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古代图谱编制实践及其理论探索

一、中国图谱的起源与历史发展过程

1．中国图谱的起源

中国图谱的最早起源，可以推源到周代时期《周易》中的八卦图像。在《周易》八卦图像中，虽然使用了简单的横线与中间断开的两条短线，但是这两条线通过不同规则的组合形成八卦和六十四卦等不同的图案，以此表示不同的内涵，而这些图像又由于内在的联系形成以变化为主体的体系或者系统。比如说乾、坤、震、艮、离、坎、兑、巽，以线条的不同组合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六十四卦卦形，以特殊的象征形象，分别喻示六十四种事物、现象的特定情态，反映了作者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种种认识。如《泰》（）卦，天在上、地在下，犹如上下心志交通，象征社会‘通泰’兴盛。”“六十四卦的出现，形成了《周易》以阴阳爻象为核心，以八卦物象为基础的完整的符号象征体系。”因此，我们认为八卦图像是有文献记载以来最早的图谱。

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八卦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在西周以前：“八卦的出现和六十四卦的创成，当在西周以前的颇为远古的年代；古人称其作者为伏羲、神农、夏禹之类的‘圣人’，自然是一种带有崇古、崇圣心理的传说，但此中所涉及的时代范围却是可以参考的。那么，既然远在西周以前就产生了以六十四卦符号为基础的筮书，与之相应的筮辞也很可能同时出现了（至少在口头上流传）。沿此进展，西周初年产生了一部新编的卦形、卦爻辞井然有序的《周易》，则是于理颇顺的。”可见，《周易》是远古时期筮书的集大成之作，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周易》产生于西周初年。可见，如果以现在的图谱的综合观念看，最早的图谱文献就是西周初年的《周易》。在《周易》中，已经包含着我国古人对图谱观念的一种初始认识与表达。

2．中国图谱的发展

汉代时期，西汉时刘歆继承父亲刘向的《别录》，在此基础上编纂了《七略》一书，其中首次收录了相当多的有关图谱方面的文献，但是其概述在唐末已经遗失。所幸的是班固将《七略》继承并发扬，形成《汉书·艺文志》，通过《汉书》，可以发现《七略》对图谱的处理。在《汉书·艺文志》卷三十一中，将图、谱分置，在兵书中，共收录图“四十三卷”，如“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楚兵法七篇，图四卷。王孙十六篇，图五卷。魏公子二十一篇，图十卷。黄帝十六篇，图三卷”等。根据古代科学技术，可以将其列入科技类；而在历谱中，则收录谱“六百六卷”，如“日月素历、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古来帝王年谱五卷”等。再如“至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刘歆与班固虽然都收录了有关图谱的文献，但却并没有将“图”与“谱”合在一起，同时也没有用“图谱”一词来命名。

我国在文献上正式出现“图谱”一词则是要到晋时，《晋书·郭璞传》中写道：“璞撰前后筮验六十余事，名为《洞林》，又抄京、费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但是这里图谱的意思还无法推知。

自从在《晋书》中首次出现“图谱”一词之后，有关图谱的编制实践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南朝齐时的王俭在《七志》中，首次将“图谱志”专门列为目录学中的一门，并介绍了图谱类书籍的大致内容。他在《七志》中说：“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在这里，王俭提到的图谱类的书主要是“纪地域及图书”，也就是仅包括地理图谱和有图的书，而事实上还有很多图谱类没有包括进来。较为可惜的是，王俭在《七志》中所提到的这些图谱文献，后世都没有保存下来，使后人难以了解这些图谱文献的真实面貌。

宋代是我国图谱理论进入较为自觉的时代，有关图谱文献资料的编制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时期的图谱被作为目录学、谱牒类等领域的重要对象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在南宋郑樵编纂的《通志·图谱略》中，记录了大量有关图谱类的书籍资料，其内容共包括了16种类型，即：天文、地理、宮室、器用、车旗、衣裳、坛兆、都邑、城筑、田里、会计、法制、班爵、古今、名物、书。可见，当图谱上升为目录学之后，其内涵更加广泛，几乎容纳了“图谱”的所有内涵。郑樵在《通志·图谱略·记有篇》中还总结了图谱在名称上的种类，包括图187、谱5、历1、格4、经1、表2、科1、纪1、录1、钤1，共计10种204个图谱。因此郑樵以及之后的学者在称图谱时多简称图，其实图的范围很广。在《图谱略·记无篇》中，郑樵又将16门扩大到26类，而且大多只列图，如易、诗、春秋、孝经、小学、刑法、天文、时令、算数、阴阳、道家、释氏、符瑞、食货、艺术、兵家、医药为图，少数列谱，如世系为谱，还有图与谱并存的，如在地理、论语、经学方面，另外除了图谱之外还有其他名称的，如会要中有图、图照，纪运中有图、历纪、年表、年历、谱，百官中有谱、图、表，礼中有图、谱、式，乐中有图、谱、格。由此可以看出，至宋代时期，我国的图谱无论在编制实践上还是在编制理念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明代以后一直到清代，我国的图谱编制方法与体系主要还是继承了宋代时的传统，但其广度却又要超过宋代。例如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中，继承并发展了郑樵关于图谱的分类思想，将图谱等分类分别融入到经史子集中。在经部收录的图谱有宋朝的《易数钩隐图》《三易备遗》《禹贡山川地理图》，元朝的《大易象数钩深图》，明朝的《书经大全》，清朝的《禹贡锥指》《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在史部收录的图谱有宋朝的《营造法式》，元朝的《熬波图》，明朝的《吴中水利全书》《筹海图编》《郑开阳杂著》《钱通》《河防一览》，清朝《钦定河源纪略》《御定月令辑要》《钦定黄舆西域图志》《皇清职贡图》《八旬万寿盛典》《皇朝礼器图式》《金石经眼录》等。子部收录的图谱有元朝的《竹谱》，明朝的《新法算历》《农政全书》《普济方》《墨法集要》《奇器图说》《说郛》，清朝的《天经或问》《钦定授时通考》《钦定西清古鉴》《钦定西清砚谱》《钦定钱录》等。在集部收录的图谱有楚辞类《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等。由此可见，至清代时，我国的图谱类文献已经达到了一个十分丰富的程度。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以上所举的在我国各类文献中所搜集的图谱文献，只是我国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很少的一部分。实际上除了这些已经被收录到目录学文献中的图谱类书籍以外，还有大量未被收录到目录学文献中的图谱类书籍资料，其数量要远远大于已收录的图谱类书籍数量。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图谱的编制在时间上经历了周代到晋代的初创期，南齐到南宋的发展繁荣期，以及明清的再度发展期等几个重要阶段，体现了中国古代图谱编制实践的发展序列。在古代图谱的发展中，从图谱的各自发展，到图谱在实践上的结合，以及图谱在经史子集中的应用，走过了由个别应用上升为方法论的过程，从简单的图与谱，逐渐发展到复杂的包括丰富内容的图谱之学，内容日渐丰富，并呈现出日益多元化、多样性的趋势。

3．中国近现代图谱及其转型趋势

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潮、科学技术的进入，中国传统的图谱之学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二维平面技术的发展。一是从手绘开始走向照相，照相技术的使用是近现代图谱高效先进的科技特点的一个典型体现，从而大大提高了其高效性与保真度。如民国时期郑振铎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就是对照相技术的应用。二是从照相到扫描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图谱在学科中的地位。同时还有电脑图像的制作，将照相与扫描中的瑕疵通过电脑技术进行修改和订正，有助于图像的精致化，资料保留的准确与精准化。如尹国均编著的《西方建筑的7种图谱》，该书运用图谱的方法，“从古埃及以来的建筑几何形态开始，通过古希腊、古罗马建筑作为西方古典建筑的基础、原型和范本，概述了西方建筑的起源及发展演变过程和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几个拐点，简洁有趣地叙述了西方建筑”。采取的体例基本是左图右书或者上图下书的方式展开。再如邵大箴编的《西方绘画史图录》，使用图的方式展示西方从史前社会一直到20世纪以来的绘画历史，文中说明的文字较少。到了当代时期，图谱类的文献资料更是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并出现了诸如《中国莲纹图谱》《中国凤纹图谱》《形意拳图谱》《中国旗帜图谱》《中国京剧服装图谱》《中国彩陶图谱》《李超国画名家笔法图谱》《百字图谱》《人体解剖彩色图谱》《百兽写真图谱》《黄河水沙时空图谱》《松柏图谱》《草虫图谱》《种子植物图谱》《中国野菜图谱》《金相图谱》等各种不同内容、不同学科的图谱类著作。

其次是三维立体技术的应用，将平面的图谱推向立体化，使得可视化的效果更加的直接。现代地理图谱GIS系统的开发，地学图谱的形成，促进地理学科的发展，如傅肃性的《遥感专题分析与地学图谱》《地学信息图谱探索研究》。现代技术拥有快速高效、保真度高等特点，弥补了传统图谱的平面化、保真度不高的缺点。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图谱的内涵和功能进一步扩大，产生了知识信息图谱等现代图谱。信息、数据等抽象元素的成分逐渐增加，从而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展示与说明各种特定信息、数据及其背后意义的载体与手段。在现阶段，科学精神与发达的信息网络技术引领图谱的发展，而且图谱越来越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石，当下的图谱之学也为目前大数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图谱更成为一种研究方法进入各个学科，逐渐发展为信息图谱、知识图谱等。尤其是有关图谱软件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学科的可视化发展，如中国知网的引文网络分析就是图谱在大数据中应用的一种，通过关键词或者主题的索引，会得出相关的引文网络分析。

由此可见，图谱作为一种具有可视化特点的表现方法，在近现代有着与不同学科融合的发展趋势，在从二维的照相、扫描、电脑制图技术，到三维的立体化，再到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大数据的运用等，代表了一种近现代图谱编制逐渐由手工操作到高科技技术运用的发展路径。正是在这种近现代时期出现的各种科学技术力量的推动下，图谱的编制与应用逐渐走向了一个具有越来越多的创新与超越特点的时代。

二、中国古代有关图谱编纂的思想认识

在中国古代十分丰富的图谱编制实践中，蕴藏着一些深厚的有关图谱编纂的思想认识，这些编纂思想与认识，是主导、支配中国古代图谱编纂者进行图谱整理、编纂的基础，同时也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图谱编纂者对于图谱这种文体形式的理解、认识与态度。具体而言，它们主要体现在有关图谱编纂的分类思想、图谱与文字编纂并重思想，以及图谱编纂的功能价值思想等方面。

1．图谱编纂的分类思想

我国传统的图谱分类思想是建立在目录学基础上的，从我国传统时代整个有关图谱分类的思想认识体系来说，是一个由平行走向交集，再由交集走向细分的过程。东汉以前，虽然图与谱这两种文体都已经出现，但是几乎都是图、谱分置的。如刘歆在《七略》中收集的“图”和“谱”，都被放在不同的“略”中，尚未合并成一门。可见当时人们对于图和谱的认识其实是分开的，还没有将图谱联系起来。

在南朝齐王俭的《七志》中，第一次将“图谱”作为一个专门的文献种类予以合称，开创了图谱进入目录学的先河。王俭的观点虽然遭到后世一些学者的诟病，但是这不影响《七志》将图谱作为目录学一门的历史价值和地位。而到了南朝梁时，阮孝绪著《七录》，在七录中又开始将图和谱分别收录到相应的分部，他认为“图画之篇，宜从所图为部，故随其名题，各附本录；谱既注记之类，宜与史体相参，故载于记传之末”。阮孝绪这样分类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对于“图谱学”的发展来说又回到了原点。这种情况直到南宋郑樵提出了图谱略才有了变化。

南宋的郑樵是我国图谱学上最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他对图谱学的贡献，一是在《通志》这一大型类书中，专门设置了“图谱略”一门，使中国的图谱从此在文献学与目录学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二是强调了“图谱”这种文体不同于文字（“书”）的独特价值，认为图谱的价值不能为文字（“书”）所取代。三是对图谱这种文体进行了细化的分类，郑樵在《通志》中列“图谱略”一门，其内容包括天文、地理、宫室、器用、车旗、衣裳、坛兆、都邑、城筑、田里、会计、法制、班爵、古今、名物、书等非图谱无以掌握的16个方面，尤其是在“记无”篇中，分“图谱”为26小类，如地理、论语、经学、易、诗、会要、纪运、春秋、孝经、小学、刑法、百官、天文、时令、算数、阴阳、道家、释氏、符瑞、食货、礼、乐、艺术、兵家、医药、世系。这是我国古代对于图谱分类理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代表了郑樵所具有的在当时处于十分先进的图谱学编纂思想。

明清时期我国对于图谱分类的认识，基本上还是继承了郑樵的思想，例如清代所编纂的许多大型类书文献，如《续通志》《清朝通志》《四库全书》等，均在郑樵《通志》关于图谱分类理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的继承和创新。如在清朝乾隆时期由嵇璜、刘墉等奉敕撰写，纪昀等校订的《续通志·图谱略》中，将图谱分为八大类，即经、史乘、天文、地理、政典、学术、艺事、物，下面又分三十三小类，经下分易、书、诗、礼、乐、春秋、四书、孝经、总结、小学，史乘分为编纂、论赞、世系，天文分为测算、岁时，地理分为总叙、都邑、山川、外域，政典分为仪制、食货、兵防、刑法，学术分统绪、性理、文辞，艺事分为五行、医药、杂技，物分器用、饮食、植物、动物。另如《清朝通志》在体例上也继承了《通志》，将图谱略一门分为七大类，包括经学、史乘、天文、地理、政典、艺事、物类，与《续通志》相比去掉了“学术”类。

2．图谱与文字编纂并重思想

在先秦时期，我国古人对于图与书这两种文体是同样看重的。这一点从有关“河图洛书”的传说中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周易》中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说明当时的人们是把图与书看成是同时出现，并且也是同样重要的（“圣人则之”）。在《史记》这一历史文献中，也记载了有关当时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图与书的事实：“刘邦攻入咸阳，‘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此处所言‘图书’指的是地图和文书档案”。由此可证秦及以前都是图书并重的。但是后来随着书籍的增加，开始出现了重书而轻图的现象，正如郑樵所说：“刘氏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即其书为艺文志，自此以还，图谱日亡，书籍日冗。”直到郑樵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图谱略，这种观念才得以改变，郑樵在《通志·图谱略》中深有感触地说：“臣旧亦不之知，及见杨佺期洛京图，方省张华之由，见杜预公子谱，方觉平一之故，由是益知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

在郑樵看来，河出图带来图谱之学，洛出书带来书籍之学，“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图与书经纬相成才能成就文化。同时又指出：“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舍易从难成功者少。”“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而要想平天下，“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

到了明朝，赵士祯在《神器谱》中就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展示兵器图谱，包括火铳图、车图等；在清朝，章学诚也强调图书并重：“事既约略于图类，而于书犹存事目者，互见之义也。”另如在无名氏所作的《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一书中，认为图与书互相弥补各自的不足。另外在家谱的编纂体例上，家谱继承了正史、方志记载叙述的方法，有史，有图，有表，有志，有传，形式多样，兼容并蓄，而其记载内容的宗族性，记载手法如遗像、宅基、祠堂、坟墓等采用图文并茂等表述手段，则明显带有家谱的特色。由此可见，中国家谱在呈现谱系时也应用了图谱的方法。中国家谱发展到明代已经成熟、完善、定型，已奠定了中国家谱的基本格局，清代以及民国时期的家谱，在内容体例上，只是明代的延续，并无多大发展与创新。家谱不仅使用谱系的方法，阐述家族的关系，更是图谱方法在家谱编制过程中的应用。

3．图谱编纂的功能价值思想

中国古代有关图谱编纂思想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较为注重图谱在摩形状物、社会认知、提高人们对于万事万物的理解等方面的功能价值。在郑樵的《通志·图谱略》中，重点指出了图谱的那种实用性和易懂性。他明确提出“有书无图，不可用也”的思想，强调图谱的实用性。如从天文地理类来看，“人生覆载之间，而不知天文地理，此学者之大患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星辰之次，舍日月之往来。非图无以见天之象、山川之纪、夷夏之分，非图无以见地之形。天官有书，书不可以仰观，地理有志，志不可以俯察，故曰：天文地理无图有书不可用也”。这些较为抽象的事物，如果运用图谱的方式来进行可视化的展现，人们就很容易理解了。但是这一实用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很长时间。如：“隋家藏书富于古今，然图谱无所系，自此以来荡然无纪，至今虞夏商周秦汉上代之书具在，而图无传焉，图既无传，书复日多，兹学者之难成也。”“以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其间有屹然特立风雨不移者，一代得一二人，实一代典章文物法度纪纲之盟主也，然物希则价难平，人希则人罕识，世无图谱，人亦不识图谱之学。张华，晋人也，问以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汉宫室图焉。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功也，见《春秋》世族谱焉。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由此可见，图谱作为一种具有很强实用性的文体，对于人们开展学术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在郑樵《通志·图谱略》中，同时也明确地表现了认为图谱具有简明易懂性的观点。他说：“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约”作简要、直观之意，而“博”则有繁杂之意，也就是说书没有图那么简约和直观。当然，这是在与相对抽象的书作比较得出的结论。其实这就是在讲图的可视化特点，当复杂的体系或系统通过图谱来展示的时候便会一目了然。比如说祭祀仪式的传承过程中，当因为社会事件而出现断代时，如果有祭祀图谱就可以继续传承下去，如果没有此类的图谱，那么该仪式就真的成为历史。再比如说如果有地动仪详细的制造图谱，那么利用地动仪来预测地震应该不成问题。因此说，图谱具有可视化的特点而使复杂的知识或者抽象的理论变得简明而易懂。

三、中国古代图谱编制所反映的文化观念

在中国古代十分丰富的图谱编制的思想与实践中，同时也蕴藏着一些深厚的传统文化观念，如崇古观、正统观、等级观、秩序观、审美观、史鉴观、文献观，等等。它们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对于历史、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基本态度，以及他们那种具有封建正统特色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

首先，在图谱编制的思想与实践中，蕴藏着中国古代文人的崇古观与正统观。中国文化传统观念中历来就有较为浓厚的崇古色彩，具体表现为是古非今、厚古薄今、崇古虐今、贵远贱今等，这一特色在中国古代的图谱编制思想中也有明显的体现。例如郑樵在《通志》中强调：“何为三代之前学术，如彼三代之后，学术如此，汉微有遗风，魏晋以降，日以陵夷，非后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用心，实后人之学术不及前人之学术也。”他认为当时的学术已经不如三代及汉。这种崇古观在后世有一定的发展。“中国古人即便改良也要托古改制，从典籍中寻找根据。”这种观念具体到图谱编制这一具体实践中，就是利用图这种可视性较强的文体形式来描述某事某物在古代的具体情况，追古溯今；利用谱这种系统性较强的文体来追溯族系源流。如宋金时期墓葬中的彩绘《二十四孝图》，其中运用24幅关于舜孝顺故事的图谱作品，来形象地展示古人各种孝顺的事迹，弘扬古人的孝道美德，这完全就是一种崇古讽今的崇古观的体现。另如清朝胡渭在《易图明辨》一书中追溯易图学说的源流，并尽可能搜集古代相关书目。“就全书整体而言，胡渭《易图明辨》所采取的撰述方式，广搜博取，举凡当时胡氏所能接触到的四部各类文献中关于图、书、象、数的学说理论，都尽量收揽”，极力做到追述古代源流之能事。

正统观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为天下大一统的思想、孝悌观念等。这种观念在中国历代的图谱谱系中也有鲜明的表现。例如从《史记》的“本纪”等中可以发现，各个民族都统一在一个世系中，文字中没有大一统，却在字里行间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的意思。而家谱中的这种对家族祖先的追思其实也是对封建正统观——“孝道”思想的一种具体体现。明刘绩撰的《三礼图》，在卷一讲得很清楚：“三代制度本于义，故推之而无不合。自汉以来失其传而率妄作，间有微言训诂者又误，遂使天下日用饮食衣服作止，皆不合天人，而流于异端矣。绩甚病之，既注易以究其原，又注礼以极其详，顾力于他经不暇，故作此图以总之，凡我同志留心焉，则可以一贯矣，勿泥旧说，见旧是者，今不复图。”刘绩认为三代制度已经被误传，需要有人出来正之，因此他才作《三礼图》，利用图文合一的方式进行详细的说明。这是天人合一的正统观的体现。

其次，在图谱编制的思想与实践中，又蕴藏着中国古代文人的等级观和秩序观。综观中国古代各种形形式式的图谱形式，几乎都体现出儒家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体现出难以逾越的等级观。尤其是在家谱、年谱等图谱形式中，这种观念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中国传统的家谱几乎都有同样的规定，即家里的女儿不入家谱，这实际上就是封建等级观的体现。即使是在一些像药谱、茶谱、花谱等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特点的图谱资料中，这种封建主义的等级观依然渗透其中。例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这段话中的上、中、下，天、地、人，君、臣、佐使等正是等级观的表现。

而秩序观强调天下一家。所谓“秩”，《说文解字》解释为“积也”，积累才能有次序成文理。所谓“序”，《说文解字》解释为“东西墙也”，东墙西墙为次序。秩序也就是有条理、有次序的意思。这一观念正是图谱的内在反映。如通过世系一门中的帝王世系，就可以看出天下一家的秩序观，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就是秩序观的反映。另外随着章学诚对图谱之学的强调，在清代的地方志书中，大都可见地形、水利等的更迭图。另外随着中医学的发展，图谱的秩序观在针灸图中有较多阐述，如《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中强调用针的次序。

再次，在图谱编制的思想与实践中，也蕴藏着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观与艺术观。从艺术美学的角度看，图谱具有朴实、具象的审美意识，而这也正是中国古人所十分崇尚与追求的。从图的表现特点上看，基本上都与几何图形中的三角形、正方形、矩形、圆形等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些形状的不同组合会形成千变万化的图案，这不仅反映在陶器上、青铜器上，还反映在建筑物上，甚至服饰上，表现出图谱的传统美学观念。图谱以写实、具象为特征，体现出与国画不同的审美观念，以白描线绘的手法清楚地表现人物形象、工艺步骤、天文景象、家族渊源等内容，是我国传统朴素审美观的体现。在地图上所体现的美感则可以以西汉的军事地图《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地形图》为代表，这一地图一方面可反映出汉代地图的绘制技术已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例如河流的粗细变化以及自然弯曲，都表示得十分逼真生动；河流交叉处没有出现通常易出现的倒流画法；道路的绘制几乎是一气呵成，看不出换笔的接头；全形符号的居民地图形也很好。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当时测量技术的高度发展，为我们表明了汉代地图在符号的设计问题上注意了既形象又合理的原则。例如用闭合曲线表示山体，在曲线的突出部分加绘有月牙形符号，以表示山体的突出部分。

另外在工程制图的技法应用上，从平面图走向立体图的过程中，应用近似作图法、借助规矩作图法，到后来的斜二轴测画法、等轴测画法等，使得图在实用的基础上更具艺术的美感。例如《芥子园画谱》是一本国画技法的集大成之作，该书从其美学思想，美学特征，美育影响三个层面展开，“从南北分宗、师承与开拓、胆识之变、因文传画四个维度对绘画史的流变进行了梳理，突出画史因文传画的特点，坚持从有法到无法的美学原则，从‘抓古人痒处’与‘抓自己痒处’的同一来说明复古与求变的同一”，呈现出体系与系统之美。图用线条、形状、样式、表、格等来表达撰者的思想，呈现出朴实而又不失生动之美；谱是作者通过源流的追溯、学术的辨章、流变的梳理来抓住事物发展的脉络，呈现出学术系统性和体系化，表现逻辑之美。

第四，在图谱编制的思想与实践中，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史鉴观与文献观。所谓史鉴观是讲“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中国古代学者认为，通过图谱、地图的编制，可以通晓家世的更迭，知晓失败与成功的交替。如元朝李好文在其所撰《长安志图》序中指出：“有宋元丰三年龙图待制，吕公大防为之跋，且谓之长安故图。则此图前世固有之，其时距唐世未远，宜其可据而足征也。然其中或有后人附益者，往往不与志合，因与同志较其讹驳，更为补订厘为七图。”这是对地图的订正和补正，是史鉴观在地理图谱中的反映。另外在图的发展过程中，也离不开技术的进步，宋朝图谱的繁荣发展与当时的雕版印刷技术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通过图谱的发展看到印刷技术的演变。宋朝郑樵的《通志》提出图谱略，我们认为其中也有技术的因素。雕版印刷能够为更高质量的图谱提供技术支持。图谱通过图、谱、表、格、纪等透露出古人对历史的认识，发现史可以明鉴的观念。

文献观是对史鉴观的延伸。图、谱、表、格、纪等文体在古代被统称为图谱，内含通达宏博的文献观。这种文献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图谱作为一种目录学的资料。图谱表现在目录学上就是按类收录，使各种图书更加条理化、明晰化。如王俭的“图谱志”收地图和有图的书；郑樵将图谱分为十六类，在“记无篇”中又将图谱分为二十六类，按类分别列出图、谱等相关内容，使得后人能够方便地查找书目，也可以知晓图谱的存亡。清朝的《四库全书》延续并发展了这一分类。二是把图谱作为一种档案性的资料。把图谱作为一种档案资料是体现古人文献观的第二个内容。档案是分类保存文件和材料，图谱在档案中占有重要地位。自有史记载以来，产生大量的图谱，这些图谱能够反映当时的生活状况、科学技术水平、建筑水平等各个方面。如《三礼图》《农政全书》等。再从王俭到郑樵对其的整理来看，图谱的分类整理有着档案学的意义，而且图谱资料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三是把图谱作为一种完备性的资料。图谱的编制表现了人们追求完备性的文献观。这种完备性表现在家谱与地理图谱中，如《帝王世系图谱》，还有元朝的李好文的《长安志图》。李好文说：“以汉之三辅及今奉元所治，古今沿革废置不同，名胜古迹不止乎是泾渠之利，泽被千世，是皆不可遗者，悉附入之，总为图二十有二，名之曰长安志图。明所以图为志设也。呜呼，废兴无常，盛衰有数，天理人事之所关焉。城郭封域，代因代革，先王之疆理寓焉。沟洫之利，疏溉之饶，生民之衣食系焉，观是图也。”在诠释《长安志图》的这种整体观、全面观的过程中，进一步强调了图的重要性。

四、中国古代图谱的方法论模式及对于当代图谱编制的意义

中国古代图谱的编制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根本的，强调图谱的功用性，图谱内容包括图、谱、式、照、表、格、历等，其应用遍布大部分学科。在实际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图谱编制方法。例如在一些描述中医针灸方法的经络图谱（如《明堂图》《医林改错》等）文献中，大多能从全局观出发，关注部分与整体的联系，将穴位的虚与脏腑的实相对应，将普遍性与个性化相结合。又如在一些描述各种地理格局与特点的地图（如康熙时期的《皇舆全览图》等）中，不仅绘制了全国的地图，更有地方省份的地图，是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的结果。反映在技艺类图谱的编制中，这一类别的编制更多是为了技艺的传承与传播，故采用几何平面白描式的绘制方法以及立体透视的绘制手段，展开图谱的绘制。还有谱牒的编制体例与方法等。上述这些方面都是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所形成的。解决现实问题后会形成相应的概念和方法，进而产生更多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一般理论，这些理论成为解决问题的指导，再对产生的问题进行指导，这样螺旋式上升就形成了方法论模式。因此，中国古代图谱编制的方法论模式为：在全局观系统化的视野下，以虚实呼应、动静结合的方式，在强调功用性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实际问题—概念方法—一般原理—实际问题”为核心的方法论体系。这一方法论以“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为核心思想，对于现代图谱的编制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图谱在编制过程中形成的方法论模式，对于我们当代图谱编制，尤其是非遗图谱的编制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话语权角度看，古代图谱编制的方法代表了一种具有中国话语特点的图谱编制体系，凸显了中国图谱编制方法上的本土文化特色，这对于建构当代中国图谱体系，设置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图标准以及内容范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在有关图谱编制的各种规范化标准，如测量标准、制图标准等均是按照国际要求的统一格式，其优点是确立了较为统一的国际性的标准，但其缺点是忽视了中国在图谱编制方面的自身特色，尤其是割断了与我国传统制图方式方法之间的联系。因此，很有必要通过对于传统制图模式的挖掘与研究，找出其中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制图方法与路径，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融汇中西的，更加具有创新意味的我们自己的制图标准。比如宋朝的《营造法式》就是古代图谱绘制的卓著代表。所谓“法式”，即是指法度和标准，它的图样使用单线勾勒，界尺作线，在制图中使用比例尺，并大量使用了正视图、侧视图等样式，满足了工程的需要。它对于现代工程制图有着很高的贡献，“有助于我们回答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艺术对科学技术的影响等重大问题。特别是以李诫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图学家们所具有的文化素质，以及中国工程图学所表现的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对今天乃至未来工程图学以及建筑学的发展作出了楷模”。又如《考工记》，也是采用的样和式来表达：“样式能以三维空间的表现力表现工程技术和产品设计，使人们能从各个不同角度看到设计制作的形体空间乃至其周围环境，因而样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工程图纸的局限性”。“乃制度式样册子，上令士大夫习之，勾考工程，而下可令工匠解了。”在传统图谱的编制中发现我们自己的优势，有形成我们自己标准的可能。

其次，从技术层面来看，中国古代图谱编制的方法提供了一种具有个性特点的图谱表现风格，体现了中国图谱编制方法上的灵活性、多样性与变通性，这对于当代中国图谱的编制更好地提高对于图谱内容对象的表达效果，加强图谱表现对象的形象感、真实感、可读感等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图谱编制软件的开发，当代图谱的编制在数据搜集、数据应用、数据挖掘、数据精准化等方面都有突破性发展，其优势在于呈现数据的内在关联性。但是对于一些具有较强的文学艺术性质的，需要展示个性化的图谱来说，如当代流行的连环画、绘本、漫画等，现代图谱编制软件就往往无法完成。而如果我们能够运用一些传统图谱的编制方法，就可以较为出色地实现这种个性化表现的目的。在艺术性上，那种个性化的节日图谱，故事图谱、人物图谱的绘制就需要借助传统的编制方法，如中秋节、春节的节日图谱，二十四孝图谱，红楼梦的金陵十二钗图谱等，以此展示画作的个性，呈现传统的审美观念。再如明朝王文衡绘制的《明朝传奇图像十种》，清人《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以及各种书法图谱等，这些具有个性化的图谱都是现代信息技术无法达到的。因此，传统图谱编制方法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依然具有一定的意义，它们可以与现代图谱的编制方法互为补充，以此而使图谱的编制目的得到更好的完善与体现。

除此以外，从图谱的表现效果来看，传统图谱往往具有虚实结合、动静相合的特征，这一点在医学图谱中表现得比较多。比如说人体经络图谱的绘制，就是虚实结合动静相合的典范。这一特征对于现代图谱的编制来说仍有价值和意义，是对传统图谱的继承与发展。

综上所述，由传统图谱的编制实践形成的方法论模式对于现代图谱编制实践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互补的态势，并在各自的优势领域继续发展。如今，当我们在开展与实施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工作时，这一方法论模式仍然具有借鉴性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作为一种主要以传统的非遗事象为内容对象的图谱形式，其编制方法上对于传统图谱编制方法的借鉴、参照、继承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我国传统图谱编制中一些有关图谱内容分类的方法、注重写实的表现方法、注重个性特点的表现方法等，对于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当然，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完全仿照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在继承传统方法的同时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尤其是将当代社会中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程序之中，才能使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工作具有更强的科学性、系统性与规范性，真实、系统地反映我国非遗资源的总体面貌、基本特征以及发展规律。

五、中国古代风物地图与西方民俗地图编制方法的比较

在图谱学的领域中，简单地拿中国的案例与西方的案例来进行比较是很不科学的，因为，中国的图谱学体系与西方的图谱学体系有着很大的差异，其发展道路也十分不同。从严格意义上说，西方社会并没有产生像中国一样的图谱学体系，尤其是在家谱、族谱、历谱等各种图谱谱系方面，完全没有像中国那样完善与成熟。但是如果我们把图谱的范畴缩小到某些具体的领域，例如文化地图、民俗地图、风物地图的方面，那么其可比性则是完全存在的。因此，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们也是把这种对于中西方图谱的比较，缩小到文化地图、民俗地图、风物地图等这样一些较为具体的范畴中来进行考察。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大约到了隋朝时期，开始出现了风物地图这种专题地图的形式。如隋人虞世基的《区宇图志》共一千二百卷，该志“图文并茂，图的类型多样……州郡沿革所属的说明与风俗物产的情况统囊一书”。据《隋书·经籍志》中记载，为了撰《区宇图志》，特令天下各郡撰“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但是这些风物地图究竟是怎样的，却因文献缺失不得而知，只能说隋朝已经绘制了风俗物产图。唐朝对外域地形、军镇、风俗物产图的编绘和情况的介绍也比较重视。《唐六典》有云：“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

在我国风俗地图发展史上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风俗地图，是在南宋时期出现的，即由南宋杨甲编纂的《六经图》之一——《十五国风地理图》。

在图中标识出了十五国风如《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等产地，是典型的民俗分布图。此图的出现，说明我国在南宋时期已经产生了具有较高标准的民俗地图，这是现在能看到的将民歌的分布标识在地图上的最早的民俗地图形式。但非常可惜的是，从宋代以至金、元、明、清，地图皆由兵部执掌，以致我们很少能看清这些民俗地图的真实面貌。在此之后，这种体现民俗分布的地图就戛然而止了。在世界上，直到20世纪的德国民俗地图的出现，民俗地图作为专题地图之一种才再次登上人类地理的舞台。

以《十五国风地理图》为基础与西方民俗地图法作比较，我们发现中西方民俗地图的编制原理其实是一致的，都是在实际需要的基础上编制的，不过也存在一些不同之处，如时间、内容、地理范围以及相关理论方法的提升，等等。

从时间上看，中国的《十五国风地理图》编制于南宋时期，是最早的刊印地图，而欧洲民俗地图则要到20世纪才出现。欧洲民俗地图最早以德国为先。19世纪中期德国就提出编制民俗地图的思想，但直到1937年以后《德国民俗地图》才开始陆续出版。从内容上看，我国的《十五国风地理图》只呈现了民歌的分布，而欧洲的民俗地图的范围则大得多，包括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等内容。从地域范围上而言，《十五国风地理图》的主要范围是长江以南，而德国的民俗地图是在整个德国境内展开的，到之后的整个欧洲，日本的民俗地图法也是涉及全国。从理论方法上看，我国虽然早在南宋时期就有了《十五国风地理图》这样的民俗地图，但是却并没有出现对于有关民俗地图编制理论方法的提炼和总结，这种将国风的内容标识在地图上的做法进而呈现民歌分布状况的思想没有得到后世的重视，也没有在后世传承下来。而欧洲的民俗地图法就不同，在这一思想提出之初就具有了理论方法的倾向，最终形成民俗地图法。这一方法后来在日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总之，在图谱编制的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既具有共性也具有个性，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当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过程中，只有一方面继承中国古代的编制传统，另一方面又不断吸收其他国家的图谱编制方法与思想，才能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工作取得更好的成效，乃至成为融汇中西的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