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托迹儒门

柳宗元儒教观的形成是与其家世不可分割的。柳宗元的先世为世家大族，历代均为高官。他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¹⁾北朝，柳、薛、裴并称“河东三著姓”。据孙昌武先生考定，柳宗元的八世祖柳僧习，在魏时历北地、颍川二郡守，扬州大都督，官至尚书右丞，封方舆公；七世祖柳庆，西魏时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转左仆射，进北周，为万、宜二州刺史、京兆尹，赐姓宇文氏，封平齐县公；六世祖柳旦，仕周时以功授仪同三司、中书侍郎，封济阴公，入隋后，封新城县男，大业初，任龙川太守，寻征为太常少卿，摄判黄门侍郎；五世祖柳楷，仕唐，曾任济、房、兰、廓四州刺史；高祖柳子夏，唐初任答徐州长史⁽²⁾。仅在高宗时期，柳氏家族“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³⁾。武则天打击异己，柳氏家族因卷入斗争漩涡而招致毁灭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虽然历代仍为士宦，但均官微位卑。柳宗元的曾祖父柳从裕，曾任沧州清池县令；祖父察躬，曾任湖州德清县令；父亲柳镇，明经出身，一生辗转仕途，一直未得高位。

柳宗元称其家族曰：“世德廉孝，扬于河浒，士之称家风者归焉。”⁽⁴⁾他从小就在家庭之中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一文中，柳宗元介绍其父柳镇说：

先君之道，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天宝末，经术高第。遇乱，奉德清君夫人。载家书隐王屋山。间行以求食，深处以修业，作《避暑赋》。合群从弟子侄，讲《春秋左氏》《易王氏》，衎衎无倦，以忘其忧。德清君喜曰：兹谓遁世无闷矣。⁽⁵⁾

柳镇饱读儒家诗书，并注意以儒家思想对后辈进行思想教育，即使在避乱之时，也不忘给子侄讲儒家经典。柳镇不但学识出众，而且为人刚正不阿，为官清正廉洁。柳宗元对其父的人品与学识都十分钦佩。

柳宗元的外祖家为涿郡卢氏，河北大族，亦为儒学世家。“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扬乎人言”“五世为大儒”“其风之流者，皆好学而质重”⁽⁶⁾。柳宗元的母亲卢氏，从小就受到家庭之中浓厚的儒学氛围的熏陶，七岁即通《毛诗》与刘向《烈女传》，并能“斟酌而行，不坠其旨”。柳镇曾说过：“吾所读旧史及诸子书，夫人闻而尽知之无遗者。”⁽⁷⁾在柳宗元四岁的时候，柳镇外任宣城县令，母亲卢氏便在京城家中以“古赋十四首”教之。除此之外，卢氏还“以《诗》《礼》、图、史”等教授族中之女，后来这些女子都成为“名妇”。这种学术氛围，对幼年柳宗元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柳宗元的岳父杨凭及其兄弟杨凝、杨凌，“修天爵，振儒行，东吴贤士大夫号为‘三杨’。《易象》之懿文，孔门之言《诗》，皆生知之”⁽⁸⁾。杨凭曾与柳镇同在李兼幕府，柳宗元从小就与杨凭有密切的关系。杨凭“修天爵，振儒行”之举对柳宗元必定产生了较大影响。

柳宗元从小受到的儒家思想的熏陶，为他以后儒家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纵观柳宗元的一生，无论是仕途得意还是失意，其儒家思想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贞元十二年（796），二十四岁的柳宗元应博学宏词试，未第，写《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自谓“学不能探奥义、穷章句、为腐烂之儒”，又赞崔氏曰“德足以仪世，才足以辅圣，文足以当宗师之位，学足以冠儒术之首，诚为贤达之表”⁽⁹⁾。通过这两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其儒家身份的自我定位。他人生的理想就是德能仪世、才能辅圣、学能通经、文能冠世。他把实现自己的儒家理想作为人生的最大乐趣：“用之则行，斯为美矣；求而必得，不亦悦乎。”⁽¹⁰⁾即使在贬谪永州、穷困潦倒之时，他也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儒家身份及对儒学的研究。他说：“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过，往来甚熟，讲尧、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于世者之难自任也”，“时时读书，不忘圣人之道。”⁽¹¹⁾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也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尝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¹²⁾

在《为刘同州谢上表》中，柳宗元曾用“托迹儒门”四字概括自己一生的思想归属，儒家思想是他生命的底色，也是他思考问题的基本立场与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