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艺术

相对而言，在近现代与欧洲的文化交流中，日本比中国显得更为积极一些。给出“新艺术”（Art Nouveau）这一命名的法国人塞缪尔·齐格弗里德·宾（Samuel Siegfried Bing,1838—1905）就曾是巴黎最重要的日本艺术品经销商之一，他长期旅行于东方与欧洲之间，每次往返都会在两地贩运为数不少的日用品和工艺品进行交易和展览，在此基础之上扩展东西方工艺品的交流，一度成为向欧洲和美国提供东方艺术品的最大中间商。1875年，他在巴黎成立了专门向欧洲介绍东方艺术的机构， 1888年更是创办了一份名为《艺术化日本》（Le Japon Artistique）的月刊，专门介绍日本的装饰艺术和工艺美术，他把这份杂志定位为面向“所有致力于未来装饰艺术的艺术家们”，并且断言欧洲固有的装饰艺术不可避免地需要向东方借鉴。这份杂志受到当时很多艺术圈内人士的支持，他们都坚信欧洲的艺术与手工艺必须进行一场改革。杂志以德语、法语、英语发行，一直办到1891年为止，对欧洲和美国的艺术趋势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塞缪尔·宾还先后在伦敦、巴黎和波士顿举办日本印刷工艺品展览活动，其中最大的一次展出了四百多种书和七百多种其他印刷品，声势浩大。如此，日本艺术在欧洲更为被关注和具有影响力也就不足为奇了。进入20世纪初之后，在新艺术运动风头正劲时，日本艺术品又有机会多次在欧洲各地巡回展览，并且参加了在意大利都灵等地举办的世界博览会等大型活动。

《下野国黑神山的瀑布》

日本画家葛饰北斋1872年的版画作品。以“浮世绘”为代表的日本平面画技法对欧洲新艺术风格的形成影响颇大。

尽管日本艺术在欧洲引起的反响程度不一，但不论是喜欢还是厌恶，无可否认的是，当时欧洲的主流艺术家们很少有丝毫不受日本艺术影响的。事实上，新艺术运动所强调的非对称性、不重复性、平涂技法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日本艺术某些特征的采纳和改造。日本文字所具有的线条的灵活性，也为新艺术运动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们提供了新的视觉形式。文字与图画的结合，则为欧洲艺术家们在招贴画构思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欧洲招贴画的发展深受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在19世纪，浮世绘在日本被大量印刷，属于廉价消费品，过剩的浮世绘常常被日本人用来当作包装纸包裹出口的陶瓷制品，从而得以漂洋过海来到欧洲。当艺术家们注意到这些包装纸上充满东方文化气韵的画作时，它们竟成了“宠物”，欧洲人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抚平，郑重其事地加上镜框作为艺术品看待，甚至放在古董店里售以高价。它们意外地受到了对东方绘画较为陌生的西方人的赞叹。浮世绘就这样走进了欧洲艺术家的视野。它以其曲线、平涂、强烈对比的空间效果和平坦的画面启发了艺术家们，这其中不仅包括新艺术设计师，还包括了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等风格的众多画家。通过对日本浮世绘的理解和改造，欧洲的平面图画设计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风格：设计师们把花纹图案设定了特定区域，然后将表面压平，图像在外形上简化成二维空间，线条与块面相结合，并利用空间留白来增强视觉冲击力。在招贴画方面有突出成就的捷克新艺术画家和装饰艺术家阿尔方斯·穆夏（Alphonse Mucha, 1860—1939）的作品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他笔下的女子甚至在姿态上也效法浮世绘中的日本艺妓。在用色方面，日本浮世绘强烈艳俗的色彩则被另一位招贴画天才亨利·德·图卢兹-劳特雷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1864—1901）加以吸收。

剑柄护手与搭钩

剑柄护手约创作于18世纪的日本，搭钩是法国新艺术运动设计师创作于1897年。比较可以看出两者之间鲜明的关系。两件作品均藏于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花瓶

这件日本工艺样式的花瓶作品在1875年由塞缪尔·宾在巴黎的“东方艺术古董展”上展出，后被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

斗篷

丝织物，约制作于19世纪中期，日本样式，常为东方佛教徒所使用。现藏于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为什么东方艺术如此吸引欧洲人？对于这一问题，王尔德曾作过这样的解释：“我们时代骚动不宁的理性精神是难以充分容纳艺术的审美因素的，因而艺术的真正影响在我们许多人身上隐没了，只有少数人逃脱了灵魂的专制，领悟到思想不存在的最高时刻的奥秘。这就是东方艺术正在影响我们欧洲的原因，也是一切日本艺术品的魅力的根源。当西方世界把自己难以忍受的精神上的怀疑与其悲伤的精神悲剧加在艺术上时，东方艺术总是保持着艺术最重要的形象条件。”

在此，王尔德认为日本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它对于图形的强调，对于精致形式的追求；由于它缺少西方的怀疑精神和悲观情绪，从而也就更具有纯粹之美。或许这就是自18世纪中期起至19世纪末欧洲所兴起的东方艺术热的原因。对于西方人来说，无论中国艺术抑或日本艺术，都是缺乏怀疑性也缺乏悲剧性的艺术形态，它存在于遥远的彼岸，是另一种世界形态的象征和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