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概说

一曲铿锵的颂歌，在中华大地上久久回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雄浑磅礴的气势，那豪迈激越的旋律，述说着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勤劳为民族”的传奇故事，传扬着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心救中国”的艰辛历程……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广东是中国最早建立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地区之一。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的建立，并非偶然。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广东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从封建末世进入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伴随着外国列强入侵的隆隆炮声，西方殖民主义者在辽阔的华夏大地上横冲直撞、为所欲为。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创造过辉煌文化的中华民族，在外国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之下，一步步沦入任人宰割、豆剖瓜分的苦难深渊之中。

广东受外国列强侵略较早。18世纪末，一场凭借鸦片走私而获取暴利的肮脏交易，由西方殖民主义商人带进了中国的海疆。地滨南海的广东，首当其冲，受害最烈。至1839年，仅从英国输入的鸦片就达35900余箱。毒品的源源输入，严重地毒害着中国的国民，成千上万的吸毒者肌体枯槁，精神萎靡，形同废物；而白银却潮水般滚滚外流。这种谋财害命的罪恶勾当，其毒之深，其祸之烈，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面对猖獗的鸦片倾销狂流，清政府回天乏力，束手无策，但不甘屈辱、富于反抗精神的中国人民，奋袂而起，掀起了反对侵略、禁绝烟毒的斗争。在清政府内部，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人物也大声疾呼，力主禁烟。湖广总督林则徐向道光皇帝上奏，力陈鸦片之害，主张非严禁不可，否则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无兵”可用，“无银”充饷的警世之言，振聋发聩，震动了朝廷。道光皇帝采纳了林则徐的主张，并任命林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指挥水师，查禁鸦片。

1839年6月3日，在广东虎门镇口村前的海滩上，林则徐正气浩然，亲自指挥销烟，将从英国商人手中查缴的230多万斤鸦片投入销烟池。霎时间，只见石灰溶化，池水沸滚，鸦片在浓烟中化为灰烬。

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抗侮雪耻的壮举。然而，侵略者不甘心丧失他们的在华利益，竟悍然动用武力，于1840年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人民不畏强敌，英勇抗击，在广东东莞虎门、广州三元里等地，侵略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篇。由于清政府的奴颜媚骨，昏庸软弱，中国在这次鸦片战争中惨遭败绩，侵略者以其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门。于是，中国历史在此改变了自身发展的走向，拐了一个大弯，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为“扶华夏之将倾，拯斯民于水火”，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前仆后继地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鼓吹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提出“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运动相继而起，其势如巨澜狂飙，似燎原烈火，席卷神州大地。在这些重大的斗争事件当中，有许多是在广东发生的。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戊戌维新的首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是广东人。这说明了广东是易于传播革命思想、富于革命传统的地区。但这些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无数志士仁人为此而抱终天之恨。

然而，历史是不会停滞的。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一场新的革命运动又拉开了帷幕。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高擎共和革命的大旗，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于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手里。随着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一幕幕闹剧的相继发生，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并没有改变，列强争夺、军阀混战的局面也并没有改变，中国仍然是外患日亟，内乱不已。

由上可见，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八十年间，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等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或者为着挽救民族的危亡，或者为着应对政治的危机，均作了试图改变中国命运和境遇的种种努力，而且各种改革中国社会的政治主张也都曾经试验过了，却都未能获得成功。

虽然这些无数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曾经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并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步伐，但由于这些自发的斗争没有先进政党的领导，也没有正确的政治纲领和先进的理论作为指导，因而最终均遭失败。中国社会在强烈呼唤着一个新的阶级出现，也急迫期盼着一个新的政党诞生！

广东是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诞生地。从19世纪40年代起，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逐步侵入广东。他们不仅输出商品，而且还在广州、香港投资办企业。1845年，英国人柯拜在广州黄埔兴建了柯拜船坞公司。此后，外商到广东开办工厂的越来越多。他们雇用中国工人，从事近代工业生产，因而产生了广东也是全国的第一代产业工人。

到1920年，省港工人总数已达到五六十万人，其中近代产业工人30万左右。广东近代产业工人的产生及其进一步发展壮大，为广东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广东近代产业工人的产生和不断发展壮大，工会组织活动和工人罢工斗争也随之开展起来。广东工人阶级因深受剥削和压迫，为求自身生存、自由和平等，经常奋起反抗，罢工斗争连绵不断，广州和香港也就成为工人运动开展较早、较为活跃的重要地区。为适应斗争的需要，曾出现过一些初期的工人组织。至1919年，仅广州一地就有工会组织26个。

然而，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这些工人组织，还处于秘密结社或封建帮会势力的影响之下。因此，严格来说“都还不是阶级的工会”，只能算是“同行工会”，尚属于行会性质的组织。尽管这些组织从未间断地开展斗争，有时也取得了胜利，但斗争的目的不是变革以剥削和压迫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斗争规模也不是很大，而且分散孤立，缺乏鲜明的阶级意识，在社会上尚未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因而他们的斗争也仅处于自发的阶段。

历史经验证明，当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地位和历史使命的时候，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民族和阶级的压迫。工人阶级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并在本阶级政党领导之下，才能够肩负起其历史使命，发挥其自身的革命作用。

广东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地区，也是近代革命思潮传播较早的一个地区。孙中山、朱执信等都接触和介绍过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政衡》等报刊传入广州，广东本地也出版了许多报刊，宣传新文化、新思想。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11月23日，《广东中华新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并介绍了苏俄政府的各项革命措施和社会状况，在广东民众中引起关注和向往。人们开始重新考虑中国的出路，将视线转向了社会主义的苏俄，并从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

1919年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广东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这期间，留学日本回国的广东香山（今珠海市）人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先后发表了40多篇译述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广州的粤籍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于1920年10月间创办了《广东群报》，介绍马克思、列宁的生平与学说。这些都促使广东民众拓宽视野，提高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广泛传播，也产生了一批初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在现实的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工人阶级大联合的伟大力量。他们逐步走出书斋，涌向社会，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发动工作。他们通过举办平民夜校和职工学校，向工人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和广东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党作了干部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于1920年8月在上海正式成立后，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函约他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在广州建立党的组织。谭平山等人起而响应，并首先于是年8月间在广州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此时，共产国际来华代表也派米诺尔和别斯林两位俄国人到广州，开展建党活动。这两位俄国共产主义者在广州与几位无政府主义者接触，并于1920年底成立了“广东共产党”。这个组织除了米诺尔和别斯林之外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故“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邀来广东就任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后，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并指导广东的建党工作。他将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纲”，交给“广东共产党”的成员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发现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他们的基本观点相悖。于是，无政府主义者遂宣布退出共产党组织，共产党人遂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

1921年春，由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以及米诺尔、别斯林等，“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初时，共有成员九人，由陈独秀担任书记，稍后改由谭平山继任。广东共产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最早建立的六个地方组织之一。

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广东共产党组织派代表陈公博出席了大会。陈独秀在广州因故未能赴会，他指派包惠僧由穗赴沪参加会议。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会后，陈公博回广州传达了“一大”会议精神，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正式成立，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谭植棠任宣传。

中共广东支部成立之后，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先后吸收了阮啸仙、刘尔崧、杨匏安、周其鉴、冯菊坡、王寒烬、罗绮园、杨章甫、黄裕谦、郭植生、梁复燃、陈适曦、张善铭、谭天度等人入党。至1922年6月，广东党组织共有党员32人。

广东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广东党组织成为广东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肩负起领导广东人民革命的历史任务，广东人民的革命斗争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