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地图和航海技术

我们太熟悉地图了，以至于想象一个没有地图的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那个时代里依据地图旅行的观念近乎异想天开，就像我们今天设想用数学方程式来穿越太空一样。

古巴比伦人是极优秀的几何学家，他们可以对整个王国进行土地清册调查（该调查作于公元前3800年，或摩西出生前2400年），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曾经刻有他们的土地轮廓的黏土块，不过以我们对“地图”的定义，很难称这些黏土块为地图。埃及人为了从他们的附属者那里榨干每一分税款，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调查，这次调查显示了他们已经掌握了为完成这个任务所需的实用数学知识。但至今未在任何一个王公的墓葬中找到现代意义上的地图。

希腊人作为古代世界中最有好奇心、最爱追问的民族，写了无数有关地理学的文章，但据我们所知，还几乎没有和他们的地图有关的文字。在希腊一些大商业中心似乎曾经有过刻着航行最佳路线的铜块，如果一个商人想要从地中海东部航行到西部就得参照它。可没有一块铜块被发掘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样子。亚历山大大帝比其任何前人和许多后人走过的路程都要长，他一定具有某种“地理观念”，因为他有一批特殊的“步测者”——一群走在军队前面的人，他们负责测量这些不知疲倦的马其顿人在寻找印度黄金的路途上所走过的路程。不过对于我们可以理解的那种正规地图，他们哪怕连一块残片、一根线条都没留下来。

罗马人为了抢劫（他们是最了不起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抢劫者”，此种境况直到欧洲殖民时代开始时又有所恢复）行走四方，四海为家，到处修路，到处收税，到处都有被他们绞死、钉死的人，到处都有他们的庙宇和游泳池的遗址，他们似乎可以管理一个世界帝国而用不着依靠一张与之媲美的地图。的确，他们的作家和演讲家非常频繁地提及他们的地图，且向我们保证这些地图都是非常精确而又完全可靠的。但我们看到的唯一一张罗马地图（如果我们不算公元2世纪的一张微小而无关紧要的古代罗马规划图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如此粗糙而拙劣，以致这张地图除了满足当代人对历史的好奇心外，无任何价值。

历史学家都知道普定格地图，因为这是由一个叫康纳德·普定格的奥古斯堡镇书记员的名字而来，他最早有了用印刷术传播地图的想法，而印刷术由斯特拉斯堡（法国东北部城市，靠近法德边境，在南锡以东。该城自古以来即为战略要地，于1262年成为自治城市，1681年被法国占领，1871年又归于德国统治之下，法国于1919年收回该城）的谷登堡（1937年—1968年，德国印刷工人，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他的《马萨林圣经》被认为是用这种印刷术印刷的第一本书籍）刚刚发明。不幸的是，普定格没有这份地图的原件。他用的手抄地图是一张13世纪时对3世纪原件的复制品，在这几千年中，老鼠已经啃噬掉许多重要的细微之处。

即便如此，该地图的大致轮廓无疑是来自罗马时代的原件，而且如果那是罗马人的最佳作品，他们还要从中学习很多。我会在此复制一张他们的作品，让你自己做出判断。在对该图进行漫长而耐心的一段研究之后，你会慢慢开始了解罗马地理学家的观念是怎样的，你也会明白，作为一份对一位罗马将军向英国或黑海行进的旅行文件的最后阐释，从这个意大利细面条形的“世界”到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对于中世纪的地图，无须任何特别评论我们即可跳过。教会对所有“无用的科学探索”大皱眉头。通向天堂的路线要比从莱茵河口到多瑙河口最短的路线重要得多，地图仅仅成为了引人发笑的图画，它们充斥着无头的怪物（可怜的因纽特人在皮衣中缩成一团，直到他们的脑袋让人看不见，他们是这些荒诞观念的起源）、喘粗气的独角兽、喷水的鲸、鹰头马身的有翅怪兽、北海巨妖、美人鱼、狮身鹫首的怪兽以及世界上其他被恐惧与迷信迷惑的居民。耶路撒冷当然显示成世界的中心，印度和西班牙是终极界线，没人能渴望超越它们。苏格兰是一座孤岛，而巴别塔（在《旧约全书》中希腊的一座城市[现在被认为是巴比伦]，当建筑者们不能理解彼此之间的语言时，巴别塔建筑被迫中断了）有巴黎市中心的10倍大。

相对于中世纪绘图家的这些作品，波利尼西亚人编制的地图（他们把整个世界画作类似幼儿园里孩子的作品，但这些地图使用极为方便，非常准确）是真正出于航海家智慧的杰作。更不用说同时代的阿拉伯和中国人的作品了，然而它们反而被当作可鄙的异教徒被排斥在外。直到15世纪末，航海最终被提升至科学层面，地图绘制才有了真正的进步。

因为那时土耳其人控制着连接欧洲与亚洲的桥头堡，所以通往东方的陆路交通被完全阻断了，在开放的海洋上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新路突然间变得十分必要。这意味着旧的航行机制——靠最近的大陆上的教堂灯塔航行或靠岸边的狗吠声航行——结束了。一连几星期不依靠任何东西——除了天空和海水——来寻找穿越海洋的航线的重要性使得那时的航海技术得到了很大提高。

埃及人似乎去过克里特岛（希腊东南海的一个岛屿，位于地中海北部，它的迈诺斯文明是世界最早的文明之一。克里特岛先后被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威尼斯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岛上居民在1908年宣布与现代的希腊结成联盟），但不会比那更远，且那时到这个大岛的拜访也不过是个凑巧而非精心计划的探索之旅的结果。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其实是“教堂灯塔航海家”，尽管有几次他们做出了非常出色的事情，甚至一直前行到了刚果河和西里群岛。但那时他们无疑得尽量贴近海岸，并在夜晚把船拴系在干燥的陆地上以防被吹到海上，作为中世纪的商人，他们离不开地中海，离不开北海和波罗的海，他们看不到遥远山脉的日子不会超过几天。

如果他们在大海上迷失了方向，寻找最近的陆地是唯一的想法，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总是带上几只鸽子，他们懂得鸽子会选择到达最近的干燥陆地的最短途径，当他们搞不清该怎么走时，他们就放飞一只鸽子并观察它的飞行方向，然后他们就循着鸟儿的方向前行，直到他们看见了山顶并到达最近的港口，再问问他们凑巧所在的方位是什么地方。

当然在中世纪即便普通人也要比我们今人更加熟悉星星。他们不得不这样，因为他们缺少当今以印刷的年鉴和日历的形式传递给我们的各种信息，因此较为聪明的船长可以依据北极星和诸星座设定他们的航程。但在北方地区，天空经常阴云密布，星星也不再有多大帮助了。如果不是于13世纪上半叶后不久传入欧洲的一种外国发明，航海就会一直是件痛苦且代价高昂的事，只能靠上帝或靠猜想（主要靠后者），但指南针的起源与历史仍被深深地神秘地隐藏着，我这里告诉你的只是一个猜测而非确凿的事实。

成吉思汗在13世纪上半叶统治着一个帝国，这个帝国比其之前存在过的任何国家都要大（该帝国从黄海一直延伸至波罗的海，于1480年前一直囊括俄罗斯），当他穿越辽阔的中亚沙漠地带，向欧洲这块肥肉进发时，他似乎随身携带着某种指南工具。当地中海的航海者第一次看见这种“魔鬼亵渎神明的发明”（教会人士如此称呼）时，没人知道这个东西不久就将他们的航船带到世界的尽头。

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性的指南工具的发明，似乎都有着类似的模糊起源，某个从雅法（以色列中西部的古城，位于地中海沿岸中，是一座腓尼基古城，公元6世纪被以色列人占领，后来先后受阿拉伯人[636]、十字军[12世纪]和奥斯曼土耳其人[16世纪]统治，雅法主要居住的曾是阿拉伯人，直到1948年以色列宣告成立。自从1950年起，该城成为特拉维夫—雅法的一部分）或法马古斯塔（塞浦路斯东部的一座城市，位于地中海的一个海湾法马古斯塔湾，在亚克落入萨尔森人后成为基督徒们的难民中心）回来的人很可能随身携带一个指南针，他从波斯的一个商人处购得，而这个商人告诉他自己是从一个刚从印度回来的人那里搞到的。谣言在水边码头区的酒馆里传开。其他人想看看这个被撒旦施过魔法的有趣的小指针，无论你在哪儿，它都会告诉你哪里是北。当然他们不会相信这东西是真的。然而，他们会叫他们的朋友下次从东方回来也给他们捎一个。他们甚至向他们的朋友付钱，六个月过后他们也有了自己的指南针。这个东西还真有效！那么每人都必须有个指南针了。大马士革（叙利亚的首都，位于叙利亚西部，史前时代就有人居住，在罗马统时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和士每那（今称伊兹密尔，土耳其西部的一座城市，位于爱琴海的伊兹密尔海湾。在青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伊兹密尔现在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和工业中心）的商人收到更多的指南针的订单。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工匠开始自己伪造指南针。一夜之间我们在欧洲各处都听到了有关指南针的谈论。不出几年，这种玻璃封装的小金属盒子成了普通物件，没人认为值得为它写一本有关这个长久以来就被世人认为是理所当然存在的工具书了。

关于指南针的历史就说这么多，它一直被神秘所紧紧包围。但对于指南针自身而言，自从第一个敏感的指针引导了第一个威尼斯人从他们的潟湖（潟xì，浅水海湾因湾口被淤积的泥沙封闭形成的湖，也指珊瑚环礁所围成的水域。）到达了尼罗河三角洲至今，我们关于指南针的知识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例如，我们已经发现地球上除了少数几处以外，指针都不是指向正北，它不是稍稍偏西就是稍稍偏东——该偏差技术上称之为“磁差”。这是因为磁场中的北极和南极与我们行星上的北极和南极不符，磁北极与磁南极相距地理上的北极与南极有几百英里。磁北极位于布西亚半岛，这是加拿大北部的一个岛屿，詹姆斯·罗斯于1831年最早发现了它；磁南极位于南纬73°东经156°。

因此一个船长在出海时仅有一个指南针自然是不够的，他必须同时具备一份世界上不同地区磁差的图表。然而这与航海科学有关，而本书不是航海学手册，航海学是一门极为困难而复杂的学科，不是只言片语所能说清的，如果你能很好地记住指南针在13、14世纪进入欧洲，它在使航海学成为一门可靠的科学上有巨大贡献，且其不是一种测算运气的工具，也不是什么复杂而无望的计算——这将远远超越多数人的理智范围，那就够了。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现在任何一个人都能告诉你他的航行方向是正北、北偏东还是偏东北，东北偏北、东北偏东还是另外32个“通用方位”中的任何一个，因为有指南针来显示。至于剩下的事情，中世纪的船长只用两样别的工具就能帮助他找到他位于海洋的哪一部分。

首先是测深索。测深索几乎与船只一样古老。它可以在任何指定地点显示海水的深度，如果有一张标记海水不同深度的图表，测深索就会给出人们所在的这个海域的一些表征。

然后还有测速器。测速器原本是一小块木头，将它从船首扔下，然后近距离观察它要用多长时间越过船尾。而从船尾到船头的船长距离自然已知，轮船渡过某特定地点所需的时间自然就可以计算出来，这就会显示（大约）每小时轮船会航行多少英里。

木质测速器逐渐被测速线所取代，测速线是一根细长但非常结实的绳子，尾部有一块三角形的木头。之前这根绳子就被若干“绳结”分成很多段，每段长度皆特定而等同，一名船员将其抛入船下，同时另一名船员开始用沙漏计时，当所有沙子流过沙漏（当然事先这段时间长度已知，两或三分钟），将测速线拖回来，数一数在沙子从一个球形容器流向另一个球形容器的过程中，有多少个绳结从手中滑过，之后一个简单的计算会显示轮船的航行速度是多少，或像船员所习惯说的“多少个绳结”。

但即使船长知道了他的船的速度和他所航行的大致方向，洋流、水和风也会使他的哪怕最精确的计算变得不准确。结果一次普通的航海——即便在指南针引进很长时间后——仍旧是一项冒险的事业。该问题的理论研究者们意识到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需要找到一种旧式教堂灯塔的代替品。

我这样说绝非为了风趣。教堂灯塔、高耸的沙丘顶上的树、堤防上的风车、看家狗的吠叫声在航海领域内极为重要，因为它们是固定点，无论什么事情发生都不会改变自身位置。给定一个这样的“固定点”，船员就可以做出自己的推算。“我必须向东航行”，他会自言自语，同时想起刚才他在世界上的位置，或“为了到达我要去的地方，向西或向南或向北航行”。而且那时的数学家（顺便说一下，他们都是在信息不充足和设备无效的情况下，仍能在其专业领域做到最好的聪明人）非常清楚这种状况的症结何在。他们必须在大自然中找到“固定点”，以代替人工的“固定点”。

这些科学家在哥伦布之前的两个世纪（我之所以提及他的名字，是因为1492年是个众人皆知的年份）就开始了他们的研究，但即使到了无线通信、水下讯号的机械齿轮舵手“铁麦克”（指机械齿轮操舵装置）刚刚使不少老舵手失去了工作的时代，这项研究还未结束。

设想你站在一座塔下的一个圆球上，塔顶有一面旗在飘扬。这旗会在你头顶正上方，只要你保持立于塔下，旗子就会一直在你头顶正上方，不过如果你离开原处，想尽量看见这面旗，你就必须把双眼抬高到一定角度，这个角度取决于你与塔的距离。

然而一旦这个“固定点”被找到，剩下的工作就相对简单了，因为这时就只剩下角度的事情了，即便古希腊人都知道如何测量角度，正是他们奠定了有关处理三角形边角关系的三角学的基础。

这样我们就到了这一章最困难的部分，确实如此，我甚至要说可能是全书中最难的部分——对我们现在所称的纬度和经度的研究。显示某人所处的纬度的正确方法要比经度早发现几百年。

经度（现在我们知道如何寻找它）看似比纬度简单很多，但对于我们没有时间观念的先祖来说，它成了一种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而纬度，作为一种仅靠仔细观察和更加仔细的计算就可以获知的事物，是我们的先祖在相对较早的时期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尽我所能简单地陈述出来。

你会注意到有许多平面和角度。在D点你会发现自己在塔顶的正下方，正如如果你碰巧在赤道上，正午十二点时你所站的位置几乎就是太阳的正下方一样。当你移动到E点，事情变得就复杂一些了。你所立足的地球是圆的，如果你要自由地进行任何角度的计算，你需要一个平面。因此你从地球想象的中心点——称之为A点——出发画一条线，这条线穿过你的身体并消失于你头顶正上方一点——称之为天顶，这是对位于观测者正上方的天空所在点的正统天文学的称呼，它的反义词是天底，是观测者正下方的天空所在点。

让我们尽量演示一下这个问题，以便你能直观地理解它，因为它确实很复杂。拿一根干净的缝衣针穿过苹果的中心，想象一下你自己坐在苹果的一侧上，背靠着缝衣针。缝衣针的顶部就是天顶，底部就是天底。然后设想一个与你所坐所站之处及缝衣针垂直的平面。当你站在E点，这个平面就是FGKH, BC就是平面上做观测的你所在的直线。更进一步，为了方便，且为了使问题简单一点，假想你的双眼在你的脚指头上——精确地位于你的双足与直线BC接触的那一点上。然后仰视旗杆顶部，测算由旗杆顶点（或L）、你的立足点（或E）和你设想的直线BC（直线BC是假想平面FGKH的部分，它垂直于从天顶到A点这条假想的直线，该直线把地心与在你这个观测者正上方的天空所在点连接起来）所构成的角度。如果你对三角学有所了解，这个角度会告诉你你与塔的距离。移动到W点，重复这一过程。W点会成为你与假想直线MN的接触点，直线MN属于假想平面OPRQ，该平面垂直于将地心A与新天顶（每次你移动一点，当然天顶也会跟着移位）——称之为天顶Ⅰ——连接起来的直线。测算角LWM，你会知晓你与塔有多远。

你都看到了，即便用了最简单的形式，这个问题还是十分复杂，这就是为何对于现代航海学赖以为基础的这些基本原理上，我只能给你一个大致概述。如果你打算成为一个航海家，你必须得在专业学校就读若干年，学习如何进行必要的计算；然后在你把你的械具与图表摆弄了二三十年后，你的上司可能提拔你做船长，并信任你能够带领一艘船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雄心，无论如何你永远都不会理解这一切，因此如果我在这一章上讲述得简短而概括，你得原谅我。

既然航海学完全是一系列与角度有关的事情，故而直到三角学被欧洲人重新发现后，这门科学才有了进步的可能，古希腊人在1000年前奠定了三角学的基础，但在托勒密（来自埃及亚历山大城的著名地理学家）死后，三角学被当作一种多余的奢侈品——有些过于耍聪明而不十分保险的学问——被遗忘或丢弃。但印度人及其后来的北非的阿拉伯人，还有西班牙人都没有这种顾忌，他们把希腊人遗弃的东西豪爽地肩负起来。“天顶”和“天底”等词语（这两个词都是纯阿拉伯语）成为了一个事实的见证，即三角学再次被欧洲学校的课程承认（这发生于13世纪某时）。但在接下来的300年中，欧洲人为他们浪费的时光做出了补偿。因为尽管他们重新捡起了对角与三角的研究，他们仍旧面对一个问题，即寻找地球之外一个明确的固定点用来代替他们的教堂灯塔。

这个崇高荣耀最可能的候选者是北极星。北极星离我们如此遥远，它看似绝不会改变位置；而且它是如此易于辨识，哪怕是最无知的小渔民在看不见陆地时都可以找到它，这个渔民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画一条穿过大熊星座中离其右侧最远的两颗星星的直线，他不可能找不到大熊星座。当然还有太阳，但其运行路线从未被科学地描述出来，只有最聪明的水手才可以利用它的帮助。

只要人们被迫相信地球是平的，所有的计算对触及事情真相都是无用的。在16世纪早期，这些勉强凑合的方法结束了。“圆盘”理论被“球形”理论所抛弃，地理学家最终开始了自己独立的探索。

地理学家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用一个平面将地球分成两个相等的半球，而该平面与地球南北极之间的连线垂直。分割线被称作“赤道”。赤道上各处与南北极点的距离都相等。接下来从极点到赤道间被分割为90段相等的距离。接下来的90条平行线（当然是圆圈，要始终记住地球是圆的）分布在极点与赤道间，线与线间相隔大约69英里，而69英里就代表了从极点到赤道间这段设想的距离的1/90。

地理学家给这些圆圈编号，从赤道开始向上（或下）直到极点。赤道自身为0°，极点就是90°。这些线称作“度”或“纬度”（图中的纬度会让你记住它们如何工作的），还有个符号“°”位于数字的右侧，这是单词“度”的缩写符号，否则“度”在数学计算中就会太烦琐而不方便使用。

所以这些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即使如此，出海仍旧是一种危险的经历。十几代数学家和航海家将生命奉献给了对太阳的各种数据的汇编，他们尽力给出太阳在每一年中的每一天及每种气候下的精确位置，从而使每个船长有能力处理纬度问题。

从而，最终任何一个理性的、聪明的航海者，只要他能读能写，就能够知道他离北极和赤道有多远，或用术语说，可能在北纬（赤道以北的纬度）或南纬多少度。不过他越过了赤道，事情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因为北极星在南半球是看不见的，他无法继续依靠北极星了。但这个问题最终也被科学解决了，在16世纪末之后，纬度不再是出海者关注的事情了。

然而确定某人所在的经度（这个词让你轻松记住经线是垂直方向延伸的）仍旧很困难，成功地解决该问题耗费了整整两个多世纪。为了努力形构一系列不同的经线，数学家们已能从两个固定点出发——北极点和南极点。“这里，”他们可以声称，“矗立着我的教堂灯塔——北极点（或南极点），它会永远存在，直到世界末日”。

但是没有东极也没有西极，因为地轴凑巧不那样旋转。当然人们可以绘出无数条环绕地球且穿越两极的子午线，可这数百万条线中哪一条可以被选为划分东西半球的“子午线”呢？以至于此后航海者可以宣称“我在‘子午线’以东或以西100英里”？耶路撒冷作为世界中心的古老观念依旧很牢固，这使很多人要求将穿越耶路撒冷的子午线称为“0°经线”或我们的“纵向赤道”。

但是国家荣誉阻止了这个计划。每个国家都想让0°经线穿过自己的首都，甚至今天，即便大家都在这一点上已经开放了不少，德国、法国和美国的地图上仍将0°经线显示为穿越柏林、巴黎和华盛顿。到了最后，因为英国在17世纪（此时经线问题得到最终的解决）对航海事业的发展贡献最大，且那时所有航海事务皆在皇家天文台（于1675年建于伦敦附近的格林尼治）监测之下，所以格林尼治子午线最终被确定为将世界分为东西半球的特殊子午线。

这样航海者最终有了自己的“经线教堂灯塔”，但他仍要面对另一个困难。一旦他进入深海时，如何确定自己是在格林尼治子午线以东或以西多少英里？为了全面而完整地解决这个问题，英国政府于1713年专门成立了“海上经度测算委员会”，通过对提出“在深海测算经度”的最佳方法者予以重奖的途径解决了此问题。两个世纪前，10万美元可是一大笔钱，每个人都跃跃欲试。到19世纪上半叶委员会最终解散为止，它已经为奖赏那些有价值的发明花费了50多万美元。

他们的大部分辛苦付出已被遗忘很久了，他们的工作也被废弃了，但是在重奖的引诱下，有两项发明被证明有持久的价值。其中之一是六分仪。

六分仪是一种复杂的仪器（一种可以随身携带的微缩航海观测台），它允许航海者测量各种角度的距离。它是阴暗中世纪的星盘、十字杆和16世纪的象限仪（用来测量天体纬度的一种早期工具）的直系后裔，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整个世界在同一时间寻找同一件东西——一样，有三个人宣称是其原始发明者，并为这份荣誉争夺得不可开交。

但六分仪首次出现在航海领域时激起的兴奋程度无法与4年后（即1735年）忠实可靠的精密计时器出现时的状况相提并论。由钟表天才约翰·哈里森（在成为钟表匠之前，他是个木匠）发明的计时器是一种极为精准的钟，无论在什么气候条件下它都可以将格林尼治时间带到世界上任何地区，这确实很方便。约翰·哈里森是通过给他的钟表加上一种他称作“补偿曲线”的东西而得以成功。由于温度变化，热胀冷缩，“补偿曲线”就会以一定比例改变平衡弹簧，这样计时器实际上就成了天气变化的证明。

在针对奖金进行无休止而不体面的争论之后，哈里森获得了他的10万美元（于1773年，三年后他即去世），如今无论一艘船碰巧在哪，只要它携带一个计时器，它就总会知道当时的格林尼治时间。既然太阳24小时绕地球转一圈（实际并非如此，我仅是为了表达方便），且每个小时沿经度前进15°，为了确定我们向本初子午线以东或以西跨出多远，我们要做的就是首先确定我们目前所在地区的时间，然后将当地时间与格林尼治时间进行比较，记下差异。

例如，如果我们发现（须经过仔细计算后方能“发现”，这是每个船员都可以做到的）我们所在地时间是12点，但比我们的计时器（它为我们显示准确的格林尼治时间）慢两个小时，已知太阳每小时划过15°（这意味着每一度需4分钟），那么我们一定已经航行了整整2×15°=30°，然后我们就在航海日记（在纸张被广泛应用之前，所有这些数据是用粉笔记在一片木头上的，故而航海日记如此称呼）上记下“某月某日正午，我们的船位于西经30°”。

如今，1735年那个令人吃惊的发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其重要性。每天正午格林尼治天文台向全世界广播准确时间，计时迅速成为多余的奢侈品。的确，如果我们信任我们的航海家，无线电将会废弃我们所有的复杂图表和勤勉的计算与估测。现在，讲述人们如何在那茫茫的大海上——在那里一个波浪紧接一个波浪、而波浪彼此间如此相似，以致即便最优秀的航海者还没来得及说完这句感慨就会迷失了方向——寻找路途的漫长的一章要结束了，这关乎勇气、坚忍与高级智慧的伟大的一章也会结束了。拿着六分仪的表情坚毅的人会从桥上消失。他会坐在他的小屋里，话筒扣在耳朵上，他会问道：“你好，楠塔基特（美国马萨诸塞东南一岛屿）！（或，你好，瑟堡[法国西北部城市，位于英吉利海峡上。]！）我在哪？”于是楠塔基特或瑟堡会回答他。事情就是如此。

但在人类能够平安、舒适地穿越地球表面这一点上，为了取得进步，这两千年来的努力没有白费。因为这些努力是国际合作最早的成功经验的一部分。中国人、阿拉伯人、印度人、腓尼基人、希腊人、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瑞士人、丹麦人、德国人，其中每个国家都对这项重要工作的进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国际合作史上这特殊的一章至此已经结束，但还有其他内容要让我们忙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