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艺术的自然与曲线:新艺术运动2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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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和颓废

在新艺术作为一种运动开始风行之前,与象征主义比肩而立的还有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两种美学理念。说是“两种”,其实它们彼此之间的界限很难廓清。无论是唯美主义还是颓废主义,两者都提倡艺术的纯粹性,其核心都是坚持“为艺术而艺术”,从而排斥出于功利性的艺术理念和艺术行为。

《白日梦》

这幅作品所营造出的那种惆怅、痴迷的颓废之美或许正是拉斐尔前派画家,英国诗人但丁·加百利·罗塞蒂的精神自画像。罗塞蒂生于伦敦,其父为意大利流亡者。他不仅擅长绘画,还有出色的文笔,评论和诗歌都很有成就。现藏于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虽然有着不同的名称,但唯美主义、颓废主义、新艺术这三者之间确实具有非常大的交叉复合性。唯美主义代表人物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就具有明显的颓废主义倾向,同时,他还十分推崇装饰艺术,他的名作《英国的文艺复兴》一书就是对唯美主义、颓废主义、新装饰艺术三者之间关系所作的很好归纳。他曾有过这样一个著名的观点:“对我们来说,热爱美的事物是具有知识和聪明的前提。然而,有时知识带来了悲哀,聪明成了负担;因为就像每个人的身体都有其影子一样,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有怀疑主义。在这动荡和纷乱的时代,在这纷争和绝望的可怕时刻,只有美的无忧殿堂可以使人忘却,使人欢乐。我们不去往美的殿堂还能去往何方呢?”这段话深刻地点破了使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双双与新艺术理念相融合的真正奥秘。王尔德所说的“纷乱时代”,一方面是对突如其来的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所导致的一种集体不适应所作的观察,另一方面也是对当时欧洲人“世纪末情结”的一种真实写照。这期间,英国人的力量在衰退:经济方面,工业化的中产阶级感受到大萧条的巨大压力以及在贸易竞争中不断增强的国外势力的压力;政治方面,维多利亚时代的权威性观念受到不断扩张的公民权的威胁,例如爱尔兰要求地方自治等;文化方面,很多知识分子开始对维多利亚社会的死寂感到恐惧。“这个时代特有的忧虑已经越来越清晰化,那种普遍的、潜意识的、不可名状的忧虑只能通过符号来表达。”在这种情况下,高度符号化的新艺术运动的流行也就合情合理了。

不单是英国,上述这种集体情绪在法国也有所显示。在19世纪末期,一个名为《世纪之末》的法国戏剧风行开来,其法文原文“Fin de Siecle”甚至成了集中体现当时这种情绪的代名词,它已不仅仅是表达一个时间概念上的“世纪之末”的意思,还具有了更为丰富的空间维度的内涵,例如强调对于“盛世”的没落感,反抗家长制作风,公开反抗物质享乐主义,等等。这些因素影响到了人们普遍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状态,导致艺术家们在其艺术创作中带有一种十足的悲观主义情绪。新艺术活动家们作为当时的先锋派,坚持探索新的事物,以在迷茫中寻找新的路向。他们发掘现实之中新女性的价值,对新享乐主义作出新的价值评判,他们主张以新的戏剧形式反映新的生活样式,以新的装饰手法改变人们对于生活的感受。不过在这种求“新”的过程中,他们有时也会忽略一些重要元素,例如对于道德问题的强调——这与在此之前以维多利亚时代艺术标准为代表的观点形成了对比,后者强调艺术不能仅仅为了愉悦的缘故而存在,艺术必须服务于某些更高的目的。为了反对这种观点,唯美主义和颓废派艺术家们企图依照他们的新观念来真实地记录生活。

《世纪之末》

19世纪晚期的一部法国戏剧作品,但“世纪之末”一词很快就具有了更为宽泛的意义,用来指涉19世纪晚期普遍出现于欧洲各地的一种“人文思绪”和“社会情绪”,其本质是人们在面临一个世纪行将结束与另一个世纪即将开始这种时间关节之转换时所暴露的内在情绪的不安与无序,其实这也是人们在遭遇文明的基本形态发生快速更新时所滋生的内在情绪的集体性波动。从艺术理念的精神性与社会存在的物质性这两者之冲突的角度来说,所谓“世纪之末”还涉及艺术家和设计师的“理想性”意识在面对社会生活的“现实性”存在时所产生的无奈与背离。总的来说,“世纪之末”可以被理解为“没落情绪”和“颓废派”的代名词。图为具有明显的颓废主义倾向的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