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跟随顾廷龙先生治学二三事

2014年适逢顾廷龙先生（1904—1998）诞辰110周年，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起向顾老问学的日子，不由得回忆起诸多体现顾老学术态度与学术方法的令人难忘的故事，而这些态度与方法，正是当下学术界需要坚持与发扬的。

一、注重读基本的书

1982年我考取了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生，从顾老问校勘学。记得考取研究生后第一次去顾老在上海淮海中路吴兴路的寓所，我颇感紧张，但进门后先生慈祥的笑容一下子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当天先生给我推荐了两本需要阅读的著作：一本是清代训诂学家王念孙（1744—1832）的《读书杂志》，一本是清代四大藏书家之一瞿镛（1794—1846）所编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读书杂志》是一部考据性的校书札记，堪称校勘学的经典之作，在文史界有口皆碑。《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所著录的均为瞿氏世代所藏宋元明旧刻旧抄之本，“既列其目，而每书之后，必载其行款，陈其同异，以见宋元本之至善”（清宋翔凤序）。目录中多载有校勘记，可据以了解校勘目录的著录章法，也可作为版本校勘研究的重要学术资料。从顾老开列的书目中，可以体会前辈学者十分注重在学术研究中研读基本的经典著作的学术方法。

二、写字不要出格

研究生就读的第一年，我曾将各类文献中涉及校勘学的文字以“校勘学文抄”为题用方格稿纸抄好后请顾老指导，先生看了之后在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批评，说写字要写在格子内，不要连笔，使人看不清楚。原来我在抄录文献时，有的文字抄写较为随意，不够认真，时有笔画出格的情况，有的地方字与字还形成了连笔，旁人看起来很费力。自此以后，我写给顾老的各类文字就不敢再随便了，这也促使自己养成了学术研究的认真态度。后来研究生毕业时，我的约5万字的论文《孙诒让校勘学研究》，就是用繁体字一笔一画抄写后扫描的（当时还不用电脑），先生看了之后向系里负责研究生管理的老师称赞了我书写认真的做法。顾老平时每有所获，辄随时记录，或用便纸写下。有一次，顾老笑着对我讲：“抄录的资料字要写认真，并同时详细著录出处，进行核对，否则过段时间抄的文字自己也认不出来了，也无处考证究竟出于何处，这是经验之谈。”当时自己还体会不深，在经历了多年的科研工作后，才体会到这些细节方面的经验之谈对学术研究来讲的确很实用。

三、做学问贵在有创见

研究生就读期间，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除顾老外，还有潘景郑（1907—2003）、胡道静（1913—2003）、吕贞白（1907—1984）先生等，有时需要一周提交一篇学习心得，这逼着我们不断地读书、思考和写作。一次，我写了一篇《衍文举例》的读书笔记，内中主要是将前人校勘中有关衍文的论述和书证进行了归纳和整理，顾老看后不以为然。对我说：“做学问贵在有创见，要写有自己体会的文字。”这些话，给我印象很深。后来研究生论文的选题，就是想在前人尚未系统研究的领域有所建树，同时对孙诒让（1848—1908）的《周礼正义》《墨子闲诂》《札迻》等著作以及校勘学派等写了一些有自己心得体会的研究文字，得到了顾老的肯定，当时潘景郑先生还主动推荐将我论文的部分内容在《文史》和《社会科学战线》等杂志上发表，令我十分感动。在毕业以后数十年的学术研究中，无论是在国际大都市图书馆、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中，还是在近年来的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领域的研究中，我都以“做学问贵在有创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不断鞭策自己。

四、不要急于成名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大学任教。高校中青年教师考核严格，竞争激烈，故自己也急于想多发表一些文章。当时我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书评文字，学术性并不强，刚巧顾老看到了。一次在顾老寓所，顾老拿着这本杂志中的文章严肃地告诫我，在这样的文章上署名不合适，指出“不要急于成名，要多看书，多研究”。顾老的教导对我影响很深。急于成名一直是青年学者的通病，因为要完成考核指标，要竞评职称，还要急于体现出个人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等，确实有许多压力和功利性的诱惑。但从学术发展的规律而言，厚积薄发才能出有分量的成果。只有秉持“不要急于成名”的学术态度，坚持坐十年冷板凳，才能出学术精品力作，而短平快式的学术快餐、对上电视上新闻的热衷，终将使自己陷入平庸俗流之列。

五、在书海中要能够兜得转

顾老除常年居住在上海，还经常到北京等地居住。一次，顾老从北京回沪，我去看望，他对我说：“北京多年不去，有些车子已经乘不来了。中国古文献数量很大，搞学问，查资料，也要像乘车一样，熟悉线路，来去自如，在书海中要能够兜得转。”这一生动形象的比喻，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是十分重要的研究方法。胡道静先生之所以能够学贯中西，兼通古今，其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精通目录之学，掌握了巨量目录文献信息中隐性知识点及其互相联系，即如顾老讲的“在书海中要能够兜得转”，这需要长期的学术训练和研究积累，所谓熟能生巧。如今，随着文献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发展，文献的搜集查询已呈屏幕点击之便，但在浩如烟海的大数据的环境下，各类专题资料的一网打尽，线上线下的融会贯通，进一步挖掘尘封多年的文献史料和人物记忆，都需要人们具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深度挖掘、跨域互联以及亲自体验的功夫和方法。在新的学术环境下，顾老当年所教导的“在书海中要能够兜得转”的学术研究方法需要我们有新的领悟。

六、研究要注重版本

顾老是古籍版本目录学家，故对学术研究中的版本特别看重。我刚读研究生时，顾老就让我在实践中提高对版本校勘研究工作的认识，他根据我的兴趣和基础，提出了一些实践的课题，如把《说文解字》的大徐本和小徐本进行互相比勘，将其版本系统搞清楚，并提出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阁曾五次校刻《说文解字》，应通过校勘加以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曾影印出版了上海图书馆所藏钱氏述古堂影宋抄本《集韵》，出版前曾约请顾老写序，顾老便安排我将《集韵》的不同版本进行校勘，并列出校勘记。当时顾老已担任上海图书馆的名誉馆长，他在给王绍曾（1910—2007）的信中写道：“龙已退居二线，拟整理旧稿，否则身后尽成废纸。昔时浮沉杂务之中，文字久荒，假我数年，重温旧业，则甚幸矣。”《集韵》正是顾老青年时代就开始从事的研究课题之一，他在影宋抄本《集韵》跋文中提到，“五十年前，龙负笈燕京，从事《集韵》之学”“年来喜获钱氏影宋抄本，以为校订讹字，尤为重要，因亟谋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问世，公之同好”。对于影印，顾老主张一仍其旧，认为影印时如对原刻多有改动，不足取也。他在跋文中对清代以来数百年间《集韵》研究人物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勾勒和评述，指出“《集韵》详校之业，尚有待于今之学人”“倘能组织人力，参考各家之校语，复勘引书之原文，订正字划，辨析异文，成一《集韵》之定本，岂不盛欤”。

七、不懂的地方要多问

在向顾老问学期间，我一般每周去顾老寓所一次，没有确定的主题，只是随便交谈。在交谈中，顾老不时向我讲一些他读书校书的体会，并向我提供一些很有研究价值的课题。虽然顾老未曾系统讲课，但先生开列书目、指导校勘实践、提供研究课题、随便交谈等指导方法，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记得1982年有一天在顾老寓所，顾老对我讲：“不懂的地方要多问，如果我不懂，我还可以去问我的老师郭绍虞（1893—1984）。”原来顾老1931年至1932年曾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求学，当时郭绍虞正是导师之一。在多年的问学之中，正是顾老所教导的“不懂的地方要多问”的学术态度使我和其他同学收获了许多。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顾老不辞繁忙，兼任了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导师，指导培养了多名研究生。同门的同学所进行的研究，如清代康熙刻本研究、傅增湘校勘学研究、阮元文献学研究等，都是在向顾老等问学的过程中完成的。1987年，我结婚成家时，顾老向我赠送了几幅字，其中有用楷体书写的苏轼《前赤壁赋》名句“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还有用篆体书写的《礼记·学记》中的一句话“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这使我对学术研究自由独立的境界和叩问求学之道有了更深切的感悟和体会。

八、学术交往要讲信用

人言为信，诚信是学术交往中做人的基本原则。1995年我从大学调任上海图书馆工作，顾老便从北京北郊寓所给我多次来电，再三叮嘱务必将搁置多年的明志阁遗稿尽快整理出版。明志阁为清末民初熊希龄（1870—1937）的书斋名，曾留下大量的电稿、函稿、杂著、佚文和诗词，当年曾存放在合众图书馆。1941年熊夫人毛彦文（1898—1999）曾在上海与顾老和叶景葵先生（1874—1949）见面，当时双方提到把遗稿整理编辑成书。在两岸信息交往恢复后，毛彦文即筹款计划将明志阁遗稿整理出版。在顾老的亲自关心下，明志阁遗稿不仅得到了整理装裱，而且内容整理工作在于为刚先生的主持下也逐步展开。按照顾老的嘱托，在克服了整理出版中的诸多困难后，熊氏遗著首册《明志阁遗著》于1995年12月出版问世，我于1997年5月赴台参加学术会议期间，将首册带去台北内湖区环山路的毛氏寓所，毛先生十分高兴。在寓所客厅，我看到墙上挂有胡适（1891—1962）赠彦文女士而写的王荆公诗“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经过努力，《熊希龄先生遗稿》五册也在1998年12月全部出版。顾老在序中写道：“今虽两岸相隔，而鱼雁常通。每承遗稿为念。今得乐观银成，诚可喜也。”关心明志阁遗稿整理、编辑、出版并秉承学术交往诚信原则的两位世纪老人——顾老和毛先生，在做完了其数十年想做的事情后，也相继于1998年和1999年离开了人世。

学术精神、学术态度与学术方法决定学术研究的高度、深度和广度。顾老留给我们的这些珍贵的学术遗产将是我们后学不断求索的宝贵财富。

（写于2014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