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周武

张珑老师这本回忆录，最初由上海远东出版社于2007年8月出版。蒙张老师惠赐，当时就已细读一过。许多书读过也就忘了，但十多年过去了，张老师的这本书，以及书中写到的那些看似云淡风轻的过往琐事，却一直盘旋在脑际。2013年又读到张珑老师的另一本回忆录《风清月明》，是她新写的14篇回忆文章的结集，可视为《水流云在》的补编或续集。书中以超过一半的篇幅写她与她的另一半李瑞骅先生“携手五十五载”的生活点滴，特别是最后那篇《最后的日子》，读来感人至深。现在这部增订本就是张珑老师在前面两本回忆录的基础上细加修订增补而成，与李瑞骅先生的回忆录《钢的交响——一位早期归国工程师的共和国乐章》合成双璧，归商务印书馆联袂再版。

与初版《水流云在》相比，这部增订本结构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仅增加了最后一章“十年后记”，另外第四章原题“建立了自己的小家”改为“携手五十五载”，其他各章标题和顺序基本不变，但在内容上却有不少补充、修订，是一部更完备的私人回忆录。

全书从她自己的家庭背景讲起，由远及近地追忆了自己一生的关键经历：她生于1929年，稍长，入中西女中附小就读，12岁升入中西女中，1947年考入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51年春季毕业后，赴北京大学西语系执教，成为一名大学教师。1969年随丈夫李瑞骅先生下放到焦作附近的秦屯干校，一年后再下放到湖南黔阳师范重执教鞭。1973年调回北京，被分配到她先生所在的设计院建筑情报研究所施工室。此后，就一直在设计院从事建筑情报编译和研究工作，1982年创办并主编英文杂志《中国建筑》（前身为《中国建筑文选》），1987年晋升译审，1994年退休，安享晚年。她这一辈子，尽管受时代风雨裹挟，没少担惊受怕，还一度被下放到湘西黔阳长达三年之久，但她始终与丈夫李瑞骅先生相濡以沫，携手跨过了许多沟沟坎坎，幸存了下来，并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重新绽放出自己的生命异彩。和她周围的许多师友相比，要算是幸运的了。

从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当下，风云激荡，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如转巨石于危崖，变异之速，匪翼可喻”，在中国史上，是一个狂飙突进、天翻地覆的“大时代”。张珑老师这本回忆录写的就是这样一个世如棋局时代的个人记忆，书中所忆，并没有惊天的波澜，也没有过多的悲悯和怨怼，大量的都是在大时代背景下她个人生活、工作和游历的细节，哪怕是一句话，一个眼神，都不曾放过。可以说是以个人化视角为她所亲历的这个时代做了细腻、感性的见证式忆述。她在书中曾提及自己的写作初衷：

我曾和几个朋友讨论过写回忆录的想法，一般都认为自己又不是什么大人物，又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写它做甚？的确，我过了十分平淡的一生，并无有价值的事迹可写。但是我又想，有几个人能过不平凡的一生，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来呢？绝大多数人不都过的是平凡的一生吗？但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小小的历史，都是滚滚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一滴。然而，千百万细小的水滴汇成了浩瀚的大海，千百万细小的沙粒组成了广袤的大地。每个小人物的生平琐事加起来就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就像《清明上河图》，其中每一个人物都是小人物，或卖菜，或剃头，或修鞋，或饮酒，但他们组成的却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一幅鲜活的画卷。回忆录并不是参加过惊心动魄事件的英雄们的专利，更不是为了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秘闻。在长长的历史画卷中，英雄们可以站在前景中突出的地位，但小人物们却为这幅画卷提供了色彩丰富的背景。我们生活在一个从物资短缺到丰衣足食的年代，亲历了祖国由弱变强，由彷徨迷惘走向充满自信的时代，能在这样一个伟大复兴的时代画卷中做一个小人物、一滴小水珠、一颗小沙粒，又未尝不是幸福的呢！

张珑老师说自己是“小人物”“过了十分平淡的一生”，那当然是㧑谦逾恒的谦辞，但她关于写作回忆录的想法，我则完全赞同。历史并不只是大人物的历史，没有芸芸众生，何来什么大人物。张珑老师这本书讲述的虽然只是个人的亲身经历，而且大多是日常琐事，但在我看来，却比一般的大历史更亲切，更富有人间气，也更耐人寻味。

多年来，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研究她的祖父张元济暨商务印书馆馆史，也曾主持编纂过她的母校圣约翰大学的校史，因此，张珑老师这本书首先吸引我的，自然是第一章“家庭背景”和第二章“求学的年代”。张珑老师是张元济（菊老）的嫡孙女，1951年赴北京大学西语系执教之前，一直生活在祖父的身边，倍受祖父的呵护，对祖父的喜怒哀乐、日常作息、生活情态，有最切近的观察和了解。在第一章里头，她为我们讲述了菊老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譬如，菊老一向崇尚俭朴，反对奢侈浪费，在商务馆内是人所共知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他“身履膏腴之境而淡泊持己”。但我还是没有想到他竟将这种俭朴之风如此彻底地贯穿到家庭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连绳子、纸片都不允许浪费，甚至信封也用“翻转信封”。张珑老师回忆说：

祖父的书桌里有一个抽屉专门用来放绳子，凡是有包装物品用过的绳子，都绕起来放入抽屉以便重复利用。大小纸片也都收起来，用以写便条、记事等等。敬惜纸墨成为我们全家至今遵循的习惯。祖父广交四方人士，每天都会收到大量信件。他把信封积累起来，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让家人做一次“翻转信封”。所谓“翻转信封”，就是把收到的信封拆开，翻过来重新粘贴好，再次利用。做 “翻转信封”的程序是先把信封拆开，再翻过来叠平，用浆糊粘贴，然后用书或其他重物压上，待浆糊干后即可使用。母亲、萧妈妈、祥保姊姊都会参加这项活动。我也总想加入，但往往因为瞎捣乱而不被接纳。这一活动就是在楼梯平台进行，信封都摊在大圆桌上，参加活动者都围桌而坐。如今细想起来，祖父当年收到的信封中不乏一代名人的来信，如梁启超、熊希龄、傅增湘、胡适等等，不一而足。信封上留下的是他们的手迹。如果能把这些信封保存至今，其价值当大大超过重复利用的价值。

再如，菊老的公私分明是出了名的，即使再艰窘，也从不向公司伸手，公司考虑菊老的困窘给予必要的接济，菊老亦力辞不受。抗战爆发后，张家生活已十分拮据，王云五得知这种情况，决定每月送200元作为生活费，他即复信力辞：“弟对于公司从不曾稍有宕欠，此次实出于无奈。今承赒济，当即将小女在汉借用之款先行清还，更觉心安，愈感良朋之相知深也。承示以后每月接济我二百元，此则弟当心领。目前家用尚可支持，千万不必惠寄。……弟对于公司不敢有所陈请，此公私之界限，极宜分明。”如此谨守“公私之界限”，菊老堪称楷范。

不过，最让人感到意外的还是菊老日常生活的西化。据张珑老师回忆，菊老在家里宴请朋友或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往往喜欢用西餐款待。宴请商务同仁时，他们都是年轻人，嫌吃不饱，后来又加一道蛋炒饭。受其影响，从前商务印书馆请客，或过年时宴请股东，也常常安排在福州路的一品香、东亚饭店等馆子里举行，那些都是当年吃西菜的地方。他自己的用餐方式也是西式的，所用餐具很特别：中间放了一只西式大汤盆，左右两边放了筷子、刀、叉、匙，还有餐巾。那老式汤盆是白底蓝花的英国瓷器。汤放在汤盆里用匙舀了喝，比较大的食物，例如一大块猪排，他绝对不会拿起一整块来啃着吃，而总是用刀叉切成小块后食用。家里一度还雇有一个西餐厨师。菊老卧室里头的许多摆设，也多半是他去欧美考察教育、出版时带回来的西洋物件：他卧室的“壁炉前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一个饭碗大的地球仪，可以转动。我每次走过，都要把它转动几下。还有一个巨型的、表面很粗糙的鸵鸟蛋化石和一块上面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条鱼骨的化石，这两件化石比较珍贵，所以都配有红木座架”。在一个老式的梳妆台上，放着一个荷兰风格的小瓷娃娃，浅黄色的头发，红色的背心，淡紫色裙子上罩着花围裙。在一般的印象中，菊老平时一袭长衫一双布鞋，又嗜古籍如命，是一个典型的旧学家和老绅士，其实他不但“富于新思想”，而且“能实践新道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生平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在他那里，新与旧，中与西，不是对立的，而是浑然一体的。张珑老师的回忆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张珑老师的个人成长除了世代书香的熏陶及长辈的言传身教之外，亦得益于教会教育的滋养与规训。她小学、中学、大学读的都是当年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小学是中西女中附小，中学是中西女中，大学就读于当年被誉为“东方哈佛”的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她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教会学校度过的，不单她道地的英文，她的教养也跟教会学校的度化密不可分。因此，教会学校给她留下了许多终身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书中张珑老师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深情追忆了自己在中西女中附小、中西女中和圣约翰大学的校园生活与受教经历。教会学校最大特色当推英语教学，跟一般的非教会学校把英语作为外语来教不同，教会学校则通常“把英语作为母语来教”。教学方法不同，教学的效果也很不相同。一口纯正的英语几乎成了中西女中、圣约翰大学学生的一个显著标志。直到晚年，张珑老师对中西女中独具一格的英语课教学方法仍记忆犹新：

中西女中向以英语水平高而闻名。其英语课的教学方法确实独具一格。从初一开始，我们的课本就是英文原著的长篇小说，此外还有短篇小说如有名的《灰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圣诞夜》等故事，还有独幕剧、小诗歌等。课本和小学里的一样，都是美国的原版硬面书，由学校借给我们，读完后还给图书馆，再发下一本读物。我们每个学期都读一本原著小说，记得有《海蒂》《小妇人》《大卫·科波菲尔》《傲慢与偏见》《简·爱》《双城记》《还乡》等，高中三年还读了三本莎士比亚的原著：《威尼斯商人》《麦克白》《王子复仇记》。莎翁著作中的一些名段是要求背诵的，如《威尼斯商人》中的 “The quality of mercy”，和《王子复仇记》中的“To be or not to be”等名段，都是那时候背诵的，至今不忘。语法是在讲解课文时讲授的，没有专门的语法课或语法书。教授的方法是由老师挑重点的章节在堂上讲，其他部分都作为课外阅读，所以阅读量非常大。这样，我们不仅对重点的章节有了确切的理解，而且也能掌握小说的全貌，不致碎片化。阅读量极大的效果是使我们提高了阅读的能力和速度，积累了大量的感性认识。和现在通行的课本不同，老师从不提供词汇表，所以我们从小就学会查字典。但是我们从不死记硬背单词，许多词汇是在遇到很多遍后由陌生变成熟悉，自然地记住的。

英语教学之外，教会学校以培养现代绅士为目标，极端重视素质教育。在中西女中、约大这样的教会学校，素质教育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把它具体落实到校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并以润物无声的力量转化为学生的德性和修养。书中写道：

我们一入中西，老师们就言传身教使我们培养起一些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例如：见了老师和同学都应笑着打招呼，早上说“早”，下午说“好”；“谢谢”和“对不起”应该成为待人接物的基本口头语；在服饰方面，要求整洁，却不准豪华奢侈；出门时如遇另一个人也要出去，或有人要进来，则应礼让他人先行；咳嗽打喷嚏时要用手帕捂住嘴鼻，做到不出声；在教室、图书馆或其他公共场合走动要踮起脚跟，更不可大声喧哗或发出扰人的声响；集体自修时不可说话干扰别人；等等。这许多貌似细小的要求的指导思想就是处处要为他人着想，不可只想到自己的方便或好恶。这些基本的行为准则逐渐成了永久伴随我们的生活习惯。今日所谓的 “素质教育”，并不仅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由点点滴滴具体要求积累起来而形成的为人处世的行为方式。

不仅这些为人处世的基本礼节，对学生的卫生方面也有严格要求，一旦违反，就会被训育主任叫去批评，通称“吃大菜”：

宿舍里四人一间，每人一张小铁床，此外还有两张书桌、四把木椅和一个带镜子的五斗柜。此外，每间屋里都有一个储物用的壁橱。在卫生方面，老师对我们有很严格的要求。学校虽有专门打扫卫生的佣工，但每天早上打扫房间则要求我们自己做，旨在使我们从小养成卫生习惯。纸屑杂物绝对不准乱丢乱扔，铺好被窝后，上面必须盖上一条白色的床罩。被单、床罩每周换洗一次。凡是不能放入五斗柜的物件，都应归入壁橱，而且必须码放整齐。每天我们去上课后，训育主任都会逐间检查。发现有不整洁的屋子，是要“吃大菜”的。“吃大菜”就是被叫去批评一顿，这是当时学生中通行的用语。我数十年来总是喜欢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从不把东西乱堆乱放。成家后，一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拖地抹桌椅，然后才坐下来工作。这些习惯都受益于母校的教育。公共道德和卫生习惯必须自幼培养起来，这也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

张珑老师就是在教会学校的启发式教学下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也是在教会学校的严格规训下养成个人的私德与公德。在张珑老师求学的那个年代，并不是什么人都有机会接受这样的教育的，就这点而言，张珑老师当然是幸运的。但是，1949年以后，教会学校出身就不但不是令人羡慕的，相反变成了一种“原罪”。因为编纂《圣约翰大学史》，我特别留意过这批曾经的“天之骄子”，世易时移之后，他们的命运往往令人唏嘘。张珑老师似乎是个例外，她虽然也历经艰难，但最后毕竟安然度过了劫波。我特别好奇的是，张珑老师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仅仅因为她比别人幸运吗？这是我读这本回忆录最想得到的答案。

1951年从圣约翰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张珑老师即受聘北京大学西语系，成为一名北大的教师，开始她的执教生涯。对许多人来说，这也许是梦寐以求的，但对一个自幼在上海长大的张珑老师来说，初到北京最强烈的感受却是两地的差异，她发现这里的一切跟上海完全不同。那个时候的北京古老而荒茫，故宫、北海、颐和园、天坛，也都还没有修缮，登城远望，但见幽幽天地之间无际的野树荒草，景色苍凉。北京街上随时可见马拉的大车，还有骆驼。就连人文荟萃的沙滩老北大及其周围的环境，亦破败不堪，乏善可陈。甚至很难找到一家比较时尚的美发店。更有意思的是，北京人对待顾客的态度跟上海也完全两样，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两个令她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北京是历代古都，上海是国际化的商业城市，二者可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市。初来时，有两个印象深刻的故事，如今想起来还很有意思：刚来北京时不认得路，有一天我想去闻名已久的东安市场，走到沙滩西头，只见停着一排三轮车，车都是单人的，而上海的三轮车都是双人的。拉车的基本都是老头，坐在墙根底下抽着旱烟、晒着太阳，显得十分悠闲。我想叫一辆三轮车去东安市场，老头们一听，便说：“不远，自个儿走着去吧。”其中一个还拿起他那长长的旱烟杆朝北池子方向指指，意思说我可以顺着那条路走。或许是老头们看着我这个小女孩，认为大老爷们拉个小女子，成何体统？如果在上海要雇辆三轮车，就立刻会有好几辆车围拢来争着要生意。而在北京，竟然会把送上门的生意拒之门外，岂不怪哉？过了些日子，祥保带我去前门外玩，说有一条叫西湖营的胡同有专卖古色古香料子的店家，不妨去看看。那时的北京根本没有像上海那样的大型百货公司，前门外商业街也无非都是些小铺子，如月盛斋那样的百年老店也仅是个小门脸。西湖营是在珠市口一条东西向的胡同。说来也怪，那里并没有什么店面，所谓的铺子都在四合院里，实际上是一种家庭式的经营。我们进得门去，只见一个收拾得很干净的小院，一位40来岁的店主迎将出来，穿着中式对襟褂子，肥大的裤腿还系着绑腿，足蹬一双圆口黑布鞋。他把我们迎入上房，让座沏茶，然后从里屋的炕上取来几个包裹，慢慢打开，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各式料子。这些料子都不是成匹的，似乎都是另料。但花色确实很多，古色古香，据说还是当年宫里的东西。我挑了一段锦缎，色彩文雅古气，如用来做成古籍书函是再合适不过了。付钱后我又看上一段驼色的料子，正想买，那店主却道：“且慢，二位先容我进一言。这段料子年头久一些，有点糟了。” 说罢，在角上轻轻一撕，果然撕出一个小裂口。我当然也就不买了。店主并不因此而感到遗憾，反而解释说因为看我们两人都戴着北大的红校徽，是大学的老师，故而进此言。这种尊重知识、诚信高于金钱利益的古风，在上海很难见到，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当然，作为一个从小就在教会学校接受西式教育的年轻教师，最让她感到诧异和不适应的还是北大西语系的教学方式。当年北大西语系名师荟萃，冯至、卞之琳、朱光潜、李赋宁、杨周翰、俞大絪、钱学煦、王岷源等一大批留洋回国学养深厚的名家齐聚一堂，但教学方式却与教会学校大相径庭。张珑老师到西语系后，曾征得系主任同意，兴冲冲地去旁听钱学煦教授的文学评论课，“岂知一上课，就吃了一惊：原来英语系的文学评论课，讲的全是汉语，记笔记当然也是用汉语，讲到一些英国的文学大师时，用的是他们的翻译名字，而非原文。一时间，我连记笔记也跟不上”。后来系里安排她担任艾姆逊夫人口语课的助教，没想到艾姆逊夫人的课竟用人为的假设情景进行会话。更让她头疼的是，当时英语教学照搬苏联模式，1955年她开始教英语专业的基础课，采用的语法书和英语教材都是苏联编写出版的。后来虽然有了自己编写的课本，不再用苏联课本，但是苏联课本的模式还是延续下来，并被奉为编写各种英语课本的金科玉律，渗透到外语教学的方方面面。当年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英语》教材就是以苏联课本为模本而编撰的。张珑老师在回忆录中对这套教材做过分析：

这套课本在多位资深教授的主导之下编撰得非常细致，十分有水平。但它的套路是和苏联课本的套路完全一致的，即更多地着重于从理性认识，而不是从感性认识开始学习。例如学语音从口腔中唇、舌和上颚的部位开始，而不是从自然地模仿开始；课文都是碎片化的，没有连贯性；语法则大量用语法术语来讲解句子的结构或词的用法，而不是从大量阅读中培养起对外语的语感；词汇都有中文注释的词汇表，连查字典都不需要学会。学生基本上没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原著，所以很难理解西方人的语言习惯和思维逻辑。在需要与西方人做比较深入的交流时，这种缺失就会严重地表露出来。所谓“中国式英语”就难以避免，交流时的许多误解也会因此而产生。

这跟她在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完全是两个套路，她说，自己“从中西小学到中学，学的是最基本的语法，如人称、时态等。是开口讲话或落笔作文所不能回避，也必须掌握的。语法是随着讲解文学作品时同时讲解的，所以很容易理解和掌握。到了大学英语系，不再有语法课，学的课程都是英美小说、诗歌、戏剧，以及文学史等。开口落笔，在很大程度上凭的是语感。对于语法术语，如‘主语’‘谓语’‘ 不定式’‘ 现在分词’‘动名称’等等真的是不甚了了。如要深入分析，那就晕头转向了。”张珑老师当然无法认同这套教学模式，但那是当时的一种体制，个人无从也无力改变，她可以做和能够做的就是尽己所能，利用假期死啃并吃透这种索然无味的语法，每天兢兢业业备课，认认真真上好每一节课，未敢丝毫懈怠。每堂课之后，仔细辅导和批改学生的作业，并自问有哪些成功或失败之处，力求加以改进，尽力让自己的课更生动更丰富更富有情趣。

但是，1966年“文革”爆发后，即使是这种差强人意的英语教学也不可能了，作为“文革”风暴中心，北大整个校园都“充满了阶级仇恨和杀气腾腾的气氛”，人人自危，西语系“牛鬼蛇神”多，更成了重灾区，一派风声鹤唳。运动刚开始，吴兴华和俞大絪两位知名教授即死于非命。在此后的岁月里，张珑老师在胆战心惊中见识了什么叫“斗鬼台”，什么叫“剃阴阳头”，什么叫“关牛棚”，什么叫“文攻武卫”，什么叫“清队”。可能因为西语系教授大多留洋归来，张珑老师的教会学校出身目标没那么大，再加上她平时一向低调做人，勤默做事，才侥幸躲过一劫。到1969年，北大的教职工全部被下放到江西省鲤鱼洲的干校劳动。庆幸的是，张珑老师没有去鲤鱼洲，而是随她的先生李瑞骅下放到河南离焦作不远的秦屯干校。就物质条件和劳动强度而言，秦屯干校同样艰苦，张珑老师就干过油漆工、食堂帮厨，也种过麦子，浇灌过麦田，等等，但“没有了在北大时所经受的政治压力和恐怖”，心情还是轻松了不少。一年后，又从秦屯下放到湖南，最后被分配到湘西黔阳师范教英语。相比北京、上海，黔阳当然是穷乡僻壤，曾经是以土匪闻名的地区，生活的困蹇可想而知，但对已五年无书可教的张珑老师而言，能够避开在北大时所经历的惊涛骇浪，终于可以重执教鞭，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黔阳师范是一所刚成立不久的中专学校，学校没有围墙，四周都是农田。学生全部来自黔阳地区十个县，多半没有接触过英语，连最基本的发音训练都不曾有过，不知道英语是什么样的。张珑老师稍事安顿后，想得最多的是用什么办法来帮助这帮大山里的孩子，她在书中回忆道：

学生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有相当浓重的乡音。黔阳地区有十个县，由于大山的阻隔，各个县的口音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他们的英语发音受乡音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他们都是天真纯朴而又好学的孩子，使我对他们的学习环境感到格外的痛心。他们没有英语教材，又缺乏适当的教学方法，如何才能让他们学到一点基本的英语呢？我开始自编教材，就是编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词汇都是简单的基本词汇，尽量选用单音节词。语法都是从头讲起，如现在时、现在进行时等等。吴文中是教学组长，他给我很大支持。也不知他从哪里找来一架老得不能再老的Underwood牌英文座式打字机，放在我的屋里。瑞骅为这打字机擦拭了一遍，并加了一些油，打起字来可以略微灵活一点。我就用它打自编的教材讲义，发给学生。上课时，我尽量带学生朗读，几乎每堂课都做听写，尽可能在堂上用简单的英语问答，让他们逐渐习惯于用耳朵听，用口说，而不是学一些干巴巴的“无声”的“哑巴英语”。就这样，好不容易挨到了1971年的暑假。我请学校领导批准我回北京多待一段时间，因为我要设法到北京大学去搞些教材来。征得了领导的同意，我回北京后从祥保姊姊处借来了北大一年级的教材。那时没有复印机，我只能一字一句地抄，直到暑假过完以后，我才回到黔阳。

就这样，她在黔阳师范教了整整三年英语，没有教材，就自己编自己打印，还亲自跑到北大去借抄教材，想尽一切办法让学生多掌握一点基本的英语。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管身处何时何地，境遇顺逆，总千方百计把工作做好，做到极致，并乐在其中，纵然是地狱，也要把它变成天堂。她说：“那一段时间里，‘文化大革命’的阴霾似乎突然散去，我深深地沉浸在教学的乐趣和幸福之中。”

三年后，张珑老师一家三口终于从湘西调回北京。但按当时的政策，回京的户口指标是哪个单位解决的就得到哪个单位报到。张珑老师自然希望回北大干老本行，但由于她的户口指标是她先生单位出的，就只能到设计院报到，被安排到建筑情报研究所施工室。能够回京本来是喜事，但不得不就此告别教师生涯，转到自己完全陌生的行业，则不免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这个教了20多年大学英语的人，一下子落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里去，如堕五里雾中。看英文材料，每个字都认识，但通篇讲的是什么，却不知所云了。有一位姓吴的工程师，每次见到我就对我半开玩笑半奚落地说：“你是重男轻女。”我从他一再重复的这句话中体会出他的含义：我本该在北大当我的教师，为何要作为瑞骅的家属调到情报所来？虽然他并无恶意，但我确实感到很窝囊。

虽然沮丧，但张珑老师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北大回不去了，那就一切从零开始，一头扎进“一个两眼一抹黑的行业里”， 利用一切机会到工地观察学习。甚至“壮起胆子爬上脚手架，看砖墙是如何垒起来，混凝土是如何搅拌的，模板是如何安装的，混凝土墙又是如何浇灌的，楼板又如何可以用千斤顶顶升上去”。就这样，她“逐渐掌握了一些建筑专业的知识，熟悉了一些专业词汇，基本上能做到专业性的口译和笔译，甚至在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充当过同声翻译”。硬是变陌生为熟悉，逐渐成为中国建筑领域顶尖的翻译高手。

但是，张珑老师也和她同时代的知识人一样，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她的英语专擅才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1978年9月，她就曾以翻译的身份随单位组织的技术代表团西出国门，赴希腊参加“预制混凝土构件的节点性能”国际学术讨论会。此后，她频繁地参加国际交流活动，从政府间的会谈到学术交流、商业谈判，都活跃着她忙碌的身影。她的专业素养、低调敬业和如兰气质，无论识与不识，莫不赞赏和钦佩。譬如，1983年，她参与编写中美合作项目中英文对照本《住房城市规划与建筑管理词汇》（以下简称《词汇》）一书，就是一个例子。那时中美之间恢复往来不久，中方专家提出的有些词汇，美方专家很难理解；美方专家提出的有些词汇，中方专家亦感到陌生。因此，一词之微，往往要反复研商，才能让对方明白其中的准确涵义。这个项目前后历时四年，中美专家（各四位）倾力合作，终底于成。1987年项目最后完成时，美方起草的“致谢”中，对参加这个项目的人一一致谢，对杜凯琳和张珑的贡献更给予高度评价，其中说：“她们高超的语言修养和编辑能力，以及任劳任怨的献身精神在这本《词汇》编辑的全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她们赢得了参与这一合作项目全体人员的尊敬和谢意。” 只是出于中国人特有的谦虚和含蓄，中方在此书正式出版时把这几句话节略了。

在参与国际交流的过程中，张珑老师痛感中国建筑“完全处于封闭状态”，这个巨大的行业竟然没有一本面向国际读者的期刊。她认为，应该办一本杂志给洋人看，“争口气”，并自告奋勇，于1982年创办了英文杂志《中国建筑文选》，1985年起更名《中国建筑》（Building in China），并担任主编直到退休为止，前后坚持长达12年之久。那个年代创办一本行业的英文期刊多数人并不理解，把它视为“不急之需”，因此，缺人缺钱成为常态，回忆录中张珑老师用“惨淡经营”来形容自己的办刊经历。但她一旦认定这是必须做的有意义的事情，就无所畏惧，全力以赴，从组稿、翻译、编辑、排版、印刷到发行，一肩扛起，为世界了解中国建筑业，以及中国建筑的魅力打开了一个窗口，受到国际读者的交口赞誉，1988年的第4期和1989年的第1期的订数已达到3000本。要不是因为随后的那场风波，这本已在海外声誉鹊起的中国人自办的专业英文期刊也许可以让更多的国际读者受益。但是，张珑老师一手搭建的这座连接中外建筑业的桥梁还是无可奈何地垮塌了。三年后，张珑老师退休，这本倾注张珑老师个人职业生涯最后阶段几乎全副心力的期刊，也就“寿终正寝”了。她说：“我当初办杂志是为了在外国人面前‘争口气’的单纯动机经过了12年的考验，证明是太幼稚、太天真了。”

张珑老师是1994年退休的，她无需再为《中国建筑》杂志烦恼，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但实际上像她这样的人是闲不下来的，她信奉“忙”的哲学，总尽一切可能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她尽情享受生活的赐予，常常与老伴李瑞骅先生即兴出游，寄情于山水，恣意饱览山河之美，这些，书中都有非常具体、生动的记录。当然，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还是用于翻译和写作。退休20多年来，她先后翻译出版了包括《中国古建筑大系》中的《皇家苑囿建筑》《文人园林建筑》《礼制建筑》在内的多部译著，又协助李瑞骅先生撰写回忆录《八十忆语》，并撰写出版自己的个人回忆录《水流云在》《风清月明》。此外，还兴致勃勃地参与她的母校——中西女中校史的编纂，推出了一套三册（包括《中西女中（1892—1952）》《回忆中西女中（1900—1948）》《回忆中西女中（1949—1952）》）校史著作。今年，张珑老师已九十高龄，确实是“老之已至”，但她的笔仍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据人凤先生说，她还在思考自己一生与英文密不可分的缘分：怎样学英文，怎样教英文、怎样做翻译，怎样主编英文杂志。她想把自己的这些经历、经验、回忆和思考呈现给读者。笔润人生，这是多么可敬的一个老人！

还在这部增订本接近完稿的时候，大约在2017年9月底或10月初，张珑老师便托她在上海的弟弟张人凤先生写信邀我作序，并寄来书稿电子版。稍后应邀赴海盐参加“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暨第五届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会”，张珑老师又当面恳托，这让我深感意外。虽然此前我读过她的《水流云在》初版，以及她发表在报刊上的许多文章，并从中深受教益，自信对她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但我跟她此前素未谋面，一直引以为憾。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才得偿所愿，真正领略了她的神采，一种骨子里的教养。参会时，张珑老师已年近九旬，但她从头到尾认真倾听每一位学者的发言，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每位学者的尊重，令人感动。会后，她代表张元济家属在“家训诏垂，格言传世——张元济先生后人捐赠文物展”开幕式上致辞。她没有准备讲稿，缓步上台后，即从此次捐赠的初衷、筹划经过讲到张氏家风传承，要言不烦，绵密周到，极富条理，十分钟左右的致辞没有一句赘言，给在场的所有人都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她的言行举止，让我见识了一种沧桑之后的澄澈与清明。这种澄澈与清明，是带她走出严酷时代的一束亮光。

从海盐回来，我又重读了张珑老师的这部回忆录。张珑老师说书名“水流云在”并无特别的深意，她理解水流也就是时光的流逝，云在则意味着点点滴滴的回忆。而我则更愿意回归到它的原始出处，杜甫名作《江亭》中的两句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这种“心意”上的悠然，绝非只是出自天性，是长久的精神淬沥才有可能养成的应世之道，因此格外耐人寻味。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有一句经典台词：“有的人的羽翼是如此光辉，即使世界上最黑暗的牢狱，也无法长久地将他围困。”自上个世纪20年代末起，张珑老师亲历的一个个时代，可谓悲欣交集，但她和李瑞骅先生面对困厄，始终不降志，不辱身，尽最大努力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光辉”依然，可以说是无憾的了。就这个意义而言，这本书是个人的回忆，更是时代的见证。

为这样一本书作序，当然是不敢当的，但作为一个晚辈，岂可拂逆长辈的盛意，那就把我上面写的这些拉杂的学习心得当作一篇粗略的导读罢。也借这个机会，向她致敬，并遥祝她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