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笑傲江湖》与《滚滚红尘》

不知觉之间，三毛已死去十年。电影《滚滚红尘》的剧本是她的绝笔，曾引发相当争议。故事背景在四十年代，主线是沈韶华（林青霞饰）和章能才（秦汉饰）之恋，章是汪精卫政府的文化官员，即习惯所称的“汉奸”——他们显然以张爱玲和胡兰成为原型。争议焦点就在于此：与汉奸的爱情值得一唱三叹吗？这隐含着极有意味的问题：对于汉奸，在政治上否定之外，是否还容许私人关系和感情存在？政治上的“坏人”是否等于绝对的“坏人”，政治的敌对是否意味着一切事情上的敌对？换句话说，在公共政治之外，可以保留个人感情的私有空间吗？

三毛引出的争议，如今时过境迁，似已不成为问题了。其实远在《滚滚红尘》以前，《笑傲江湖》就通过不同的故事回答了同样的问题。

《笑傲江湖》第一册的刘正风“金盆洗手”事件，是全书引子，恐怕也是全书最能感人也最有意味的一章。衡山派（五岳剑派同盟之一）刘正风要金盆洗手，从此退出江湖，这原是一场私人party，怎料平地起风云，五岳剑派盟主左冷禅遣嵩山派高手前来阻止，理由是刘正风与魔教（日月神教）长老曲洋结交。嵩山派逼迫刘正风杀掉曲洋，刘与曲因爱好音乐结谊，情义深重，不惜妻儿被杀，亦仍不屈服。嵩山派的逻辑是：结识魔教中人就是勾结魔教，等于通敌，“自来正邪不两立，魔教和我五岳剑派仇深似海，不共戴天。刘正风结交匪人，归附仇敌，凡我五岳同门，出手共诛之。”这也是在场多数群雄的想法：“对朋友自然要讲义气，对敌人却是诛恶务尽，哪有甚么义气好讲？”而刘正风的逻辑则是：“……在下今日金盆洗手，是刘某的私事，既没违背武林的道义规矩，更与五岳剑派并不相干……”“刘某结交朋友，乃是私事，旁人却也管不着。”对于刘正风来说，不能因为反魔教的政治大业就取消交朋结友的私生活。

金庸当年写这章时，心中必有政治批判的影子。近五十年政治运动翻云覆雨，“金盆洗手”式的场面不是司空见惯了吗？只要一个人成了反革命，亲朋好友就必须公开“表态”以“划清界限”，具体的口诛笔伐，深揭狠批，也就不在话下了。在批判斗争的世界里，政治无所不在，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政治问题，因而任何局部问题的异见都可能被“上纲上线”为政治上的反动；同时，政治问题又可以扩张为一切问题，因而一个人一旦在政治上被定性为反动，则其任何方面就都是错误的，他就成为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凡关系亲密者都要与他“脱离关系”，这是“立场”问题。在这种泛政治化的语境中，个人感情也要等同于政治路线，私人领域是不存在的。所以，留在大陆的胡思杜要写《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舒芜对师长胡风反戈一击，妻子对李锐落井下石，儿女对顾准病入膏肓不闻不问……曲洋可是万恶的魔教分子啊，怎能跟反动派讲交情？这不是私事，是公事；不是音乐问题，是政治问题！嵩山派迫刘正风杀曲洋，不等于要他在政治上“表态”吗？嵩山派威吓刘正风的幼子刘芹承认“爹爹勾结魔教中的恶人”，承认刘正风该杀，这跟胡思杜表示认识到胡适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又有何差别？

金庸当然拒绝嵩山派的逻辑，也即拒绝当年大陆政治批判的逻辑。他站在刘正风一边，自当同意这样的结论：政治不是一切，在任何情况下，在政治之外，都需要保持一个不受公共政治侵犯的私生活领域。

既然《笑傲江湖》中刘正风与曲洋的友谊是正当的，那么，《滚滚红尘》中沈韶华与章能才的爱情，还有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也就无可非议。

此外，金庸小说还有一处可以更直接地与《滚滚红尘》相参证。《鹿鼎记》第四册陈圆圆回忆吴三桂时说：“他说人家骂他是大汉奸，可是为了我，负上了这恶名也很值得。我很感激他的情意。他是大汉奸也好，是大忠臣也好，总之他是对我一片真情，为了我，甚么都不顾了。除了他之外，谁也没有这样做过。”只要他待她真心，什么都不重要了。这是女性的逻辑，也是人性的逻辑。

因为世上只有错误的爱人，但没有错误的爱。

补记

王蒙曾撰文称，他读《笑傲江湖》为之落泪——盖王蒙久历政治运动，于小说中党同伐异的种种描写自有所感也（参郁之《看王蒙为何落泪——我读金庸〈笑傲江湖〉》，《万象》第一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