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仆人与塾师带来的烦恼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何汝霖的母亲丁太夫人以九十高寿仙逝，身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的何汝霖扶柩回到家乡江宁守制，随行人员有妾陈氏、年方七岁的三子定保（学名兆濂，陈氏所出）、三弟何汝舟（号莲仙）、表侄蔡右臣（儿媳蔡氏之弟），男仆温和、刘福、李顺、李升等，以及两位女仆刘妪和徐妪⁽⁴⁾。

刘妪和徐妪关系不睦，互不理睬。何汝霖记云：“二人自去年上船后即不交一言，吃饭亦不同案，住亦两屋，岂不可笑。”（二十八年九月三十日）在何氏心目中，刘妪“老稳”，且会做菜，时受夸奖，“刘妪自叠元宵，颇可口，又作炸酱亦好”（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而对徐妪，何氏则几无一处赞语：

徐妪多言而燥，哓哓不休，令人生厌，而其作事尚不过滑，故可容之。（二十八年三月初五日）

恨徐妪多嘴多事之病，日甚一日，且与定儿时时拌舌，闻之生厌，驱之不能，惟有忍气受之而已。（二十八年六月初二日）

徐妪高声乱嚷，且与定保见则喧闹，毫无忌惮。伊母忍之，昨几成气臌，服药多剂乃渐好，奈何奈何！且人家老婆子来，彼必无所不说，生出无穷口舌，寓中男家人事，彼必多管，乱出主意，动则口称要回京，几乎将我气坏。忍之万分，愈觉扬气。最与大陈桂之陈嫂合式，来必谈至半天方去。陈嫂之在我家，从前惯说是非，可以想见矣。（二十八年七月初一日）

何汝霖所说家乡的“陈嫂”，和徐妪一样，都是爱搬弄是非的长舌妇，以前在何家还差点惹出人命来⁽⁵⁾，徐、陈两个老妈子凑在一起，家中自然鸡飞狗跳，不得安宁。但就是对这位爱搬弄是非的多嘴女佣，虽然其“谬丑日甚”，几乎将人气坏，何汝霖也只是“忍之而已”（二十八年九月三十日）。

对于男仆温和的毛病，何汝霖也同样隐忍，长子何兆瀛早就提醒他：“温和之任性种种有之，此人必须善为驾驭，面有恶骨，目光太横，想大人必早鉴及之。”⁽⁶⁾当何汝霖从另一男仆李升处听说“所有年来温和之霸道跋扈混账”时，也曾“悔恨难名”（二十八年六月十九日），但由于何家内外杂务温和颇为得力，何汝霖不得不予以迁就，直至道光二十九年回京时，仍是温和在打理雇车等出行杂务。对于仆人们的诉求，何汝霖还尽量予以满足。如李升“诉云伊家一年以来事故多而变产负债甚重，必回去一行，年内回南”，何汝霖不仅“不便力阻其行”（二十八年六月初十日），而且为其如何回京费力谋划：“回拜傅继勋太守，托带李升回京。”（二十八年六月十六日）何汝霖报送母丧的讣书，因李顺负责的门房“遗漏多多，致讣书一无所告”，何对李顺略加申斥，李顺“遂决意请去”（二十七年十一月廿五日），这和徐妪“动则口称要回京”一样，都是下人自尊而又任性的反映，对此何氏也只是在日记中书写一句“真昧良也”（二十七年十一月廿五日）了事。

在何氏日记中，这些仆人绝非一个个抽象的低贱符号，而是皆具性情、各有脾气的活生生的人。对于他们，何汝霖常常私下大发牢骚，表面还得表现出“忍”字工夫。这一方面也许体现出何汝霖的君子雅量和儒家的“仁爱”思想，一方面可能也因当时社会制度与风俗使然。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雇佣现象较前代更为普遍。在那种世代服役、无独立人格的奴婢制之外，还需要对大量出现的虽有“主仆名分”、但人身依附不强的雇工人⁽⁷⁾做出相关的制度性规定。明代雇工人社会地位已较唐代部曲为高，至清代进一步明确规定：

雇工人不过受人雇值，为人执役耳，贱其事未贱其身，雇值满日，即家长亦同凡人，与终身之奴婢之不同。然现在工役之日，与家长之亲属亦有名分，虽异于奴婢，亦不得同于凡人。⁽⁸⁾

徐妪、刘妪、温和、李升、李顺等长期在何家服役，显然属于有“主仆名分”但期满即获自由的雇工人，何汝霖自然不便轻“贱其身”。

而对于那种至少名义上和自己同属士阶层的塾师，由于“师”在礼教序列中的地位尊崇，何汝霖更要表现出非常的礼遇。

何汝霖特别重视子女教育，回乡丁忧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为儿子定保聘请过三位塾师。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何汝霖抵达江宁，借寓党公巷陆氏宅，十月二十五日，第一位受聘的塾师王竹礽（竹仁、竹人）即已进馆授读，可谓神速。

王竹礽教读定保，直至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廿七日始放假，而次年正月十一日即开馆，时间抓得很紧。刚开始时他只教授定保一人，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十九日，何汝霖十九岁的侄孙承祺（渭渔次子）亦来附学。对于脩金，何汝霖较为大方，其道光二十八年四月廿九日记云：

为承祺送竹人午节脩金五两，合之定保每月五两，是年共七十五两，益以节敬三次共六两，已得八十一两矣，似不为薄矣。

定保一人每年学费合计六十六两，承祺附学，仅送三节节敬计十五两，合计八十一两，这一待遇确“不为薄”。在成书于乾隆前期的《儒林外史》中，坐馆薛家集的周进每年脩金只有十二两银子，虞博士坐馆杨家，待遇较优，每年也只有三十两银子。当然物价一般愈后愈贵，乾隆年间塾师的脩金也许说服力不够；那么咸丰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莫友芝致其弟莫祥芝的信似乎更能说明问题：

我亦何乐而住京哉？必欲住京，即须有每月七八两之馆。京城闲士甚多，大约以二两一月至四至六已是特出。即有人就，我就之即不足用，所以难谋。⁽⁹⁾

即使到了咸丰末年，而且是在物价昂贵的京城，一般馆师每月也只有二两脩金。徐梓《明清时期塾师的收入》一文曾据宗谱列举清代中后期较富庶的江浙一带支付塾师脩金的情形，高者每年七十二千文，低者每年二十千文，平均每年四十二两左右（共统计十一家）⁽¹⁰⁾。那些不是去家塾坐馆，而是自开蒙馆的普通秀才，收入可能更为可怜和不固定。据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光绪年间，每个学生一年给束脩一千六百文，一年收入大约在十千到二十千之间⁽¹¹⁾。看来道光二十八年的何汝霖能支付馆师每年八十一两的脩金，算得上待遇较优了。

王竹礽教授得法，何汝霖与之相处较为愉快，宾主之间不仅经常谈文论艺，而且王竹礽还能帮何汝霖料理一些家务，甚至为之捉刀代笔⁽¹²⁾。但好景不长，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廿四日，王竹礽因病重不幸去世。

仅过了七八天，何汝霖就聘请到第二位塾师夏家铣，并于十月初三正式开馆。

夏家铣（1824—1853），字季质，上元附生⁽¹³⁾，其家与何氏颇有渊源。夏家铣的伯父名夏垲（1795—1862），字子仪，道光十一年举人，有《信天阁诗草》四卷；夏家铣的父亲名夏塽（1796—1843），字子俊，号去疾，道光十五年举人，有《篆枚堂诗存五卷》⁽¹⁴⁾。夏、何同为江宁望族，关系密切。何汝霖自订年谱时曾深情回忆：

道光十三年：“癸巳五十三岁，八月孙承禧生。补方略馆纂修官。夏子仪孝廉垲来馆于吾家，孝廉为余诸生时受业弟子，学问渊雅，人品纯粹，因命男兆瀛受业，两世互为师弟，亦佳话也。”

道光十八年：“戊戌五十八岁，十二月转太常寺少卿，岁暮大祀骏奔，襄事虔恪，惟恐失坠。是年子仪之弟子俊孝廉塽，亦余受业弟子，礼闱后留京过夏，因馆于余家，命孙承禧从受业，于是三世皆有师弟渊源矣。时孙六岁，读《尔雅》能成诵，子俊教以四声之学，亦知领悟，子俊枕经葄史，所为制艺神韵才气俱不乏，词赋亦臻名大家，古近体初学温飞卿，后乃瓣香李杜，医其家学，馀技也。”⁽¹⁵⁾

夏家铣的伯父夏垲曾教授何汝霖的长子何兆瀛，其父夏塽又教授何兆瀛的儿子何承禧，且较为成功，如今夏家铣又教授何汝霖的三子定保，这真是一段佳话。遗憾的是，夏家铣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何汝霖记云：“季质改诗与对，吃力而笨，去竹人远矣。”十二月廿五日，塾馆放年假的前一天，何汝霖与夏家铣商量来年是否可于正月初六开学，遭到夏的反对，要求延至正月十三日：“季质颇以正月初六开馆为太早，勉从所订十三矣。此公不受商量，令人想竹礽不置，而又不便再延一人，忍之而已。”（二十八年十二月廿五日）到了来年开馆之日，夏又以哮喘为托辞，托何兆瀛妻弟蔡右臣代课数日：“季质先不以初六开馆为然，自订十三，今早又字致右臣，以发吼为词，嘱右臣代权数日，而右臣则云连日游于南北郊，意在过灯节再来。此子大不讲理，且于伊父在京吾家代办各事以话餂之，总无一语提及，真不懂事，大非子仪、子俊可比，洵可叹也。”（二十九年正月十三日）蔡右臣亦不情愿，遂告知何汝霖，夏家铣其实连日纵游南北郊，是想元宵节过后再来。被泄了底的夏家铣不得不于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十四日开馆，但其漫不经心的表现令何汝霖大为不满：

夏老四来馆，似未发吼。申刻又去假，云晚间畏风，真脾气也。（正月十四日）

夏先生巳正三甫到，未正即又飘然而去。功课全不过问，十三乃其自订，又不肯照常，何其妄谬如是。且定保分本世叔，呼名则可，乃直呼曰定保，狂态可掬，似子仪、子俊且不肯如是，其高自位置乃尔。（正月十五日）

夏先生今日来了一日，初念晚书，戌初仍急急散去，可笑可笑。（正月十六日）

夏老四又飘然而去，不解所谓。（正月廿二日）

春帆来，托其向夏老四宛商馆事，宜严，不宜多旷。（正月廿三日）

至正月二十八日，夏家铣又因故请假，何汝霖遂抽空检查定保的学习效果，结果令其愤怒异常：

夏老四因其三嫂物故，未来馆，因令定保理《曲礼下》三四页。午后才背，生如未念过者，已觉可诧，而每句数字，每一二字下，俱带一恶俗脏字眼，直是门馆习气，令人不耐听。此承祺所染也，责至二三十板，承祺乃云，原议定保生书五十遍才背，此公每书不准过十遍，即催索来背，之后再加二三遍，即已了局。其字外吚哑之声，的系背时记不真切，故故作停顿，好想下半句也。夏老四可谓丧心病狂，前已面订非五十遍不可背，何竟如是。真令人气闷欲死。子俊不应有此子，全无心肝，狂态可厌。且任劝不受，竟无药可救矣。其馆原系论月，只好分手，再商另请一位了。渠列馆四个月，所读之书，全不记得。其误人不浅，万难将就。十数年北边所请西席，从无此等荒唐者。“坐不住”三字，可以包括。正月整日在馆不及十日。（正月廿八日）

正月三十日，夏氏仍未到馆。何汝霖无法忍受，遂将之解馆。事情过了两天，何汝霖对之仍耿耿于怀：“愈觉夏老四之累人不浅，可恨可恨。”（二月初三日）咸丰三年，太平军攻陷江宁，次年夏家铣遭乱而死，结局很是不幸。

第三位塾师是龚古愚（古馀）。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二日下聘，二月初四即开馆，何汝霖对龚初步印象不错：“古馀先生来馆，其人老练而和，真一老教书者。所说字字中款，似靠得住。”（二月初四日）

但“老练”有可能世故，“和”有可能圆滑。事实证明，龚古愚就是一位世故圆滑的老者，他不仅放纵定保玩耍，而且为了表明教学效果，还经常帮定保做一些掩饰。何汝霖发现后对此颇有意见：

定保悟心稍可，惟读书则日入滑境，不肯求熟，令我气闷。重责数十板，先生太宽仁，听其偷懒并乱跑也。罚午饭一顿，以警之愧之。（四月初五日）

近见古愚为定儿改诗，每每先就草稿改好，令其以改本誊出，再为润色，殊非古道，真可叹也。已谆谕定保，此后概以原来草稿带回送阅，庶可见真面目也。此老愚而不古，误人家子弟之尤者也。告之通甫，以为何如。亦足见延师之难。（闰四月初四日）

古愚人品学问，馆师中罕有，惟性太软缓，定保毫无畏怯，初尚能督书要熟，近则将就应典而已。初尚安坐，近则满院乱走，不加约束。除自己看书外，惟闭目静坐，以养元神耳。对对、八句诗，先于草上略改，即誊，然后再改，实是讨好之私见。此子本有可成，惜夏、龚一误再误，至不可收拾。（五月初七日）

龚古愚还借与何汝霖的这层关系在赈灾中为自己和亲友渔利，愈发令何汝霖不齿：“古愚为亲友向章甫取抚恤钱票数张，以便逐日赴局取钱。”（六月廿四日）“古愚兄多受人情，谋入抚恤局内办事，可笑之至。此事避之不暇，凡钻谋而入局者，其来意尚可问乎。此公愚而不古，真难佩服。近来学生终日不念书，不督书，全不过问，尚有人心耶。”（七月初四日）好在不久何汝霖即要启程返京，至七月廿日自然解馆，两人尚未闹到不欢而散。但何汝霖在日记中感慨“延师之难”，其实好的老师，古往今来，皆可遇不可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