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人口与耕地

人口与耕地问题的考察，是研究社会问题的起点。清代南部县到底有多少人口？有没有因人口增长而导致的人地矛盾？这些是否成为民间纠纷的根源？这些问题都需要经过专门研究来澄清。

一、人口

陈旭麓教授总结说：“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个王朝被农民战争削弱或推翻了，新王朝建立之初的人口总是少于前一个王朝。”⁽¹⁵⁴⁾从明朝中后期始，四川境内战乱不断，比较著名的有蓝廷瑞、蔡伯贯、奢崇明、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还有吴三桂叛乱等，造成了清初四川户口数量的大幅下降。人口从明朝的300多万人，下降到50万人左右，成为四川人口史上的最低谷⁽¹⁵⁵⁾。

四川各州县也不能幸免，据《南部县乡土志》之《兵事录》记载，该县从正德四年（1509）开始直到清初，陆续经历过刘烈、蓝廷瑞、张献忠等民变，南部县城也曾失守，知县郑梦眉自缢而死，举家殉难⁽¹⁵⁶⁾。嘉靖《保宁府志》载，当时南部县有1108户，内458民户，273军户，377杂役户，15 448口⁽¹⁵⁷⁾。经过这场大浩劫，南部县的人口遭受重创，史料说“汉户遭明季献贼之乱，土著几无孑遗”⁽¹⁵⁸⁾。

清朝平定张献忠之乱后，开始移民入蜀开垦。从南部县的情况看，移民多是从顺治、康熙时期迁入的，见表2-10：

由表中可知，清末南部县的28个大姓中，只有陈氏、鲜于氏、蒲氏、马氏、雍氏、任氏、何氏等7个大姓是明代旧族，其余都是从楚、赣等省迁入。其中顺治时迁入南部县的有程氏，康熙时迁入南部县的大姓有张氏、范氏、高氏、谢氏、孙氏，乾隆时迁入该县的有张氏，嘉庆时迁入的有刘氏，称“国初”迁入的有王氏、杨氏、汪氏、刘氏、宋氏、敬氏、冯氏、周氏、黄氏、杜氏、邱氏、赵氏、程氏等。所谓“国初”其实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由于时间久远，即使是专门记载一个家族播迁史的家谱，往往都记不清具体迁入时间，故编修者在《南部县乡土志》中多作模糊处理为“国初迁入”。《南部县志》记载称，明末清初，南部战乱频仍，土著几无孑遗。清康熙年间，自湖、广、闽、赣、陕、粤等省来县入籍者遍布全县。至乾、嘉间，各客籍居民先后建立起各自的会馆，供奉原籍信奉的神祇，每年定期同乡聚会⁽¹⁶⁰⁾。由此可见，该县乡土志所谓“国初”当是康熙时期。这和当时整个四川的情况几乎是一致的，在康熙中期以后至乾隆前期，恰是外省人口大量移民四川的时期⁽¹⁶¹⁾。吴佩林通过田野考察，发现至今南部县民间尚存部分宗支碑，涉及李氏、谢氏、杨氏、杜氏、贾氏、向氏、宋氏、范氏、罗氏、王氏、严氏、赵氏、何氏等等，他对立碑时间、保存的位置、保管人等信息都做了详细记载。通过这些碑，大致也可以辨析这些姓氏的源流⁽¹⁶²⁾。这些迁入南部县的移民，在乾、嘉时期先后建立起各自的会馆，见表2-11：

这实际上仍是一个不完整的统计。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的记载，在石河场⁽¹⁶⁴⁾、双河场⁽¹⁶⁵⁾、碑院场⁽¹⁶⁶⁾等地方提到过客总的姓名，证明这些地方仍有移民，有移民就可能有会馆，由于资料关系，这就不得其详了。通过上表中会馆的地理位置，我们可以看出移民的大致分布情况，即主要分布在县城及周边交通比较好，面积比较大的场镇。

移民的迁入，使南部县人口增长迅速。雍正六年（1728）奉行清查，保宁府所属州县33 181户，其中南部县共18 521户，男39 599丁，女34 586口，共74 185丁口⁽¹⁶⁷⁾。嘉庆时期，南部县原额增添共29 644户，男61 558丁，女58 773口，合计120 331丁口⁽¹⁶⁸⁾。咸丰元年，知县朱凤枟清查，该县人口为271 207丁口⁽¹⁶⁹⁾。光绪末年，据该县散赈清册，分本境为五路，东路计102保，共男111 452丁，女98 440口；南路计72保，共男68 040丁，女53 524口；西路94保，共男68 812丁，女59 288口；北路计58保，共男67 540丁，女55 482口；中路附城22保，共男18 420丁，女13 891口，五路通共61 4889丁口⁽¹⁷⁰⁾。宣统三年（1911），南部县申送川省巡警道的调查表中，载有该县当时的人口数为男346 331人，女268 781人，合计615 112人⁽¹⁷¹⁾。这与施居父整理的《宣统年间四川一百四十四厅州县第一次户口调查统计表》中的数据相同。该资料提及南部县有143 798户，男346 331，女268 781，合计恰好615 112人⁽¹⁷²⁾。

在61万多人口中，30余人信回教，1850人信仰喇嘛教的黄教，520人信仰巫教，信仰道教600余人，1800余人信仰天主教，1600余人信仰耶稣新教。按照传统的职业分，士有3251人，工有3689人，商有4786人，农有553 263人⁽¹⁷³⁾。

总之，清代南部县的人口增长是相当快的。人口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耕地面积与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二、耕地

清代南部县属于传统农业社会，耕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其耕地面积是多少？这一问题至今尚无人探讨，但这个问题关系到人口与耕地的比例问题，是解剖南部县民间诉讼根源的关键，也是理解基层组织运作的重要问题。

据嘉靖《保宁府志》载，在明朝时，保宁府所属州县官民田地共4126顷20亩3毫，并新垦起科田地而计之，共4135顷64亩5分3厘3毫4丝5微。其中南部县557顷20亩有奇，即55 720亩。

清初，由于长期战乱，四川全省田地荒芜，册载耕地面积大幅减少。为恢复四川经济，清政府采取鼓励垦荒的政策。雍正六年至七年（1728—1729），保宁府所属州县开垦了荒地158 000亩⁽¹⁷⁴⁾。在垦荒的同时，清政府也对土地进行清理。针对四川田地欺隐的严重现象，清政府令川省认真清理。清理工作主要在雍正六年至七年进行⁽¹⁷⁵⁾。经过清理，“保宁府属阆中等九州县，册载上、中、下田地一千九百九顷零，今丈得上、中、下田地共二万三千九十顷零，报垦荒田地一千五百八十顷零。”⁽¹⁷⁶⁾也就是说，保宁府属九州县，原来册载田地190 900亩，丈量后为2 309 000亩，增加了2 118 100亩。

而当时南部县的情况，据嘉庆《四川通志》载，该县“旧管”上、中、下田地615 330亩，对新开垦的荒地并无详细介绍⁽¹⁷⁷⁾。南部县的耕地面积在道光《保宁府志》、同治增修《南部县志》等书中并无变化。换句话说，嘉庆以后新增的田地并未进行登记⁽¹⁷⁸⁾。直到宣统年间，四川布政使司札饬南部县申赍该县土地报告表。据该县申赍的《地理报告表式》所知，该县有水田2440顷14亩2分1厘，旱地3713顷16亩，均已开垦。官产、无公产60亩，民产6152顷70亩2分1厘。土壤则分上、中、下三等，森林、山泽等约占30%，斥卤约占5%⁽¹⁷⁹⁾。也就是说，根据田地性质分，清末南部县的耕地包括水田、旱地合计615 330余亩，若依据田地的归属分为官产⁽¹⁸⁰⁾、无公产⁽¹⁸¹⁾、民产⁽¹⁸²⁾（类似于现在所谓的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合计仍是615 330余亩。这个数据恰好是嘉庆以来长期被官方所采用的数据。

通过上述梳理，可小结如下：第一，清代前期，由于南部县的人口与耕地面积缺乏比较可靠的数据，故每人所占耕地数量不详；第二，嘉庆时期，南部县有人口12万多，耕地面积61万亩以上，人均5亩左右；第三，晚清时期，南部县有61万多人，耕地面积仍是61万多亩，平均每人1亩多。王笛曾指出，清代川省粮食亩产由118斤提高到215斤左右，但人均耕地面积也由10余亩减少到2余亩。清前期川省的粮食足够川省食用且大量出口，清后期由于人口剧增而难自足，因而四川已出现了人口压力问题⁽¹⁸³⁾。而南部县的情况与整个四川的情况也差不多，虽然清末粮食产量提高不少，但人口增长过快，清末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亩多，如果按照亩产215斤计算，每人的口粮每年只有200多斤。早在光绪末年，《南部县乡土志》的修撰者就对该县人口增长可能带来的困境表示了担忧：“惟地瘠民贫，仅恃蚕桑、井灶为生计，乃丝既收成不旺，井亦年久水枯，兼口岸被夺，课厘日增，炭贵米昂，所在盐场皆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将来日形倒塌，公私交困，各厂佣民不下十数余万，亦将无从觅食，此于生齿盛衰聚散之故，皆有切相关系者，不得不预筹补苴之术也。”⁽¹⁸⁴⁾因此，“地瘠民贫”“炭贵米昂”已形象描绘了晚清南部县的民间实态，这正是人地矛盾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