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问题的缘起与研究的意义

（一）问题的缘起

十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无意中看到一篇关于技术创新的人文向度的报道，引起我的兴趣，但真正触动我“神经”的是中国兴建三峡工程。兴建长江三峡的想法由来已久，最早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并组织人员对三峡工程进行全面的勘探、论证，但由于当时国内对三峡工程的争论很大，三峡工程最终暂缓上马，而以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取而代之。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国家水电部牵头对三峡工程进行全面的论证，并于1983年3月编制完成了《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在第二年被国务院原则性通过。1986年，国务院又组织412位专业人士，分14个专题对三峡工程重新进行全面论证，并得出结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为有利。基于此，三峡工程在1992年的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中，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的结果得以通过，1/3未投赞成票的结果是全国人大表决史上前所未有的。工程最终于1994年正式兴建，2003年开始蓄水发电，2009年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三峡工程在立项之前、之时、之后都争议很大，虽然现在已经完全投入使用，但其争议仍然继续。汶川地震（2008年）、长江中下游特大旱情（2011年）等自然灾害相继发生，人们自然地与三峡工程联系起来，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们之间相关，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们之间不相关。三峡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大项目工程，属于技术创新工程的范例，能否成功涉及全国人民的福祉，涉及上下几代人的生存境况，还需要时间考证。人们不禁要问：人如何与自然打交道，才能不遭“报复”？

国内的三聚氰胺等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爆发，温州高铁事故等人为灾害频频发生，自然环境被人为破坏，雾霾成为人们逃离北京的直接原因，人们不禁要问：技术创新能否善用？食品安全问题是产品的问题、企业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环境恶化，谁之过？

国际上也频频发生技术创新人文价值冲突的重大国际事件。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从个人债务危机蔓延到国家债务危机，从美国蔓延到欧洲、全世界，至今仍然动荡不安，引发全世界的人“信心危机”。直观地看，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国在金融领域的“过度”技术创新，不断创新金融工具，大量创造金融衍生品，实质上是私有制下资本贪婪的本性。那么，是资本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或是人的问题？

2009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世界气候大会，全世界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延缓全球变暖效应，但是，由于各方利益诉求不同，大会没有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哥本哈根协议》。试问，是哪一个国家（民族）的问题，还是全人类的问题？是生存问题，还是发展问题？

在追问过程中，我们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糊涂。关于技术创新的价值负载问题之前已经有许多学者研究了，而且，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的科学与技术，尤其是技术的中立论与价值论之争由来已久，对于技术创新来说，似乎没有太多可“研究”的地方。

但是，在现代社会里（有人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风险社会等），技术创新已经站在科学与技术的前面，直面人的自然、人的社会、人的自身，已经超越100多年前约瑟夫·熊彼特（J. A. Schumpeter, 1883—1950）提出“创新”的经济范畴了，渗透到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全面进入人的生活。作为现代的科学与技术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它与人的全面的直接的接触，已经超越了科学与技术的局限，人们不得不给予它关乎人的最高意义的关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是直接的生产力，技术创新如科学技术一样，是“革命的力量”，是人类解放运动的强大杠杆和动力。对于技术创新这样的新生的实践活动形式，我们不得不给予哲学层面的关注，不得不给予人的价值层面的关注。

至今为止，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人的解放发展史。它既是“现实的产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科学技术（技术创新）对资产阶级的诞生和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又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在这个历史的生成运动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实践活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今后的人类解放运动中，尤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技术创新接过科学技术的“火炬”，并和科学技术一起，共同演绎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对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给予人的最高意义的礼遇。

（二）研究的意义

人是从劳动中诞生，并在劳动中成熟和发展起来的。人最初的劳动表现为使用工具，而工具的本质特征就是技术，人是通过使用技术（起初是简单的）的劳动从猿猴演进为人的，包括人的大脑、人的语言、人的意识。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人类的技术史。在现代社会里，技术派生出新的存在形式——技术创新，与人的密切程度是毋庸置疑的，以至于技术创新依赖人而生存，还是人依赖技术创新而生存，已经无法分解了。从发生学来看，技术（技术创新）是与人一起发展起来的。

然而，在现实社会里，我们无时无处不感受到“被技术创新化”的压迫，又不能随心所欲地摒弃技术创新的无奈，于是要问：是人出了问题，还是技术创新出了问题？其实，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已经存在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各式各样的理论解答。本书正是在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技术创新的人文价值作哲学层面的思考和探究，试图解答尚未能解答的问题，或许是我个人的妄想而已。

本书从实践唯物史观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原理和方法，从人类发展史和科学技术（技术创新）发展史两个维度进行考察技术创新对人的发展的作用及其内在的规律性。

本书从人的本质特征出发，厘清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特征的真实含义，并以此为基石，分层剖析技术创新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它是人对自然界对象性活动的确证，也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自我确证。人是自为的自然存在物，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特征，历史并逻辑地使人能够自如运用技术创新来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包括人自身）；人又是受动的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人运用技术创新的能力同时受到自然界客观规律和一定时期的社会关系的制约和限制。人的技术创新的能动与受动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人的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发展史，使我们看到至今为止的色彩斑斓——包括各种人文价值冲突在内的技术创新成果展览史。

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特征决定了人追求自由的本性——全面而自由的本性。人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必然同时要解决人的生存、发展和解放问题，技术创新（科学技术）自然且必然承担这一历史发展的重任，技术创新的人文价值合理并逻辑地分解为人的生存价值、发展价值、解放价值和自由价值。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共产主义到来的时候，人的生存价值、发展价值、解放价值和自由价值的差别已经消失，统一归结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价值。本书从人的生存价值、发展价值、解放价值和自由价值四方面对人的技术创新的人文价值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和理论的探讨。

从理论上研究技术创新的人文价值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关注当下社会的人的技术创新实践活动。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在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后，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科学和技术得到空前的发展，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排在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排名还十分落后，原来消耗资源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各类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逐渐凸显，难以持续发展。现在开始实施以技术创新为主的可持续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关注民生，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着力解决社会转型时期凸显出来的各种社会矛盾。目前，国家已经制定赶超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蓝图。牢牢抓住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发展动力，全面推动技术创新活动，发展高尖新技术，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重点培养各类创新人才，积极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的发展时期，中国人如何利用好技术创新这一把“革命的武器”呢？

技术创新活动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它自身存在着一定的活动规律，是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的辩证统一。它对人的作用包含着肯定作用（正价值）和否定作用（负价值），我们如何充分利用它的正价值，尽可能减少它的负价值？在技术创新活动过程中，技术创新所表现人的价值利益中，存在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我国人口众多，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不同人生阶段对技术创新的诉求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冲突的，我们如何从实际出发，解决技术创新的生存价值、发展价值、解放价值和自由价值？面对中国社会转型以及国际经济动荡不安的局势，我们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技术创新目标、原则和实现路径？我们能否抓住机遇，引领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发展浪潮，在中国迎来世界第六次技术创新革命？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本书在理论上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研究框架，在实践上，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