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外图谱编制实践及其理论探索
图谱的发生发展是人类共同的经历，古代图谱的并行发展是图谱历史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共同特征。人类图画的产生基本上都源于旧石器时代，有当时的岩画遗留作为证据，“最初的绘画可以追溯到旧石器后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的深山古洞中，都遗留有旧石器时代的绘画”
。而且在岩画之后，进一步发展成表达人们复杂生活现状的绘画与描述生产工具、器物等的图画，同时也有源自现实生活的抽象几何图案，以及具有军事用途的地图等，这些都是人类在现实生活过程中，为满足各方面的需要而形成的图画的表达。人类对于“谱”的认识同样具有共性。谱的概念几乎都与家族的发展有关，贵族需要保持血统的纯正，从普通阶层而上至高等阶层的人们也需要通过编制家谱来描绘自己家族世系的贵族品性，这就使得全世界范围的人们都有对于谱的需求。尽管图谱在中外发展中有着一定的共性，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在图谱的编制方法与理论方面还是存在着不同的个性。
在古代中国，不但有着大量的图谱编制实践，而且还形成了一些有关图谱编制的方法与理论，例如“制图六法”与“绘画六法”等，实际上就是对“图”的编制方法的提炼与总结。它们或是讲述了对于图的制作要求和规范，或是讲述了画的技巧与方法，对于推动中国图画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在谱的编制方法上，中国很早就产生了许多有关谱的类别，如家谱、族谱、植物谱、动物谱、兵器谱、画谱等，它们主要强调了各种事物内部之间的相互联系，从时间和空间上阐述了各自的体系与系统。现以家谱或族谱为例来说明谱的编制方法：“家谱继承了正史、方志记载叙述的方法，有史，有图，有表，有志，有传，形式多样，兼容并蓄，而其记载内容的宗族性，记载手法如遗像、宅基、祠堂、坟墓等采用图文并茂等表述手段，则明显带有家谱自己的特色。”在中国传统的各种家谱形式中，世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内容，“世系是中国家谱的主体……包括姓名字号、生卒年月、仕途简历、妻室子女、坟墓地址等内容，在家谱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除了图与谱之外，中国历史上与图谱相近的文体还有表、格、历、照等，它们均与图谱并行，并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方法体系。
在我国传统的图谱编制方法与理论方面，最有成就的是关于对图谱进行分类的方法，这方面最有成就的是南宋时代的郑樵。郑樵在其所著的《通志·图谱略》中，将图与谱并置，并将表、格、历、纪、照等都收录于图谱之列。这一分类方法后来在元明清的发展中逐渐完善。在清朝《四库全书》中，将图谱分类收录，按照图谱的属性分列到经史子集中，这既是对图谱分类理论的延续，同时也是对图谱分类理论的发展。除此以外，我国传统的图谱编制理论还体现在图与文字的关系，以及图谱所具有的重要价值等方面。总之，中国古代图谱一般来说是图表类、谱系类等著作的总称，它反映了我国古代时期在有关图谱编制方面的既具有一定共性又具有一定个性的编制方法与理论体系。
相对中国而言，西方国家并没有专门的图谱学体系，尤其是在氏族谱系的方面，并没有形成像中国一样的发达、完整的谱籍系统。一直到了20世纪时期，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西方国家才逐渐出现了大量的，主要以表现、分析与研究自然科学为主要内容对象的图谱形式。但是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中，也有一些具有自己特点的图谱编制方式，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民俗地图。从广义的范畴来说，民俗地图也是一种属于图谱的形式，因为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图谱一样，也是通过将具有可视化特点的图像进行系统化处理的方式，使其成为一种具有一定内在关系的系统文献，只是民俗地图所表现的内容对象主要是具有很强民间文化色彩的民俗文化，以及它所采用的可视化表现形式，主要是以具有独特的空间表达特点的专门性文本样式——地图而已。
在对于欧洲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具有引领性意义的德国，早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有关民俗地图编制的实践。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文化区域研究者威廉·曼哈特开展了有关农业活动以及相关习俗、信仰的问卷调查，率先进行了有关民俗地图编制的尝试。威廉·曼哈特设计的问卷，得到了2000多处地方的反馈，并在1932年至1933年时被记录于地图上。从1937年至1939年，已有总计6期的《德国民俗地图》问世，总共刊载了120张有关德国的民俗地图。可惜的是，由于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的民俗地图编制与研究工作不得不停止下来，一直到了1962年以后，这项重要的编制工作才得以重新启动。此时期德国民俗地图的编制重点，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农村工作的模式、使用的农具以及脱粒等相关民俗情况予以真实的调查与记录，并且在相关的地图中进行准确的标注。继德国以后，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在20世纪中叶开始了自己国家的民俗地图编制工作。例如苏联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民族研究所为主导开始制作各民族分布地图，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瑞士、挪威等国家也受德国制作民俗地图的影响，并仿照德国民俗地图的方式，着手本国的民俗地图编制工作。
在亚洲地区，较早开展有关民俗地图的编制实践，并且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普查与推广的国家是日本。日本的民俗地图编制实践深受德国的影响，但是也并不完全照搬德国的经验，而是根据日本的国情特点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与理论，这对于本国民俗地图的编制具有相当的指导性意义。早在1927年，具有“日本民俗学之父”之称的柳田国男就在《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民俗方言的著述——《蜗牛考》，在这一文章中，柳田国男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绘制了一幅方言分布图，展现了日本方言按照地理位置的远近而发生演变的状况，这幅图可以看作是日本民俗地图编制的滥觞。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文化厅开始策划绘制全国性分类民俗地图的庞大计划。该计划分为调查阶段和整理资料与绘制图面两个阶段。经过40多年的努力，日本终于完成了规模浩大的10卷本的大型系列民俗地图集——《日本民俗地图》的出版工作，其内容涉及“年节”“信仰与社会生活”“贸易与运输”“生育”“婚姻”“葬制与墓制”“衣着生活”“饮食生活”“居住生活”等各个方面，其调查与标注数据，覆盖了整个日本国。除了《日本民俗地图》以外，日本还出版了另一套有关民俗地图的宏大成果——《都道府县日本民俗分布地图集成》，全套书共分为13卷，覆盖了日本本土的7大地区，每卷包括2或5个省级行政单位，堪称日本民俗地图的鸿篇巨制。
由此可见，在有关图谱这一独特的文献体裁的编制实践以及方法理论上，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以及多方面的成果，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可相比，也是不可替代的。中国这种由古至今的深厚的图谱编制传统，是中国独特的政治、社会、文化的产物，体现了鲜明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学术研究取向。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的可视化与系统性特点的图谱形式，对于中国文化内容及其精神价值的表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也是现今我们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体系的重要基础。但是这样的理解并不否定外国各种有关图像、地图等相关文体的编纂成就以及方法理论对于我们的价值。实际上，西方各国以及日本等亚洲国家在各种有关自己国家的图像、地图等相关文体的编纂工作中，同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参考与学习。尤其是德国、日本等国家在对于民俗地图这种具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非常相近关系的文献体裁的编制与研究方面，更是十分值得我们目前正在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工作的人员学习参考。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有广泛地吸收他人的经验，并使其转换为自己开展工作的有利资源，才能使自己的学术思想更为全面与系统，工作道路更加通畅与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