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一　家族史研究的意义

家族史的研究始终是历史学、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是由家族组织在人类社会中所占有的地位决定的。在社会中家族组织是从事生产和其他各类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群体，它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传承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构成与运作，都具有极大的促进或制约作用。在中国社会中家族的这种作用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治国，她所提倡的“亲亲”“仁爱”“忠孝”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深且远。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始终体现出一种家国一体、家国不分的政治体制结构，而在这种政治体制结构中家族的作用是极为突出的。有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对于中国家族史的深入研究，是解开古老东方神秘大门的一把钥匙。这是很有见地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人类社会的生产主要有两种：一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是人种的繁衍，即“人类自身的生产”⁽¹⁾。组成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其个体生命都是有限的，要使整个人类社会文化能够传递并不断发展，亦要对子女进行抚养和教育⁽²⁾，这些都必须通过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即家族来进行。此外，在人类社会中，个人通常都是在与他人的相互联系中从事生产或进行其他社会活动的，就是说，是在群体中生活的。家族自然是人类最原始、最普遍、最基本的一种社会群体。家族在这几方面的功能，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亦没有消失，所以现代社会学仍然将家族作为一项主要研究内容，以至形成所谓家族社会学。在中国的中古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人类交往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家族的上述功能表现得更为显著。家族组织作为社会基础，对社会制度亦具有重大的影响。正像恩格斯所指出：“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³⁾恩格斯的原意当然是就原始社会的情形而言，但在中国中古社会中，生产力虽然有所发展但并不发达，血缘关系、家族组织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礼仪规范、文化传承等诸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所以，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如欲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面貌及其发展演变情况获得真切的认识，就必须对当时的家族形态与功能给予充分的注意。

家族史的研究对中国历史研究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国家族组织始终对社会生活发生着深刻影响，其时间之悠久，作用之深刻，举世罕见。甚至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家族组织、家族主义以及由此衍化出来的思想意识，仍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中国社会已被社会学家称为“家族社会”⁽⁴⁾。当我们探讨中国中古社会的家族形态时，会发现她更具有典型的意义。

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下同），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族形态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自春秋时代始，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家庭逐渐从宗族家族形态中脱离出来，历经战国秦汉，这种家庭形态得到充分发展；到西汉末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与发展，社会中出现了豪强大族；至东汉时期，这些豪强大族便发展成为世家大族，这一家族形态至魏晋时期最终形成门阀士族（我们统称为“名门望族”）。

这些名门望族不仅掌控着国家中枢机构的权力，而且影响着地方州郡政权的运作。在战争连年的动荡岁月，皇权虽如走马灯似的迅速传递，但国家中枢机构的权力却始终掌控在这些名门望族的手中；至隋唐之际，虽在选官制度方面采取了科举取士，打破取士看门第的传统观念，政治上对这些大族也采取了种种抑制政策，但这些大族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沉寂期之后，依然活跃于政治舞台，直到唐末五代。是何原因致使这些名门望族具有如此巨大的政治魅力？以往的许多学者做过种种努力试图对此加以说明。就总的情况而言，大多是从庄园经济、政治环境、任官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等诸多方面来研究，取得了一些值得人们重视的成果。但这些成果仍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魏晋时期的战乱促使了世家大族势力的增长，而五代时期的战乱却削弱了这些大族的政治势力；庄园经济的形成促使了世家大族势力的壮大，而中唐以后的庄园经济似乎也不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已经瓦解；为何到了宋元以后这种世家大族的家族形态却起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化？这都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不得不去探寻其深层原因。再者，以往的学人均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家族形态，而对其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皆以学术为高，当时的士族阶层拥有知识，受到整个社会的敬仰。又自东汉以来，士族在政治上日渐重要⁽⁵⁾，在地方上累代为官的常是这些世家大族⁽⁶⁾，品德、才貌、官宦，一代代地累积着，由此自然产生出一种所谓的传统权力，不论官宦以前或官宦以后，大族常拥有庞大的经济后盾，通常都以大地主的身份出现，这是支撑其门望的物质基础。在史料中我们每每发现这些士大夫相互标榜，这种风气自东汉末年就已流行，如“三君”“八俊”“八厨”等等。不仅如此，他们似乎又是社会上价值标准的制定者，配合“九品中正”选举制度，其舆论的力量更显得无比的强大。当乱世之秋，世家大族的宗党、部曲、门生、宾客、奴婢，常常组成一个武装单位⁽⁷⁾，是这种传统权力的基础。白乐日（Etienne Balazs）在《中国的文明与官僚政治》⁽⁸⁾一书中强调中国士大夫家族所包含的力量是综合各方面的，他说：“（中国）士大夫（官吏）阶级在数量上仅是极少数人，但是由于他们有力量、影响力、地位、声望，掌握有所有的权力，拥有大量的土地，因此权力显得无比的巨大，这个阶级并且有每种特权，最主要的因为他们垄断教育而享有塑造其本身成员的特权。”从文化的视角看问题，她表明魏晋时期名门望族的家法、礼仪与学术的“雅文化”，至宋元时期已成为寻常百姓家所接受的一种“俗文化”。这也是中古时期世家大族向近代家族形态转变的一个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