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宋夏关系与庆历新政
一、宋夏战争
宋真宗时宋曾与西夏签订景德和议，宋仁宗时西夏李元昊称帝，宋夏战争再起。
据说西夏出自党项拓跋氏的一支，原本在川藏青一带活动，后来遭到吐蕃排挤，迁徙到陇东、陕北，分为庆州（今甘肃庆阳）东山部与夏州（今陕西靖边）平夏部两支。唐末期（881），平夏部参与唐朝镇压黄巢的战争，首领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赐姓李氏，统辖夏、绥（今陕西绥德）、银（今陕西米脂）、宥（今陕西靖边）、静（今陕西米脂西）五州。历经唐末五代，党项李氏部落始终以藩镇身份，与中原王朝维持着臣属关系。宋朝建立后，党项李氏以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的身份继续与宋保持藩镇臣属关系，历李彝兴、李光睿、李继筠三代，并一再出兵帮宋进攻北汉。
太平兴国五年（980），李继筠死，由其弟李继捧袭承藩职。由于李继捧在党项贵族中缺乏号召力，激化了各部的权力斗争，赵光义趁机命李继捧入朝。李继捧无奈携全家赴开封朝见赵光义，并向宋朝献出了夏、绥、银、静诸州。于是赵光义命党项李氏全部迁居京城。
李继捧归附宋朝，引起了党项内部的分裂。居住在银州、时任定难军都知蕃落使的李继捧族弟李继迁不愿内迁，便以为乳母发丧为名，奔走水草丰美的地斤泽（今属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以此为根据地，号召部族，抗宋自立。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迁攻夏州，翌年攻葭芦川（今属陕西佳县）等，均遭失败。雍熙元年（984），李继迁进攻夏州西北的王庭镇，宋军增援不及，被李继迁大败。李继迁乘胜四处出击，被宋军成功夜袭根据地地斤泽，李继迁几乎全军覆没，仅与弟继冲及亲信张浦等数人逃脱。之后李继迁以“李氏世有西土”为号召，得到党项部族的接济与支持，在夏州以北的黄羊坪重整旗鼓，图谋东山再起。
雍熙二年（985），李继迁一度占领银州城，又被迫放弃。次年，李继迁归附辽朝，成了辽朝的定难军节度使，还与辽通婚，到淳化元年（990）又被辽封为夏国王。宋朝采取以夷制夷的对策，重新授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派他镇守夏州，对付李继迁。不料李继迁暗中通好李继捧，淳化二年攻占了银、绥二州，并让李继捧为他请封讨赏，宋朝不得已授予银州观察使，赐名赵保吉。李继迁又拉拢李继捧归附辽朝，辽封李继捧为西平王，并再次进攻庆、原、环等州。淳化五年，宋朝派马步军都使李继隆讨伐李继迁，李继捧将这一情报告知李继迁，李继迁反而吞并李继捧部众，夺其物资，李继捧大败，被囚回开封。李继迁在宋军的打击下再次避居沙漠后，仍然进攻宋朝州军，抢劫宋军粮草。
至道二年（996），李继迁截获宋军运往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的40万石粮草，进围灵州，赵光义派五路大军增援，李继迁以迂回战术对付宋军，宋军无功而返。至道三年，李继迁表示向宋臣服并再次索要夏州，这时赵恒刚刚继位，无暇应付西夏战事，便授李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及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这样，李继迁经过10余年的努力，恢复了党项李氏唐朝时的“故土”。咸平五年（1002），李继迁在辽朝的支持下攻占灵州，改灵州为西平府。次年，李继迁从夏州迁居西平府，并试图攻取吐蕃六谷部酋长潘罗支控制的凉州（今甘肃武威），潘罗支诈降伏袭李继迁，李继迁中箭而归。
景德元年（1004），李继迁去世，其子李德明继位。这一年正好辽宋订立“澶渊之盟”，辽宋关系缓和，李德明便向宋朝请和。景德三年，李德明与宋朝达成和议，宋封李德明为西平王，赠送大量的物资。李德明统治西夏的近30年间，一边与宋朝维持和平，一边夺取吐蕃控制的凉州和回鹘控制的甘州（今甘肃张掖）。经过反复争夺，其子元昊于天圣六年（1028）和明道元年（1032）占据了甘州和凉州。这时李德明准备建国。李德明同时臣服于辽、宋两国，辽、宋相继封其为夏国王和夏王。大中祥符九年（1016），李德明追尊其父李继迁为“皇帝”，天禧四年（1020）在灵州怀远镇（今宁夏银川）修建都城，改名兴州。明道元年（1032），李德明去世，元昊继位后继续与回鹘作战，至景祐三年（1036）攻取瓜、沙、肃三州，占领河西走廊，又不断侵扰宋朝边境。景祐五年（西夏大庆三年，1038）十月十一日，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元昊希望宋朝承认他称帝的既成事实，此举激怒了宋朝。元昊得不到宋朝的承认，决定用战争来实现他的目标，从康定元年（1040）至庆历二年（1042）向宋朝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康定元年初，元昊进逼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刘平、石元孙等军队从庆州来援，元昊于三川口（今陕西安塞北）诈降伏袭，大败刘平、石元孙军队。继而元昊猛攻延州七日，遇大雪，又恐后路被切断，才解围撤军。三川口之败，震惊宋廷朝野。宋朝调整了西北的统帅，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泾州，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对夏作战，韩琦主张主动进攻，根除隐患；范仲淹估计宋军实力不足，主张坚壁清野，固守抗敌。
庆历元年（1041），宋朝还没决定采取哪种策略，元昊已发动第二次进攻，举10万大军进军渭州（今甘肃平凉）。韩琦命任福、桑怿率部迎击。元昊诈败以诱敌深入，宋军追至好水川（今甘肃西吉县单家集东）才知中计，但为时已晚，经激战，任福、桑怿力战而死。好水川之败使范仲淹防守与议和的策略逐渐清晰，但朝中反对议和之声仍很激烈。
庆历二年（1042），元昊再次兴兵，进攻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宋知渭州王沿派葛怀敏迎敌，再中元昊诱敌深入之计，在定川砦（今宁夏固原市中河乡红崖村上店子水库东）为西夏军包围，水源又被西夏军切断，只得冒险突围，被元昊伏兵围歼，全军覆没。元昊继续直逼渭州城，王沿无兵可守，只得布疑兵阵、使空城计，元昊放弃攻打渭州，纵军大肆抢掠七百里而归。定川砦之败，使宋朝决定采用范仲淹的防守与议和策略，派韩琦与范仲淹等人布置宋夏防线，在宋夏边境的要冲之地修城筑砦，构建牢固的军事据点，并训练当地亦兵亦民的乡兵、蕃兵和弓箭手对付西夏军队的侵扰。
同时，宋朝开始谋求与西夏的议和。由于西夏国力有限，经不起长期战争，加上议和会给西夏带来丰厚的物质利益，元昊立即响应了宋朝的议和主张。庆历四年（1044），宋夏达成协议：元昊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西夏国实际政治独立；宋朝每年给西夏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每年还要给西夏国节日与生日礼物银2万两，银器2千两，绢、帛、衣2.3万匹，茶1万斤；两国恢复贸易往来。
正当宋夏交战之时，支持西夏的辽朝趁机敲诈宋朝，以西夏保护国自居，于庆历二年（1042）正月派使者质问宋对西夏的战事，勒索关南之地，并威胁将兴兵伐宋。同年九月，宋朝答应在澶渊之盟所定之外每年增纳银10万两，绢10万匹，其中一半用以替代关南租赋，一半用以答谢辽朝对西夏的约束。这样，辽朝破坏了与西夏的联盟，虽不费一兵一卒从宋朝得到了好处，却引来辽夏关系的恶化。元昊对辽朝的出卖行为十分不满，后来又发生了辽朝境内党项族部投附西夏的事件，辽夏联盟彻底破裂。元昊为防止宋辽联合而勿忙向宋称臣，于是达成宋夏和约。不久，辽举10万大军进攻西夏，渡黄河，在贺兰山北与元昊军激战。西夏军队难以抵挡，元昊连连退兵，坚壁清野，伺机反攻，最后重创辽军。战胜辽军后，元昊立即与辽议和，缓和夏辽矛盾。这样，宋、辽、夏三方鼎立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
二、庆历新政
庆历年间（1041—1048），宋仁宗赵祯起用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新兴政治派别，试图以新政渡过危机，遭朝中保守势力强烈反对，新政草草收场。
为了防止君权旁落，宋朝自建国以来，即严重削弱武将实权，同时以科举制度向社会开放仕途，培养庞大的文人官僚集团以实现对全国之统治。宋朝统治者全无长远的政治目标，只以巩固君权为能事。为了稳定文人官僚集团对赵宋王朝的忠心，宋廷给予高级文人官僚优厚的待遇，允许他们在皇帝的生日、重大的祭祀日、大臣退休或去世时，向朝廷推荐自己的子弟、亲属或门客做官，这称为“门荫”或“恩荫”；又规定，官员任内每年勘验其劳绩过失，合格者寄禄官阶（级别）定期迁转，实际中勘验沦为形式，不管政绩如何，文官三年升迁一次，武官五年升迁一次，这称为“磨勘”。这种政策，导致官僚集团臃肿而行政能力低下，吏治十分腐败。
乾兴元年（1022），赵恒死，其子赵祯继位，太后刘娥临朝称制，年号天圣（1023—1032）。刘娥原是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的孤女，年幼时嫁给银匠龚美，两人往京城谋生，后龚美将刘娥改嫁，时为襄王的赵恒将其引入王府，赵光义听闻后命赵恒将刘娥逐出，赵恒将刘娥寄留于王府给事张耆家中。刘娥在赵恒即位后被接入宫中，并晋升为德妃，郭皇后去世后，赵恒力排众议，立刘娥为皇后。刘娥无子，其侍女李氏为赵恒诞下唯一存活的皇子赵祯，刘娥将赵祯夺为己子，赵祯即位后仍隐瞒其身世。李氏去世前进位宸妃，去世后，宰相吕夷简提醒刘娥为身后谋，以一品礼和皇太后服为李氏入殓厚葬。明道二年（1033）刘娥去世，赵祯得以亲政。这段时期，宋朝内政外交相对平稳。但刘娥擅权，隐瞒赵祯的身世和其生母身份；赵祯平庸，为后宫后妃的争执而焦头烂额；而丁谓、吕夷简等宰执大臣，为了擅权钩心斗角、结党营私、排挤异己，宋朝政治风气庸腐堕落。
范仲淹（989—1052），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年幼丧父，母亲谢氏携其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朱文翰。范仲淹曾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书院求学，大中祥符八年（1015）考中进士。天圣年间，太后刘娥临朝，范仲淹多次上书，指陈时弊。天圣七年（1029），时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上疏请太后还政于赵祯，被贬为河中府通判。赵祯亲政后，范仲淹被召回京城任右司谏，当时因后宫矛盾，赵祯决意废后，宰相吕夷简附和，范仲淹率台谏官员质问宰相，准备廷争，被出知睦州（今浙江建德）。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回京权知开封府，次年因不满吕夷简擅权营私，将京官晋升情况绘成《百官图》进呈，又撰文指摘时政。吕夷简大怒，又以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等理由，将其出知饶州（今江西鄱阳），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为其鸣不平，也被出为地方官，此四人时称“四贤”。宋夏战争时，范仲淹因韩琦推荐出镇延州，宋夏战争结束后，范仲淹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庆历年间，宋朝面临内忧外患，除夏、辽侵迫，庆历三年（1043）五月，沂州士卒王伦率众起事，九月，张海和郭邈山在商山起事，所到州县，宋朝官吏或作鸟兽散，或迎接起事者入住县衙，宋朝派出大军才得以剿灭。这时吕夷简已以太尉致仕，赵祯感到统治危机，要求新提拔的范仲淹、韩琦和富弼等人提出应对措施。范仲淹呈《答手诏条陈十事》，拉开庆历新政的序幕。范仲淹所陈十事包括：（1）明黜陟，即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2）抑侥幸，即限制官僚子弟亲友通过“门荫”做官；（3）精贡举，即改革科举内容和程式；（4）择官长，即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5）均公田，即调整多寡过分悬殊的官员“职田”，防止和减少贪污；（6）厚农桑，即组织和奖励兴修水利，发展生产；（7）修武备，即招募京畿卫士，并组织他们务农；（8）减徭役，即裁并州县，减轻农民徭役；（9）覃恩信，即督责地方落实执行赦令等恩泽；（10）重命令，即严肃中央政令。十事主要分为整顿吏治、改革教育考试制度、加强武备和发展生产四个方面，赵祯对其中的大多数内容予以采纳，并参考其他大臣的建议，颁布了多道诏令，实行所谓的“新政”。
十月，赵祯下诏，选任了一批按察使派往各路视察官吏状况。范仲淹根据按察使送上的有关各地官吏状况的报告，亲自圈选各路长官（监司），见到不合格的，立即以笔勾去。富弼提醒说，一笔勾去一个监司是很容易，只恐怕这一家人都要痛哭。范仲淹却认为，一家哭比一路哭好得多。第二道诏令改革官吏升迁制度，规定要对官吏的政绩经过严格的考察后才能升迁。第三道诏令禁止宰执大臣的子弟亲戚索要作为皇帝文学侍从顾问官的“馆职”。第四道诏令改革门荫法。官僚的门荫权利，只能传留给他们的儿子和直系亲属，除长子、长孙外，其他人门荫要限制年龄。圣节日的候补官恩迁，一律取消；郊祀等重大祭祀日的荫补也要通过考试。第五道诏令削减宗室高官的职田，按新标准重新分配职田，使各级官员的职田不至于过分悬殊。第六道诏令要求全国在各州县设立学校，各地考生需在州县学校学满三百日，才许报名参加地方的科举考试（秋试）。同时改革了进士科考试的内容，先考“策”，即对行政事务提出自己的见解并阐述理由；再考“论”，即对某个论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形成论文；最后考传统的诗赋。这些改革措施打乱了因循守旧的官僚习气，触动了许多官僚的利益。比如范仲淹派出按察使，大胆揭发各地官吏的不法行为，并要求朝廷立即罢免他们的官职，使赵祯感到十分头疼；原来的官员不欢迎范仲淹新举荐的各路监司官；新的科举科目让原来只知背诵经义和诗赋的举子感到无从适应。
新政更遭到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的极力抵制，结党营私成为他们攻击改革派的重要理由，而改革派自诩为君子，攻击反对派为贪利小人。君子不党是传统儒家的道德标准之一，赵祯对于范仲淹等道德君子结党营私的说法十分困惑，向范仲淹寻求解释，范仲淹回答说，物以类聚，臣僚有正有邪，各自结党，如果君子结党为善，对国家没有害处，就不应该禁止。欧阳修更写了一篇《朋党论》，认为朝廷中如果罢斥了小人之党，而由君子之党当权，那么天下就能得到治理。
改革派的激进态度激化了与反对派的矛盾。夏竦策划阴谋来陷害改革派官员。石介在赵祯提拔范仲淹等人入朝时，对已任命为枢密使的夏竦被改判亳州十分兴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将改革派入朝称为“众贤之进”，将夏竦出知亳州说成是“大奸之去”。夏竦对此怀恨在心，唆使婢女模仿石介笔迹，将石介致富弼信中“行伊、周之事”篡改为“行伊、霍之事”，宣扬改革派的势力已威胁到君权。此事传出，范仲淹与富弼十分恐惧，请求出朝巡边，不久分别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和河北宣抚使，庆历新政陷入僵局。范仲淹赴陕途中路过郑州，当时吕夷简居郑，范仲淹前往拜访，吕夷简指出范仲淹突然离开朝廷，便无机会再入朝主持新政。不出吕夷简所料，富弼的岳父、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引荐人晏殊被罢相，改革派谏官蔡襄和孙甫等人自求外放，改革派的领袖与骨干几乎全被排挤出朝。反对派并不罢休，一次改革派追随者苏舜钦等十余人宴会，席中有王益柔吟出“醉卧北极谴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诗句，反对派闻知，指控苏舜钦等人诽谤周、孔，犯大不敬之罪。赵祯立即逮捕了全部与会者，苏舜钦被贬为庶人，其他人贬官处分，反对派称“一举网尽”。赵祯又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批评范仲淹等结交朋党以沽声誉的行为，斥责欧阳修的《朋党论》“诋斥前圣，放肆异言”。此后，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改革派官员尽数被罢为知州，新政的各类措施也在反对声中被基本废除。
宋朝提拔文官之本意，在于为皇帝培养忠实的官僚以巩固皇权。比如赵恒即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庸俗观念，激励士人读书为官。因此，宋初的士大夫往往因循守旧、贪冒平庸。但是士人以研读儒家经书为科举途经，毕竟有机会秉承儒家文化传统，进而培育独立的价值观念。11世纪中叶以范仲淹、欧阳修等为代表的新兴政治派别，就是宋朝第一代独立探索儒家政治理想的士大夫群体。他们自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批判汉唐经学不合时宜的解释，融会儒、道、佛三家思想，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全新的创造，提出了儒士对君主、对社会、对道德世界所承担的崇高责任。他们一旦有机会主导国家政治，即提出全面的行政改革方案，并不畏世俗，鄙斥志气不投的同僚。虽然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因为缺乏行政经验，被批评为“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籍籍，以为难行”，但所开创的一代士风，竟成为此后近千年儒家君子之道德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