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意识

具体点说，我首先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载和关学研究与时俱进，无论在中国内地、港台地区或欧美西方国家，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研究成果形式多样，其方法、取向，亦各自不同。然而，我却是带着重构中国传统哲学逻辑发展的现代诠释体系这一理想目标而开启关学研究的，因此，我不能不先从“关学”—“宋明理学”—“中国哲学”这一相关思想自身历史发展的重新预设谈起，主要谈一谈我自己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及不断探索进程中的突破。

张载研究，由来尚矣；而关学研究，却是1980年以后的事。1981年10月，我应邀在杭州“全国宋明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关学源流辨析》之前，曾仔细查阅过有关文献，除了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提到“北宋亡后，关学就渐归衰熄”的论断之外，几无专文论述。这并非表明我有开启关学研究之先的高明，而只说明前贤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已为我的关学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和问题意识。因为，张载关学虽是专题个案研究，但它同哲学史、思想史等专门史研究一样，并不单是一种纯哲学的研究，而其实也是一般的历史研究，它必须从既定的史料出发，必须从某些学界认同的预设或假定开始。不然，大量原始的关学文献仅仅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材料，而无法整理出条理系统，更无从寻找其思想变迁传衍的线索和规律。这样，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及宋明理学史中，张载及关学有没有自己相对独立发展的历史，便成为我中国哲学教学研究首先必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