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重构明代关学的政治文化生态

一、在关学研究中重构关学

近年来我不止一次地受到海内外研究生的质询：“你开启的关学研究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论争，为何没有‘渐归衰熄’，反而大有扩展延续之势？你不觉得是件高兴的事吗？”我均作了同样的简单回答：“我从不认为这是关涉于我个人欣慰与否的事，我从一开始就觉察到，对关学的任何预设都不单是个学术问题，任何置身于其中的学人，无论其地位多高，均不能心存丝毫的门阀之见和意气之争，而终须面对的是承认不承认关学曾在关中存在这样一个非常严肃的历史事实的问题。”当然，历史不能重演，要让世人接受这一史实，就需要代代史家进行重构。

在本书《附录》的《校编叙例》里，我之所以首先将“关学”定位为：“北宋著名哲学家张载创立的道学学说及学派，是宋元明清时代在关中地域传承张载关学和程、朱、陆、王思想的理学，即关中思想文化精神之精华。”此即我往日文章中常说的“关学者，实涵地属关中，时系宋明，学为理学”之意，突出强调的是其中两项，一为“关中”地域，一为“理学”形态，合而言之，即“关中理学”四字。全祖望曾用“学统四起”四字来说明宋代道学在各地之兴起，我则从唐宋以降形成“地域文化”这一历史前提出发，肯定宋明时代关中出现的“理学”，同蜀、洛、闽、浙等地出现的“理学”一样，既是地域的，又是跨地域的，当然首先是地域的。因为，据我的研究，“宋明理学”本身就是“地域化的新儒学形态”。2001年我在台北中研院文哲所发表的《儒学地域化与道学诸学派》演讲稿，曾明确提出要建立“地域化新儒家学派”的概念。可以说，我的关学研究及上述预设，其实就是在地域与跨地域之间来重构关学，这本是我从整理研究明代吕柟、韩邦奇、冯从吾等关学学者的著作中获得的重构关学之研究方法。

吕柟和冯从吾同为有明举国知名的大儒，又同为集明代关学之大成者，这是清代学界的共识。《明儒学案·师说》刘宗周“愚按”：“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泾野先生实集其大成。”《二曲集》有云：“横渠之后，诸儒著述，惟吕泾野、冯少墟足以继响。”《关学续编》引述时论谓：“关中自杨伯起（震）、张横渠、吕泾野三先生之后，惟先生（冯从吾）一人”，“盖统程朱、陆王而一之，集关学之大成者，则冯恭定公（从吾）也”。此皆为可“信不诬”而符合史实的论断。然而，倘若仔细检阅文献，便可清楚地看出，吕、冯重构关学的取向各有侧重。吕柟生当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首开明代关学重构之先河，讲学一生，重在重构“张载关学”；冯从吾生当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四朝，是明代关学集大成之总结者，一生讲学，重在重构孔孟“心性正学”和“关学历史”。以下“五”至“七”三章，我将详论这两位“关学集大成”者究竟是如何重构关学的。

眼下值得注意的是，冯从吾的卒年（天启七年），正好是李二曲之生年，吕、冯、李三人，正好是明代中、晚和清初三个重要时期关学之代表，标志着关学由张载之后“再传何其寥寥”而走向复盛而始变轨转型之思想轨迹，从中亦可观察到“宋明理学”整体的发展大势。此即《关学编后序》所说：“奚止论关中之学？即以论天下之学，论千万世之学可也。”为了便于说明这一思想轨迹与发展大势的动态变化，这里先需把它回归到朱明王朝开国的政治文化生态之中，以便具体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