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西牌楼街[1]
在长沙开始工作之前，最好学习一年的汉语，于是我们全家和中文老师杨熙少一起搬到三百里外的山区——江西牯岭。对我和其他人来讲，牯岭是座真正“有魔力的山脉”。
第一个冬天，杨老师给我的汉语启蒙开了一个好头，并告诉我，我应该取个中文姓。他说，没有中国人会称呼我的英文名字。于是，我们翻查了有近千年历史的《百家姓》。随着时间的流逝，姓氏数量不断增加，比西方世界的任何社会记录都重要。我们在这些姓氏中找到了一个适合我的。很快我就学会了，如果有人问我：“贵姓？”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敝姓胡”。现在的我是胡医生，这是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说通的身份。胡医生的生命便从二十九岁开始了。
1906年，我们回到长沙，仍住在南大门街的临时住所。我也开始着手处理第一个问题——寻找开办医院的地方。相隔一年后，我想知道长沙的士绅对外国人的敌意是否彻底减退了呢？是否有人不理会“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的传统呢？
西牌楼街上的猪
一天晚上，夜已深，门人通告有位来访者。我在客厅里用茶水接待了他。我们先谈论了些琐碎的事情。能与一位完全不懂英语的长沙士绅进行交谈，这令我十分高兴。后来，席比义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喝了一会儿茶后，我们的客人看起来打算离开。就在走到客厅门口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们能一起再多坐会儿吗？我有点小事要向你们报告。”
我们热心地听着客人介绍情况。他是位泥瓦匠包工头，在长沙城内许多地方承包建筑工程。同时是路德教会成员的他，在教会里听说我们正在寻找开办医院的地方。
这位包工头停下来，仔细看看四周，确定没有人偷听后，补充道，他为我们在西拱门大街的西牌楼找到了一处房子。西拱门大街是从东往西穿越城市中心的商业大道。
“不要给任何人提起此事，”他警告道，“仆人们不能知道任何情况。我会安排你们考察的。”他鞠躬告辞了。
西牌楼街的店铺
第二天，我和席比义步行前往调查。包工头告诉我们不要考虑走进房子的事情，因为这样会危及整个计划。如果沿街的商户知道外国机构要搬到他们的周围，就会变得疑神疑鬼。“你们只能在外面走走，看看地方有多大。”他指导着我们，“然后，看看我为你们画的图。我一直负责里面所有的泥瓦工作。那是个巨大的米仓，后面是起居室，非常适合你们办学校。”
我们在街上来回慢慢地散步，一次又一次经过这座庞大的高墙建筑。它的左右都是小商铺，但是这个地方对于学校来讲足够大了。不能走进去让人很着急。沿街五十三步！从承包人画在一张发黄草纸的草图上，我们知道了里面的情况。每个房间、每个院子都标明了。从前门到后墙共有整整三百英尺，图上清晰勾勒出每个门、窗户和平顶，甚至包括通到屋顶的后楼梯。
我最关心的是找到开办诊疗所的地方。就在我们为购买学校的地产而讨价还价的这一周，也是在夜深后，一位罗先生出现了。我们一起喝茶，谈论河水的高度和稻子的产量。后来，他大胆地问我们，是否真的想租房子作为医院？他想让我们看看中央旅社。旅社后面有外屋，是养猪的地方。他明确表示，所有这些都很容易移走。他认为这个位置非常理想，位于城市中心，而且听说街对面有处房产可以作为学校。他第二次来访时，我们同意租用他的房产。接着，就是不断地讨价还价。我们在第一份协议上写下所有的事项：谁负责维修屋顶，谁到税务部门完税，每月的租金是以“光亮”的美元还是“商业”的美元支付。
我们获得了许多有关长沙贸易方式的知识。在最后时刻，出现了一个小麻烦。我们要求罗先生把最初的协议草稿给我们存档。我们的秘书刘先生将会给房东和租户各抄录一份。然而，协议却不见了。我们在进行谈判的茶桌上四处寻找。在这以前，也没有人离开过。我坐在罗先生对面，突然发现他的丝绸长袖里露出了协议的边角。
“哦，是的，它在这里，”看到我注意到了它，他说道，“你想保留吗？”他问道，没有任何尴尬。此后，所有的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刘先生担当我们的中间人，以他个人的名义购买了用作研究机构的地产，这样就避免了同城内长者的冲突。他还为我们租借了诊疗所和医院的房子。我们和他私下里签订了协议，规定他拥有的所有东西完全归我们使用。
我们花费了几周的时间将破旧的客栈彻底改造成诊疗所。前门附近有一口井，后院也有一口井，供给洗漱和打扫卫生用水。每间屋子都喷洒了足够多的杀虫剂，所有的墙都被反复刷白。屋顶安置了新的排水沟，以排放二月到六月的倾盆大雨；安装了新的玻璃门窗，取代了旧式的纸质门窗。很多几乎没有光线的角落安装了新的天窗。
我们对等候室、接待室、药房和咨询室，以及小实验室的位置达成了一致。但我们是一开始就设立手术室，还是日后再说呢？
当时，湖南省还没有做过大的外科手术。中国朋友建议我们慢慢地、非常慢地开展大手术。“你们只可以做简单的外科手术”，他们警告我们，“做那些能在挤满旁观者的诊疗所里进行的手术。不要冒险。等一两年，直到人们足够了解你后。别太着急推进！”
因此，我们决定延后开设手术室。医生有一间粉刷一新的小办公室，角落里很整齐，可供守夜夫睡觉。不需要别的了。事实上，如果我们有一点点显摆或奢华，就会给所有的街坊邻居留下不好的印象。我们只准备了四间工作室，面朝街道的走廊每边各两间。我们处在大家中间，与商店店主和旅馆主人为邻。我们决定敞开大门，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参观。
终于，在1906年11月中旬，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在医院前竖起八英尺高的栏杆，让行人不用太好奇。还有一块七英尺长三点五英尺宽的黑漆大招牌，四个金字写着：雅礼医院。
对面街道挂着一个类似的标牌，写着：雅礼学堂。这是我们为男孩开办的预备学校，是雅礼协会开办的学院的前身，正如诊疗所作为现代医院和医学院的前身一样。学院开张时有五十三名学生。
医院的职员就不如建筑那样值得一提了。一位朋友向我们推荐了周先生，他有文化、懂礼节，据说是位理想的看门人。他的工作是全天的，早晨登记诊疗所的病人，注意可能的麻烦制造者，检查进出的所有包裹。开始时，医院只有两名职员：守夜夫和我。守夜夫原本是苦力。为我工作的一个星期前，他以从南门外有名的白沙井挑水进城为生。他有宽厚的肩膀和强健的肌肉，整洁、有礼貌，但也仅此而已。甚至连打扫卫生这种工作都不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到我们准备好开展手术之前，我能相信他吗？
但是，我们俩在一起连续工作了几个月。试图让前来医院的所有人都感到愉快，保证来看病的每个人在离开时都感到他得到的服务物有所值。只有这样，医学才能在长沙建立起友谊的桥梁。
[1] 英文版此章标题为WEST ARCHWAY STREET，若直译，应为“西拱门街”，但此街的中文名实为“西牌楼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