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倡导西学 督学兴宁

兴宁隶属嘉应州，又是华侨之乡，地处粤东要冲，与江西、福建接壤，有三省通衢之称，故南来北往的客商以及出国“过番”到美国、南洋群岛谋生的人特别多。血气方刚，立志成就一番事业的青年何子渊耳濡目染，不断受到国内外各种新潮思想的启迪。

何子渊19岁被录为廪生后，开始投身社会工作，因“少年老成、为人敦厚、做事沉稳、刚柔相济”，不久他便被县政府任命为督学，专职督导全县的教育工作。自此，子渊在父亲何晖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子承父志，除办好石马的新式学校外，他还利用各姓的祠堂、“祖饷”（用于祭祀、奖学的公款）等大力推广族学、义学，逐步淘汰八股私塾，短短十几年时间，齐昌大地兴教办学，蔚然成风。

话说何子渊年近弱冠那年，跟罗补月分手，回到石马，一度在何初桂创办的培兰书室代课。此时，他经常跟同龄青年“打斗聚”（喝酒聚会）。其时，柳塘老屋过番南洋群岛经商的细叔公经常对他讲，西方如何好，自己国家如何落后。听多了，何子渊便慢慢产生了向往西方世界，希望出去闯一闯的想法。而子渊父亲何晖吉正好又是当地知名绅士，亦是兴宁教育界的名人，对儿子有些过激、冒险的行为有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天，子渊和细叔公一合计，便下定决心，自恃体格强壮，武艺高超，略懂几套散手，就一人带着一布袋番薯干和一些盘缠上路，下广州乘火船（轮船）赴美看世界。

何子渊后来跟孙子们说，当年从广州上船后，在茫茫荡荡的太平洋上，航行了几十日没有靠岸，也没有看见过陆地，自己本来非常强健的身体，一下子垮了下去，上船只几天工夫便瘦得皮包骨头。晕船、呕吐，翻肠刮肚，黄胆水都呕了出来，当时连死的心都有了，“要不是细叔公几次拉住我，今天就不会有阿公，也不会再有你们这帮小家伙了……”听得一群小孙子唏嘘不已。他还说，如果给他第二次选择，他再也不会如此莽撞了。在旧金山上岸后，他还搭火车，坐游船……随后游历、考察美洲的学校教育及茶叶贸易，同年便回到国内，带回两个西洋挂钟。其中一个缀满孔雀石、橄榄石、碧玺等宝石的德国产台式八卦钟，至今仍可准点报时。

第一次出洋的何子渊被高度发达的西洋文明深深震撼了，在东西方强烈反差的对比之下，深感自己国家的贫穷和落后。归国后，他便萌生了“教育革新，救国图强”的想法。他认为西式教育较注重培养学生“独立、协作、实践”精神，而中式教育恰恰禁锢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千人一面、众口一词、人云亦云、欠缺独立思考能力。另外，他还认为西式教育在学制和课程设置上比较合理，充分兼顾了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当然，中式教育也不是一无是处，尤其是中国孩子的勤勉、睿智、朴实、自谦等优点，是大多数西方小孩所缺乏的。因此，他认为只有中西结合才是中国教育的唯一正途。儒家思想是我们中华文化、中华教育的根基，将儒家文化与西洋文明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的教育才能进步，我们的国家才会强盛，华夏民族才能得到复兴！小孙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似懂非懂，情不自禁地连连点头。

是年冬，何子渊回兴梅交界的石马小住，期间抽空到柳塘老屋向子承父业，专门做笔杆、毛笔生意的太爷——年逾八旬的初桂公请安，顺便汇报西洋之行的心得体会，提出了创办西式学校的设想。

何初桂因生意需要，跟当时广东各地上层的文化人士均有密切往来，故见多识广，在当地亦德高望重。他对清王朝落后、陈腐的教育体制也有切肤之痛，穷其半生所学，累考累败，累败累考，30多岁才中了个秀才，所以特别体谅、爱惜读书人。

于是，何初桂带上他那琥珀镜框的深度老花眼镜，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位略带稚气，但气度不凡、讲起话来有板有眼的玄孙，屏息静气地听完了他西洋见闻的陈述，才缓缓开口，最后同意让出倚南洞私塾课室给何子渊创办西式小学。因为这样既可以解决时下族中子弟众多，但接受新潮思想启蒙的儿童不多，且十年寒窗苦读后能够鱼跃龙门的人就更加少之又少的难题，又可以让学生体验一下与培兰书室完全不同的教学方式。祖孙俩一拍即合，经过半年多的准备，第一所新学制学校——倚南洞小学便在清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破茧而出，成功挂牌招生。学校开设国文、算学、格致、历史、生物、地理、图画、体操、手工、音乐、生理卫生等课程，推行男女同校和班主任负责制，真可谓开风气之先，创办新学之先河。

开学当日，意气风发的何子渊便在学校大门两侧题下“敢夸才倚马，惟骥道南吾！”的门联和“倚南洞小学”的匾额。因石马地处偏远山区，山高皇帝远，加上子渊行事低调，这间不起眼的小学校当时并未引起清廷过多关注，倚南洞小学就这样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它的诞生比丘逢甲岭东同文学堂（1901年创办）整整早了16年，的确是中国现代教育，尤其是广东现代教育的滥觞。

学校坐落于石马镇马下村柳塘杨屋对面，校舍占地面积500多平方米，另辟有练功房、操场等体育设施。何子渊当时只有20出头，既要顶住社会各方的压力，又要兼顾县衙的工作，每天早出晚归。除延聘另两位秀才何岫石、何云阶等名师任教外，他还自己编写教材，亲自给学生授课，经常通宵达旦，竭尽劳苦。

在以后的日子里，为了节约日常开支，何子渊还经常请自己的家人到学校做后勤工作。比如：叫小孙子桂芳到厨房帮师生做饭，叫三儿子尚文担任国文、算术老师等等。

1900年“庚子赔款”之后，中国许多有识之士深感自己国家的贫穷和落后，子渊审时度势，更加坚定了他“教育革新，救国图强”的信念，办学热情空前高涨。鼎盛时期，倚南洞小学在校学生达80多人。这在相对闭塞的石马，尤其是全国各地的读书人都还沉迷在“科举致仕”的大环境底下之时，已经算是破天荒的成就。

1888年，因学校场地限制，何子渊又在石马星窝子山嘴创办了第二所西式六年制小学“同仁学校”，礼聘何赉卿（秀才）担任校长，校门对联“同人于野，仁者乐也”则请恩师罗补月题签。1921年，国民政府教育改革，学校逐步过渡为民办公助。1922年，同仁学校更名为马石小学。1937年全民抗战爆发，倚南洞小学也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与同仁学校正式合并。

民主革命先驱何天炯、何天翰、何贯中，黄花岗起义烈士陈文友，子渊长子、反清先驱何尚炬，十九路军六十一师上校、军需处长何尚文等都是倚南洞小学毕业的杰出代表。何尚文在粤军许崇智部任事之前，曾被这间小学聘为正式教师。这些学生虽然出身不同，但大部分毕业后都毅然摒弃了清朝的科举考试，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因各种原因，1937年倚南洞小学停办，荒废几年后，瓦面便开始漏水，杂草丛生。20世纪50年代办合作社时，因学校大理石门框比普通客家大屋的门框都要高大，当时合作社负责人何耀坤等便与柳塘何子渊的亲房何挺权协商，承诺补偿50元人民币后，随即将石门框及大门板拆卸下来，搬到了马下村供销合作社做大门。直到2014年，“合作社”改建，大门才被拆除。

1903年冬，何子渊又与萧惠长、罗师杨等有识之士一起在兴宁县城创办了兴民学堂，1904年2月学校正式开学。出于为兴民学堂输送优质生源的考虑，当年他们又分别在自己原乡创办两等小学堂，而且都兼任了“监督”或其他不同职务。由于石马姓氏斗争非常复杂，只有何子渊才能压得住阵脚。所以，最后在当地乡绅的一致推举下，也在子渊父亲晖吉先生的支持下，何子渊义不容辞兼任了石马两等小学堂董事会主席。但由于县政府公务繁忙，待兴民学堂走上正轨后，何子渊便辞去了兴民学堂的学监职务，专事在全县推广新学，“但仍长期任兴民校董，对兴民重大设施，既参与其议，也多所赞助”。何子渊从1905年起兼任石马两等小学堂监督（校长），待学校正常运作后，他又于1907年辞去了学堂的监督职务。后来石马小学更名为石马学校，但董事会主席一职则一直挂在他身上，直到他百年终老。

20世纪30年代的石马，无论从哪一角度看都堪称穷乡僻壤，但石马“区小开校董会议”却郑重其事，特登报发布新闻，选出的校董有如“县官上任”，高举右手“宣读誓词”“宣誓就职”。会议内容之丰实，就职仪式之庄重，实属罕见。俗话说，严师出高徒。正是由于石马的教育严格正规，教风学风很正，才得以形成人才辈出的局面。石马子弟中涌现出不少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的行政干部，更有众多师长、少将之军界英才，至于中小学校校长、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等各种专业人才就更多了。《兴宁兴民中学校志》记载：“石马人才辈出，蔚为文化之乡，是与何子渊长期努力办学分不开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量的事实证明，石马虽穷，但确实是“人才之乡”“文化之乡”。究其原因，这与渊公早年的教化以及该乡民众重视教育事业息息相关。

2009年9月10日，在广东梅州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元老何子渊诞辰145周年庆典大会”上，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广东省委秘书长潘莎莎致辞时曾动情地说“兴宁是革命老区，崇文重教，素有文化之乡之美称，而石马又是文化之乡中的文化之乡”。事实也的确如此。

附石马二届区校董开第一次会议情况：

石马二届区校董开第一次会议——本月11日区校第二届校董开第一次会议，地点在该校礼堂，查是日到会者何子渊、陈冶球、林伯奇、陈质彬、何漪文、何庆堂、张介休、张定三、陈文止、陈飞凌、王崇行、温拟耕、刘年铎、陈吉生等十四人，缺席高焕其一人。参加校长陈体仁，主席何子渊，记录张介休，礼如仪：一、选举董长，结果陈质彬当选为董长，何子渊当选为后补董长。二、全体校董宣誓就职，公推陈董长宣读誓词，全体校董高举右手表示同意。三、讨论事项……

——《庸言日报》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