾名思义，就是由文官掌管的交换礼仪的政府机构。李鸿章于1881年将负责朝鲜及安南（即越南）事务的这一机构，纳入自己的权力范围，进行直接管辖。
刚好在同一时间，朝鲜李氏王朝的统治出现了动摇。日本在1876年与朝鲜缔结了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虽然朝鲜仍为“自主之邦”，但是必须承认日本的领事裁判权，而且也失去了关税自主权。
在面临追随中国还是日本的选择之际，朝鲜在1882年（明治十五年）7月爆发了壬午兵变（韩国方面称为“壬午军变”）。这一事件中，支持大院君（国王的亲生父亲）的旧式军队因为反对试图接近日本的闵妃外戚集团，在首尔（当时名为汉城）发起暴动，随之而起的数千民众进而袭击了韩国官署以及日本公使馆。闵妃集团一直以来推行各种学习日本的所谓开化政策，实行了诸如以日本军官为教官训练新式军队等改革措施。因此，旧军队与民众中有许多人对这些政策充满了不满的情绪。
清朝出兵平息了这场动乱，并将取得政权的大院君押送到国内，恢复了闵妃政权，进而开始积极介入朝鲜事务，朝鲜国内的亲清派也由此得势。单就清朝可以押送大院君到天津这一点，就能看出当时清朝势力的强大。
1884年（明治十七年）12月，为了颠覆处于清朝势力影响下的闵妃集团政权，接受日本公使馆援助的金玉均等亲日改革派（独立党）发动了甲申事变（甲申政变），日本公使馆方面看准中法战争这一时机，趁清朝无暇他顾之际发起了事变。但是，这一事变同样被清朝军队平息，日本政府对朝鲜政府的影响力也随之被极大地削弱。
在这以后，李鸿章任命袁世凯（此人之后窃取了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为“清朝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派驻朝鲜。另外，他还在天津与伊藤博文展开会谈，双方在1885年（明治十八年）4月缔结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虽然日本与清朝在甲申事变中相互对立，但还是本着避免战争的宗旨进行了交涉。两国以今后出兵朝鲜时必须事前通知对方为条件，达成了从朝鲜撤军的协议，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避免了双方在朝鲜的冲突。
在甲申事变的事后处理中，李鸿章也取得了主导权。列强在伊犁之乱后，再一次感受到清朝的外交政策正在从维持华夷秩序这一老旧的体制之中脱离。在与安南（越南）的关系中，清朝也在改变自身的态度。先前已经提到，与朝鲜甲申事变同时的是，发生了中法战争。当时法国的计划是，如果英国把中国长江流域、华中地区划为势力范围，他们就选择中国华南地区和安南（越南）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然而，在1884年法国试图独占越南港口的使用权时，清朝与法国之间爆发了战争。虽然清朝在战争初期的海战中落败，但是在之后的陆战中，清军表现得相当骁勇善战，清政府也因此取得了较为有利的和谈条件。在这里让列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发现清朝就算诉诸武力，也要守住处在华夷秩序（朝贡体制）下的安南（越南）。
当俄国、法国以及日本等国挑战清朝的华夷秩序时，清朝确实可以慢慢地一一加以应对，或者说清朝逐渐有了应对的能力。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可以说日本的发展道路与清朝的发展道路都有着充分的可能性。在清朝方面，华夷秩序被逐步调整，以适应近代的国家体制，而且清朝的国力也在增强。
对于这种“中国挺有本事”的动向，日本陆军领导人山县有朋等人也从相当早的时期就注意到了。山县在1880年（明治十三年）11月上奏明治天皇的《进邻邦兵备略表》里，首先描述中国不仅地域广阔，而且人口数量庞大。“现今清朝版图之大，其十八省幅员约为我国十倍，四万万人口又约为我国十倍有余。”接着谈到中国面对鸦片战争以来的诸多难题，也在相当努力地进行应对。山县的汉文水平太好了，所以对现代的日本人来说，他的文章还挺难读的呢。
因而，清政府将兵制改革与周围海防视为重要课题，正拼命致力于相关工作：
在福建福州建造大型造船厂，并着手进行军舰制造……在各地建造官方的军工厂以制造兵器……在要冲之地皆筑炮台，李鸿章的两万乡勇已是英式精兵。
山县的文章很好地反映了当时日本目睹中国在李鸿章的领导下，逐渐进行军备扩充的焦虑情绪。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作为陆军领袖的山县描述清朝的优点，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日本国内对于扩充军备的支持。
当清朝正在增强自身实力的时候，日本又发生了什么呢？接下来，就通过前人所留下的只言片语，来看看当时的日本人对东亚形势的看法吧。
首先，我们来看福泽谕吉。他出生于1834年，与李鸿章一样，在1901年去世，可以说两人是同时代的人物。1860年（万延元年）时，为了向美国递交《美日友好通商条约》的批准文本，“咸临丸”随美舰“波哈坦号”（Powhatan）横渡太平洋，福泽就是“咸临丸”上的成员之一。在适塾(3)学习过荷兰语并且早就将目光投向海外的福泽，就在这种情况下访问了美国。之后，他又陆续前往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诸多城市，成为最早访问这些地方的日本人之一。福泽同时还是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还将朝鲜留学生请到自己家里住宿，热情地给予支援。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1885年写出了《脱亚论》。以下是《脱亚论》中常被教科书引用的，非常有名的一段。
虽然我国日本的国土位于亚洲东部，但国民的精神持续地脱离亚细亚的守旧而转向西洋文明。但不幸的是，在近邻处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一个叫朝鲜。……若以我辈来看，这两个国家在此文明东渐的风潮中，他们毫无维持自己独立之道。……因此毋庸置疑地，他们的国土终将被世界文明各国分割。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的开明以共同振兴亚洲，反而应该要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以及对待中国及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关怀，应该只要追随西洋人对他们的方式处理即可。（1885年3月16日《时事新报》社论）
福泽对朝鲜的独立党人士抱有期望，并且对朝鲜留学生非常爱护。明白这一点的话，可能会对这篇文章稍感意外。大家知道为什么一直以来致力于支援朝鲜的福泽会在这个时机发表《脱亚论》吗？
——在列强侵略逼近的情况下，继续这样下去，日本也会一起完蛋。
如果只读这篇文章的话，确实会这么想呢。请再进一步想想，当时在朝鲜发生了什么事。
——朝鲜的事件？
是的，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过，就是福泽写出《脱亚论》前一年发生的事。
——1884年的甲申事变。
没错。甲申事变的结果是独立党失败，日本对朝鲜政府的影响力极大地下降。历史学家坂野润治教授对甲申事变之后出现的“脱亚论”提出了新的解释，他的解释非常有趣。首先，我们需要注意这篇社论的写作时间，比1885年4月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缔结《天津条约》要早。
坂野教授表示，《脱亚论》中的这句“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的开明以共同振兴亚洲”，其实单纯是一种失败宣言，即表明通过援助朝鲜国内的亲日改革派，来实现日本在朝鲜的利益这一方法已经不可能实现。因此，这里所说的“邻国”只是指朝鲜，并不包含中国。“对待中国及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关怀，应该只要追随西洋人对他们的方式处理即可。”则应该解释为，今后只能在借由战争这一手段击败清朝后，日本才能实现其在朝鲜的利益（参考坂野润治的“大系日本の歴史13 近代日本の出発”，小学馆）。
所以，福泽并非主张因为感到欧美列强对亚洲的瓜分正在迫近，日本便要哭着放弃与亚洲的联系，舍弃朝鲜及中国；而应该将其理解为：日本若要在朝鲜实现自身利益，就必须先用武力击败中国，而不是仅仅利用朝鲜国内的改革派。
在福泽之后，接着来看看山县有朋吧。
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12月，山县受命前往欧洲进行地方制度调查，到第二年10月，他先后访问了法国、德国以及奥地利等国。山县确立了明治时期地方自治制度（郡制及町村制）的基础，因此，他当时在欧洲肯定对这个问题做了相当多的调查。山县也曾经担任陆军大臣一职，还创建了参谋本部，并出任本部长，是陆军的领袖人物。所以，他对国防问题显然也抱有极大的兴趣，并在国外访问中增长了这方面的见识。1889年6月，山县在奥地利维也纳与当时担任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洛伦茨·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发生了命运的邂逅。
施泰因是个魅力型学者，伊藤博文从为了调查宪法而访问欧洲时起，就深深地被施泰因吸引住了。施泰因把作为明治宪法支柱的权力分立这一基本架构，以及由国家制定社会政策的必要性等理念传授给了伊藤博文。这一次，施泰因教授又如同教导伊藤宪法问题一般，把有关主权线和利益线，这些之后成为山县在帝国议会演讲的主题的重要思想，教给了山县。解说宪法的教授也会讲授军事理念，这一点还挺有趣的。
山县在与施泰因见面之后，首先请教了自己最担心的事。“西伯利亚铁路完成后，日本会怎么样？”山县的担忧源于俄国，因为当时他听闻俄国计划从1891年开始铺设西伯利亚铁路。铁路与国防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当俄国着手建设西伯利亚铁路，并最终要把铁路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时，俄国会不会威胁到日本的国防安全呢？担心这一点的山县便向施泰因询问了关于此事的看法。一直以来，对于日本的国防，一般认为只要能控制对马海峡、朝鲜海峡、津轻海峡以及宗谷海峡等，即可确保国土的安全，但是如果俄国军队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并在这里部署舰队，可就糟糕了。
不知道施泰因这个时候有没有说：“山县先生，别着急啊。”他先让山县冷静下来，再不慌不忙地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施泰因曾经见识过全面运用欧洲各国的铁路来进行的战争，所以，他对山县的问题做了如下说明。
1．即使西伯利亚铁路贯通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你（山县）也不需要担心到害怕的程度，因为抵达东亚部分的西伯利亚铁路，必须经过中国领土。这对俄国来说，就是一个限制因素（虽然施泰因这样说，但是西伯利亚铁路实际上并未通过中国领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延伸到中国境内的是中东铁路）。
2．假设进攻日本的俄国军队有3万人，用客车运送兵员的话，需要多达900节车厢。因为西伯利亚铁路是在荒凉的土地上铺设的单线线路，所以要保持整条铁路的通畅，并把3万兵力运送到亚洲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即便大部队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但因为港口冻结、缺乏足够的运输船等因素，俄国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运送这么多兵员到战场上。
听到这番话，山县应该稍感安心了吧。但是，施泰因教授接下来的话，却一下子又让心情稍微平复的山县再次不安起来。
当俄国计划占领朝鲜时，西伯利亚铁路就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俄国可以借此在亚洲构筑起自己的海军力量。俄国对朝鲜可能的支配以及在朝鲜半岛东侧设置海军基地这两点，才是西伯利亚铁路兴建后给日本造成的大问题。
我若是山县，大概会急得边掉眼泪边说：“施泰因先生，你怎么不早点说呢。”因为俄国军队一旦出现在朝鲜半岛东侧，简直就是掌握了日本的生死。对日本人来说，日本海虽然没有歌手石川小百合所唱的“津轻海峡冬景色”那般严寒，但也有一种冷得会结冰的印象呢。当然，还有好吃的松叶蟹。可是，生活在朝鲜半岛和俄国等极寒之地的人们，却对日本海有着温暖海域的印象。对于受到大陆严寒考验的人们来说，日本海已经算是温暖海域了。
如果俄国得以南下朝鲜半岛，并且在半岛东海岸的元山附近建设港口，那里就会成为俄国远东舰队的根据地。而且那里的谷湾海非常深，大型船只也可以安全地停靠。施泰因教授具体指出，面对日本海的元山，其附近的永兴湾温暖不会结冰，感觉上就和对岸的日本新潟差不多。施泰因先生警告道，如果俄国在这里建立海军基地，日本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山县在与施泰因先生会面前，就已经抱有这样的想法，即“我国的政治战略是要让朝鲜完全脱离与中国的关系，让它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以免被欧洲某一强国借事端进行侵略占领之忧”。这段话的意思是，日本的政治与战略是要让朝鲜摆脱中国的影响，并且不让欧洲强国（应该就是指俄国）占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让朝鲜脱离中国这一点上，山县与刚才介绍过的福泽谕吉有着相同的见解。
施泰因向脸色变得非常黯淡的山县提了几个对日本可行的措施。他首先说明，在主权之下的国土范围称为“主权线”。接着说明关乎本国存亡的外国的状态，就是所谓“利益线”，日本的利益线就在于将朝鲜置于中立地位。施泰因认为，日本没有必要立即占领朝鲜，只需让朝鲜如同瑞士、比利时，或是苏伊士运河那样，保持中立状态就行了，要让朝鲜成为中立国，只要取得英国、俄国、中国、德国及法国等多数国家的认同即可。
也就是说，暂且先不主张占领朝鲜才是明智的，而朝鲜中立一事需要得到清政府以及其他列强的允诺。于是，这里就出现了由日本来代替清朝，对朝鲜的中立进行保障和担保的理论。所谓担保，就是通过武力等实力来维持某种状态，山县在与施泰因会面时，就萌生了这种意识。当时是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6月，来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就将开始施行，并召开首次国会，即帝国议会。而调查之后回国的山县则将成为首位内阁总理大臣，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与众多议员对峙。
1889年12月，从维也纳归来的山县从黑田清隆手中接管了内阁。在1890年11月25日召开的第一届帝国议会中，民党人士占据了全部300个议席中的大多数，而山县必须在这样的议会中取得对于海军建设费等军备扩张预算的支持。顺便说明一下，民党反对当时执政的藩阀，在帝国议会众议院中，立宪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的议员都被归为民党，他们在第一届议会的人数达到171人，占所有议席的一半以上。
因为当时只有缴纳直接国税达到15日元以上的人，才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所以不论是拥有选举权的人，还是候选人，都可以说是有钱人，而其中多数是地主。身为地主，大概都希望能够降低地租吧。因此，在立宪自由党中占大多数的地主们，在政府推进的富国强兵政策与休养民力（降低地租）的主张之间，显然更倾向于后者。用现在的常识思考的话，地主（有钱人）应该会支持政府，但在当时，地主却站在民党一边，要求降低地租，反对政府的政策。
在当时的情况下，民党人士对于世界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就以刚才介绍过的福泽还有山县等人对东亚的认知，来与民党方面进行比较。不过在这之前，我想先回溯到更早一点的时代，即11年前的1879年（明治十二年），读一读当时在千叶县担任县议员的干义郎的日记。
西南战争结束两年之后的1879年，出现了资金不足这一重大问题，政府开始增发纸币，造成物价高涨。受此影响，1880年主张尽快开设国会的国会期成同盟成立了，要求开设国会的呼声日益高涨。
干义郎既是出生在千叶县的名望家，也是推动自由民权运动的人物。名望家，一般都在江户时代担任过名主(4)或村方三役(5)等职务，相当多的人也在明治维新以后担任郡公所管辖下的区长等职，属于在地方肩负重要职责的人物。干义郎留下的日记，时间跨度非常长，从1879年一直写到了1931年。
干义郎在日记中写道：
我国稍有学问的人皆在讨论开设国会及自由民权。开设国会当然很重要，但若仔细思考，会发现还有更急迫之事。那是什么呢？就是修正条约。要让日本成为独立国家，就必须修改条约。……因此，我认为眼下第一要事是修改条约，开设国会之事就算稍微延迟也无妨。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主张，应该如何表达呢？
——首先要修改条约。
没错。简单来说，就是这一点。这是干义郎1879年的日记，正是政府答应开设国会（国会开设敕谕）两年前的事。最初倡导民权的，是由板垣退助、片冈健吉等士族所组成的土佐立志社。以立志社为中心，准备建立民权派的全国性组织的则是爱国社，而爱国社在大阪召开大规模集会的时间，就是1879年。
但是，就算是对开设国会如此期待的民权派，也主张先修改条约。当时日本的国家主权被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所侵害，那些绞尽脑汁进行思考，努力制定《商法》和《民法》，试图恢复国家主权的日本人，大多对于国家独立抱有独特的强烈感情，这样的人也同样大量存在于民权派中。
大家大概知道吉野作造这个人吧。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的教授，正是他奠定了大正民主理念的基础。在教科书一类的资料上，吉野作造于1916年（大正五年）在《中央公论》发表了《试论宪政之本义及达成宪政目的的途径》，他是提倡民本主义的学者。比起吉野作造，他的学生、同为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教授的冈义武也不逊色。太平洋战争末期，东大法学系的教授团体与海军的一部分军人，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了不经过苏联而是直接与美国接触、试图停战的活动，冈义武便是其中之一。
冈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36—1938年，曾经前往欧洲留学，其间，他阅读了英国的外交史料。可以说，他是第一位使用第一手资料，把幕末维新时期的日本与英国的外交关系进行好好梳理的学者。而在将日本民权派的自由民权思想与欧洲自卢梭以来的民主理论进行比较后，他注意到一个不同点：日本民权派关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解非常单薄，这一点与欧洲差异极大。
从1935年开始，冈义武着手将这一观点写成论文，并在1939年自欧洲留学归来之后得以完成。这个时间点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不知道大家是立志成为理科学者还是文科学者，还是说想要成为大富豪呢？（笑）先不论梦想是什么，单论努力去实现这些梦想的时机，其实也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冈教授是继承了吉野作造衣钵的知识分子。他写作这篇论文的时间，适逢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还在继续写作。冈教授注意到了日本民权派思想中缺乏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原因。虽然不能将原因完全归结为所谓“没有国家独立，就没有个人独立”这样的口号，但是从明治初期开始，民权派似乎就总是以国家主权为先。当需要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做出选择时，如果缺少自由主义这一支柱，人们就会在某些时代状况下，认同国家所做的任何事情。冈教授想必是在听着步步逼近的战争脚步声的同时，深深苦恼地思考着日本人要怎么做的问题。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这样一个战争时代，他在仔细地回顾着明治时期日本人的内心世界。
也就是说，即使是民权派，即使他们的立场是反政府的，但只要涉及外交或者军事问题，就都与福泽或山县的想法没有太大的差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新政权在诞生之初，就处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之下，所以在要求自由和民主这些理想以前，首先要恢复国家的主权，这种合理主义的观点浸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
当然，也有部分民权派人士主张开设国会才是第一要务，甚至比修改不平等条约更为优先。说起来，这些民权派其实更激进一些，不过他们关于为什么要开设国会的理由相当有趣，可不仅仅是为了讨论法律和预算问题之类的漂亮话。让我们先来看看同样是1879年10—11月间，山梨县的某位民权派记者所写的新闻报道吧。
山梨县与长野县一样，养蚕业盛行，因此也成了制丝业发达的地区。前面已经提到，民权派人士大多是地主阶级，所以对于什么样的法律可以保护贸易和产业，以及关于地租和税金的问题，特别较真。不过，如果也以这样的视角来阅读这篇报道，那可就错了。下面就引用这篇题为《国会论》的社论中的一段话：
原本一国的兵力就不仅是士兵的力量，其根源在于国民团结一致的力量。……总而言之，兵力就是全国民心的集合体。该怎么做才能团结国民之心呢？就是要借由国会。因此，必须立即开设国会。
这是就“为何必须开设国会”这一问题进行的阐述。让人感到恍然大悟的是，这里将兵力解释为国民的集合体，是国民团结一致的象征。如何才能让国民团结一致呢？于是，问题最终归结到了可以借由国会来团结国民这样一个结论。有趣的是，当时人们的脑中还存在着这样一个等式，即所谓的兵力、力量，不光是指狭义上的军事力量，还等同于汇聚人心的场所，也就是国会。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即使是主张以开设国会为第一要务的民权派，他们对于国会的观点，也大多来源于要如何集聚军事力量或者对外的国家实力这种观念。听着日本民权派——这些日后将占据议会中民党议席的人——的议论，就会明白虽然他们一直声称反对政府，但是在左右国家前途的根源问题上，他们其实与其他人并无不同。批评政府的权力中心被萨长藩阀占据也好，指责开发北海道是浪费国家预算也罢，虽然都是对政府政策的反对，但是他们作为反对派，在国会中所起到的作用本应不止于此。在日本的对外政策这一问题上，民权派与福泽、山县之间，并没有多少差异。经过前面的论述，大家能够了解这一点了吧？
下面再将时间稍微向前推进，看看临近甲午战争的时候，人们对战争的感觉。让我们先来看看战争爆发前一年，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的自由党报纸。自由党是由大井宪太郎在第一届国会总选举前的1890年1月重建的，选举之后，他又在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前，将该党改名为立宪自由党。政党几番改名，实在是有点麻烦。1891年坂垣退助就任总裁后，这个党再一次将名称改回了自由党。在这以后，自由党成为初期议会时期的一大有力政党，并且是民党联合的核心。
当时，从上层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到底层的庶民，大家所居住的世界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因此，记者这个角色就显得很有趣。底层百姓就如同生活在民间故事里的张三、李四，或是遗世独立的隐居者，上层人士要如何向这些人传达世界的动向或政府的工作呢？民权派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相比底层民众，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更接近上层的官员们。所以，自由党就发行了两种报纸：《自由党报》和《自由灯》。前者主要刊登以民权派及政府官员为目标读者的严肃文章，后者则是一份图文并茂的报纸，他们借此来将自由党的主张传播给下层民众。“自由灯”，既与“自由党”有相同的读音(6)，也可以被解释为“自由之灯”，还挺俏皮的吧。《自由灯》所刊登的文章都是用有趣滑稽、还带点煽动性的语气写成的，有点类似于演讲，比较能被下层民众所接受。例如，下面这篇由牧原宪夫老师整理出来，并被引用在了《客人与国民之间》(7)这本有趣著作里的文章。文章写于1884年（明治十七年）8月，让我们来简单地看一看这篇文章。
在征兵及税金问题方面，日本人中存在着众多诉苦的老顽固。但对于与外国的关系，却是毫不关心，只要提到外交等话题，就会立刻睡过去……真是充斥着毫无气力的奴隶本性的人们……对于这些散漫的人来说，假如日本变成俄国的附属国，也绝对只会乖乖地听话……
嗯，就算下层的人民没有选举权，但这种煽动方式还是会让人担心，如此鼓噪说这些人毫无用处，真的没关系吗？但如果阅读了整篇文章，就可以发现，这是在向民众呼吁：要是再不好好正视相关问题，日本恐怕就要变成俄国的附属国了。这其实是在用夸张的话语，来拼命地让大家对国会产生兴趣。对于当时的演讲会等活动，不论是否具备选举权，老百姓都会以一种看热闹的心情前往听讲。所以，对于政党来说，这些民众虽说没有选举权，却也是重要的客人。
而以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为目标读者的《自由党报》，又刊登了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知道，自由党的主张与山县几乎是一样的。如果列举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的言论，不外乎是这样一些口若悬河的言论，如“为了支持韩国独立的正义之战”“为了捍卫我国独立的自卫战争”“开化与保守之战”等。
自由党报纸的言论，就如同福泽谕吉在甲午战争开始后的1894年7月29日在《时事新报》所写的文章（《日清之间的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中所说的话。
但他们却冥顽不灵，不懂得普通道理，见到开化文明的进步非但不心悦诚服，反而妨碍进步，且无法无天地对我方表示反抗之意，导致我方不得不发动此战争。
福泽的逻辑是，因为清朝人食古不化，无法理解普通的道理，他们非但不同意朝鲜的改革，反而加以阻碍，所以日本为了文明开化而不得不诉诸武力，日本军队就是为了让清朝了解文明的军队。
看到民权派与福泽举起双手赞成甲午战争，大家会不会感到有点奇怪呢？
——不会觉得特别奇怪。当时的人们大概对战争并没有“反对”或“可以反对”的想法……
啊，我没料到会有这样的答案，有点麻烦了。（笑）是这样吗？在大家灵活的头脑中，并没有“民党＝反政府＝反对战争”的公式呀。嗯……
那就让我们先退一百步来讲。请大家设想一下民权派会反对或者说应该反对战争的情况，毕竟在日俄战争时就出现了相当多的人反对开战，为什么这种情况在甲午战争时没有出现呢？
当然，就像之前所说的那样，民权派也有着要将日本从不平等条约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意愿。但即便如此，民权派为什么没有像反对日俄战争那样反对甲午战争呢？
——没有反对的理由？
如果知道日俄战争爆发前的议会状况，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吧。在日俄战争之前，政友会这样的政党也反对过战争。怎么措辞比较好呢？自由党为什么会采取比较偏向政府的，即便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打仗的路线呢？
——……
大家想到了吗？其中有一个非常直接的答案，还有一个比较深奥的答案。
——因为清朝很弱，相比之下，日本军队比较强，所以战争可以简单地结束。
也就是对清朝的蔑视。或许这个因素也存在吧。还有其他答案吗？
——要是能提高对朝鲜的影响力，出口的生丝就可以卖得更好，农村就可以赚钱，自由党就会得到选票。
虽然这也不是我设想中的答案，但是如果仔细阅读《自由党报》的话，就会发现其惊人的好战态度，而其中一个理由正是刚刚这位同学的回答。在甲午战争中获胜后，日本就能独占对朝鲜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从而扩大日本的市场规模。当时的日本对于这种前景确实有着相当大的期待。
让我们试着用政治学等思考方法，来将现在的思路再扩大一些吧。福泽谕吉曾经说，虽然民党在众议院占有八成议席，可以将政府的法案与预算案逼到无法通过的地步。但是，面对政府还是只能进行诸如“藩阀政府”“专制政府”之类的批判。有点像现在的执政党对民主党（2016年民主党与维新党等合并成为民进党）等在野党的批评。到头来，政府的重要职位大多由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这四个幕末雄藩占据。因此，民党中的自由党和改进党的成员们即使既有钱又有头脑，也无法进入藩阀政府内部。
如今可以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来任用官员。如果有志成为内阁大臣，只要取得国会议员席位，就会有机会，因为内阁大臣的半数以上都选自国会议员。但在当时，这种以政党为基础的议院内阁制以及国家考试制度都还没有建立起来，政府的人事都掌握在藩阀政府手中。福泽就表示，假如朝鲜被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而日本人也可以自由出入的话，政党成员们就可前往朝鲜这一新天地去取得相应的地位。事实上，甲午战争后，不仅中国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而且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力也得到极大地提高。台湾“总督府”首先被建立，经过日俄战争和之后的日韩合并，朝鲜“总督府”也被建立起来。这就意味着出现了数千个新的政府职位。
无论是圣诞节、新年还是盂兰盆节假期，历史学家大概都会在国立公文书馆等地方一直看历史资料的微缩胶片，毕竟入了这一行就注定要这样。（笑）所以，我也曾看过在台湾“总督府”和朝鲜“总督府”任职官员的名录。甲午战争后，中国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日本在当地建立各类机构，并派遣了非常多的日本人前往任职，其中包括小学老师、农业试验场的技师及法院的法官、警官，当然还有军人等。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台湾“总督府”共有43870名日本官员。就官员的职位数量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因此，对外战争所带来的不仅是市场规模的扩大，还有福泽所说的：“现在，民党要获得新的殖民地，并在当地取得自己至今未能得到的行政职位。”而这就是自由党等在议会中并未强烈反对战争的理由之一。
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
想不到吗？那么差不多就公布答案吧。甲午战争是一场历时9个月的战争（1894年7月25日至1895年4月17日），平均每个月所花的军费是2000万日元，临时军费则控制在约2亿日元。那时大隈财政(8)已经结束，正是松方财政(9)时期，明治政府对于通过发行国债来增加国家年度收入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政府担心实施这种政策，会危及国家的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日本是个不举债的国家。
甲午战争的军费，经由从第一届议会开始进行的交涉而准备完毕。在讨论甲午战争的经费之前，我想先对当时的预算制度进行一些基础性的说明。当国家要用钱时，政府需要先提出预算案，经议会同意后，才可以使用相关的经费。关于这一点，《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六章“会计”当中有相关的规定。明治维新后，虽然还有些勉强，但日本还是基本维持了安定。完成地租改正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是另一个因素的影响更大，即形成了能够提出年度收入和支出的制度，也就是说可以编制国家预算。这是非常重要的国家计划。例如，当准备购入数艘战舰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制定一个十年期的购买预算案。而拜地租所赐，政府终于能够制定预算了。
这里的重点是宪法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国家的年度收入及支出必须要提出每年预算案，并经帝国议会决议通过。”因为有这项规定，所以就算是政府也无法任意决定预算。如果议会没有对年度预算做出“这个预算案没问题”的表示，预算案就不能成立。
当时，明治天皇为了建设海军，曾经将皇室经费转给海军建造舰艇。另外，让政府缩减自身经费也是一种手段。因为民党绝对不希望增加地租，所以民党向政府所要求的，就是督促其精减人数众多的官员所需要的经费。从第一届议会开始，民党方面的议员就一直强烈主张缩减政府开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什么样的观点呢？不论是自由党还是改进党，都自负地认为是因为自己强烈要求国家节约政府开支，才筹措到战争所需的费用。我是如何知道民党议员们的这种心情的呢？其实是来源于史料。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田中正造所写的贺年卡。
在日俄战争时，田中正造明确坚持反战立场，但在甲午战争时，他却支持战争，而且他在之后发生的足尾铜山矿毒事件中，向明治天皇提出了直诉状，时间是在日俄战争爆发前的1901年。田中在第一届众议院选举中当选，是立宪改进党的议员，他认为甲午战争“是一场好战争”。1895年1月1日，甲午战争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人们对日本获胜充满了信心，田中在这一天寄出的贺年卡中这样写道：
恭贺新禧！文明的名誉在全世界发扬光大。海陆军连战连胜，压倒四百余州。2600多万日元剩余金支付了5个月的军事费用。这是自议会开设以来，民党辛苦忍耐、尽力节省经费的结果。我想没有同苦，就无法共享喜乐。正因为过去曾经与各位共苦，所以今日与大家共享喜乐。一同祝贺吧。
几乎全是汉文的世界呢。现在的人如果收到这样难懂的贺年卡，新年的快乐气氛可能也就飞走了。“四百余州”是一个比喻，就是指广阔的中国。“剩余金”就是年度支出剩下的钱，用来支付5个月的战争费用，这是我们大家拼命逼着政府节约的成果。因为当时的弹药、军舰等战备多由英国及法国制造，所以支付军费是个没法通融的问题。而日本政府能够支付这些军费，就是我们民党的功劳了。总而言之，是议会持续向政府要求节约、打击官员的浪费和海军贪污等，才把钱从预算中一点一滴节省下来，用以支付军费。
这段话含意颇深。也就是说，甲午战争的胜利并非山县、海军或是陆军的功劳，而应该归功于在议会拼命要求政府节约行政费用、筹措战争经费的民党。真是强势呢。这是在以后要直接向天皇告状的人、一个坚定的民党人士对于甲午战争的想法，请大家记住。
最后，让我们来说一说最终将日本引向开战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请大家仔细阅读陆奥的以下言论，这是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他在帝国议会演讲的节选。
若要达成修改条约之目的，就必须让外国看到实际的证据，即我国的进步、我国的开化，使得我国真正成为亚洲特别的文明，一个强大的国家。
陆奥宗光的意思是，如果要成功与列强修改条约，就不能只在鹿鸣馆等地向列强展示日本的发展状况。要让欧美列强确切知道日本的进步和开化，就必须让他们亲眼看到，虽然同在亚洲，日本乃是特别的文明，并具备相应军事力量的实际证据。
这个演说果然非常强势呢。在日本与清朝因为朝鲜政府能否推进财政改革而陷入争执之时，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将局势引向战争。我们必须考虑外务大臣陆奥对日本政府这一立场的影响。
在即将开战前，陆奥还发出了这样的言论：“只要错不在我方，不论采取何种手段，都要制造开战借口。”首先发难要求开战的居然不是军部大臣，而是外务大臣。因为在甲午战争可能爆发的时候，或是在开战以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势必会进行各种干涉，比如敦促早日停战，或者要求日军不得攻入北京，等等。所以陆奥说，不论采取何种手段，也要制造出日后日本不会被批评的开战借口。
——真是惊人。
那么甲午战争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来说一说战争即将爆发前的情况吧，先看一看陆奥宗光的著作《蹇蹇录》吧。在甲午战争结束后的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4月，日本与清朝签订媾和条约后不久，俄国、德国、法国三国认为日本不能夺取属于中国大陆领土一部分的辽东半岛，要求将之归还中国，这就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蹇蹇录》写于发生这一事件的当年年底，陆奥宗光在其中详细讲述了甲午战争中，他是如何行动、如何奋斗，却遭到三国干涉的经过。也就是说，这本书要表达的实际上是某种辩解。《蹇蹇录》这个不常见的书名，来自中国古典中的“蹇蹇匪躬”（意指劳心劳力、全心全意地侍奉君主）一词。总之，陆奥是在向明治天皇说明自己是如何开战、获胜、和谈，但在最后却受到三国干涉的经过。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甲午战争的开战过程，需要注意的是，这本书完全是从陆奥个人角度出发的。它以“东学党之乱”作为第一章，以“俄国、德国及法国三国的干涉（下）”作为最后一章。也就是说，他将东学党起义作为甲午战争爆发的大前提，那么我就先对这一事件进行一些说明吧。
1894年，朝鲜国内发生了反抗朝鲜政府的农民暴动。因为这些农民信奉东学，因此被称为“东学党”。东学是与西学（基督教）相对的说法，以儒教为根本，融合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是当时朝鲜的民间宗教。由金琫准率领的东学党起义（韩国称之为东学农民战争、甲午农民战争）扩展到整个朝鲜半岛，并在当年6月达到高潮，朝鲜政府因此请求清朝出兵。
当时的清朝不惜诉诸武力，也要守住朝鲜。“为保护属邦”，李鸿章立即派遣2艘巡洋舰以及2000多名陆军到朝鲜。6月6日，清朝向日本发出了出兵朝鲜的照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日本与清朝之间签订了有关于朝鲜的条约，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1885年（明治十八年）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条约规定，当朝鲜发生任何问题需要出兵时，两国应在事前照会。虽然条文上日本与清朝处于平等的立场，但是从地理上来说，中国与朝鲜领土接壤，而日本与朝鲜则隔海相望，因此，实际上清朝在派兵方面较为有利。日本方面在6月7日联络清朝，表示了出兵的意向。
但在6月11日，并不喜欢外国干涉的朝鲜政府几乎全盘接受了农民军方面的要求，局势很快就得到了控制，清军沉浸在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撤军的氛围中。而在前一天，却发生了让朝鲜政府和清朝方面都惊讶的事。那一天，日本派遣430名海军陆战队员进入汉城，虽然人数不多，但却展现出了让人无法置信的迅速行动力。6月16日，又有4000名日本陆军在仁川登陆。陆奥说出了这样深沉的话语：
我政府的计策是在外交方面居于被动者地位，而在军事方面则要时刻掌握先机。
陆奥暗示道：“在外交方面，日本不得已，只能采取被动姿态。但在军事方面，则在确实地准备着。”
以前人们的表达方式还真是有意思。“被动者”这个词在现代几乎已不再被使用，就是自己并不想做，“被如何如何”的被动形态。关于“军事方面则要时刻掌握先机”这一点，许多学者做过相关的研究。例如，从广岛派出的军队最快需要多少时间抵达朝鲜半岛的仁川，结果发现，日本的确从相当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行相关准备了。但至少在外交方面，陆奥认为还是要等待“朝鲜发生动乱、中国首先出兵”的时机。
朝鲜的局势已经趋于稳定，但是日军与清军却开始了在朝鲜的对峙。甲午战争是在一个月后的1894年7月底（宣战时间是8月）开始的，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陆奥宗光提议，由日本与清朝一起向朝鲜政府要求改革，并表示“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前，不会撤兵”。这可真是有点微妙呢。日军与清军正在对峙，而朝鲜被要求的“改革”是编制预算、制定征税手段等绝非一朝一夕可成的项目，日本还提出要求，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之前不撤兵。
这就是“外交方面居于被动者地位”。反正无论是谁，都很难批判要求经济改革这种事。虽然朝鲜政府确实需要经济改革，但是日本不撤兵的举动很难说是被动者，这种立场显然更主动，更有攻击性。
一方面，清朝义正词严地表示，最重要的就是双方一起撤军；另一方面，对于日本提出的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则表示“日本自己去处理就行”。因为当时朝鲜政府内部有许多亲清派，已经不存在听从日本指挥的势力了。从清朝的角度来看，大概是认为陆奥的强硬态度只不过是表面功夫而已。因为清朝了解到，当时日本的帝国议会上发生了争执，政府如果不停止宪法，可能就没法通过预算案。所以日本应该只是做出需要处理国际问题的姿态，来给解决国内问题争取时间吧。如果阅读中国方面的史料，就能够发现当时清朝的驻日本公使做出了上述判断。
当陆奥强硬地表示“不撤军，日本决意即使只有自己，也要进行朝鲜的改革”时，清朝进行了相当聪明的反驳，让日本一时语塞。如果站在清朝派驻朝鲜顾问的立场上，应该如何反驳日本的要求呢？
——……太突然了，有点困难。
给个提示，是直接利用对方的言论进行反驳，这在外交上也是最有效的做法。清朝要如何反驳，表示“朝鲜不需要在此时进行改革”呢？日本曾经用某种主张来批评朝鲜与清朝的关系，清朝应该如何利用这一点来进行反击呢？
——朝鲜政府并没有请求日本过去帮忙。
是的，没错。虽然说日军与清军同在汉城，但是清军是受朝鲜政府请求而出兵的，而日本并没有接到请求。不过，因为《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的关系，日本也有出兵朝鲜的权利。清朝一旦反驳日本并不是朝鲜政府请来的，日本就答不出话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必须尊重朝鲜的意愿。
为何日本必须那么做呢？
——因为朝鲜是“独立国家”。
没错没错，而且可以用过去日本曾使用过的一个词来表述，就是日本与朝鲜缔结条约时留下的一个词。
——“自主之邦”。
是的，就是这个词。观察这样的互动过程挺有意思的吧。“你们不是说朝鲜王朝、李氏王朝是独立自主的吗？”清朝就这样正中要害地反驳了日本。1876年2月，日本与朝鲜缔结的《江华条约》第一条就这样明确了，而且在那之后，日本也持续地强调这一点。福泽谕吉也一直说：“因为清朝以宗主国的身份位居朝鲜之上，所以朝鲜政府无法断然实行改革。”清朝反驳道，一直以来表示朝鲜是“自主之邦”的日本，要强制进行有干涉内政之嫌的改革吗？这个时间大约是6月21日。
因为发生了东学党起义这样的突发事件，所以中日双方根据先前缔结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共同出兵朝鲜。在双方军队保持一定距离的对峙状态下，清朝与日本进行着外交上的折冲。这就是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之前的状况。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关于是否要推动朝鲜政府内部改革的主张，就带上了相当强烈的强迫性色彩。但即便如此，日本方面最终还是决定要用武力来改变由清朝决定朝鲜是否为“自主之邦”的状态。
最终，甲午战争爆发了。这当然不是陆奥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关于这一点，还应该从国际环境出发来加以确认，清政府在开战前就已经充分认识到日本担心俄国会进行干涉。从甲午战争是帝国主义代理人战争的性质来说，这场战争的爆发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
英国在1894年7月16日从背后支持了日本，这种支持相当于是对日本说：“想干的话，可以干啊。”这个时候签订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就是英国支持日本的表态。其实，一直到签约前夕，英国都在担心如果日本与清政府因为朝鲜问题纠缠不清，进而开战的话，俄国可能会趁机南下。但是，随着英俄之间对话的展开，英国渐渐开始将无所作为的清政府的态度看成是软弱，并因此转变了态度，准备通过支持日本来对抗俄国的南下，开始响应日本关于关税自主权和修改治外法权等要求。战争爆发前着手进行的这些程序，可以看作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个信号，如果这意味着日本要进行战争的话，英国会采取旁观的立场。
相应地，清政府就成了俄国的代理人。甲午战争后，李鸿章接近俄国的行为，某种程度上也正确地反映出了在这场代理人战争中，各方在开战之前就已经确立的对立关系。
为什么英国和俄国会在以朝鲜为舞台的甲午战争中对立呢？大家可以试着以经济利益为中心来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甲午战争结束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之中。为期9个月的战争结束后，1895年4月，中日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其中第一条就是“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对于朝鲜的形容词，是不是越来越繁复了？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多少会觉得这个句子有些不可思议吧。想要代替清政府来对朝鲜施加影响的日本，却让清政府许下了这样的承诺。
在1876年（明治九年）订立的《江华条约》中，已经出现了“自主之邦”这样的用词；而在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中，进一步变成了“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这些关于朝鲜的条约及通商口岸的开放等，都会通过最惠国待遇来让其他列强也得到同样的待遇。当然，因为有地理上靠近朝鲜的有利之处，可以预见日本大概会占有朝鲜市场庞大利益中的大部分。《马关条约》还规定，除已经作为通商口岸开放的城市之外，再开放沙市、重庆、苏州及杭州等地。同样地，这些条件也可以平等地适用于其他各国，所以对列强来说，日本的胜利也实现了它们在贸易上的利益。
对于近代日本来说，甲午战争是首次与大国的战争。根据参谋本部编纂的官方版战史，1894年7月25日到1895年11月18日，日本陆军的阵亡人数为13488人，伤病总人数为285853人。死者相对来说比较少，但伤病者真是非常多。海军的阵亡人数则是90人，受伤197人，陆海军共有约14000人战死。清朝方面的详细阵亡人数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根据研究甲午战争第一人的原田敬一的估计，清朝方面大约有3万人战死，而朝鲜方面大概也有3万人以上的牺牲者。
下面来看看甲午战争结束后的日本吧。经过甲午战争，日本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刚才已经提及的与英国的关系。1894年7月，《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并在原则上恢复了关税自主权。日本从清朝获得的2亿两白银（若加上赎辽费，总计约3.6亿日元）赔款，实在是一笔巨款，要知道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国家预算仅约为1亿日元，这相当于获得了3倍于国家预算的赔款。
那么在国内政治方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大概可以用十个字来论述。
——是战争结束后立即出现的改变吗？
很好的问题。并不是立即出现的，是大约5年内的变化。给个提示，福泽谕吉也说过参与其中的话。
——获得赔款，使财政得以好转。
从清朝获得的赔款，六成被用于以俄国为假想敌的军备扩充和八幡制铁所(10)的建设费，另外还填补了充当军费的临时军事费用，让紧张的财政状况获得了缓解，确实是很大的影响。
——让国民产生了“日本是亚洲盟主”的意识。
没错。日本人对清朝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朝是个大国，过去一直很强大，让人感到害怕，而且直到近代之前都是文化的中心，如果说到文人，那就是指清朝和朝鲜的知识分子。但是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士兵看到拖着辫子的清朝士兵，使用着规格完全不一的武器来打仗，就不免产生了轻蔑之感。在出现轻视中国的情感这一点上，回答正确，这也确实是东亚盟主意识的萌芽。不过，这也不是我想到的答案。
——普通选举之类的……
没错，真是敏锐，就是这一点。甲午战争结束后的1897年（明治三十年），民权运动家中村太八郎等人以长野县松本为据点，成立了普通选举期成同盟会。战争结束后，一部分人开始讨论改革设限选举制度的问题。1890年的选举，选出了第一届帝国议会。大家知道，当时只有缴纳直接国税15日元以上的人才有选举权。也就是说，最开始的选举是有条件限制的。7年之后，在松本成立了普通选举期成同盟会，为何中村太八郎和木下尚江会突然意识到必须争取真正的普选呢？
——没能得到辽东半岛，让很多国民对政府有一种失望感，于是转而支持这一运动。
我认为“失望感”这个词用得很好。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人数是45万人，再从中选举300人作为帝国议会的众议院议员，失望感就是在这种状况中产生的。另外，当时还出现了许多以三国干涉还辽为题材的小说和时事评论。
德富苏峰是一位思想家，也是出版《国民之友》杂志的评论家。他原本抱有民权主义的想法，但是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他的思想开始转向国权论。当时的国民都非常关注三国干涉还辽问题，正是因为民众对时事有这么高的关注度，中村等人可能也期待着民众对自己的支持，所以才发动了普选运动。还能想到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在与俄国对立关系明确化的状况下，即使没有政治权利，但一旦与俄国开战，也有可能被征召入伍，对于这种前景感到不公平的人在增加。
原来如此。很有主动性的回答呢，非常有意思。在甲午战争中，约有14000人阵亡。如果开战，民众就会被征召，直面死亡。所以在考虑将来的战争时，自己既然有可能会被征召，就应该拥有相应的权利，即选举权，这正是普选的思想。已经越来越接近答案了。
——因为三国干涉，政府就不得不放弃既得利益，民众觉得政府靠不住，没有反映民意。
对，这就是正确答案。当时的人们常常有这样的想法：日本明明在战争中获胜了，但是因为俄国、德国和法国的不满，就必须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这是军队虽强，然而外交太弱的缘故。因为政府的软弱，就擅自归还了国民浴血奋战得到的东西，而政府之所以能够这样自作主张，就是因为没有普选的关系。
宣战与和谈的权利是由天皇在内阁或国务大臣的辅佐下行使的，因此，议会几乎不会讨论外交议题，既无法通过法律进行约束，也无法借助预算来控制。虽然议会也有诸多局限性，但是能够反映国民意见的也只有这里了，所以只好通过普选来对政府施压。当时要求普选的人们大概就是抱着这种想法吧。以对三国干涉还辽的不满为契机，人们开始期望实现普选，着实有些出人意料呢。
(1) 哥拉巴宅邸，位于长崎的哥拉巴公园内，是幕末至明治初期在日本经商的英国商人托马斯·布莱克·哥拉巴的旧宅，现为长崎著名的观光景点。
(2) 布瓦松纳（1825—1910年），法国法学家，明治初期受日本政府聘请，在司法省法学校等处任教，负责起草了“旧刑法”“旧民法”等法律。
(3) 1838年（天保九年），绪方洪庵在大阪开设的兰学私塾，又称适适斋塾、绪方塾。
(4) 名主为村落的最高职位，相当于村长，负责管理村落的账簿、年租收入、社会治安及相关行政事务。
(5) 村方三役亦称地方三役，是村落的首领，确立于江户时代。村方三役包括名主、组头和百姓代三职，是负责村落行政自治的农民官吏，也是村落管理的直接责任者。
(6) 在日文中，“党”与“灯”有相同的读音。
(7) “客分上国民の安儿太——近代民衆の政治意識”，吉川弘文馆1998年版。
(8) 明治初期，由参议兼大藏大臣大隈重信推行的财政政策。他通过废藩置县、地租改正、秩禄处分等政策，保证明治政府的财政稳定，并通过建立官营工厂和国有银行向私营企业主提供资金来实现产业的现代化。
(9) 19世纪80年代，大藏大臣松方正义推动的财政政策。松方正义在1881年10月取代大隈重信成为大藏大臣，并贯彻大隈财政末期开始推动的纸币整理，于1882年借鉴比利时中央银行制度创设日本银行，建立日本现代信用制度。
(10) 八幡制铁所是位于日本福冈县北九州市的炼钢厂，1901年开始投入生产。二战之前，其钢铁产量占日本全国产量的一半以上，是当时日本最大的炼钢厂。现为新日铁住金旗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