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举行三次全国劳动大会

提起中国的工人运动，人们都会谈到全国劳动大会。可是，也许有许多人不知道，第一、二、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都是在南国名城广州召开的。而且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宣布成立的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也设立在广州。广州曾一度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指挥中心。

1922年初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胜利，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各地工人的罢工斗争日见活跃，全国工运形势大好。但是，当时全国尚未有统一的工人组织，各地工人的罢工斗争缺乏统一的部署和相互策应与配合，多处于零星分散、各自为战之状态，没有形成整体的合力。这种状况，既难以适应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也不利于工人阶级开展的各种斗争。为了引导工人阶级有组织地团结战斗，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1922年4月，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区的工会组织，先后致函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要求在是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召开全国劳动大会。

当时，中共中央局也认为很有必要召集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遂决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之名义发起召集这次大会，并确定大会的原则是“不分何党何派，只要是工会便邀请其参加”。大会的目的就是促进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鉴于国民党和广东政府对工人运动采取支持的态度，并表示欢迎在广州开会，便将会址确定在广州，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具体负责筹备。

4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局的决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一面登报，一面发公函”，向全国各工人团体发出关于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大”的通告。通告规定大会的宗旨是：（1）纪念“五一”劳动节；（2）联络全国工界感情；（3）讨论改良生活问题；（4）讨论各代表提案。

召开全国“劳大”的通告一经发出，各地群起响应。从4月下旬起，来自全国各地的173名代表陆续抵达广州。他们分别代表北京、天津、唐山、武汉、长沙、南京、上海等地，以及京汉、京奉、陇海、粤汉北段各铁路，开滦、安源各矿山等110余工会、34万工会会员。其中以广州、香港两地的代表为最多，约占代表总数的80%，共有130多人。

5月1日，出席全国第一次“劳大”的代表和广州工人、各界群众5万余人，在市立第一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分别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会后进行示威游行。中共广东支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数百人参加了大会和游行。谭平山扛着红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沿途散发传单，奏乐舞狮，燃放鞭炮，盛况空前。

5月2日，全国第一次“劳大”在广州市“广东机器工会”礼堂正式开幕。大会先后由张国焘、谭平山主持。谭平山还代表筹委会报告大会的筹备经过。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和《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组织的总通讯机关。会议期间，孙中山接见了与会代表，大会于5月6日胜利结束。

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是中国劳动运动史上空前的盛会，开创了中国工人大联合的新纪元，被称为是成功“引导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道路”的一次大会。大会确立以产业组合为工会的组织原则，打破了有碍于工人阶级团结的行会、帮口等狭隘的思想观念，既为改造旧工会、建立新工会指明了方向，也为实现工人的联合和统一奠定了基础，对后来的中国工人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共广东支部为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受到了世人的称颂。

时隔三年之后的1925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全国“劳大”是在实现国共合作之后中国大革命高潮来临的前夜召开的。由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和广东工人代表会发起，向全国各工团发出通告，要求“全国各工团派遣正式代表出席”。

出席这次大会的共有277名代表，代表着165个工人团体及全国54万有组织的工人。其中上海14个工会，湖南6个工会，湖北1个工会，广东92个工会，还有大连、天津、北京、济南、青岛、淄博、太原、郑州、九江、浙江等一些工会组织。

大会前夕，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热烈祝贺大会的召开。信中盛赞工农联合力量的强大，指出：“在国民运动中，能够给敌人以最后致命打击的打击者，只有工农联合的力量”。

1925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500多名代表，以及广州各界群众汇集广东大学操场，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奥斯托洛夫斯基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演说。谭平山、张国焘、林伟民、邓中夏以及广东省农民协会代表黄学增、青年军人代表王一飞等也分别在会上讲了话。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从广东大学操场出发，途经越秀北路、惠爱东路、永汉路，出南堤，西行至西濠口，折北抵达太平路西瓜园。观者人头攒动，道途为之阻塞，场面热烈。

5月2日，第二次全国“劳大”和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联合在广东大学礼堂召开。与会者除了“两会”代表外，还有青年军人联合会、赤色职工国际、国民党的代表，以及各界来宾共1000余人。会上，邓中夏作《中国劳动运动状况》报告，罗绮园作《广东省农民运动状况》报告，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奥斯托洛夫斯基作《世界职工运动状况》报告。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以及上海、香港、广东、湖南、湖北各代表团，也在大会上介绍各地工运状况。会议讨论了有关工农运动的共同问题。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轰轰烈烈地做了四件大事”:（1）工农携手实现大联合；（2）加入赤色职工国际；（3）铲除工贼；（4）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特别是大会选举由林伟民、苏兆征、邓培、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李森、项英、刘尔崧、何耀全、刘文松等25人组成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林伟民任委员长，刘少奇、刘文松任副委员长，邓中夏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森任组织部长，孙云鹏任经济部长。大会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组织和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设在广州市越秀南路93号惠州会馆，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

第二次全国“劳大”比第一次全国“劳大”前进了一大步。大会对于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工人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问题、工人阶级的同盟者问题等，均有明确的认识。大会议决工农携手实现大联合、加入赤色职工国际、铲除工贼、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几件大事，对于广东乃至全国的工人运动，均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于1926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有502人，代表699个工会组织、124万工会会员。

第三次全国“劳大”是在国内革命形势和工运形势面临新的变化之时召开的。此时，国民革命仍在迅猛发展，但国民党新右派正加紧向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夺权的步伐，国共统一战线内部暗潮涌动，矛盾与冲突日趋激化。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三次全国“劳大”的召开，既表达了工人阶级意志集中、团结奋斗以图国民革命胜利的精神，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的革命斗志。

中国共产党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信》，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同时对于中国工人阶级也寄予希望，号召“全国工农及一切劳苦群众大团结”,“抵抗一切特权阶级的压迫”。

在第三次全国“劳大”会议上，邓中夏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苏兆征作关于省港罢工的专题报告，李立三致闭幕词。

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职工运动总策略决议案》、《劳动法大纲决议案》、《组织问题与其运用之方法决议案》等18项，并发出各种文电若干份。大会还向广州国民政府递交了《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表示拥护和支持国民政府出兵北伐，并号召全国工人积极投身和支持北伐战争。

大会选举了苏兆征、邓培、刘少奇、陆枝等35人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苏兆征当选为委员长。

这次大会历时12天，至5月12日结束。大会结束时，发表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

在广州召开的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是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奋斗的盛会。三次全国性的大型会议，连续在一个城市召开，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并不多见。这是广州的光荣，也是广东的光荣。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不仅促进了广东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且也对中国工人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