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篇
论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六大特点
一、引言
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对于当代图书馆学的理论与实践而言，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笔者曾对此做过一些初步的探讨。[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围绕这一课题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就更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登高回望，我们可以领略70年中国公共图书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的发展道路持续推进和不断进步的内在密码。据统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和各地政府共接管和整顿了民国时期的55所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数量曾由1952年的83所增加至1957年的400所，[2]而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公共图书馆已增加至3173个，总流通人次提高至84529万（总流通人次是指本年度内到图书馆场馆接受图书馆服务的总人次，包括借阅书刊、咨询问题以及参加各类读者活动等）。[3]70年的发展数据是对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最好的诠释。70年来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读者逻辑、实践逻辑、开放逻辑和创新逻辑，彰显了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道路的中国探索、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地标和中国智慧。具体而言，可以用政府主导、社会覆盖、技术引领、地区协同、社会共创、融入全球等六个向度来加以具体认知和阐释。
二、政府主导
政府主导是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具有体制机制特征的基本逻辑和主要脉络。关于70年来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以往多位学者曾进行过分期研究和不同视角的解读。[2]按照70年来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借鉴以往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1949年至1965年的起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6年的停滞破坏时期、1977年至1996年的恢复发展时期、1997年至今的全面发展时期。本文的论述也基本依据这四个分期来加以回顾与阐释。
（一）1949年至1965年的起步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初始，中央政府有重点地接受、整理与改革了旧有的公共图书馆，使其成为推进群众学习教育的公共文化机构。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便成立了文化部，下属的文物局（之后在各时期曾数度易名）负责管理全国的图书馆事业，从国家体制上为推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4] 1949年后，中央人民政府和文化部曾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条例和办法，如1950年2月制定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组织条例（草案）》，对全国图书馆的管理与指导做出了具体规定；1950年5月颁布的《关于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和《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1955年4月颁布的《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样本办法》、1955年7月颁布的《关于加强与改进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指示》、1955年11月颁布的《关于补充省（直辖市）图书馆藏书的试行办法的通知》、1956年1月颁布的《关于清理公共图书馆积存旧书成立交换书库问题的通知》等，从各个方面为这一时期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起步与发展提供了指引和遵循。
在中央政府和各省市政府的主导与推动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起步发展时期公共图书馆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全国各省地市和县区的公共图书馆纷纷建立，先后举行了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和各省市范围的图书馆工作会议，先后举办了各类座谈会、研究班、交流会等。对外接待读者，如向工农大众开门，服务科研工作，举办各类主题展览，开展馆际互借；对内交流经验，如进行馆员培训进修，征集采访文献，接受捐赠并巨资购藏私人与机构的重要文献，建立中央书库和版本书库，编制文献索引，创办图书馆专业期刊，成立中国图书馆学会筹委会和各省市图书馆学会，推进图书分类法的实施，开展业务调查，创办图书馆学高等教育专业，与世界各国建立文献交换与赠送关系等。1951年1月文化部文物局的《一年来文物工作概况》曾总结道：“文物图书的调查、保护、收集工作，开始得很及时，抢救了不少将被偷运出口的珍贵的文物图书，并收购了不少重要的文物图书。”[4]另据1951年4月华东区在《一年来的文物工作》中总结道，全区独立的公私图书馆共56所，工作人员556名，共收藏图书约289万册。[4]截至1956年底，文化部系统的公共图书馆已有375个，文化馆图书室2332个，工会系统图书馆（室）17486个，农村图书室182960个。[4]
（二）1966年至1976年的停滞破坏时期
这一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工作基本处于停滞、闭馆、下架、撤销、封存的状态，个别图书馆文献还遭到了哄抢和焚毁，许多图书馆员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但这一时期中有许多图书馆人秉持文化自觉的理念，通过各种方式保护了图书馆典藏的珍贵文献免遭劫难。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等还注重有关“文化大革命”特种文献的搜集。这一时期总体是处于乌云密布停滞破坏的状态，但时而也透露出一丝政府主导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阳光。如1971年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纪要指出：“目前很多图书馆停止借阅的状况应当改变。”[4]在此前后，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恢复开馆和阅览。又如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对外交部和财政部《关于销毁日本军用票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可多留些票样，以便分在各图书馆，装订成册，教育后代。”特别是1975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住院期间指示：“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目录编出来。”[4]这些都给停滞破坏时期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带来了可贵的希冀曙光。
（三）1977年至1996年的恢复发展时期
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国家颁布了恢复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如1978年11月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发布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工作条例》、1980年6月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收回文化大革命期间散失的珍贵文物和图书的规定》等，对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具体任务以及人力资源建设等做了具体规定。《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成为恢复发展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198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23次会议听取了《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发出中央会议事项通知，传递出政府主导图书馆事业的四大信息：一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北京图书馆馆长刘季平同志关于图书馆问题的汇报，通过了《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二是决定在文化部设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管理全国图书馆事业；三是中共中央书记处认为将来可以考虑把北京图书馆搞成一个中心，建设全国性的图书（馆）网，把图书馆办成一个社会事业；四是明确了新建北京图书馆问题，决定按原来周恩来总理批准的方案，列入国家计划，并指定由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抓这件事。[4]《20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一书在论述“80年代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进展”中专门辟有“党中央加强了对图书馆事业的领导”一小节，[5]对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图书馆事业发展标志予以了特别记载。
在传达落实《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的同时，政府主导不断细化，提出了诸多具体举措。如1981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图书、档案、资料专业干部业务职称暂行规定》，确定了图书馆系统的专业职称等级为研究馆员、副研究馆员、馆员、助理馆员、管理员五级；1981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关于全国少年儿童图书馆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对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路线图；1983年6月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在召开“公共图书馆读者工作研讨班”的基础上，讨论形成了《关于加强与改进省市公共图书馆读者工作的几点意见》（讨论稿）;1983年7月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等召开了首次“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工作座谈会”，为推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提供了政策指导。特别是1982年12月，在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中，针对公共图书馆发展中的短板，提出了加强图书馆建设的三点具体要求和举措：一、认真抓好北京图书馆建设工程；二、目前尚无公共图书馆的省、市、县，要逐步地建立起来；三、在大中城市要建立儿童图书馆。[6]为了与时俱进地指导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85年7月，中宣部和文化部在北京联合召开第二次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并讨论了《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的意见》；1986年5月，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联名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提出《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的报告》。
这一时期政府主导的发展特点还表现在为图书馆事业铺路架桥，创新设计发展的平台和载体，进行科学评估管理。1989年5月28日至6月3日，根据文化部图书馆司的部署，全国部分大中城市及县图书馆举行全国首届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这一延续至今的项目设计，成为当代中国公共图书馆持续创新的重要载体。1994年3月，文化部下发了《关于在县以上公共图书馆进行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并制定了相应的评估标准，以加强对图书馆事业的管理，进一步摸清图书馆事业的状况，更好地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1994年至2018年，全国先后进行了六次评估定级，[7]形成了全国公共图书馆“比学赶帮超”的竞合发展生态，大大提高了图书馆的工作水平和工作质量，推动了图书馆工作走上全面、均衡、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发展道路。
不仅是国家层面的推动，各省市政府也根据国家的统一安排，结合所在省市的实际推出了许多政策举措，如1983年11月浙江省《关于加强和改进县（市）图书馆藏书建设的意见》、1986年6月《四川省公共图书馆馆际互借原则》、1996年11月《上海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等。1984年3月天津市文化局《关于开展创“文明图书馆”竞赛活动的通知》，拉开了天津市图书馆系统一年一度的文明图书馆竞赛活动的序幕；1988年3月，浙江省文化厅也发出了《关于开展创“文明图书馆”活动的通知》。在省市图书馆文明创建的基础上， 1989年7月和1990年12月，文化部分别召开了“全国创建文明图书馆活动经验交流会”和“全国公共图书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
需要说明的是，恢复发展时期也具有探索试错、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1987年文化部、财政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就是一个例子。
（四）1997年至今的全面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时期，也是70年来发展的最好时期，政府主导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推出了一系列文化惠民工程
1997年启动的“中国试验型数字图书馆”工程，至2000年4月拓展为跨系统跨行业的“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联席会议”，并进一步形成“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2002年开始实施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曾连续六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还先后被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等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文件。2002年立项建设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一期和二期）,2007年推出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2012年分别启动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8]以上系列文化工程成为全面发展时期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兴旺繁荣的重要标志。
2．提出了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文化发展战略
这一点将在本文“全面覆盖”特点中做详细论述。
3．倡导了全民阅读活动
早在1983年12月，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就曾发出《关于要求各级图书馆积极配合读书活动的通知》，为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全国公共图书馆围绕每年4月23日的世界读书日（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2006年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等10多个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把“深入开展全民阅读”写入了全会决议。[9]2014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倡导全民阅读”写入报告，至2019年3月，“全民阅读”已连续六年作为政府工作的部署被写入报告，报告还提出要大力推动全民阅读。这些都为公共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4．施行了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的发展政策
公共图书馆的免费服务经历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改革。2006年，杭州图书馆、深圳图书馆率先推出图书馆基本服务全部免费的服务举措，2008年，浙江图书馆取消了读者年费，也加入了基本服务免费的公共图书馆方阵。在此基础上，2011年2月，文化部和财政部共同出台了《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并为此每年在国家预算中列出并下拨了专项经费。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明确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加强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建设并完善向社会免费开放服务”。[9]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公益性发展定位。[10]2017年3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下发，指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其核心是促进机会均等，重点是保障人民群众得到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而不是简单的平均化。”进一步强调了“深入推进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和综合文化站免费开放工作”。[11]
5．加强了公共图书馆法制建设
这一时期对于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而言，颁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部国家法：一是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二是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三是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如果说，前两部法律的范围不仅局限于公共图书馆的话，那么后一部公共图书馆法则是专门就公共图书馆事业而制定的，具有针对性和专指性，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此外，中宣部、文化部等七部门于2017年9月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主导推进了中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进一步激发了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动力与活力。以上法律制度和改革举措的推出，标志着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在依法治理上更趋成熟和更为定型，使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步入了依法治馆的发展之路，正在实现制度法规优势向发展治理效能的转化，正在形成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新格局。
三、社会覆盖
社会覆盖是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具有社会空间文化形态的一大特点。
（一）面向基层是“社会覆盖”发展特点的着力点
在70年发展历程中的前全面发展时期，这样的发展特点已逐步显现。在1956年2月文化部和青年团中央联合发布的《关于配合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开展农村文化工作的指示》中，曾提出“着手以现在的县文化馆图书室为基层，筹建县图书馆”。[4]1958年6月，上海市普陀区东新村率先办起了第一个城市街道民办图书馆，数量众多的民办图书馆开始涌现，这种由社会参与兴办并实现社会覆盖的公共图书馆模式产生的溢出效应波及天津等大城市。许多公共图书馆还深入工地、农村、街道，如首都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联合在密云书库设立了“密云书库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组成农村服务小分队，深入到房山、门头沟、怀柔、密云、昌平及海淀等区开展活动；湖北省图书馆赴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工地进行图书流通服务，并帮助工地建立图书馆室；内蒙古图书馆面向基层和农牧区，把重点放在边境、牧区、农村基层图书馆（室）的建立辅导方面；辽宁省图书馆协助沈阳市的27条街道的110个大院建立了图书服务点；湖南省醴陵县在县委指导下致力于建设农村图书馆室。在起步发展时期，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吉林、黑龙江、甘肃、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贵州等地曾办起了大批民办图书馆。[12]
汽车图书馆是“社会覆盖”的一个有效举措。1984年，武汉图书馆兴办了全国第一个汽车图书馆，定期给黄陂等区送书。这一创新举措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和主导，1989年10月，文化部下达1989年汽车图书馆分配指标和经费补助款，全年计划发展30个汽车图书馆。截至1989年，全国汽车图书馆达104个。[4]
（二）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文化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是“社会覆盖”特点在全面发展时期的最大亮点，也是体现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中国智慧的最佳实践
自2005年开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成为中共中央一系列文件的重要内容。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13]这成为较早提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国家级文件。200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任务，即以政府为主导，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努力建设以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供给、设施网络、资金人才技术保障、组织支撑和运行评估为基本框架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14]在此基础上形成了2007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在此后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始终成为重要的文化战略和发展路线图。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的重点任务之一。[15]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16]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17]此外，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在“全面覆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现代”的新要求。
根据党中央的文化发展战略部署，文化部自2013年起就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指导文件。2013年1月，文化部印发了《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了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以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为目标的发展新要求。2014年3月，国家文化部牵头成立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协调组由国家20个相关单位组成，负责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大事项的协商和部署。2015年12月，文化部等七部委共同印发了《“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6年12月，文化部等五部委下发了《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就如何推进贫困地区和县域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做了具体安排。2017年7月，文化部印发《“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继续强调了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努力构建覆盖城乡、服务高效、惠及全民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的总体要求。文化部还以多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建设为抓手，使其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以上这些体现政府主导的政策文件和重要举措，为“社会覆盖”的发展持续不断并层层递进地注入了政策引导力和发展驱动力。
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相结合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不断向社会拓展和延伸，全国各地图书馆在“社会覆盖”方面因地制宜，因城制宜，因馆制宜，各类服务新模式、新形态、新路径、新技术层出不穷，形态各异，精彩纷呈。在书店、地铁、商厦、机场、车站、公园、医院、监狱、学校、军营、社区、乡村，人们都可以看到公共图书馆服务的空间和元素，形成了一系列更美的书店书吧、社区街道、广场商厦、绿地公园、乡村民宿等公共文化空间。许多公共图书馆形成了协同型、复合型、融合型、智慧型、体验型的覆盖全社会的图书馆服务与管理新形态，如上海、东莞、杭州、嘉兴、苏州等城市的总分馆制，广东深圳的图书馆城、广东佛山的联合图书馆、江苏张家港的24小时图书馆驿站、浙江温州的“城市书房”、上海嘉定的“我嘉书房”、浙江丽水的民宿书吧、江苏扬州的24小时“城市书房”、江苏江阴的“三味书咖”城市阅读联盟、安徽合肥的城市阅读空间等，[18]可谓层出不穷，令人赞叹，充分展示出“社会覆盖”特点的丰富想象力和独特魅力，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广泛欢迎和点赞。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已基本形成，但还需要完善。有学者将全国公共图书馆省域发展数据通过空间分布视角分析后发现，2000年至2016年，在中国公共图书馆空间密度上，东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西部，而增加值则相反，这种梯度化特征说明了均衡化成为发展趋势。[19]但同时，全面覆盖中的均等化也面临一些短板与痛点。这不仅体现在老少边穷地区和城乡差别中，即使是在同一个城市中也有均等化问题。以在总分馆建设中走在前列的东莞市为例，在2016年该市各街镇图书馆的经费投入中，人均经费投入最少的东城馆与人均经费投入最多的莞城馆相差近15倍。[20]这就提出了在“社会覆盖”的未来发展中，需要进一步实现深度均等化的目标。
四、技术引领
技术引领是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进入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和持续推进环境发展阶段的一大特点，也是公共图书馆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机遇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早在20世纪60年代，图书馆技术已引起中国图书馆界的重视。20世纪70年代，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放视野中，美国国会图书馆机读目录格式的有关信息和用电子计算机编制图书目录的技术被介绍到中国，为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中“技术引领”的发展特点做了前期铺垫。
在1977年至1996年恢复发展时期的中外图书馆界学习交流中，图书馆现代技术成为一个重点。本着改革开放、学习借鉴的精神，中国图书馆界虚心向世界发达国家图书馆的同行学习请教，曾先后邀请了各国技术专家来华讲学。如1981年4月，美国著名图书馆自动化专家、美国国会图书馆程序服务部主任亨利埃特-阿弗拉姆夫人应邀在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做了有关图书馆自动化及应用机读目录的报告；1985年6月至7月，北京图书馆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遣的英国图书馆保护部主任克莱门博士来访，举办图书保护研讨会；1987年6月，加拿大皇后大学图书馆的王荣光到甘肃省图书馆做《自动化对图书馆及读者的影响》的学术报告；1989年10月，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邀请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专家到北京举办缩微管理和缩微技术讲座等。同时，中国图书馆界也多次积极参与了国际图联历届大会中围绕技术驱动主题所展开的研讨并提交了论文。如在1982年8月召开的国际图联第48届大会上，围绕会议“网络化”的中心议题，中国图书馆学会代表团提交了《中国图书馆网的回顾与展望》论文，该论文被作为书面材料在大会上散发。在1983年8月召开的国际图联第49届大会上，围绕“技术世界中的图书馆”的中心议题，中国图书馆学会代表团也提交了论文并做了书面发言。中国图书馆界也积极主动地参加了国际标准化组织年会等国际会议。中国图书馆界还积极围绕图书馆新技术主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如1992年9月由北京图书馆举办的“90年代图书馆现代技术国际研讨会”和“90年代国际图书馆现代技术展示会”,1996年5月由文化部图书馆司、中国图书馆学会与IBM中国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北京1996图书馆自动化发展研讨会”等。
在恢复发展时期和1997年至今的全面发展时期，中国公共图书馆在向世界同行学习的同时，不断通过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取得了诸多技术引领的新成果，许多科研创新项目通过了国家和文化部的鉴定，如1987年6月，由深圳图书馆与首都图书馆等多家机构协作开发的“实时多用户计算机光笔流通管理系统”；1988年4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图书馆微型电脑通用管理系统”；1991年8月，北京图书馆研制的《中国机读目录规范格式》；1995年4月，上海图书馆研制的“全国社科报刊篇名数据库”；1996年6月，北京图书馆研制的“盲人用中文自动阅读系统”；1998年8月，由北京图书馆牵头，上海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深圳图书馆参与研制的“中国国家书目回溯数据库（1949—1987）”等。
为推进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文化部于1987年开始评选年度科技成果奖，北京图书馆“汉字属性字典及汉字信息处理支撑软件”、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地方文献数据库子系统”等多项图书馆科技成果获奖，之后在多次文化部年度科技进步奖评审中，诸多省市的图书馆技术创新项目获奖，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注入了科技的力量，体现出公共图书馆创新发展中的科技赋能、技术驱动的发展特点。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以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创新发展和跨越式前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以公共文化云为例，自2014年以来的短短数年中，从国家公共文化云到各省市区县的公共文化云服务可谓风生水起。有学者统计，至2018年3月，中国已涌现出63个文化云服务平台，遍及北京、上海等十多个省市，文化云平台、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网站、App和微信公众号成为读者的全新通道。[21]社交新媒体的应用成为中国方案和中国实践的鲜活案例。据2019年4月山东省图书馆参考咨询部编制的《全国公共图书馆微信微博监测月报》，全国有421个公共图书馆的微信服务被纳入统计，这些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当月共推送图文12498篇，共获得666万余次的阅读数，头条文章阅读总数为427万余次；当月全国还有236个公共图书馆的微博被纳入统计，这些图书馆微博当月共发新博文7317条，其中原创博文5072条，一个月收获点赞85366次，“粉丝”增加至59569人。这些数据充分展示出中国公共图书馆依托全球数量最多的网民，基于社交媒体技术引领的服务力、活跃力以及与读者在社交媒体网络空间中的互动力，正在不断创新发展。社交新媒体也为中西部公共图书馆提供了服务创新发展的平台，如在2019年4月的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排名中，湖南图书馆力拔头筹，陕西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等均跻身省级馆前十名行列；而在4月的总数排名中，西藏自治区图书馆也首度进入了前八名行列。[22]
在技术引领方面，广东省始终走在各省市的前列。早在1991年11月，广东省就召开了“全省公共图书馆计算机信息系统建设协调会议”，作为文化部重点科研项目的深圳图书馆“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ILAS）”通过文化部鉴定，成为国内领先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图书馆技术创新项目。1996年3月，作为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的会前会，“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和广州举行。深圳图书馆、东莞图书馆等以技术立馆作为创新发展战略，先后推出了全国第一家永不闭馆的全天候自助服务站——“图书馆ATM”，创造了全球城市图书馆中首家“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成为体现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技术引领”特点的先行者和排头兵。
五、地区协同
地区协同是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体现统筹协调体制优势的一大特点。这种地区协同，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既有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也有区域间的主动协同，有的还形成了多地区协作、多领域交叉、多行业融合、多主题对口支援的地区协同发展特点。
（一）两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地区行业协同浪潮
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曾产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地区行业协同浪潮，推进了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大共建、大协调、大共享的发展。
1．1956年的全国性地区行业协同浪潮
第一次是1956年1月，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专门讨论了加强图书馆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对全国为科研服务的图书工作进行全面规划和统筹安排。1957年9月，国务院批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并首先进行两大工作：一是建立中心图书馆，由北京（第一中心）和上海（第二中心）组成，并提出在武汉、沈阳、南京、广州、成都、西安、兰州、天津、哈尔滨建立9个地区性中心图书馆；二是编制全国图书联合目录，成立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1957年11月编辑组成立之后，至1966年9月，共出版全国性和地方性的联合目录300余种。[4]根据《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全国各地先后建立了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开展了图书互借、统一阅览、采购协调、定期编制新书通报、编制联合目录、交流经验、学员专业培训等各项协作活动。各省的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在1966年至1976年的停滞破坏时期有所停顿，在1981年前后又得到了恢复。
2．1999年的全国性地区行业协同浪潮
第二次是1999年1月，在北京图书馆的牵头下，全国124家各系统行业的图书馆和院校教育机构签署了《全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倡议书》，确立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自愿参加”的协同原则，推动了全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在新环境下的创新发展。在此基础上酝酿了数年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则开启了中国公共图书馆共建共享协作的新阶段。
（二）各种形式的地区协同模式
在70年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先后形成了各种形式的地区协同模式。
1．馆际互借和文献交换
如《北京图书馆办理全国馆际互借办法》、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制订的《全省各大图书馆统一馆际互借办法》，辽宁省图书馆先后与国内500个图书馆（室）建立的书刊资料交换关系、与全国20多个省市图书馆建立的地方版本图书交换关系等。
2．联合编目
如湖北省图书馆与中科院武汉分院牵头编印的《武汉地区农业图书联合目录》和《武汉地区中心图书馆西文参考工具书联合目录》等，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图书馆联合编辑的《东北地区农业历史文献联合目录》，全国各地60个公共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共同参与编制的《全国蒙文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等。
3．建立跨行业跨区域的协作网
如上海三大系统图书馆共同组建的“上海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协作网”，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图书馆共同签约成立的合作联盟和联席会议制度，西南五省（区）七方（广西、云南、四川、西藏、贵州、重庆、桂林）形成的公共图书馆协作会议，华东六省一市的“华东地区省级图书馆协作网”，华北地区五省市图书馆协作委员会，从连云港至乌鲁木齐的沿桥六省区14个中心城市公共图书馆参加的新亚欧大陆桥沿线中心城市公共图书馆协作网等。
4．合作举办学术研讨会和论坛
如已召开28届的十五城市公共图书馆工作研讨会，[23]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共图书馆分会与长沙图书馆、广州图书馆共同举办的城市图书馆学术论坛等。
5．专门主题的地区协作
如由北京图书馆牵头、全国将近40个兄弟图书馆提供了有关图书资料而举办的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展览活动，中南、西南地区少年儿童图书馆工作协作组组长会议，面向全国的“特色图书馆联谊会”等。1987年10月在北京成立的“部际图书情报工作协调委员会”，则是推进了图情事业在更大范围内地区协调，顺应了开放性、整体性、协同性发展的新趋势。以上各种公共图书馆地区协同模式，帮助70年来各个时期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形成了创新发展的协作网、共享圈、赋能线和动力谷，为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提供了多姿多彩的生动实践案例。
六、社会共创
社会共创是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中体现公共图书馆社会化的一大特点。公共图书馆社会化有两大发展趋势，一是公共图书馆不断走向社会和公共空间，二是社会各界不断融入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程。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化进一步促进了图书馆资源的共建共享，也激发起社会各界参与图书馆建设和管理的热情，体现出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社会共创逻辑。
（一）公共图书馆不断走向社会
公共图书馆不断创造了为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的经验，1961年7月文化部向全国各省市文化厅局转发的《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是怎样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服务的》，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1999年4月，国家图书馆召开了“为中央国家机关立法决策服务座谈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和解放军各总部共60多个单位参加了座谈会，迈出了国家图书馆在各部委设立分馆并进行图书馆事业社会共创的新步伐。公共图书馆不断走向社会的触角具有无限可能性，这样的社会通道已经在公共图书馆人的不断架设和拓展中逐步形成中国方案。
（二）社会各界不断融入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程
此外，还有体现中国群团组织机构社会共创优势的模式，如1973年1月13日，《人民日报》曾刊登《一个大队团支部办的青年图书馆》的报道。1975年7月，安徽省图书馆和合肥团市委联合举办包括各类科普报告在内的中学生暑假活动，还在合肥市内设立了4个图书阅览点。1976年2月，太原市图书馆、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联合举办“向农村图书馆（室）赠书活动”，市图书馆共向6个区县的农村图书室分发了各方捐赠的31万多册图书。[4]也有政府机构、科研机构、企事业机构乃至驻外外交机构等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图书馆建设的例子，如1978年9月，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学院、上海市教育局、上海外文书店、中科院上海分院图书馆、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等联合举办的“外国科技图书展览”在上海展览馆展出。[4] 1981年湖北省图书馆与湖北省社科院联合举办了“武汉地区辛亥革命图书展览”；1983年2月，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与大连市图书馆商谈，与美国奥克兰图书馆建立书刊交换关系。1989年6月，为纪念作家老舍90周年诞辰，北京图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馆、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图书馆联合举办了“老舍文学创作生涯展览”。1997年3月，上海图书馆会同上海作家协会、上海文联、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上海图书馆共同主办了“茅盾生平图片展”。以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社会共创方面，还有馆校合作的模式，如1997年10月，上海图书馆等创办了历史文献研究所，并与华东师范大学签订了科研合作意向书，在公共图书馆界尝试馆校合作共同整理研究历史文献。1998年11月，北京图书馆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先后举行了合作协议书签字仪式，成为颇具规模的馆校合作新进展的代表。
七、融入全球
融入全球是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中体现全球文化共同体特点的开放逻辑，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在学习介绍、参访交流、合作互鉴、开放共享中不断发展。
（一）中国公共图书馆融入全球的标志性事件
在70年的发展中，1973年北京图书馆馆长刘季平率团出访美国，1981年中国图书馆加入国际图联，1996年在北京举办的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1997年和2001年孙蓓欣、吴建中先后当选国际图联执委会委员，2006年中文继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德文之后成为国际图联大会的第六种工作语言， 2002年起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开启的“上海之窗”和2006年开启的“中国之窗”赠书与设立专架项目等，成为70年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融入全球的标志性事件。
（二）中国图书馆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图书馆的交流互鉴
1972年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到访天津人民图书馆，成为70年中较早的西方发达国家学者访问中国公共图书馆的例子。1973年北京图书馆馆长刘季平率团出访美国，成为当代中国公共图书馆融入全球的破冰之旅。此后数年，中国图书馆代表团先后出访了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图书馆；而1979年美国图书馆界代表团和1980年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代表团也先后对中国的图书馆进行了访问，这些互访开启了这一时期中国公共图书馆与世界各国图书馆交流互鉴的先河，而互访的范围也逐步遍及世界各大洲的国家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中国许多图书馆与世界各国图书馆之间建立了馆员交换协议，如上海图书馆与美国纽约皇后区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与美国俄勒冈州立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与日本福冈县立图书馆等。
（三）中国图书馆加入国际图联并积极参加和举办各类国际学术活动
1980年8月，中国图书馆代表团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国际图联第46届大会，与时任国际图联主席就中国图书馆学会参加国际图联问题达成了协议。[4]1981年8月，中国图书馆代表团以正式会员身份赴莱比锡参加了国际图联第47次大会。在1981年国际图联大会召开前数月，国际图联主席格兰海姆夫人、秘书长维斯特洛姆女士、国际图联世界书目管理办公室主任安德森夫人、挪威图书馆局局长格兰海姆先生等应邀访问了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同年，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成为首批国际图联机构会员，此后相继有更多的中国公共图书馆加入其中。中国公共图书馆还参加和举办了不少有影响的国际会议并建立了定期工作会晤机制，如亚洲、大洋洲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中美合作会议，中英图书馆建筑研讨会，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定期工作会晤等。
（四）中国成为联合国出版物托存地并与世界各地图书馆进行文献交流互赠
1972年，纽约联合国总部图书馆决定恢复北京图书馆、重庆图书馆为联合国出版物托存馆。周恩来对引进利用国外图书资料做出重要批示：进口外国图书资料，一定要充分估计到我国发展的实际需要，以有利于研究国际问题为原则。[4]甘肃省图书馆、天津人民图书馆等成为较早的联合国出版物托存馆。至1981年5月，被指定为联合国出版物贮存机构的已有17个，其中11个为公共图书馆。
自1977年至1996年的恢复发展时期开始，中国大陆（内地）与台港、澳门地区的图书馆界交流也日趋频繁，特别是1993年12月开始举办的首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会，至2018年7月，已在两岸多地先后举办了14届，成为两岸图书馆界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在融入全球的进程中，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实现了从外在模仿型到内生创新型的转变，这种转变，经历了三个阶段：了解、介绍、学习、认知的1.0阶段，跟随、模仿、借鉴、接轨的2.0阶段，共享、互连、并进、自创的3.0阶段。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正在走向更加自信、更为开放、更具品质的发展新境界。
八、结语
纵观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70年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发展逻辑，即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和认知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70年中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内在线索和前后关联；我们也可以在70年的不同历史时期看到不同背景下的中国公共图书馆精彩纷呈的实践探索；我们还可以看到70年中国公共图书馆不断开放的智慧和胸怀；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在更为自信自觉基础上百舸争流的创新生态。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以其独特的生命活力和内在动能，在70年波澜起伏的文化接力中创造了现代公共图书馆文化服务体系的宏大历史画卷，绘制出覆盖全社会的形态各异的公共图书馆空间布局的文化地图。回首过去的70年，我们需要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世界视野和贯通古今的历史眼光，通过对过去现在的回首和未来的展望，深切了解公共图书馆事业曾经经历过的短缺、落后、封闭、艰难，深切体会70年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历程中的探索、曲折、开放、精彩。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也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应当感恩这一伟大的时代，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事业正在实现从学习、接轨再到创新的发展觉醒，正在迎来体现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事业强大生命活力的发展新阶段。诚如国际图联主席格洛里亚·佩雷斯萨尔梅龙于2018年8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图联第84届“世界图书馆和信息大会”上所表示的：“我们是变革的动力，这是我们的职责和机遇，因为图书馆会把社会塑造得更美好、更公平、更强大、更多样。”[24]这正是对70年来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以及新时代未来发展的最好解读。中国公共图书馆的未来发展需要将其放在中国百年发展梦想的愿景之中，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通过国家文化发展新战略的主导指引和亿万读者新需求的强力牵引，使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事业融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新境界；通过克服短板和完善体系，在文化自觉和创新前行中，向人们呈现出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无限魅力，向世人展现出世界东方图书馆事业充满希望的勃勃生机，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续写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崭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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