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爱情、婚姻与事业
弗吉尼亚才华出众、容貌端丽，对她表示仰慕者不乏其人，但他们都不合乎弗吉尼亚的择偶标准。爱德华·希尔顿·杨和锡德尼·沃尔特鲁[40]曾向弗吉尼亚求婚，都被她拒绝了。1909年，利顿·斯特雷奇向弗吉尼亚求婚，她欣然允诺。但是，斯特雷奇是一个同性恋者，他觉得自己不是弗吉尼亚合适的配偶，因此他们订婚之后不久，便解除了婚约。然而，他们之间的友谊，却终身保持着。
1911年11月，弗吉尼亚和弟弟艾德里安以及梅纳德·凯恩斯、邓肯·格兰特一起迁入布卢姆斯伯里的布伦斯威克广场38号。伦纳德·伍尔夫在锡兰[41]工作，他休假回国之时，也搬到这幢房子里居住，和布卢姆斯伯里的老友们叙旧。伦纳德和弗吉尼亚久别重逢，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在思想上有许多共同之处。通过一个阶段的密切接触，他们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
斯特雷奇觉得弗吉尼亚需要一位思想上、精神上和她志同道合的爱人，一位充分了解她、关心她、爱护她的终身伴侣。因此，他在写给伦纳德的信中，建议他和弗吉尼亚结婚。伦纳德在回信中说：“你认为弗吉尼亚会接受我的要求吗？如果她接受的话，请发电报给我。我立即乘下一班船回国。”
1912年5月，伦纳德·伍尔夫辞去了他在锡兰的职务，回英国定居，并且开始向弗吉尼亚求婚。他在6月11日给弗吉尼亚的信中写道：
我之所以爱上你，并不是——确实并不是——仅仅因为你是如此美丽，虽然你的美貌必然是而且应该是我爱上你的一大原因；我之所以爱上你，是由于你的思想和你的品格，在这方面我从来不知道有谁可以与你相比。这一点你能相信吗？
现在我愿意绝对地服从你的任何要求。我并不认为你要我走开，但是，如果你要我走，我将立即离开。如果你并不要我走开，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会使我们不能继续保持像过去那样的友好关系——我想我是能够保持这种友谊的——而如果你的确发现你是可以爱我的，你要告诉我。
第二天，伦纳德又在信中写道：
我自私、嫉妒、残酷、好色、爱说谎而且或许更为糟糕。因此，我曾告诫自己永远不要结婚。这主要是因为，我想，我觉得和一个不如我的女性在一起，我无法控制这些恶习，而且她的自卑和驯服会逐渐地使我变本加厉……正因为你不是那种女性，就把这种危险无限地减少了。也许你像你自己所说的那样有虚荣心、自我中心、不忠实，然而，它们和你的其他的品格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你是多么聪明、机智、美丽、坦率。此外，我们毕竟都喜欢对方，我们喜欢同样的东西和同样的人物，我们俩都很有才气，最重要的还有我们所共同理解的那种真实，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弗吉尼亚怀着喜悦的心情接受了伦纳德的求婚，因为她终于找到了灵犀相通、情投意合的佳偶。同年8月，伦纳德·伍尔夫与弗吉尼亚·斯蒂芬结为夫妇。从此，在弗吉尼亚的名字前面冠以丈夫的姓氏，改称弗吉尼亚·伍尔夫。新婚夫妇在接受了亲友的祝贺之后，立即动身到欧洲大陆蜜月旅行。
昆廷·贝尔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部传记》中写道，她同意与伦纳德结婚，“这是她毕生最为明智的决定”。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婚姻生活和她的文学事业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要是没有丈夫的支持和帮助，她也许不可能成为这样一位大作家。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世俗的夫妻关系。弗吉尼亚在少女时期曾因同母异父兄长的越轨行为而蒙受严重的心灵创伤[42]，因此非常厌恶甚至完全弃绝性生活，也不愿生儿育女。伦纳德在这方面充分尊重弗吉尼亚的意见。弗吉尼亚是一位独立不羁的女性，她不仅不和丈夫同房，她的工作也是独立自主的，她有她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念和判断标准。她单独地写作，在写作的过程中，从不向她的丈夫展示她的手稿，也不向他披露作品的内容。
然而，每当她写完一部小说，伦纳德就成了这部作品的第一位读者和最有权威的批评家。弗吉尼亚很关心布卢姆斯伯里的朋友们对她的作品的意见，但只有她丈夫的判断才是举足轻重的。弗吉尼亚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她不能容忍低于她本人的审美标准的作品存在。在写完一部作品之后，她往往忧心忡忡地等候她丈夫的判决：究竟这部作品应该出版还是销毁。弗吉尼亚把艺术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当她殚精竭虑写完一本小说，极度的疲劳和精神紧张几乎快要使她发疯。但她相信丈夫的正确判断，因为他十分公正，既不溢美，也不夸张。
伦纳德在结婚之后无微不至地关怀爱护他的夫人。他为她规定工作的时间，限制宾客的访问，以免她疲劳过度，甚至还为她制订适当的食谱。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弗吉尼亚才华横溢、个性极强，不会轻易容忍他人的干预。然而，事实证明，伦纳德所采取的那些保护性措施，都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弗吉尼亚所患的那种极其严重的“神经衰弱”，当时的医生都感到束手无策。弗吉尼亚自己也充分意识到，一旦旧病复发，就会危及她的艺术创作。因此，她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伦纳德为她作出的种种安排。
伦纳德认为他的夫人患的是一种狂郁症，而她的医生们称之为“神经衰弱”。只要神经过度紧张，就会出现一些“危险的征兆”：头痛、恶心、心动过速、浮想联翩、神思不定、焦虑不安，无法集中思想来进行工作。长时间的休息和不受外界干扰的单调平静的生活，可能使这些症状有所缓解。但是，这种保守疗法也有好几次失败的记录。弗吉尼亚第一、第二次精神失常，与父母的死亡所引起的过度悲伤以及同母异父兄长的非礼行为所留下的心灵创伤有密切的关系。第三次精神失常，却发生在她写完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后。
弗吉尼亚对于别人对她作品的批评极为敏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病态的神经过敏。她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所有的批评家意见分歧，而那位试图控制这些意见的可怜的作家，就被撕得四分五裂。”[43]对她来说，写作就是她的人生目的，而且，由于她平时与一些严肃的学者文人为伍，作品在她的心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她觉得一部作品就是她自身的一部分，正如一位母亲终身都会感到她的孩子是她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因此，一本书的出版过程，对她来说，简直是一种可怕的精神折磨。她的第一本小说完成了。人们将会如何评价这部作品？她对此感到焦虑不安。她认为“每个人都会来讥笑她”。这种不安情绪的积累，使她第三次精神失常。她不吃不睡，出现幻觉，情绪消沉。1913年11月，她乘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企图自杀。伦纳德回家发现妻子已失去知觉，他异常沉着镇静，立即叫梅纳德·凯恩斯的弟弟杰弗里·凯恩斯以最快的速度用汽车把他们送往医院。经过医生们洗胃抢救，弗吉尼亚于第二天凌晨六时恢复了知觉。正是由于弗吉尼亚精神失常，这本早已被出版社所接受的小说，过了两年之久才能出版。
伦纳德与弗吉尼亚的结合，是以精神上、思想上的志同道合为基础的，因此他决不嫌弃他患病的妻子。他想起了诗人德赖登[44]的名言：“疯狂几乎可与天才联姻。”他曾经考虑过请医生确诊，并且公开宣布弗吉尼亚患了精神病。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疯人院和疗养所的生活对她毫无益处，只会把她给彻底毁了。他也知道，她不可能长期过着单调平静的生活，因为这会妨碍她的写作。因此，他把弗吉尼亚留在家中，给予她精心的护理和治疗；待她病情好转，就让她逐步恢复写作和社交。伦纳德认为，弗吉尼亚的天才与她的不稳定的精神状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她的小说中，充满着创造性的想象力和联想，决非平凡心灵的产物。弗吉尼亚本人则认为，她的病有点儿神秘，在患病期间，她那活泼的心灵，像作茧自缚的蚕儿一般，把自己封闭起来。经历了一个发育转化的预备阶段，那些尚未成形的思想感情和创作意图发展成熟了，就像茧中的蛹儿变成了美丽的蛾蝶，终于破茧而出。因此，蛾蝶是在她的日记和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意象，她在日记中，曾经把她的著名小说《海浪》命名为《飞蛾》。美国研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知名学者哈维纳·里奇特教授，曾经撰文论述飞蛾这个意象，认为它是创造性想象力的一种象征[45]。
弗吉尼亚决不是一个郁郁寡欢的人。当她兴奋激动之时，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但也有可能在突然间变得焦虑不安、疲乏不堪。在社交活动中，她有时羞怯窘迫，有时从容自如，有时又会非常辛辣地讽刺挖苦别人。她很有风度、光艳照人，但是不修边幅，对于服饰毫不讲究。她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喜欢在郊外或伦敦的街道上散步，参加朋友的集会，谈到深夜亦毫无倦意。她喜欢说笑话，对于各种人物都极感兴趣。她机智、健谈，但也善于聆听别人的谈话。尽管如此，人们总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她的心底里，似乎潜伏着某种忧伤的情绪。对于弗吉尼亚的复杂性格，伦纳德曾经加以生动的描绘：
当她身体健康、无忧无虑、心情愉快、兴味盎然、兴奋激动之时，她的脸上容光焕发，具有一种强烈的、几乎是非人间所有的美。当她情绪平静、无牵无挂、坐在那儿阅读或沉思之时，她依然极其美丽。然而，当紧张、疾病或忧虑之风拂过她的表面，脸上的表情和形态就骤然发生变化。这脸庞依然是美丽的，但她内心的焦虑和痛苦，使这美本身也充满了痛苦。
面部表情的变幻，的确揭示出潜伏在内心的隐忧。疾病限制了弗吉尼亚的生活范围，她不能生儿育女，也不宜参加过多的社交活动。曾经有好几次，她不得不为了健康的原因而中止写作。倘若她不是那么才气横溢，倘若她没有如此强烈的创作欲望，倘若她缺乏如此坚定的艺术信念，也许她早已彻底放弃写作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尔夫一家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弗吉尼亚身罹重病，经济拮据，战争的灾难使她深为震惊。在战争年代里，伍尔夫夫妇开创了一项事业，它不是一时的业余爱好，而是终身从事的严肃工作。1917年，伍尔夫夫妇购置了一台陈旧的手摇印刷机，在此基础上，创办了霍加思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并非以营利为目的，而是把有价值的文艺作品或学术著作介绍给英国公众。霍加思出版社出版了托·斯·艾略特、爱·摩·福斯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以及其他名家的著作。弗吉尼亚和她的丈夫亲自操作手摇印刷机，熟悉了排字、印刷、合订、装帧等全部工序。不久之后，他们俩就成为一个相当活跃的小型印刷企业的经营者。对于弗吉尼亚来说，选定和审阅有价值的原稿，然后再亲自排版、装订，把它奉献给读者，是一种真正的乐趣。殚精竭虑地创作，使弗吉尼亚处于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而排版、印刷、装订等体力劳动，可以使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对于弗吉尼亚来说，的确是一种有益身心的、必要的调节。霍加思出版社出版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27年之后的全部作品，也出版了当时一些最重要的作家的探索性著作。这个出版社既有崇高的美学目标，又是一项切合实际的社会事业，它完全合乎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一贯宗旨，而且为弗吉尼亚的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她不必为了给自己的作品寻找出版社而四处奔走。因此，弗吉尼亚在她的日记中不无自豪地写道：“是的，我是在英国可以自由自在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唯一女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成员们在文化界和艺术界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1920年，美国的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出版了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从此以后，这家出版社把罗杰·弗赖伊、克莱夫·贝尔、爱·摩·福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陆续介绍给美国公众。于是，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影响就越出了欧洲的范围。这批年轻的探索者，当初甚至还找不到一个出版社来出版他们的著作，不得不亲自动手排版、印刷、装订、销售，现在国外居然也有出版社专门出版他们的著作了。这说明他们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地位已经得到了确认。这是一种出乎他们意料的成功。布卢姆斯伯里的文化学术思想或许有点非同凡俗、不合常规，但他们已不复是一群奋斗挣扎的青年艺术家，而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文人了。
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而言，写作殊属不易。或许这是由于她对写作极其重视的缘故。她在写作时焚膏继晷、呕心沥血、力求完美。她在日记中写道：“很少有人像我这样为了写作百般受苦。我想，只有福楼拜[46]一人而已。”[47]她对于每日的工作时间，都作了十分恰当的精心安排。当她的健康状况良好之时，每天上午她都要在她那间零乱地堆满了书籍和稿本的工作室内连续工作几个小时。她站在写字台前，或者坐在椅子里，用她那纤细而潦草的笔迹奋笔疾书，为一部新的小说写下几页手稿，或者字斟句酌地修改前一天所写下的文稿。每天下午，她要在霍加思出版社工作。傍晚时分，她阅读各种书刊、散步种花、探亲访友。弗吉尼亚逐渐成为一位受到公众注目的人物。她在大学里发表演说，在工人夜校讲课，宣扬她的文学观点和女权主义，公开批评官方的文化审查制度，甚至反对授予荣誉学位之类繁文缛节。
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功和布卢姆斯伯里的友情给她带来的欢乐，是和一种深沉的痛苦交织在一起的。她的疾病既是生理上的，又是心理上的。她觉得她的生活时常被恶梦干扰。她身心交瘁，喜怒无常，情绪极不稳定。她的亲密朋友斯特雷奇和罗杰·弗赖伊先后逝世，她心爱的侄儿又在西班牙阵亡[48]，使她在精神上受到不断的打击。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尤瑟娜[49]有一次见到弗吉尼亚，觉得“她整个人完全变了，思想衰竭，面部凹陷，一副忧伤神态”。她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可以延续多久，她更不知道自己能够神志清醒地工作多久，因为她始终受到那种间歇性的神经衰弱的严重威胁。
弗吉尼亚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空前浩劫仍然记忆犹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又迫在眉睫，在她的心头投下了一片浓重的阴影。她在1938年8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
希特勒已下令他的百万大军整装待发。这难道仅仅是夏季军事演习？还是——？哈罗德在广播中深谙世故地暗示：这可能就是战争。这不仅是欧洲文明的毁灭，而且是我们最后一段行程的彻底毁灭。[50]
战争终于爆发了。弗吉尼亚认为，这意味着破坏、死亡、理智的丧失、文化的毁灭。她那脆弱的神经系统快要承受不住了。她在日记中写道：
炸弹震撼着我住宅的窗户。我问道：房子会不会倒塌？如果倒塌，我们就同归于尽了。……我输得可惨啦！夏洛蒂·勃朗特曾说：“我的书给予我的，只是痛苦。”今天，我同意她的话。我的心情又沉重、又忧郁、又沮丧。[51]
房屋终于倒塌了。她在伦敦的住宅和出版社被德军的飞机炸毁了。她的精神再也支持不住了。在她患病期间，伦纳德对她体贴入微。她觉得她的丈夫“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天使，不过他的意见比大多数天使的更为中肯扼要”。她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要不是为了他的缘故，我早在病中开枪自杀了。”最后，她精神上所受的折磨终于使她再也无法忍受，在1941年3月28日，她给丈夫和姐姐各留一封短信，把她的帽子和手杖丢在乌斯河畔，在衣兜里放满了石块，向河中心走去，投入了死神的怀抱。
我在上面列举了促使弗吉尼亚·伍尔夫自杀的种种原因。实际上，她从未放弃过对于人生的执著追求。她的日记表明，她本来还有一些小说要写，还有一些话要说，她的艺术使命并未终结。在她的书桌上，还遗留着一部未完成的小说的手稿。
她留给伦纳德的遗书表明，她之所以决心要自杀，是因为她预感到她的精神病又将发作，而且这一次或许永久也不会恢复健康。她在遗书中写道：
最亲爱的：
我确信我又要疯了。我感到我们不可能再经受住又一个可怕的精神崩溃时期。而这一次，我再也不会复原了。我开始耳鸣，思想不能集中。因此，我将要采取一个似乎是最为恰当的行动。你已经尽可能给了我最大的幸福。你已经在各方面做到了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一切。直到这个可怕的疾病来临，再也没有两个人会比我们更为幸福。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知道我正在浪费你的生命，如果没有我，你就可以工作。我知道你愿意工作。你瞧，我甚至不能在信中恰当地表达我的意思。我也不能阅读。我想要说，是你给了我一生的幸福。你对我体贴入微、百般忍耐，简直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我要说——人人都知道这件事。如果有人能够挽救我的话，那就一定是你。我已失去了一切，但我仍然深信你的善良。我再也不能浪费你的生命了。
我想，再也没有两个人会比我们更幸福的了。
弗·[52]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自杀，从某一个角度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笼罩着整个西方世界的混乱和怀疑的气氛。她的作品，正是试图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这种在当时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思潮、感觉和情绪。同时，她的作品又是一种尝试，它们试图用另一种形式的人文主义，来代替19世纪的人道主义。这种新的模式，试图在一片混乱的现代世界中找到某种价值观念，来代替那些已经崩溃了的陈旧的精神支柱。这种探索和寻求，就是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弗吉尼亚·伍尔夫是现代主义重要的代表之一，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中心人物，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因此，托·斯·艾略特在悼词中写道：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一个中心，不仅是一个局限于小圈子的团体的中心，而且是伦敦文学生活的中心。她的位置是在一些共同产生的特点和条件下形成的，这些特点和条件，以前没有产生过，而且我认为以后也不会产生。……随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去世，一种文明的整个模式被打破了。[53]
一种文明的模式虽然被历史的发展所打破，代表着这种文明模式的艺术品却保留下来了。作为一位艺术家，弗吉尼亚·伍尔夫遗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就是她的艺术作品，是她从生活中间截取的“永恒的瞬间”，是她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属于她个人的独特幻象。而本书的宗旨，也就在于探讨这些独特的艺术品，探讨她独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实践。
[1] 阿诺德·凯特尔：《英语小说导论》，伦敦，1951—1953年。
[2] 托·斯·艾略特（1886—1965），美国诗人、评论家，于1927年加入英国籍，其代表作为《荒原》、《四个四重奏》等。
[3] 荣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主要著作有《分析心理学论文集》、《心理学型态》等。
[4] 麦克斯·普朗克：《实证主义和实在的世界》，1930年，德文版。
[5] 弗吉尼亚·伍尔夫：《狭窄的艺术之桥》（1917），见《论小说与小说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6] 萨克雷（1811—1863），英国小说家，其代表作为《名利场》。
[7] 安尼·萨克雷（1837—1919），老萨克雷的长女，小说家、散文家。
[8] 詹·拉·洛厄尔（1819—1891），美国诗人、散文家、外交家。
[9] 托马斯·哈代（1840—1928），英国著名小说家，著有《苔丝》、《还乡》、《卡斯特桥市长》、《无名的裘德》等。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美学家、艺术评论家，其重要著作有《近代画家》、《芝麻与百合》等。乔治·梅瑞狄斯（1828—1909），英国小说家，其作品有《包尚的事业》、《利己主义者》等。埃德蒙·戈斯（1849—1928），英国著名学者、作家、评论家。
[10] 罗杰·普尔：《人所不知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
[11] 华尔特·佩特（1839—1894），英国散文家、批评家，唯美主义的重要代表，著有《文艺复兴：艺术和诗的研究》（1873）、《文艺复兴历史探索》（1878）等。
[12] 伯特兰·罗素（1872—1970），英国数学家、哲学家，著有《数学原理》、《西方哲学史》等专著。
[13] P.A.石尔普编：《伯特兰·罗素的哲学》，条德出版公司，1951年第3版第8页。
[14] 乔治·爱德华·摩尔（1873—1958），英国哲学家，新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之一，著作有《伦理学原理》、《哲学研究论文集》等。
[15] P.A.石尔普编：《G.E.摩尔的哲学》，条德出版公司，1952年第2版第13页。
[16] 利顿·斯特雷奇（1880—1932），英国历史学家，传记作家，著有《维多利亚女王传》、《维多利亚名人传》等。
[17] 伦纳德·伍尔夫（1880—1969），英国政论家，曾参加“费边社”，著有多卷本的《自传》，是《一位作家的日记》和《伍尔夫文集》的编者。
[18] 安·莫洛亚：《伍尔夫评传》，见《伍尔夫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19] 雷蒙·莫蒂默，英国小说家。
[20] 阿诺德·贝内特：《高雅之士的皇后》，1929年9月28日《旗帜晚报》。
[21] 邓肯·格兰特（1885—1978），苏格兰画家。
[22] 文森特·凡·高（1853—1890），荷兰后印象派画家。保尔·高更（1848—1903），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亨利·马蒂斯（1869—1954），法国“野兽派”画家。
[23] 克里斯多弗·衣修午德（1904—？），英国小说家，作品有《再见吧，柏林》、《萨丽·鲍尔斯》等。
[24] 锡·撒·特纳，英国音乐家。
[25] H.T.J.诺顿，英国数学家。
[26] 约·梅·凯恩斯（1883—1946），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著有《和平的经济后果》、《雇佣、利润与货币的基本理论》等专著。
[27] 德斯蒙德·麦卡锡，英国戏剧评论家。
[28] 爱·摩·福斯特（1879—1970），英国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著有《印度之行》、《小说面面观》等。
[29]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888—1923），生于新西兰的英国著名短篇小说家。
[30] 约·梅·凯恩斯：《回忆二则》，哈尔特·戴维斯，1949年。
[31] J.K.约翰斯顿：《布卢姆斯伯里集团》，伦敦，赛克与沃伯格，1954年。
[32] 弗·伍尔夫：《罗杰·弗赖伊传》，伦敦，1940年，第203页。
[33] 罗杰·弗赖伊：《英国绘画评论》，伦敦，1934年。
[34] 罗杰·弗赖伊：《回顾》，见《意境与构图》。
[35] 同上。
[36] 克莱夫·贝尔：《艺术》，伦敦，1949年。
[37] 论文《回顾》的结尾部分。此文编入《意境与构图》。
[38] 后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是罗杰·弗赖伊创造的一个术语。吴甲丰同志认为，它的译名应该是“印象派之后”。实际上，布卢姆斯伯里集团所关注的画家除了塞尚、凡·高、高更之外，还包括马蒂斯、毕加索等印象派之后的艺术探索者。看来还是吴甲丰同志的译名更为恰当。
[39] 伍尔夫夫妇于1915年从布伦斯威克广场38号迁往里奇蒙德的霍加思邸宅居住。出版社即以此屋的名字命名。
[40] 爱德华·希尔顿·杨和锡德尼·沃尔特鲁，都是1906年10月弗吉尼亚在菲茨罗伊广场29号主持晚会之时加入布卢姆斯伯里圈子的人物。
[41] 锡兰现称斯里兰卡。
[42] 罗杰·普尔：《人所不知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
[43] 《一位作家的日记》，伦敦，霍加思出版社，1954年，第21页。
[44] 约翰·德赖登（1631—1700），英国诗人、戏剧家、批评家。
[45] 哈维纳·里奇特：《追扑飞蛾：弗·伍尔夫与创造性想象力》，选自论文集《弗·伍尔夫：连续性与再估价》，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译文见《伍尔夫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46] 福楼拜（1821—1880），法国小说家，作品有《包法利夫人》、《萨朗波》等。他写作字斟句酌，煞费苦心，以“一语说”著称于世。
[47] 《一位作家的日记》（1936年6月23日），第270页。
[48] 利顿·斯特雷奇于1932年1月逝世。罗杰·弗赖伊于1934年9月逝世。1937年7月，弗吉尼亚的侄儿朱丽安·贝尔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
[49] 玛格丽特·尤瑟娜（1903—？），法国女作家，1980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作品有三部曲《世界的迷宫》等。
[50] 《一位作家的日记》，第300页。
[51] 《一位作家的日记》（1940年8月16日），第342—343页。
[52] 昆廷·贝尔：《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部传记》，哈考特·布雷斯，1972年，第226页。
[53] 托·斯·艾略特：《悼词》，《地平线》1941年5月号，译文见《伍尔夫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