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交涉

在紧要地点设立昼开夜闭的铁栅门，再辅之以铁丝网、沙袋，固然对法租界的安全防御有一定作用，但对于两界间的交通却构成了相当窒碍。早在1926年1月，即最初的5道铁门修建之时，十六浦一带的华界各业商号便“目击此举于运输货物车辆进出多感不便”。一年以后，即1927年1月、2月间，随着北伐军逼近上海，工界盛传即将罢工，军政形势日渐紧张，35道铁门因此陆续告竣，而这使得交通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起来。1月13日，华界的上海市公所和淞沪警察厅分别派员与法租界当局交涉，要求延后闭门时间，并“每晚必须开放一门以便行旅”。后者虽表示将“酌量通融”，但没有兑现，相反1月25日、26日还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界的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一线也广布了铁丝网。2月21日起，法租界当局又日夜封锁了从徐家汇至斜桥沿肇嘉浜的各桥口，将斜桥至十六铺法华交界处的大多数铁门关闭，并派出大批法、俄、越、中巡捕到现场驻守，戒备森严。

有鉴于此，2月27日上海总商会会长袁履登、上海县商会会长姚紫若、闸北商会会长王彬彦联名致函法租界陆费伯鸿等5名华董，诉说民情痛苦，请求打破南北封锁：

沪埠自前日发生同盟罢工，形势严重，风声所播，法当局为维持界内治安计，爰将华法交界处装置铁栅以资防护，未可厚非。但月之二十三日所有华法交通之孔道以及较狭街道之铁栅日夜锁闭，南北交通立时断绝，间有开放数分钟者车辆行人异常拥挤，人心惶惶，莫知所措。此因防范过严而反滋疑虑，殊为法当局所不取也。况居住华界之人服务北市租界者，受铁栅封锁之影响于职务上甚感痛苦，且万一华租发生障碍，良善居民欲往北暂避则无路可通，顿处绝境，于一般身家性命关系非小，按之人道主义实有未合。况法租界内每日需用蔬菜等食物多由华界肩挑而来，照此封锁无法运进，于法租界住民亦感不便。其它种种有南北往返之必要，因隔绝而无通过，影响所及为害有不可胜言者。因此函恳台端面请法当局，准将华法交通要道之铁栅规定若干处，虽遇时局万分紧张之际亦须终日开放，以利行人。为防患未然计，得酌派捕探常川驻守。此于便利交通、慎重防务两无妨碍，当以为法当局所乐许也……

华董们接获此函后，即与法国驻沪总领事那齐亚（Paul Emile Naggiar）商洽，后者“允予通融办理”，并于3月4日饬令警务处总巡费沃礼（E. Fiori）“将全法租界所装铁棚，日间每隔一横路放启一门，夜间每隔两横路放启一门，时间以每日早晨六时开放，晚间八时锁闭”。位于小东门外大街口的铁门，每晚8点关门后，“行人既不便利，商业上大受影响”，后经呼吁又延长至夜12点下锁。

尽管如此，随着3月21日上海华界发生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紧接着北伐军进占，沪上局势一直处于紧张之中，法租界当局并未坚守上述通融办法，而是频繁戒严，关闭铁门，并架设机枪、布置铁甲车、沙袋、铁丝网，以致平时通过铁门所在路口的法商公共电车也不得不停驶。尤其是3月27日这一天，形势最为严重，不仅通告自即日起晚10时至晨4时实施宵禁，法华间各路口的铁门亦完全封闭：

晨六点半时，各捕房又得紧急命令，分别饬派越捕乘坐汽车出外，口吹洋号，各店铺已经开市者立即上排门，未开市者不敢开门。霎时间马路上之行人均各避居家中，不敢出外。仅见马路中均系头戴铜帽之中、西、越各捕及法国兵士往来行走，各处沙袋后面伏有越捕数名，各持机关枪作开放状。又有铁甲车十余辆分派在八仙桥、中法学校前宁波路口、西新桥口、东新桥口、郑家木桥口、麦底安路口、老北门街口、吉祥街口、天主堂街口、小东门洋行街口、十六铺等处驻防，枪口向民国路，气象森严，并劝令行人速即回家不可逗留，菜市街各菜摊及各种小贩一概不准摆设。吕班路、敏体尼荫路两处只准行人向西，不准向东，如有法捕房通行证则可通行。又八仙桥小菜场及永大号南货店门前等处均堆沙袋，并在永大号楼上架有机关枪数支，均有越兵驻守。小东门、大自鸣钟、嵩山路、卢家湾、宝建路巡捕房前均堆沙袋以防不测。直至十点半时，始由捕房人员乘坐汽车至各处知照各店铺一律开市照常营业，然交通依然断绝，华法毗连之路均不能通行，仅一二处小弄可以出入，其与公共租界毗连之处亦仅留敏体尼荫路一处可通，其他各处虽小弄亦被阻塞……

法租界守卫之森严，甚至当日上午11时法总领事那齐亚在苏州河北岸办事完竣，坐小汽车从外洋泾桥返回法租界时，也曾一度被哨卫阻挡。

鉴于以铁门严闭为核心的法租界封锁政策极易引起中国人的反感，而且此时在铁门华界一侧站岗的已非原先的北洋政府军警，换之以北伐而来的国民革命军官兵。所以，法租界当局急于取得“新邻居”的谅解。上海闻人、法租界警务处顾问黄金荣受总巡费沃礼之派，于3月30日上午前往晋见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说明“法租界之设防铁门，乃为维持治安起见，并无恶意，请派军队协同保护居民，俾华法两界可以联防”。对此，蒋介石表示允准。与此同时，法租界警务处政治部程子卿亦曾往谒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旨在消除误会，取得谅解。

4月12日，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稍后，蒋介石集团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上海地区正式出现了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三界鼎立的新局面。此后数年间，沪上政治和社会局势相对稳定，并无太大的变乱，但法租界当局每逢风吹草动（如工人罢工）或敏感的纪念日，例如4月12日（“四一二”事变）、5月1日（“五一”劳动节）、5月30日（“五卅”运动）、8月1日（“八一”南昌起义）、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12月11日（广州起义），等等，便动辄戒严，或全闭铁门，或关闭大部，或缩短开启时间，并以铁丝网封锁两租界交界之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中断交通几成家常便饭。所幸每次封锁的时间均不算长，短则半日，长者数天。表7是1927年5月至1932年1月间（即“一·二八”事变爆发前）《申报》的此类记载，虽不完全，但也可见大概：

哪里有关门的行动，哪里就会有开门的呼声！而呼吁者（或团体或商家）最常见的诉求便是为了维护交通和商业利益。面对此种自下而上的压力，法租界当局通常采取的是关了又开、开了又关的循环模式，这一猫捉老鼠式的游戏自始至终持续着。表8内容亦采之于《申报》，可见一斑：

在法租界当局看来，铁门的存在对于维护该租界的安全可谓功莫大焉，但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作为“一个锐利的刺激”，它实在是始作俑者的法帝国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耻辱的一项“作品”。实际上，不仅法帝使然，仿效而行的英、美等帝国主义亦莫不如此。1929年以后，围绕着铁门的设置，公共租界与华界的矛盾也变得日益尖锐起来。进而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在长期的战乱时代，围绕着两租界铁门的开与关，中外各方还将演绎更加激烈的纷争……

行文至此，笔者不由得想起数年前与法国上海史专家安克强教授的一段闲聊。当谈及法租界铁门时，安教授说：“既然是在法租界里，那么，建铁门就是法租界自己的事了，没什么多好指责的。”我当然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但仍然一本正经地答道：“法租界不是法国的固有领土，既然是租界，那就是租的，就像是租房子，未经原房主同意，租客是不能随便乱搭建，随便改变房子结构的。”说罢，两人相视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