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海上丝路
每次广州渐入佳境的时候，总有一股横发逆起的力量，半路杀出，将蒸蒸日盛的上升势头，猝然拦腰斫断。这种悲剧，在黄巢之前，上演过多次；在黄巢之后，也有多次上演，好像成了这座城市逃不脱的宿命。
打通大海航线
广州与南洋的贸易航线，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建立。从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熏炉、犀角、象齿、琥珀和一些香料，可能都是从南洋进口的。其中有五支大象牙，已确认是非洲象的；还有一个用锤鍱工艺制成的蒜头凸纹银盒，具有明显的古西亚波斯银器的特点。这些似乎都告诉人们，两千多年前广州与南洋存在某些未被史籍记载的交往。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派出庞大的官方贸易船队，携带黄金、杂缯（丝绸）等商品，从番禺（广州）、徐闻、合浦等多个港口出发，开辟海上商贸通道。船队的篙工楫师都是从本地募召的。船队在渺渺南海中，航行五至九个月，可到达都元国（越南南圻一带）、邑卢没国（泰国华富里）、黄支国（印度东岸）和已程不国（斯里兰卡）等地港口，与埃及、大秦（罗马帝国）和希腊商人进行交易。
南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记载：“三佛齐国（室利佛逝）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三佛齐国即印度尼西亚，阇婆即爪哇，大食即阿拉伯，故临是印度半岛西南部一港口。上述诸“国”，很早就成为广州重要的贸易伙伴。
汉代的纺织，已可以生产出单色锦缎和色彩丰富的丝绣，以涡卷图案与菱形图案搭配，展现出精致、华丽的视觉趣味。希腊和罗马商人，把丝绸带回欧洲。那时的罗马人，几乎都穿粗布麻衣，丝绸简直是可以让人羽化成仙的神物。当第一位穿着丝绸衣服的妇女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引起的震动，不亚于刮过一场飓风。人们惊呼：“天啊！有哪个穿这种衣服的女人敢说她不是赤身裸体，曲线毕露？”
丝绸在罗马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方面由于丝绸太过轻薄，引起道德上的忧虑；另一方面，价格过于昂贵，在罗马市场上，一磅丝绸的价格，竟达到12两黄金，大量进口，威胁到罗马的国库，所以公元16年，罗马元老院提议颁布限制奢侈的法令，禁止男人穿丝绸衣服，只有妇女才可以穿着。
这种如同黄油一样细滑的丝织物，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罗马人百思不得其解，只能作童话式的猜想：在东方大地边缘，有一个与世隔绝的神奇国度，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有一种羊毛树，人们天天向树洒水，然后从树上采摘一种轻柔的丝线，织成丝绸。商人绘形绘色地描述，在那个神秘国度里，风和日丽，空气鲜美，生活安宁，每一寸空间，都色彩斑斓、芬芳袭人，大地像铺着柔和的丝绸。这些描述，更像是亚热带的中国南方。唯有如此美好的地方，才配出产丝绸。故事口耳相传，愈传愈美，愈传愈神。罗马人干脆取“丝”的发音，把中国叫作“赛里斯”（Séres）。
西罗马帝国亡否，东罗马帝国继起，中国古籍上译作“拂菻国”，亦即拜占庭帝国，统治范围包括欧洲东部、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的广大土地。罗马人用毛织品、麻布、金属、玻璃、琥珀、珊瑚、树脂，交换中国的丝绸。这些商船来回一趟，往往耗时数年，行程的千难万险，超乎想象，而长盛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亦在惊涛骇浪的岁月中，渐次形成。
罗马人视中国的丝绸如天珍，千方百计打探其生产原理。中国人小心翼翼地严守着秘密，长达数百年之久。传说罗马僧侣曾冒着被砍头的危险，把蚕种藏在镂空的手杖里，从中国偷带回欧洲，罗马才开始有了蚕丝业。从拜占庭艺术中的龙、凤、孔雀及荷花图案，亦可略窥中国文化的蛛丝马迹。
东晋时代，只剩半壁江山，汇聚广州的各地商人，越来越多，仿佛半个中国的商人都挤进来了。从广州输往内地的名贵商品，有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以及无数村野匹夫叫不出名的奇珍异宝。这些东西，并非全是广东土产，很多是广州商人用丝绸等物，与南洋蕃商交换得来，再转运北方。封开虽然是交州治所，但缺乏做海外贸易的条件，海舶只能停靠广州，蕃商也只认广州。
广州与罗马之间，终于打通了两条直航路线，一条从罗马出发，穿过尼罗河，通红海的古运河，循红海向南，跨过印度洋，从太平洋西南部，经交趾七郡而达广州；另一条从罗马到缅甸南部海口，经伊洛瓦底江，北上至云南保山。5世纪时，广州至少已和东南亚、西亚15个国家与地区有贸迁往来。阿拉伯人记下了广州人西行的足迹：“中国的商舶，从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槟榔屿，4世纪到锡兰，5世纪到亚丁，终于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
晋代广州的珠江岸线，已移到今惠福西路。坡山（位于惠福西路五仙观附近）有一个重要码头，史称“坡山古渡头”。码头周围形成了繁华的商业区，客栈连门接户。广州商人和印度、南亚的蕃客做生意，也和北方的商人做生意。1994年，在德政中路以西、担杆巷以北的地方，也发现了一个唐代的码头遗址。但它不是外贸码头，而是一些内河船停泊的，后来这里发展为广州最大的盐运中心。
每年一吹东南季风，坡山便热闹了，一班财大气粗的买家，天天跑来打探消息，翻译们也成群结队在码头“打趸”，生怕错过了什么机会。每当海舶的风帆，隐隐约约出现在遥远的江面上时，码头上便欢声四起，凫趋雀跃。海舶靠岸，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商人们争着上船验看新货，好像敲开了宝藏的大门。
各种商品摆在大街上，琳琅满目，堆积成山，买卖双方围成一圈，瞒天讨价，就地还钱，村声泼嗓，百口喧呼。南朝宋、齐、梁、陈，不断变幻大王旗，没有哪种通货是大家都信得过的，汉代的五铢、货泉、大泉当千、大泉二千等，虽然还在流通，但商家都不太愿意使用，要么用金银交易，要么用盐米布帛交易。到傍晚收市，各自散去，热闹一天的街衢，终于安静下来。但这种安静，仿佛只是为明天更大的喧嚣，积蓄能量。
这时到广州做官，已不再是“一闻双泪流”的苦差，而是个肥缺。东晋南朝时，坊间流行一个说法：“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晋书》夸张地形容，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南朝时，广州的海贸，已成为南梁的重要财政支柱。据《南史》所说，由于地方官的贪苛，外国海舶不胜其扰，初时每年只有三几艘，后来萧劢出任刺史，纤毫不犯，海舶增至每年十几艘，“岁中数献，军国所须，相继不绝”。梁武帝感叹：“朝廷便是更有广州。”
一篇为广州刺史欧阳頠歌功颂德的碑文，以华丽辞藻形容南陈时的广州：“工贾竞臻，鬻米商盐，盈衢满肆。新垣既筑，外户无扃。脂脯豪家，锺鼎为乐。扬袪洒汗，振雨流风。市有千金之租，田多万箱之咏”，勾画了一幅欣欣向荣的太平盛世画卷，以致陈朝亡后，隋朝派韦洸于接管广州，引起当地人强烈不满，担心换一群新的饿狼来，又要重新喂肥。于是番禺人王仲宣率众造反，主张恢复陈朝，竟然得到不少当地豪族的响应。最后隋朝不得不派大军平乱，又请出土著首领冼夫人，安抚本地人，软硬兼施，才平息了风波。
隋朝是一个说不清的朝代，隋炀帝杨广的“炀”字，有荒淫怠政的意思。帝王家的奢靡淫逸、穷兵黩武，受到历史学家责备，但隋朝的南海贸易却十分畅旺。开皇九年（589）岭南初定，文帝杨坚即下《安边诏》，敕戒广州，不得侵渔前来通商朝贡的海外客商，“外国使人欲来京邑，所有船舶沿泝江河，任其载运，有司不得搜检”，确保贸易畅通。《元和郡县图志》记述，自从杨广开通济渠之后，“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由于海上商旅频繁，官府在广州扶胥镇修建南海神庙，以保佑海不扬波，风调雨顺。
大业三年（607），杨广派遣使臣常骏出访赤土国。赤土国到底在哪里，也没人说得清，有人说是苏门答腊岛，有人说是马来半岛，《明史》则认为，赤土国就是暹罗（泰国），“暹罗，在占城西南，顺风十昼夜可至，即隋、唐赤土国。”
常骏从广州出发，漂洋过海。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赤土国怎么会知道他的到访，是一件神秘之事。常骏到达时，赤土国派了三十艘船组成欢迎船队，以金锁缆船，奏乐击鼓，迎接贵宾。常骏登陆后，走了一个月，才到达国都。国王派王子那邪迦隆重出迎，以两头大象开路，持七彩孔雀盖，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罗门二人引路，将其请入王宫，盛宴款待。常骏送上大捆丝绸和各种礼品，宾主尽欢，熙熙融融。后来王子还跟常骏回访，送金芙蓉冠、龙脑香给杨广作为礼物。在常骏访问赤土国11年后，隋亡唐兴。常骏有没有活到唐朝，不得而知，但他风光了这一回，也死而无憾了。
唐朝是一个让人引以为豪的朝代，海外贸易达到空前的规模。唐诗中，留下了“梯航万国来，争先贡金帛”“岸香蕃舶月，洲色海烟春”“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等诗句；史书中，“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奇珠玳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雄蕃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一类文字记载，更是汗牛充栋，再现了中外通过海路交往的盛况。
唐代的艺术，尤其是在中唐时期，以鲜活的生命力、繁复的形式、超凡的创意，获得朝野的热情支持，达到了历史的空前高度。丝绸与中国的书画艺术，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士人山水画兴起于唐代，技法讲究浓淡相生，虚实相济，浓处精彩而不滞，淡处灵秀而不晦，虚实并起，意态万千。一种缥缈空灵、烟云绵邈的韵味，于浓浓淡淡、虚虚实实的墨迹之间，晕化出来，正如一位妙曼女子，穿起丝绸衣服时的感觉，身体在丝绸中游动，丝绸随之飘飘起舞，好像鱼儿在水中吹起细浪，丝丝入扣，妙不可言。有人说士人画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若论丝绸与绘画的关系，则“丝中有画，画中有丝”，亦无不可。
丝绸是最受外商欢迎的商品之一。唐代的丝绸，通过陆路与水路，输往欧洲。贞观十七年（643），朝廷在广州、泉州、扬州设市舶使，专门管理以丝绸出口为主的海外贸易。每年当寒冷的冬季季候风越过南岭之际，满载绫绮罗绢的中外商船，便鼓起风帆，从广州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跨过印度洋、波斯湾，再到阿曼湾、亚丁湾、东非海岸，经过九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航期（不包括沿途停留时间）近九十天，来年再随东南季风“回唐山”。由于海路迢迢，西太平洋的许多古国，便成了中西方贸易的中泊港、集散地。
朝廷在广州设市舶使，专管海外贸易事宜。凡海外商舶埋岸，须缴付下碇税（被称为“舶脚”），才能进行交易。又规定部分货品为专卖货品，民间不准私下交易，统由官府定价收购，通过贱买贵卖，为官府创造高额利润。这类专卖货品，约占到全部货品的十分之三。还有部分“贡品”是要进奉朝廷的，商人也不能染指。除此三项，其他货品，则由商人自由买卖。这套规定，称为“征榷制度”。
除市舶使外，负责交聘会盟、管理外贸的官员，还有过岭南市阉珠玉使、押蕃舶使、结好使等不同称谓。尤其是押蕃舶使，权力甚大。柳宗元《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说：“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焉。”日本学人桑原骘藏猜测，押蕃舶使就是市舶使。他在《蒲寿庚考》中提出：“市舶使之称，唐人记录已有之，当时又称押蕃舶使（《柳河东集》卷十）或监[市]舶使。”明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写道：“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
市舶使院还在珠江边建海阳馆，专门用来招待蕃使、蕃商。王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描写：“近得海阳旧馆，前临广江，大槛飞轩，高明式叙；崇其栋宇，辨其名物；陆海珍藏，徇公忘私。”可想其规模十分宏敞。
岭南节度使署附设飨军堂，这是一个联络蕃客与民间感情的机构。受到盛宴款待的，不仅有蕃商，还有本地土著，甚至疍家也是座上客，多达千人以上。柳宗元曾经很生动地描写过飨军堂里举办的活动：
幢牙茸纛，金节析羽，旆旗旐旞，咸饰于下。鼓以鼖晋，金以铎铙。公与监军使，肃上宾，延群僚，将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蜑蛮，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铏鼎体节，燔炮胾炙，羽鳞狸互之物，沉泛醍盎之齐，均饫于卒士。兴王之舞，服夷之伎，揳击吹鼓之音，飞腾幻怪之容，寰观于远迩。
由于对外商实行“招诱奖进”政策，刺激海贸大兴。朝廷对保护水陆运输都很重视，杜佑任岭南节度使时，建造楼船、艨艟、斗舰、走舸、游艇、海鹘等各种战船，拽起风帆，冲波激浪，在江河大海上耀武扬威，往来巡梭，以威慑盗贼。
广州是全国的造船中心之一。各国商舶汇聚于广州，都要等到冬季才能回航，大家趁此机会，进行船只的维修保养，清理船身上的海蛎子，修补一下裂缝，有些船要重新上桐油。这是广州修船工匠最忙碌的季节了。他们上船干几天活，就把人家的造船技术也学到手了，比如看到大食国人用桄榔纤维缝合木船，比钉子更好，不会生锈，马上在自己的新船也用上桄榔纤维了。刘恂的《岭表录异》总结说，把桄榔纤维用咸水浸泡，使它膨胀，变得坚韧，用来缚船，不用钉线，也非常结实。广州人还发明了用橄榄糖填塞船缝的方法，“（橄榄）树枝节上生脂膏如桃胶，南人采之，和其皮叶煎之，调如黑饧，谓之橄榄糖。用泥船损，干后坚于胶漆，着水益坚耳”。
天宝二年（743），海贼犯永嘉郡（今浙江温州），朝廷命岭南采访使、南海太守刘巨麟率水师北上征讨。当时扬州大云寺高僧鉴真正准备第二次东渡日本，他从刘巨麟那里买下了一艘船，可载中日僧人十七人，舟人十八人，玉作人、画师、雕佛、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八十五人，共一百二十人，备办粮食、佛像、佛典、香料、药品等一大批，可以出海远航，技术堪称首屈一指。
广东还有一种巨船叫“木兰舟”，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描述：“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船上可载几百人，贮藏一年的粮食，甚至还养猪、酿酒，有纺织机杼和商店，以防遇上大风浪，船在某个荒凉地方搁浅，人们要在孤立隔绝的环境中，挺过几年时间。船一入海，恍如与世隔绝。人类作为一种陆上的生物，无论意志如何坚强，体魄如何强壮，航海技术如何先进，要在茫茫大海上熬过漫长的日子，都是一件极其折磨人的苦差事。人们终日与大风大浪为伴，在船上唯有大块吃肉，大碗饮酒，借此忘记危险。木兰舟体型够大，抵御风浪的能力较强，很多大食人也看中木兰舟的稳当，都想委托它运货，以致一舱难求，商人们宁愿把货暂时存入仓库，等木兰舟的舱位，也不想给其他船运。
在通往岭北的陆路方面，开元四年（716），张九龄在粤北梅岭开凿了一条驿道，连接章水与浈江。这条路线，“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较以前的灵渠，或潇水—封水线、耒水—湟水线，都更为方便，成了北方入粤的主要路线，到北宋时，已占了入粤交通流量的七八成。水陆畅通，货如轮转，南北商人、四海商舶联翩而至，坡山渡头的规模，大到令人吃惊，繁忙程度，全国之最。
今大德路与海珠中路交界之处，古称为西澳，是广州最大的内港，民廛稠聚，海舶鳞凑，远远眺望，江上的樯桅好像森林一样，密密麻麻。码头上的街道，蕃商云集，宝货盈衢，街道两边开满了大大小小的商铺、邸店和柜坊，各种幌子、招旗，满街满巷，随风招展。对这些以商人为服务对象的行业，法律也有相应的规定，《唐律疏议》规定：“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而柜坊则是代客保管金银财物的商铺。来自各国的蕃商，进出邸店、柜坊，川流不息，门槛为穿。以前人数最多的南亚蕃客，逐渐被大食和波斯蕃客所取代。
港口风帆如织，各国商舶在这里把犀角、象牙、翠羽、玳瑁、龙脑、沉香、丁香、乳香、白豆蔻、胡椒、蓝靛、檀木等货物卸下，把各种精美瓷器、丝绸、呢绒、布帛、丝线、绣品、漆器、糖、酒、茶、米、梳子、伞、扇子装上船。唐人王建在一首诗中描述这样的场景：“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殷尧藩的诗则有“尝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的句子。西澳码头每天装船、卸货、泊岸、离岸，热闹非凡。
据统计，唐代每天到广州的外舶约11艘，全年到港舶数达4000艘。假设每舶载客200人，则平均每天在广州港登陆者达2200人，一年多达80万人次。唐人权德舆记述，唐兴元元年（784）至贞元三年（787）间，“万船继至，百货错处”。另一位唐人李翱亦有类似的描述：唐贞元十八年（802）至元和元年（806），“蕃国岁来互市，奇珠玳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常贡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贾以饶”，呈现一派繁盛景象。
每天中午时分，码头鼓声一响，交易开始。街道上挤满了住在附近的蕃商和从内地来的客商，他们或蹲在路边交头接耳，或围在客栈门前比比画画，窃窃商议，进哪些货，出哪些货，什么价钱。有些人直接跑上商舶，和舶主洽谈。市场上充斥着表情各异的面孔，有人欢天喜地，有人惴惴不安，有人紧张得满脸通红，有人垂头丧气，面若死灰。南腔北调甚至异国口音的讲价声，此起彼伏。有些北方人觉得奇怪，语言不通，怎么做生意？了解情况的官员轻描淡写地说：没关系，“虽言语不通，而贽币交致”，认得钱就行。
唐朝的法币是开元通宝、乾封泉宝等铜钱，但广州人更喜欢用真金白银做交易，铜钱只作辅助，这是从两晋时期就形成的习惯。与海外商人做生意，什么通宝、泉宝，都不及金银信用可靠。阿拉伯人也用波斯金币、阿拉伯金币做交易。岭南出产金银最多，唐人许浑到广东一看，发现“洞丁多斫石，蛮女半淘金”，很多人以淘金为业。由于贸易额连年增长，金银流通量过大，竟然出现“通货膨胀”，金价跌了。唐人王建的诗句“市喧山贼破，金贱海船来”，证实了这种情况。
傍晚收市的鼓声一响，码头上聚集的人群，就像退潮一般，迅速向各条街道的深处退去，瞬间码头便平静下来了。朝廷规定，城门、坊门、市门黄昏后必须关闭，天明再开启。城里实行宵禁，一更三点敲响暮鼓，便禁止出行。但黄昏才罢，谯鼓方声，广州城外码头的夜市，在一片半暗半明、摇曳不定的烛光下，又见到人头攒动了。喧嘈声混着潮水声，漫天漫地涌起，再度充盈街巷，直到鬼宿渡河时分，才逐渐散去。
唐代诗人张籍曾有诗咏广州的夜市：“蛮声喧夜市，海色浸朝台。”这里的人好像恨不得把一天十二个时辰都拿来做生意。美国人谢爱华（E.H.Schafer）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写道：“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州称作‘Khanfu' （广府），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作‘China'（中国）。”
住蕃坊的人
依据大唐律法，“化外人法不当城居”，即外国人不能居于州城内，大约在贞观年间（627—649）至开元年间（713—741），官府在广州西城外划出一块地方，让蕃商集中居住，称为“蕃坊”。
“蕃坊”一词，最早见于大和元年（827）人房千里所撰《投荒录》一书，他写道：“顷年在广州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蕃坊大致以今光塔路为中心，东至朝天路、米市路，西至人民中路，南至惠福西路以南，北至中山六路。光塔路东段（海珠中路以东）旧称蕃巷、大食巷，多为大食人居住。那时大食并非单指某个国家，而是泛指阿拉伯帝国诸国。
蕃客以大食与波斯人为主，大食人信奉伊斯兰教，而波斯人则很多是信奉祅教。祅教也叫拜火教，是波斯的国教。651年，波斯萨珊王朝亡于阿拉伯帝国，但唐朝却接纳了不少流寓长安的萨珊王室成员，并支持波斯复国。因此，来广州做生意的波斯人非常多。
蕃坊设蕃长（亦常写作蕃客大首领、蕃酋等）一人，管理蕃坊事务，对内负责裁决蕃客之间的纠纷，对外负责招邀蕃商前来贸易。蕃长由蕃坊内的穆斯林公推德高望重者，上报地方官府，获朝廷或官府批准后，正式出任。
阿拉伯人苏莱曼（Sulayman）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对蕃长职责，有如下记述：“在商人云集之地广州，中国官长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这是照中国君主的特殊旨意办的。每逢节日，总是他带领全体穆斯林做祷告，宣讲教义，并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此人行使职权，做出的一切判决，并未引起伊拉克商人的任何异议。”海外商舶至，由蕃长负责引领入关，市舶使负责稽查舶货，征榷抽分。
唐代专门制定了有关蕃商遗产继承的法律，宋代也有“蕃商五世遗产法”；蕃客犯事，一般由蕃坊根据《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习俗，自行处理，“徒”以上重罪，由广州地方官府审理。当时的朝廷律法中，有不少条文是针对蕃坊居民的，如《宋刑统》规定，暂时居住蕃坊的蕃商，不得与中国女子结婚，长期定居的则可以与中国女子（赵姓除外，避皇帝讳）结婚，但不得带出国；又规定长期定居的蕃客，必须改穿唐式服装，而短暂往来的则不必。
朝廷对蕃商在广州购买田宅，初时并无限制，但后来蕃客与华人谈婚论嫁，买田买地，兴建房屋，开枝散叶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乃至有“五世蕃客”“土生蕃客”的出现，广州人称他们为“住唐”，意为长住唐山。朝廷曾颁令，“广州海南蕃商毋得多市田宅，与华人杂处”，但实际上禁而不止。
有些蕃客在中国生活日久，高度汉化，甚至参加科考。来自大食的蕃客李彦升，被时任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卢钧视为一品布衣，唐大中元年（847），卢钧向刚刚登基的宣宗李忱推荐李彦升，朝廷派人考察后，准其参加科举，竟一举蟾宫折桂，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穆斯林进士，并由皇帝钦点为翰林学士。
蕃商在中国获封赐荣誉性质的官职，或授予实职的情形，也不罕见。北宋时做过蕃长的辛押陀罗，朝廷封他为归德将军。大食蕃商蒲寿庚兄弟，在广州经营商舶，浸成巨富。南宋咸淳十年（1274），蒲寿庚与其兄蒲寿晟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执掌福建兵事民政要职。南宋景炎元年（1276），南宋朝廷授予蒲寿庚为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
蕃坊内不仅有专供蕃坊居民买卖的市场（蕃市）、专收蕃商子弟的学校（蕃学）及养育院等机构，还有清真寺，繁盛时期，号称“蕃汉万家”。最初到广州的穆斯林，多数是商贾，平时居住在蕃坊，很少在非穆斯林的中国人中传教。因此，在光塔路上的街巷地名，亦多与贸易有关，而不是与伊斯兰教有关。
光塔路有条玛瑙巷，北接中山六路，南接光塔路，相传为昔日中外商人交易玛瑙的集市。《南海甘蕉蒲氏家谱》记有“穗城玳瑁巷”。有人猜那就是玛瑙巷。玳瑁是一种龟状动物，其甲五彩斑斓，有“海金”之誉，从汉代至元代，一直是海舶贸易的宝货之一；而玛瑙则为名贵宝石，古时多由波斯等地传入中国。但也有另外两种说法，一说玳瑁巷即光塔路西段的大食巷，一说玳瑁巷是今天的普宁里。除此之外，白薇街、绒线街、象牙巷、梳篦巷一带，都是宝石、象牙、香料等商品的交易市场。
一千多年前，伊斯兰传入中国，主要是通过两条路线，一条是陆上丝绸之路，即从中亚至天山南麓、天山北麓，再东进至长安；另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旧称“香料之路”），即从波斯湾经马六甲海峡，到广州、泉州等沿海地区。唐代初年，阿拉伯、波斯穆斯林来华经商或旅游者，络绎不绝，促进了中国和阿拉伯、波斯地区间业已存在的传统关系的发展，也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伊斯兰教“封印先知”穆罕默德的母舅萨阿德·宾·阿布·宛葛素（Saheb Saad Wakkas），曾经到广州传教，并兴建怀圣寺。关于他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绘形绘色，但并非所有人都当真。一些人宁愿相信，宛葛素在中国的传说，是在一些真实的事情里，加入大量想象与渲染，铺陈出一段近乎神话的故事。
宛葛素是穆罕默德的重要圣伴，是伊斯兰教创立后第17位皈依的信徒。虽然伊斯兰教史实表明，穆罕默德的母舅从未离开过阿拉伯，但中国民间却盛传，宛葛素在隋大业十二年（616）曾乘船到达福建，成为第一位从伊斯兰教圣城麦地那到达中国的阿拉伯穆斯林。他此行是为了告诉炀帝杨广，西方已出现了一位新的先知。
其后，宛葛素返回阿拉伯。在巴德尔战役中，他担任穆斯林主将，并大获全胜。穆罕默德在战后派遣四名信徒，分头到中国传教，宛葛素是其中之一。他和儿子乘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于唐贞观元年（627）前后抵达广州，把一封穆罕默德的信呈交给太宗李世民，劝李世民信奉伊斯兰教。这是他第二次到达中国。
据伊斯兰教的传说，宛葛素在出发前，曾向穆罕默德请求，允许他将来返回麦加故土三次。穆罕默德同意了。宛葛素又向穆罕默德请示自己将来的死处。穆罕默德手指东方，令人射出一箭说：“今以我之法力，矢所著之地点，即汝之死所也。快回中国，至则自知。”宛葛素到广州后，四处寻找，终于发现箭落在北门外，流花桥的南侧。而且箭落之处，已被穆斯林筑起一堵围墙，加以保护。
宛葛素请求在广州西城外建筑清真寺，得到朝廷允准后，他与侨居广州蕃坊的穆斯林合力，修建了中国第一座清真寺——怀圣寺。“怀圣”之名，寓怀念伊斯兰教创始人至圣穆罕默德之意。怀圣寺亦称为龙凤寺、狮子寺、礼拜寺。宛葛素是怀圣寺的第一任“伊玛目”（阿拉伯语原意为领袖、师表、祈祷主持者）是在广州乃至中国伊斯兰教事业的传播者和奠基人。
穆罕默德曾答应让宛葛素回麦加三次，他把三次机会都用上了。第一次回麦加，是取各种经典到中国传授；第二次回麦加，取回一本《可兰经》，要弟子习诵。唐贞观六年（632）宛葛素北上长安，拜见唐太宗，并进行过交谈。唐太宗认为他为人耿介，讲经论道，有真才实学。
这时，宛葛素自称梦见一巨人告诉他：至圣（穆罕默德）不久将去世，你若回去早还能见到，迟则晚矣。于是，宛葛素第三次赶回麦加，但还是迟了一步，穆罕默德已归真了。临终遗命，让宛葛素继续回中国传教，并把全部《可兰经》凡6666段，分为114章，共30本，交宛葛素带回广州，传与后人。
据说宛葛素在重返广州前，还参加了著名的卡迪西亚战役，担任穆斯林军队的司令，大败苏珊王朝的波斯大军，将伊斯兰化推及整个波斯王朝的版图。唐代永徽二年（651），56岁的宛葛素作为哈里发的穆斯林使者，带着儿子，再次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并拜见了唐太宗的继位者唐高宗。
不久，宛葛素便在广州归真了。信徒们在北门外箭落之地的围墙内，为他建造坟墓，称为清真先贤古墓。墓园的拱门嵌额，显示其建于贞观三年（629），这不是宛葛素归真的时间，在此之后，他在中国还活动了很长时间，也许他提早建造了自己的陵墓，亦未可知。相传此墓间响声可闻十里，墓中诵经之声，亦可传到十里之远。
最初流花桥四周近二十个山岗，共五百多亩山地，都属于穆斯林坟场。宋人方信孺把它称之“蕃人冢”。里面有数千个坟头，“皆南首西向”。以这样的规模来看，坟场应该存在相当长时间了。他感叹道：“鲸波仅免葬吞舟，狐死犹能效首邱。目断苍茫三万里，千金虽在此生休。”
穆斯林的葬礼，自有一套独特礼仪。周密的《癸辛杂识》一书曾作详细记载。归真后，有专人为之洗涤，用大铜瓿从口往肚里灌水，洗净肠胃秽气，再从头顶到脚底清洗干净，用帛擦干身体，以纻丝（或绢、布亦可）包裹起来，放入薄薄的松木板棺材中。与中国人不同的是，棺材里干干净净，没有任何陪葬物品。“棺出之时，富者则丐人持烛撒果于道，贫者无之。既而各随少长，跪拜如俗礼，成服者，然后咶靴尖以乐，相慰劳之，意止令群回诵经。后三日，再至瘗所，富者多杀牛马以飨其类，并及邻里与贫丐者。”他还听说，有的人到坟地后，会把遗体从棺材里搬出来，赤身葬于穴中。下葬时死者的脸要朝着西方。
在光塔路的西端，有一条朝天路，当年是蕃坊之地，“朝天”有两个寓意，一是指“朝天房”，“天房”位于沙特阿拉伯麦加城禁寺中央，是世界穆斯林做礼拜时的正向；二是有“归天”之意。穆斯林出殡，从蕃坊前往流花桥墓地，必定要经过朝天路，城门亦因此命名为朝天门。
后来穆斯林又在怀圣寺内修建了一座光塔，从此，怀圣寺又有光塔寺、怀圣光塔寺之称，其址亦因此而被命名为光塔路。宋代，广州怀圣寺与扬州仙鹤寺、杭州凤凰寺、泉州麒麟寺并称中国四大清真寺，但以怀圣寺历史最长，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清真寺，亦为世界现存最早的清真寺之一。
光塔的建筑年份，有唐建与宋建两种说法。唐建之说，主要依据南宋后期成书的方信孺《南海百咏》所说：“（蕃塔）始于唐时，曰怀圣塔。”但迄未见唐代实物或其他文献为证。元代至正三年（1343）怀圣寺被焚毁，至正十年（1350）重建。现存的建筑，是清代康熙三十四年（1695）重建后。1949年后，怀圣寺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修葺，基本保持了清代的建筑风格。
怀圣寺坐北向南，占地面积约3800平方米，沿中轴线建有三道门、看月楼、礼拜殿和藏经阁，总建筑面积约1430平方米，建筑的比例、色彩、装饰均具西亚风格。头门门额为阿拉伯文“清真寺”匾；二门门额为汉文“怀圣寺”匾，上款“同治辛未仲秋重修”，落款“邓廷书”；三门门额为“教崇西域”匾，上款“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下款“怀圣寺恭承”。
看月楼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重建，面阔5.98米，进深4.88米，红砂岩砌墙，重檐歇山顶，插栱翘角，四面均有拱券门，东西两门与廊庑相连。上檐施三跳斗栱，平棊天花，下檐施四跳斗栱，为明代建筑规制。楼后有一月台，以咸水石打造，总阔18.66米，深12.56米。月台前方及左右有石望柱、石栏板，均为明代遗构。
礼拜殿在1935年重建，长宽均为21.1米，重檐歇山顶，绿琉璃瓦，红砖墙石脚，梁上题字“唐贞观元年岁次丁亥季秋鼎建”“大明成化三年岁次丁亥秋九月二十日戊午重建”“大清康熙三十四年岁次乙亥腊月十七日己巳再重建”“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元月二十一日辛未第三次重建”。殿内装饰具有浓郁的阿拉伯特色，极显富丽堂皇。全寺可容纳一千多穆斯林进行礼拜。礼拜殿后为藏经阁，收藏各种版本的《古兰经》。
怀圣寺最显著的建筑，是寺西南角的怀圣塔（俗称“光塔”）。塔身呈圆筒状，以青砖砌筑，蚬壳灰批荡，全塔银白色。塔高36.3米，塔底周长30.5米，分上下两截，逐渐收窄，中间为平台，顶部用砖牙叠涩出线脚。塔身上有五个长方形小孔，含伊斯兰教的五门功课和每天五次礼拜之意。塔内有两道螺旋状楼梯，南梯共159级，北梯共153级，互不相交，各通塔顶。
光塔原称邦克塔，即宣礼塔，每次礼拜前，有专人登高呼唤信众来做礼拜。中国人听不懂他们喊什么，就把这座塔叫作“叫佛楼”。塔顶原有金鸡风向标，为进出坡山码头的船舶指示风信；入夜则悬灯，用以导航。《南海百咏》记，光塔“轮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绝无等级。其颖标一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呼佛号，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并有一首诗：
半天缥缈认飞翚，一柱轮囷几十围。
绝顶五更铃共语，金鸡风转片帆归。
明初金鸡为飓风所毁，改为铜葫芦。康熙八年（1669）铜葫芦又毁于飓风。1934年重修时改为现在的火焰尖顶样式。
怀圣寺保存着四十多方元代至民国的中文、阿文碑匾，其中有“重建怀圣塔寺之记”碑，碑高1.65米，宽0.92米，额宽1.15米，高0.48米，元至正十年（1350）刻。碑文由奉议大夫、广东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经历郭嘉撰写，略述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并对光塔的外形及内部结构均有所描述，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汉字伊斯兰教碑记之一。原碑于“文革”时期被砸毁，仅余碑额。1984年6月据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所藏原碑拓片重刻，环以原碑的龙云浮雕篆额。寺内有三座碑亭，均为歇山顶，清初重修。
2000年，人们对光塔进行了严谨的测量，发现主塔顶部与底部的中心总偏心量是947.97毫米，倾斜度为4.49%；主塔与小塔倾斜方向略有差异，主塔斜向北偏西45°22'02"，小塔斜向北偏西63°0'5"。据专家推测，小塔倾斜是建筑时有意为之，寓朝向圣地麦加之意，主塔倾斜则是由地貌变化引起的。
光塔路周边，有不少地名，都留有蕃坊的痕迹，如玛瑙巷之类。有人甚至宣称，这里的街巷名，很多本身就是阿拉伯语的音译。光塔路东段南侧有一条甜水巷，“甜水”是阿拉伯语“中国山岗”的音译；东段南侧有杏花巷，“杏花”是阿拉伯语“造船”的音译；诗书街的“诗书”是“狮子”；仙邻巷的“仙邻”是“支那”；大市街（惠福西路旧名）的“大市”是“大食”；仙羊街（海珠中路旧名）的“仙羊”是“送别”；蓬莱北街的“蓬莱”是“真主至大”。这类考证，颇有穿凿附会之嫌，盖因这些地名，不乏中文来源，如仙羊街、仙邻巷得名于与五仙观相邻；甜水巷是巷内有一口井的水特别清甜，不一定与蕃坊有关，但反映出光塔路一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的历史，源远流长。
“蓬莱”虽然未必是“真主至大”的意思，但有一条街名，确实与阿拉伯人有关，那就是普宁里，旧名蒲宜人巷或蒲宜巷。广州人有一种奇怪的观念，认为外国人（主要是穆斯林）都是姓“蒲”的，所以对来自大食、波斯的蕃商，统统给他们起个“蒲”姓。北宋时有蒲姓阿拉伯巨商，往来于中国与波斯之间，一次贩运的货值可达五万余贯。他在蕃坊兴建豪华巨宅，人们就把他住的地方，叫作蒲宜人（姓蒲的夷人）巷。
这位蒲姓巨商，即大食国舶主蒲希密。开宝九年（976），他第一次到中国，向朝廷进贡方物。淳化四年（993），蒲希密载运大批香料及药物、珍宝，再赴广州，因为年老多病，不能至长安，托副酋长李亚勿把大量礼物送达开封，并上表赞颂太宗赵光义“德合二仪，明齐七政，仁宥万国，光被四夷”，谦卑地声称：“臣顾惟殊俗，景慕中区，早倾向日之心，颇郁朝天之愿。”他献给皇帝“象牙五十株，乳香千八百斤，宾铁七百斤，红丝吉贝一段，五色杂花蕃锦四段，白越诺二段，都爹一琉璃瓶，无名异一块，蔷薇水百瓶”。
赵光义诏赐蒲希密敕书、锦袍、银器、束帛等以答之。蒲希密在广州蕃坊一住数年不归，他的妻子让儿子蒲押陁黎来广州寻父。父子在蕃坊相见。至道元年（995），蒲希密托儿子再次赴京，贡献白龙脑一百两，腽肭脐五十对，龙盐一银盒，眼药二十小琉璃瓶，白砂糖三琉璃瓮，千年枣、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褊桃一琉璃瓶，蔷薇水二十琉璃瓶，乳香山子一坐，蕃锦二段，驼毛褥面三段，白越诺三段。
蒲押陁黎被带到崇政殿拜见初即皇位的真宗赵恒皇帝，译者代他上奏：“父蒲希密因缘射利，泛舶至广州，迨今五稔未归。母令臣远来寻访，昉至广州见之。具言前岁蒙皇帝圣恩降敕书，赐以法锦袍、紫绫缠头、间涂金银凤瓶一对、绫绢二十疋。今令臣奉章来谢，以方物致贡。”赵恒赐以袭衣、冠带、被褥等物，还设宴招待。蒲押陁黎在开封盘桓数月才返回广州。赵恒赐蒲希密与贡物等值的黄金。
蒲希密是定居广州的第一代穆斯林蕃客，以经营有道，富甲一方，父子先后与北宋三位皇帝打过交道，都取得圆满结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蒲希密在蕃客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宋时聚居在蒲宜人巷的蒲姓大食蕃商，俨然奉蒲希密为居穗始祖。
关于蒲宜人巷地名的来由，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南宋时广州的蒲氏一世祖玛呿阿，由他的儿子海达迎养，定居玳瑁巷。海达仕宋，为广东茶盐司提举，管军千户侯，也居住在玳瑁巷。海达的儿子阿呪咾叮及海达的兄弟栢的后人，都在玳瑁巷一带居住。而蒲氏五世祖寿宬以蒲州府丞升梅州刺史，祖妣晋封宜人，里人遂将玳瑁巷更名为蒲宜人巷。
另一位赫赫有名的阿拉伯人叫辛押陀罗，也有译作谢赫阿布杜拉。谢赫（Sheikh）在阿拉伯语中有“长老”和“大首领”之意。辛押陀罗来自阿曼苏丹国，这是一个属于大食帝国的小国，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部，濒临阿曼湾和阿拉伯海，古译作勿巡、瓮蛮。阿曼从唐代开始与广州建立了贸易关系，蕃坊中的不少蕃客，就是来自这里，而辛押陀罗是其中之一。
辛押陀罗在北宋时期到广州，定居蕃坊几十年，靠海上贸易致富，积累了数百万缗家财。官府委其为蕃长，负责招徕外商、协助贸易、征收关税、管理外侨等事务。辛押陀罗热心公益事业，熙宁元年（1068）广州知府张田徙郡学于国庆寺（在今中山六路惠吉东街、惠吉西街）之东，但学校还没建好，却一病不起。有官员认为地方过于卑狭，准备停止工程。辛押陀觉得建学校是大事，不能半途而废，于是捐出巨资，把未完成的斋宇建筑，全部建好，并购学田以资膏火，在学校内置别舍，接收蕃客和当地人的子弟入读。
熙宁五年（1072）四月，辛押陀罗以勿巡国进奉使的名义，再次向朝廷进贡珍珠、通犀、龙脑、乳香、珊瑚、笔格、琉璃水精器、龙涎香、蔷薇水、五味子、千年枣、猛火油、白鹦鹉、越诺布、花蕊布、兜罗绵毯、锦襈和蕃花簟等物。他向神宗赵顼提出，准备辞去广州蕃长一职回国，并推荐了继任人选。
赵顼批准辛押陀罗辞去蕃长之职，对于继任人选，可交由广州地方官府决定。临别时，赵顼特赐白马一匹、鞍辔一副给辛押陀罗，封他为归德将军，制敕由苏轼起草：“天日之光，下被草木。虽在幽远，靡不照临。以尔尝诣阙庭，躬陈珍幣，开导种落，岁致梯航，愿自比于内臣，得均被于霖泽，祗服新宠，益思尽忠，可。”
辛押陀罗回国后，竟被阿曼国王所杀，他在广州的家产，由他的养子继承。后来，养子派了两个人到京师做生意，被广州商人向户部告发，指辛押陀罗者居广州数十年，家赀数百万缗，近年返国，被国主所杀。辛押陁罗并无亲生子女在世，虽有一养子，其实是童奴，因此属户绝财产，不能由这个养子继承。
其时苏轼的弟弟苏辙任签书应天府判官，他把广州商人传来讯问：“辛押陀罗在蕃国死，有没有正式报告广州？”商人答称：“只是传闻，没有确报。”苏辙又问：“辛押陀罗的养子生父母、养父母有在世者吗？”商人答称没有。苏辙再问：“法告户绝，必须在本州县，你何故告于户部？”商人答称：“因天下财富皆由户部掌管。”苏辙指出：“你告的三条都违法了。你若承认这三条违法，还可免你受罚。”但户部官员仍有疑问，苏辙解释：“那人来告的，都是法律不允许的。他之所以要到户部来告而不去广州告，是因为他知道这事行不通，无非想假户部来压广州。”苏辙运用户绝继承法，保护了辛押陀罗养子合法继承遗产的权利。后来，苏辙把这段故事，写进了《龙川略志》一书内。
来了几个大和尚
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在隋、唐时代，风靡全国，成为主流的宗教之一，乃匪夷所思的事情。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宗教，都在隋、唐时期传入中国，但都没有能够大规模传播，只有佛教，简直像刮台风一样，席卷全国。虽然与主政者的倡导有关，但细想一下，也绝非易事。
佛教与中国的道教不同，道教主要是源于老庄道家，没什么分支旁系，而佛教门派繁多，经书浩瀚，光是搞清那些名词概念，就很不容易。佛教要得到中国人的信奉，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是要道路通，印度僧人必须大批进来，而不是三三两两进来，中国幅员辽阔，人少不起作用；其次是要语言通，老百姓很多不识字，要有大批把梵文翻译成中国所有方言区都能听懂的语言的人才；然后要说服很多中国人相信这个宗教，愿意削发出家，遵守戒律；还要在全国各地兴建很多的寺院，才能慢慢影响到天南地北十三州的普通民众。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浩大的过程，没有天意相助，简直无法想象如何完成。史书常说菩提达摩到广州传教，结草为庐，设坛传教，开中国佛教禅宗之始。听起来很简单，但那时西来初地一带，人迹尚稀，即使有居民，也以目不识丁的村夫农妇居多。达摩不会粤语，孤身来到，在水岸边搭个草寮，整天用没人听得懂的话说：“嗡阿弥德瓦阿依思德吽舍”，就会有人听他传教？不把他当傻子，已经是奇迹了，但人们竟然接受了，后来还在他结庐的地方，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华林寺。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开始于西汉时期，佛家的“空”与道家的“无”，有某些相通之处，很多人最初是通过理解道家，去理解佛家的。道家理论对佛教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助作用。
东汉建和元年（147），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佛经翻译家安世高漂洋过海来到广州。从此，印度僧人经海路由徐闻、合浦等地来中国，络绎不绝，他们先在西江流域立足，然后东至广州，再北上韶关，越过五岭，扩散至江淮和北方地区。三国时代的广信人牟子，中国第一位著书弘扬佛法的学者，也是一位深稽博考的《老子》研究者，他在论述佛教时，便大量引用儒家、道家的经典。
佛教一度被原教旨的儒家视为异端邪说，受到激烈抨击。它之所以能够在岭南立足，显然与岭南“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不能先及”的人文环境有关。正统学术不看好岭南，各种“异端邪说”便易于“乘虚而入”，在这里生根发芽了。牟子放言：“四师（尧、舜、周公、孔子）虽圣，比之于佛，尤白鹿之与麒麟，燕鸟之与凤凰也。”他在苍梧舌战群儒，释疑辩难，并写下《理惑论》三十七章，此书至今仍是研究中国佛教的必读之书。
西晋太康二年（281），印度僧人迦摩罗从西天竺抵达今广州传教，修筑三归寺（也有写作三皈）、仁王寺。这是广州最早的两座佛寺。三归寺湮灭已久，无从稽考，而仁王寺的位置，在诗书路南端。仁王者，佛之尊称。佛号能仁，又称法王，故称仁王。仁王寺再往南，就是浩浩的珠江。唐代仁王寺前有日泉井，故又名“日泉寺”。南汉时进行重修，又称“千佛寺”。与迦摩罗同一时期抵达的，还有一位天竺僧侣彊梁娄至，在广州从事佛典的翻译，译成《十二游经》一卷。
广州城西有一座光孝寺，在中国佛教传播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光孝寺原是南越国末代国主赵建德的故宅。三国时，东吴才子虞翻被孙权贬到广州，栖身于赵建德的故园讲学，绛帐侍坐者，常数百人。讲学之余，他在园中栽种了不少诃子树，于是人们把这个园子称为“虞苑”。虞翻死后，他的家人把虞苑捐出，兴建制止寺（亦称制旨寺）。这时诃子树已长大，僧人便把称寺院为“诃林”，取佛家“降三世种子”之意。
东晋时期，西域高僧昙摩耶舍来广州传教，在制止寺修了一座大雄宝殿，改名为王苑朝延寺，俗称王园寺。魏晋南北朝时，广州是全国佛教重镇，留有许多高僧大德的足迹。天竺高僧求那跋陀罗，也在刘宋年间（420－479），乘商船从诸薄港（爪哇岛）抵达广州。这位大和尚登岸以后，披着袈裟，拄着锡杖，信步而行，来到王园寺。这时寺院里的诃子树林，已是浓郁葱茏。他指着树林，大发感慨说：“此西方诃梨勒果之林也。宜曰‘诃林制止’。”他这句话被中国僧人听懂了，说明他懂中文，或者至少带了翻译。
求那跋陀罗在寺中始创戒坛，修建了毗卢殿，开设了“制止”道场。而他最神秘的举动，是在寺中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凿刻一行字：“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清人钱以垲说，梁天监元年（502）从天竺来的智药三藏，在寺中也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的是“后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来此树下开演上乘”。这是同一块碑，还是两块碑？或者根本就没有碑？碑文又是什么意思？谁也猜不透。
梁普通八年（527），南天竺高僧菩提达摩一苇渡海，到广州传播禅学。达摩离开广州北上后约二十年，西印度高僧真谛（梵名波罗末陀）也到了中国，并在十数载飘泊后，欲返乡未果，来到广州。广州刺史欧阳頠竭力挽留他，真谛便挂锡制旨寺，从事译经。唐代的《续高僧传》说他“笔受文义，垂二十年，前后所出五十余部，并述义记，皆此土所无者”。如果真谛不是在来中国前，已经学会了中文，怎么可能在南陈永定二年（558），至南陈太建元年（569）间，便翻译了《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三十八部经书。在真谛之后，还有慧恺等僧人，也在制止寺传教、译经。
其后再到唐乾封二年（667），岭南出了一个惠能。惠能是广东新兴人，少时父亲早亡，靠卖柴养活母亲。一日，他在街市听人诵读“金刚经”，心有所感，于是远赴湖北黄梅，拜五祖弘忍为师。这也是一个奇迹：一个目不识丁的人，为什么会对金刚经“心有所感”？他怎么听得明白？他拜弘忍为师，怎么听得懂弘忍讲的湖北话？似乎冥冥之中，一切早有安排。
惠能与五祖之间有一段对话。五祖问：“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答：“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五祖问：“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回答：“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看出惠能很有根器，便把衣钵传授给他，成为六祖。惠能携带着被无数人觊觎的衣钵，历尽险阻，返回广州。
王园寺在唐贞观十九年（645）已改名为乾明法性寺。惠能到了法性寺，没有马上表露身份，而是默默听印宗法师说法。哲学史上著名的“风幡之论”，就发生在法性寺内。印宗法师讲《大涅槃经》，讲了一半，忽然指着飘动的法幡，问大家幡动的意趣。有人说是幡动；有人说幡是无情，因风而动；又有人说，风亦无情，如何能动，是风和幡因缘和合而动。这时，惠能忽然插话：“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此言一出，四座皆惊，于是惠能取出六祖衣钵，表明身份。印宗法师恭请惠能至上席，向他请教奥义。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块碑上说的肉身菩萨，就是指惠能。
智光律师为惠能受满分戒，惠能正式躬受衣钵，成为南宗的创始人。他的头发被埋在地下，上面盖了一座塔，名为瘗发塔。这座塔在大雄宝殿后面，以石基灰沙砖筑成，高7.8米，共七层，八角形，每一立面设佛龛佛像，上作八角攒尖顶，至今仍在。
神龙二年（706）前后，和尚们在法性寺内建了一座睡佛阁，亦称风幡堂，纪念惠能的风幡之论。宋代法性寺改名为报恩广孝禅寺，后来又易“广”为“光”，就称为光孝寺了。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间，光孝寺内再建了一座六祖殿（原名“祖堂”），供奉六祖。
佛教史上有“南顿北渐”之争。以惠能为代表的南宗，重在顿悟，而北宗则认为人的佛性为客尘所覆，必须时时修习，拂尘除垢，才能成佛。北方讲求繁礼多仪，循序渐进，有时仪式比结果更重要；而南方则喜欢避繁就简，舍名求实，只重效果而不在乎虚文缛节。
惠能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主张不立文字，即心即佛，当下一念，见性成佛，即“运水搬柴皆是道”。佛门里有一首偈语：“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就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这和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陆象山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王阳明说“个个人心有仲尼”，文异而义同。所谓圣人满街走，是东方文化的精义所在。南宗的修持方法通俗易行，阿猫阿狗皆可成佛，无须理会那些烦琐的义学。
光孝寺的面积非常大，全盛时方圆三里都属寺院的地皮，有十二殿六堂，以致有人夸张地形容：“光孝和尚，骑马上香。”光孝寺也是广州最古老的寺庙，坊间流传着一句话：“未有羊城，先有光孝”。
南朝萧梁（502—557），佛教极盛，朝廷派昙裕大智法师前往真腊寻求佛舍利。昙裕不负所托，果然从真腊带回了佛舍利。昙裕俗姓诸葛，是诸葛亮的后裔。萧梁立国初年，诸葛氏与萧氏结为姻亲。昙裕法师作为内道场沙门，出入宫禁，与闻朝政。南梁天监十六年（517），梁国与扶南互遣使节通好，后梁国改元大同，扶南派人来致贺，朝廷派昙裕法师到扶南答谢，途中他因舟车劳顿而身患重病，回到广州后，表奏朝廷，表示愿意居于宝庄严寺，梁武帝诏允。
宝庄严寺在光孝寺的东面，建于南朝刘宋时。其范围，北至今百灵路，西邻光孝寺、开元寺，南至今中山六路，东至解放北路，十分敞静。昙裕法师遂强支病体，在寺中兴建舍利塔，以收藏佛骨。广州刺史萧誉派掌天文历数的官员，勘测地质，又请堪舆家择定吉日，于南梁大同三年（537）动工兴建，先掘了九口水井，再筑一个蓄水池，这是为寺僧和工人的生活和施工，提供用水。
工程花了十年时间，才告完成，一座六层高的木塔，耸立在蓝天之下、绿榕环抱之中，塔下埋藏着佛舍利，梁武帝赐名“宝庄严寺舍利塔”。塔内各层雕刻了许多图画，人物众多，山川、花草、鸟兽、鱼虫俱全，是昙裕法师参考佛经故事和自己所见所闻而设计，俗称“千佛塔”。后来昙裕法师圆寂，葬于广州城北柯子岭和顺岗。在这个墓地里，还埋葬着宝庄严寺的二十几位祖师。
唐代时宝庄严寺香客如云，香火极盛。高僧在殿堂说法，座下巍冠博带、轩裳缨珮之辈，济济一堂。藏经阁经、律、论俱备，香积厨旁斋堂，饭桌一字排开，延接四众弟子，香烛纸札山积，斋衬钱不可胜计。直到民国年间，寺内还收藏着不少南北朝时期的文物，其中有一尊北齐的铜观音像，上面刻有：“武平元年八月有疫，圣上忧民之疾，上坛焚香三七日，功德被四海。复有年，祥祯来聚，制度维布，（月）二，波罗寺僧昙瑞（裕）及侍僧一百八员，奉敕造金铜像十躯，愿皇基弗疠，圣寿无疆。”可惜后来不知下落。另有一块南梁的响石，亦于20世纪60年代“文革”时期失落。
隋、唐以降，越来越多的天竺僧人，杖履相随，到中国传法；而中国僧人，也纷纷取海路前往西域，尤其是7世纪后期至8世纪，室利佛逝（苏门答腊岛东部）佛教大兴，航海技术也日益提升，远渡重洋的中国僧人，更是与日俱增。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前往西域取经的僧人有60人，其中取海路的就有19人，其中包括常愍、明远、会宁、运期、彼岸、智弘、义净、善行等。
义净法师是河北范阳人，唐代咸亨二年（671）他带着弟子善行，从广州登上波斯的海舶，前往西方求佛。他到了室利佛逝，在那里居留了半年，学习梵文，然后经末罗瑜、羯荼、裸人等国，前去印度取经。在咸亨四年（673），义净抵达印度，在印度东部的耽摩立底待了13年，潜心研究佛法。垂拱二年（686）他携梵本三藏五十余万颂，返回室利佛逝，从事翻译与著述。
因为翻译佛经需要大量笔墨纸张，但室利佛逝的笔纸墨质量，不合理想，而且市场上很难买到，所以永昌元年（689），义净返回广州，驻锡法性寺。他不辞劳累，千里迢迢回到广州，只为了购买一批的文房四宝，并寻找志同道合者，一起到室利佛逝从事翻译工作。在他的感召下，贞固、道弘、法朗、孟怀业等人，毅然舍弃国内的一切，与他同赴海外。
在室利佛逝，义净忘寝废食，完成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卷）。到武则天证圣元年（695），义净才和贞固、道弘一起返回广州。而这时，法朗已客死诃陵，孟怀业则因习惯了在室利佛逝的生活，不愿回国，宁愿长居印尼。他们都是有姓名可考的、从广州出发的第一代印尼华侨。
法性寺规模太大了，因此从南朝到唐朝的漫长岁月里，关于它的记述，汗牛充栋，也有不少混乱矛盾之处。有时它被说成是一寺，有时说成是两寺，有时被称为制止寺、王园寺，有时又被称为法性寺、乾明寺。各种史书的记载，都有不同，可以推想，有些写书的人，并没有真的到过法性寺，只是互相转抄而已，以致讹传纷纭。但法性寺在中外佛教交流上，却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开元七年（719），高僧不空来到广州，也在法性寺驻锡。不空名智藏，狮子国人，他追随金刚智三藏，从阇婆国来到广州。相传他乘船来广州时，途中遇到大风浪，前方又有巨鲸阻路，人们都以为必死无疑。不空站立船头，右手握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母经》，口诵《大随求》，海面即时风平浪静，巨鲸也不见了。
金刚智入灭后，不空准备返回师子国，开元二十年（732），大唐朝廷托他赍送国书到狮子国，他率领弟子再次来到广州。广州的佛教信众很多，一听说有高僧抵埗，立即全城轰动，人们扶老挈幼，潮水般涌到法性寺，希望得到高僧加持。宋代释赞宁等撰《宋高僧传》说，采访使刘巨麟请求不空为他灌顶，不空乃在法性寺中龙华三会，说法度人，“相次度人百千万众”。直到入冬后，刮起北风，他才乘昆仑船离开广州。
当时广州人家，不分富贵贫贱，人人虔诚礼佛，排设佛像，供养塔寺，敬献供品，布施僧贫，诵经礼忏，成为一时风气。法性寺有一口巨甑，直径一丈，深五六尺，六祖时就放在那里了，供信众施饭给寺僧的。屈大均说：“当饭僧时，城中人争持香粳投之。或有诗云：‘万户饭香诸佛下。'”信佛者之人数众多和狂热程度，从不空“度人百千万众”和法性寺巨甑的“万户饭香”，可想而知。
天宝七载（748），律宗高僧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失败后，皇帝下诏留鉴真在广州开元寺供养。广州城再次沸腾起来了，寺庙一齐鸣铙击鼓，人们奔走相告，激动万分，简直像遇上神仙下凡一样。日本人真人元开撰写《唐大和上东征传》一书，记述了鉴真莅临广州时的盛况：全城民众扶老携幼，缁素云集，夹道相迎，从码头到开元寺的沿途，“州县官人、百姓填满街衢，礼拜赞叹，日夜不绝”。当鉴真离开广时，州人又再“倾城远送”。这种热闹，持续了多日，甚至变 一个节日。
喧闹的街道
鉴真在开元寺驻锡期间，看到广州城外的景象是：“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种类极多。”而广州城内的景象则是：“州城三重，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天子。紫绯满城，邑居逼侧。”
一道不算很巍峨的城墙，便隔开了两个世界，内外形成鲜明对比。朝廷在贞观元年（627）设岭南道，辖境包括今广东、广西大部、海南及越南北部地区。岭南道署设在今越秀区省财政厅位置，即隋朝时广州刺史署所在，署衙内设有绥南府和番禺府。一万五千多经略军驻扎广州城内，军中的副使、司马、判官、功曹、书记、参谋诸署，均列于岭南道署内，另巡察、按察、巡抚诸署则在道署外。韩愈有一首诗《送郑尚书赴南海》，描写城中官衙盛炽的威仪：“番禺军府盛，欲说暂停杯。盖海旂幢出，连天观阁开。”
城内门枪森严，官威熏天，民居集中在城墙脚一带，仄狭浅陋，生活很不自在；而城外花天锦地，满眼繁华，充满了活泼泼的生机，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商人都不想住在城里，他们有的是钱，要盖渠渠大屋，最好是在城外。除非遇到什么商业纠纷要闹上公堂，否则平日与官府没什么来往，见得最多的是收税的官员，对他们花些财货打点就可以了。在城外多少有点“天高皇帝远”的感觉，自由自在，饮酒，品茶，逛街，和朋友玩玩樗蒲，日子过得很惬意。
樗蒲是一种流行百年的赌博游戏，有点像后世的掷骰子，人们对它的喜爱，几近病态，甚至有人专门写了一本书《五木经》，介绍它的玩法。另一种热门赌博游戏是打双陆，在棋盘上以掷骰子的点数决定棋子移动，先把所有棋子移离棋盘者为胜。唐人张鷟的《朝野佥载》里，记载有个人带着双陆渡海，途中翻了船，他手持双陆盘，口含双陆子，在海上漂了两昼夜，宁死也不丢双陆。
虽然朝廷禁止赌博，但官府没有严格执行，因为官场中也有不少人沉溺赌博，连宫禁大内也不例外，没听说过哪个官员因为放任赌博，而受到惩处。广东人似乎特别好赌，各种流行的赌博游戏还有掷骰、围棋、象棋、斗鸡、斗鸭、斗蟋蟀等，五花八门，不可胜举，甚至扯根小草，都能用来赌输赢。有钱就赌钱，没钱就赌衣服、赌家什。有一句讽刺赌风盛行的话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
咸通年间（860－874）的作家裴铏，在传奇《崔炜》里描写，七月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中元节即七月半祭祖节，又称施孤、鬼节、斋孤，道教称七月半是地官诞辰，祈求地官赦罪之日，冥府大开，放出全部鬼魂，已故祖先可回家团圆；佛教称之为“盂兰盆节”。中元节前一天是“烧衣节”，家家户户具酒馔、剪楮衣，祭祀祖先。中元节当天，几乎倾城而出，到寺庙上香，追荐故亲。
开元寺在西城外，紧挨着光孝寺和蕃坊，成了一个盛大的圩场，各种摊档、店铺，密密麻麻，从寺内一直排到寺外，摆卖各种名花珍果、元宝蜡烛、珠玉古玩、沙煲罂罉、糖果小食，无所不有。山门内外，人如潮涌，语笑喧呼，盈街塞巷。人们围成一堆一堆，有的斗鸡赌博，有的舞刀弄棍，有的搭台演百戏，表演吞刀、吐火、顶水缸，或是戴角披毛，模仿动物舞蹈，敲锣打鼓的喧豗，伴随着寺庙的钟鼓声，回荡大地。
在广州人看来，什么都可以赌，什么都可以卖。到街市上逛一圈，可以见识到各种稀奇古怪的商品。一段形状奇特的木头可以卖钱，一块颜色斑斓的石头也可以卖钱，连鸡爪子、猪骨头、死鱼烂虾、死蛇烂鳝、枯蓬断草，也都摊在路边，招徕买家。从海里捞到的死蜈蚣，更是奇货可居，卖家唾沫横飞地吹嘘，这条蜈蚣大到仅一只爪，就有百二十斤肉。广州人喜欢用蜈蚣泡酒，认为可以解毒消疮，蜈蚣越大药效越好。乡下佬从山里抓到一条罕见的两头蛇，用笼子装着在路边展览，交钱才准看，又有大批人围拢过来，扶肩搭背，交颈并头围观。有个老太婆，声称自己采得异草，用秘方制成“媚男药”，专卖给富家妇女，竟然不少人掏钱争购，甚至用金簪、耳珰等首饰交换，惹得周围的闲人哄然大笑。
对生意人来说，广州的日子，就像一大串铜钱，一年到头叮当作响，好听得像音乐。逢年过节很热闹，商舶埋岸很热闹，新官上任很热闹，商铺开张很热闹，红白喜事很热闹，佛菩萨出生日、出家日、成道日、涅槃日，更是要大大热闹一番。
从武德四年（621）开始，人们不再使用流通了一千多年的五铢钱，而改用开元通宝钱了；到乾元年间（758—760），又出了乾元重宝钱，这两种钱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在市场上都可以用。官府在番山西麓设一处钱模翻砂工坊，2000年兴建广州百货大厦新翼时，连同一座六朝时的钱窖，一起被挖掘了出来。到底有多少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在广州市面流通，从来没有人统计过，也无法统计。
广州人太多了，城市太繁嚣了。凡亲历其境的人，都不禁猜度，这座通都大邑里外，到底住了多少人？蕃坊有多少人？其中多少是蕃客？多少是本地人？多少是内地商贾？城里有多少人？城外有多少人？这些问题，就像问广州有多少开元通宝一样，难以数清。按官方的统计，贞观十三年（639），广州领十县，共有12463户，59114口，每户平均口数为4.74人；其中番禺县有958户，也即只有4547口。实在难以置信，偌大一个番禺县，怎么可能只有四千多人？广州城一次中元节，到开元寺上香的都不止四千人。
历朝历代，广州的人口数目，都是笔糊涂账。据《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开元年间（713—741）广州有64250户。但《太平寰宇记》《永乐大典》却说，开元年间广州人口为43230户。《旧唐书》则说，乾元元年（758），广州户数为12463，十几年间三级跳，相差甚远，这不太可能。虽然广州领县数目时有变化，如贞观初年领十县，天宝初年增加了三县，但也不至于差得那么远。这些数据有多少瞎编的成分呢？
唐代人口问题，十分复杂。从统计数字看，唐初确实人口大减。原因之一，是隋末战乱，人民流离失所，迁徙避难，造成户籍统计的困难与混乱。另一个原因，是建中元年（780）推行“两税法”之前，实行租庸调制，这种赋税制度，规定一户逃亡，邻保就要代纳租庸调，结果逼得邻保也要逃亡，形成恶性循环，逃亡的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户籍人口自然越来越少。
官府的统计，只反映州县编入户籍的平民，而和尚、尼姑、道士、女冠、官府工匠、乐户、贡织户、官奴婢、杂户、官户（番户）等众多特殊人群，都不计算在内；因为逃避战乱、灾荒而产生的巨量流动人口，原籍已经注销，新居地又迟迟没有登录上籍，也无法统计；更有许多赤贫人家，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官府根本懒得去登记了；自隋、唐佛教盛行以后，出现了庞大的假和尚、假道士群体，剪发披缁，寄食江湖，以此逃避徭役，这些人也是没有统计的。因人口流动太大，或人手不足、官吏懒政等各种原因，有些州县索性不申报人口，任由付之阙遗。因此官府的人口统计，错漏百出。
可以肯定，蕃坊的人口，从来没有准确统计过，说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人的都有；附郭地区的人口，也没有准确统计过，连最容易统计的城里人口，都没有统计过。住城里的人，其实不会很多，唐代的广州城，以城墙为界，面积比南越国王城大不了多少，同样是挤满了衙门官署，连墙接栋，几乎不余间隙。留给老百姓居住的，只有城墙根的一些湫隘之地。
唐代的坊市制，把住宅区（坊）和交易区（市）分开管理。“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坊与坊之间，以墙相隔，定时启闭坊门，实行坊里邻保制。但广州因为城里面积不大，大量人口在城外，他们也不从事农耕，而是经商，所以“坊”也不限于城里。《隋故太原王夫人墓志铭》里记载，王夫人“以大业三年五月二□□于南海扬仁坊之私第”。如果扬仁坊就是后来西关扬仁里的话，那么证明早在隋朝，西关一带，亦被视为“在邑”。
唐代广州人的生活，出现了许多变化。
衣着的变化最明显。当时丝织业的兴旺，作坊遍布全国城乡，诗人李白用“缲丝鸣机杼，百里声相闻”来形容。河北绫罗江南纱，品种数不胜数，纹样也五花八门，有雁衔绶带、鹊衔瑞草、盘龙、对凤、麒麟、仙鹤、芝草、葡萄等。丝绸是最流行的高级衣服面料之一。广州五方杂处，汇集了世界各地与内地各省的商人，他们的服饰，对广州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现了许多新奇美妙的冠服。
男子穿幞头袍衫，有时在幞头里面加一个巾子作为装饰。官员穿圆领窄袖袍衫，还时兴把袍子外面一层襟松开，让它自然垂下，这样才够潇洒。有一种时髦的穿衣法，是在长袖衫襦外面，再套一件袖仅及肘的半臂衫，内长外短，使衣服的层次感，更加鲜明。但招来某些古板的人嗤之以鼻，认为半臂衫过于“轻佻”。
有一位大食商人，在广州拜会官员，透过官员的丝绸衣服，看见他胸口上的黑痣。商人十分诧异，以为是自己眼花了，目不转睛看了半天。官员问他干吗老盯着自己的胸口。商人疑惑地说：“我奇怪你胸口的痣，为什么可以透过两重衣服显露出来呢？”官员大笑，拉起衣袖给商人看，他不是穿了两层丝绸衣服，而是五层！中国丝绸举之若无，轻若烟雾，令外商惊为神物。
女子的服饰更是万紫千红。官宦人家的妇女，生活在香闺绣阁之内，身穿锦绣长裙，胸前束锦带，宽大的下摆拖在地上，上身不穿内衣，而代之以薄薄的纱衣，显得风情万种，让诗人们留下了许多香艳的诗句，如“惯束罗衫半露胸”“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
1957年，广州皇帝岗的一座唐代木椁墓里，出土了十几件精美的鎏金银质头饰，制作十分精巧，其中有一支花鸟钗，头部分成两叶，饰以花草图案，一侧有两只鸽子相对嬉戏，形态栩栩如生。此外，还有以花穗、缠枝卷叶花纹和玉蜀黍状花纹为饰的花钗。1987年在黄埔区夏园乡出土的鎏金鱼形银簪，鱼嘴咬着一圆环，腹部有清晰的鱼鳞纹，背鳍呈锯齿形，尾鳍散开为扇形，线条流畅，造型别致。当时妇女头上的金钗花钿、翠绕珠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不过，住在城墙脚一椽板屋里的贫民，则依旧是黄冠草履、布裙荆钗。晚唐岭南诗人邵谒的诗作，为寒家女鸣不平：“养蚕多苦心，茧熟他人丝。织素徒苦力，素成他人衣。”平头百姓的衣服多用土布缝制，称为“卉服”。唐末任广州司马的刘恂，在《岭南录异》一书中，把“卉服”作为一异，记录下来。据他观察，卉服的布料是用南方的草木纤维织成的，常见的有勾芒布、红蕉布、桐花布、琼枝布、婆罗布等，还有一种古贝木纤维布，颜色以紫白二色为主，也有杂色相间，“蛮女喜织之，文最繁缛”。她们拿到市场上摆卖，价钱也不便宜。诗人刘禹锡诗曰：“蛮语钩輈音，蛮衣斑烂布”，说的就是这种土布。
有钱的广州人家，出门时带个皮肤黝黑、短小精悍的“昆仑奴”，是件很炫耀的事情。昆仑奴大都是从阿拉伯或东南亚买回来的。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中写道，唐、宋时“广州富人多蓄鬼奴”。昆仑奴对主人忠心耿耿，为了主人哪怕流血五步，也不会眨一下眼。他们的装束打扮，也别具一格，走到哪里都特别抢眼。张籍用一首诗来描述：“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绵裘”。
木棉是广州人最常用的衣服辅料之一。广州城厢，处处有高大挺拔的木棉树，番山上的木棉，更是连成一片，枝叶繁茂，春季开出满树红花，色若喷血，天地为之染红，非常壮观，故又有人把它称为“英雄花”；落花后满城飘絮，如同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又是另外一番美景。广州人喜欢拿木棉花煲鲫鱼汤，有健脾养胃、清热利湿的功效，而木棉则是最好的保暖纤维。每到飘絮季节，人们便背着麻袋，到处收集木棉，做冬衣和被褥的填充料。有人说，古书里常提到的“古贝木”就是木棉。广州最早的一首竹枝词，写的就是木棉树下的女子：“木棉花尽荔枝垂，千花万花待郎归。”
广州人的饮食也有了新变化。谁都知道，吃是广州人的头等大事，“食得系福”“辛苦揾嚟自在食”，辛辛苦苦挣钱，就是为了吃得快活，哪怕是布衣蔬食，一箪一瓢，也绝不马虎。孔子提出十不食，追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境界，对中国的饮食文化，影响很大，而广州人则把孔子的美食观，发挥到了极致。
粤菜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料五花八门，无所不包，飞潜动植皆可口，蛇虫鼠鳖任烹调。南宋人周去非说，广州人“不问鸟兽虫蛇，无不食之”。明代的《五杂俎》说得更具体：“南人口食，可谓不择之甚。岭南蚁卵、蚺蛇，皆为珍膳，水鸭、虾蟆，其实一类……又有泥笋者，全类蚯蚓。扩而充之，天下殆无不可食之物。”
四海升平，广州人追求饮食的热忱，便越发显露出来了。对广州女子来说，学厨艺比学女红更重要，会做菜就是“大好女”。唐人房千里说：“岭南无问贫富之家，教女不以针缕纺织为功，但躬庖厨，勤刀机而已。善醯醢菹者，得为大好女矣。”能否烹得一手好菜，甚至成为嫁女的条件之一。媒人上门时，女方家长可以坦承自家女儿不会针黹，但厨艺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理直气壮地说：“我女裁袍补袄，即灼然不会；若修治水蛇、黄鳝，则一条必胜一条矣。”这种自我介绍，北方人听了哭笑不得。
广州人爱吃蛇，被视为惊世骇俗的事情。相传苏轼被贬广东时，他的爱妾吃了一道美味佳肴，赞不绝口，问厨师是什么做的，厨师告诉她，那是一道蛇羹。美人大惊失色，竟至恶心过度而死。其实早在西汉《淮南子》就有“越人得蚺蛇，以为上肴”的记述了。
广州的人菜谱中，还有一味让北方人大惊失色的东西，就是青蛙！唐代《南楚新闻》，绘形绘色地描写南方人烹煮青蛙的几种方法：第一种，“先于釜中置水，次下小芋烹之。候汤沸如鱼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捧芋而熟，如此呼为‘抱芋羹’”。另一种，“又或先于汤内安笋笴，后投蛙，乃进于筵上，皆执笋笴，瞪目张眼，而座客戏之曰：‘卖灯心者。'”还有一种，“又云疥皮者最佳，掷于沸汤，即跃出，其皮自脱矣。皮既脱，乃可修馔”。作者啧啧称道：“其味绝珍。”但北方人恐怕连胆汁也呕出来了。
广州人也迷上了饮茶。以茶待客，成为一种风尚，广州有句老话：“茶骨戙戙企，今日有客来”。茶叶要好，以蒙山、顾渚、蕲门出产的为上品，但有“茶仙”“茶圣”之称的陆羽，在《茶经》中，对岭南茶也有不错的评价：“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产自广东韶州、广西象州的茶叶，“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水要好，山水为上，江水次，井水下。煮茶的器皿也要好，切忌用新铁，铁腥一入，香味顿失。懂茶之人，要经过非常繁复、细致的工序，才煮出一壶好茶；还要有好的茶具，才能真正品出茶的意境。唐人煮茶，有时会放点姜，甚至放点盐，这种奇怪的口味，在后人看来，不可思议。
贞元五年（789），陆羽曾应宗室出身的广州刺史兼南岭节度使李复之邀，入幕为宾，在广州居住了一段时间。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陆鸿渐（陆羽）佐南海陇西公幕府，自号东园先生。东园即广州东郊园也。”东园在广州哪里，已漫不可考。
陆羽晚年自称“桑苎翁”，很多人对此困惑不解，不知是何含意。《唐国史补》说：“羽于江湖称竟陵子，于南越称桑苎翁。”陆羽居吴兴时号竟陵子，居上饶时号东岗子，居南越时称桑苎翁。这里的南越，指的是广州而不是江南。
陆羽对广州人饮茶的风气，影响甚大。后来广州很多茶居、茶庄、茶室，都取名陆羽。民国时期有一家陆羽居，门前悬挂一副楹联：“人喜陆羽之风常临此地；客具卢仝之癖独嗜乎茶”。卢仝也是唐代负有盛名的“茶仙”。足见陆羽带来的茶道，千年不衰。
广州人也特别喜欢饮酒，且饮酒的历史很长。南越王赵眜的墓中，便出土了一件釉陶提筒，里面装着高粱，器盖上写着“藏酒十石，令兴寿至三百岁”。高粱是北方作物，广东本地不产，南越王居然有高粱酿酒，说明是专门从北方购进，用于酿酒。国主有这么大的酒瘾，下必甚焉。
唐代诸项专卖收入中，盐居首位，酒类次之，但广州似乎没有实行。路边的酒铺，密密地排列，每天从开门到打烊，酒客满座，没人见过酒铺门庭冷清的时候，因为它从不冷清。刘恂在《岭南录异》一书中慨叹：“大抵广州人多好酒。”
酒铺有个怪现象，就是允许顾客蹭酒饮。每次开一坛新酒前，都会在封泥上钻一个孔，插入芦管，让顾客免费啜两口试味，称为“滴淋”。很多兜里没钱的酒鬼，眼巴巴就等这个机会，使尽丹田之气，长啜两口免费酒，试完这家试那家，直喝得晕晕乎乎，当街当巷“㓥白鹤”（醉酒呕吐）。每天夜市散后，总有二三十个男女，烂醉如泥，瘫在街上。酒铺全是女人当家，也不以为意，一笑置之，反正酒是便宜货。刘恂说：“不持一钱，来去尝酒致醉者，当垆妪但笑弄而已。”
人们的房子也开始改变了。富商们在城外建起一幢幢高门大宅。蕃坊里的建筑，更是极尽富丽堂皇。
有的商人因为住宅过大，引起贼人觊觎，甚至丢掉了性命。宋代有一本法医专著《棠阴比事》便记载了一件案件：唐大顺年间，刘崇龟任广州刺史，有富商子泊船珠江边，见岸上有一座大宅，门前站立一少女，见人亦不回避。少年故意去挑逗她，说晚上到她家幽会，少女也不拒绝。当晚，少女把大门打开等候。不料，少年未到，先有贼人入屋行窃。黑暗中，少女以为是少年来了，迎上前去拥抱，贼人大骇，一刀把少女刺死了，仓皇逃去。等到少年来时，黑暗中踩到血泊，弄得满身是血，差点被当成杀人凶手。后来刘崇龟略施小计，巧妙地找出真凶，洗掉了少年的嫌疑。两宋时蕃坊更是甲第连云，大食国舶主蒲希密在蒲宜人巷兴建的大宅，岳飞的孙子岳珂参观后，惊叹房子太大了，超乎常规。但官府觉得，这些外国人是摇钱树，由他去吧，为了招徕更多的摇钱树，对他们的铺张扬厉，也不加干涉，“故其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富盛甲一时”。
富贵人家的豪宅，一般人难以窥究。穷其想象，大约就如唐传奇《崔炜》描绘赵佗的琼府金穴那样：
当中有锦绣帏帐数间，垂金泥紫，更饰以珠翠，炫晃如明垦之连缀。帐前有金炉，炉上有蛟龙、鸾凤、龟蛇、鸾雀，皆张口喷出香烟，芬芳蓊郁。旁有小池，砌以金壁，贮以水银，凫鹥之类，皆琢以琼瑶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饰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篁、鼗鼓柷敔，不可胜记。
但在城市的另一角落，贫民的房屋，大部分还是非常简陋的，以茅茨、竹子、蒲葵叶搭起来，用绳子扎牢两边，一家人便靠它遮风挡雨了。据说唐代以前，广州人不懂用砖瓦盖房，他们的茅寮，一遇火厄，瞬间便成燎原，所以汉武帝、卢循烧城，破坏力才如此巨大。开元二年（714），以耿直著称的宋璟，被贬到岭南任广州都督，在广州住了三年，居官廉洁，对市舶贸易之物，分毫不取。而他最为人称颂的功德，是教会了广州老百姓烧瓦代竹茅盖房，以避免火灾。
唐人张说撰写碑文赞美他：“其（宋璟）率人版筑，教人陶瓦。室皆斁塈，昼游则华风可观；家撤茅茨，夜作而炎火不发，栋宇之利也。”类似的说法，充斥了几乎所有史书。《旧唐书》说：“广州旧俗，皆以竹茅为屋，屡有火灾。璟教民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人皆怀惠，兴颂以纪其政。”《新唐书》则说：“广人以竹茅为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筑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栋梁利而无患灾。”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也说：“彼之风俗，竞趋苟简，茅茨竹檐，比屋鳞次。（宋璟）教之度材，变以陶瓦，千甍齐翼，万堵皆兴。”南宋《南海百咏》里说：“宋广平都督广州，越俗始知栋宇。”仿佛宋璟来广州之前，广州人还不知“栋宇”为何物。
以讹传讹，莫此为甚。广州早在汉代就懂得如何烧砖瓦，也懂得用砖瓦盖房子了，烧瓦技术并不逊于中原。砖瓦不是宋璟带来的，他只是致力于在广州推广砖瓦的应用，希望所有人都能住上砖瓦房。这种良好的用心，把广州人感动了，宋璟离任后，大家兴建了一座“遗爱堂”纪念他；南宋时又建“广平堂”（宋璟字广平），以崇其德纪其功。
然而，贞元四年（788），李复任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观察使，他到广州后，发现宋璟离开已经七十多年了，人也过了两三代了，老百姓住的还是茅草屋。可见人们对宋璟虽然颂德咏功，但现实却没有多少改观。李复唯有继续“劝导百姓，令变茅屋为瓦舍”，以免飓风、祝融之患。《越秀史稿》作者冯沛祖感叹：要移风易俗是多么艰难。其实，对于大多数穷人来说，问他们为什么不建瓦房，多少有点“何不食肉糜”之意。这不是移风易俗的问题，而是财力的问题。谁不知道砖瓦可以防火防风？奈何囊中羞涩。
商贾骚动
广州人喜欢简单、实际，讨厌繁复的条条框框，与人相处平和、平等，不喜仗势凌人，尤恶居富傲人，有句广州俗语：“泥水佬开门口，过得自己过得人。”这代表了广州人的性格，低调、务实、包容、灵活、开放、平和、冷漠、重利、常被用来描述他们。唐朝常年侨居广州的穆斯林蕃商，虽数以万计，人伦并处，却很少与广州人发生冲突。大家都是做生意，和气生财，没人在意什么“华夷大防”，赚钱最重要。北方人对此看不惯，唐朝丞相萧邺曾不屑地批评：“百粤之地，其俗剽轻，猎浮淫之利，民罕著本。”
朝廷轻视商人，认为他们都是逐利之徒，商人则认为官府只盯着他们的钱袋，历任主管官员，廉洁者十无一二。商人则与官府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遇见官员，虽然作揖打躬，毕恭毕敬，但其实内心恨不得把官员撕成碎片。
光宅元年（684）发生了一件事，官员们震惊地发现，原来商人对他们的仇恨，如此之深，深到真要取他们的性命。事情的起因，是有些蕃商不堪官吏任意侵渔，向广州都督路元睿告状。不料官官相护，路元睿判定蕃商理亏，要治蕃商的罪，激起蕃商愤怒。有一个受雇于蕃商的昆仑奴，袖中藏刃，直入衙署，把路元睿及十多个亲随全部杀掉，然后扬长而去，与一些蕃商登舟入海，逃之夭夭。坊间传说，事后找不到路元睿的尸首，估计被逃走的蕃商带到海外去了。又有一些街谈巷议，说路元睿死后，从他家找到无数金银珠宝，拉了几大车才拉完。
这次流血事件，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杀路元睿泄愤，并不是蕃商与民众的冲突。所以对官府造成极大震撼，开始担心，蕃客人多势众，最终会变得尾大不掉。蕃坊的设立，多少带有防范的动机。
蕃坊设立后不久，官府与蕃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真的交恶了，结果发生唐乾元元年（758）九月大食、波斯蕃客暴动事件。这次暴动规模很大，影响远远超过刺杀路元睿。大批武装起来的穆斯林蕃客，对广州发起突袭。由于变生肘腋，广州刺史韦利见猝不及防，惶骇翻墙而逃。蕃客们挥动刀剑，蜂舞并起，攻入城中，抢掠府库，焚毁庐舍，最后带上战利品，乘船从海上逃去。
对这一事件，中国的史籍，几乎无一例外地说，广州是遭到大食、波斯军队的攻击。《旧唐书》有两则记载，一则写道：“……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另一则写道：“乾元元年，波斯与大食同寇广州，劫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新唐书》则说：“乾元初，从大食袭广州，焚仓库庐舍，浮海走。”《资治通鉴》的记载也大致相同，都说是大食、波斯等国，直接出兵攻打广州，但原因却语焉不详。
尽管七年前大唐军队与大食人在怛罗斯爆发一场战争，以大唐战败告终，但阿拉伯和伊朗的史籍，都没有记载阿拉伯军队曾经南攻广州。对于8世纪成书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写得比较清楚：“公元758年以来，居住在广州的大食人与波斯人众多，甚至到了足以反抗中国当局，并劫掠城市的程度。”不少人也认为，攻城者其实是侨居广州的蕃商。地方官上报朝廷时，不敢明言，可能是想夸大事态，掩饰自己管理无方。后来的史书，互相援引，也没有加以考证。于是，究竟是阿拉伯军队攻打广州，还是居住广州的蕃客暴乱，便成了一个罗生门。
蕃客暴动，石破天惊，把官府吓坏了，愈发感到高壁深垒的必要。唐朝在晋代城墙的基础上，对广州城墙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葺。
1998年2月，越华路与仓边路交会处的建筑工地上，发掘出了一段南北向的唐代城墙，现存长14米，残高3米，两边包砖，中间夯土，墙体下宽上窄。砖壁底下以黄白色砂质块石砌基，基下铺垫碎砖瓦层。包砖南壁厚约2米，残高0.65米；北壁瓮砖底部最宽2.05米，残高2.3米。修城砖块大而厚实。砖壁发现有“番禺修城大条砖”等砖铭。这是广州市首次发现唐代的城墙，从方位推测，应为唐代东城墙遗迹。唐城的北墙，在越华路南侧的高坡上，西墙在吉祥路东侧，南墙在西湖路北侧一线。
但城墙并没有能保境安民，蕃客暴动才过去五年，广德元年（763）十一月，广州城又发生一场严重动乱。广州市舶使吕太一乘岭南军队北上勤王之机，矫诏募兵作乱，驱逐广南节度使张休。吕太一是太监，自开元二十年（732）实行宦官监军制以后，市舶使也多由太监兼任。吕太一与张休的冲突，显然是为了争夺海外贸易的财富，吕太一不愿让别人分肥。张休逃往端州后，吕太一在广州大肆焚掠。《旧唐书》说他“纵下大掠广州”；《资治通鉴》也说：“太一纵兵焚掠”。直到永泰元年（765），朝廷军队才平定了吕太一之乱。吕太一盘踞广州两年，虽然史书没详载造成了多大的破坏，但来广州的海舶数量大减，商人纷纷觅路而逃，却是事实。
更可怕的是，动乱就像一个魔盒，一旦开启，纷至沓来。大历八年（773）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发动兵变，攻占广州城，杀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吕崇贲，连陷潮、韶、端等州。哥舒晃是西突厥哥舒部人，唐代有一首著名民谣：“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唱的就是哥舒部族。哥舒晃这次攻打广州，有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得到大批商人的拥戴。史书并没有披露，一向秉持和气生财原则的商人，为什么会悍然支持造反？他们到底有什么诉求？
朝廷不敢怠慢，即诏令江西观察使路嗣恭为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统兵南讨。又命江西、容管、福建三镇出兵配合。路嗣恭自领精兵猛将，鼓噪而进，一路斩将搴旗，旬日间攻陷广州城，诛杀哥舒晃及部众万余人。杀红了眼的路嗣恭，把刀锋一转，开始大肆屠杀支持哥舒晃造反的“商舶之徒”。《旧唐书》记载：“及平广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诛之；嗣恭前后没其家财宝数百万贯，尽入私室，不以贡献。”幸运捡回一条命的商人，早已东躲西藏，远离广州这块凶险之地了。
官府视商贾如盗寇，商贾视官府如虎狼。刀刃在颈，兵威相压，繁荣的海上贸易，至此乃顿呈衰败之象。
唐朝佛教大兴，“生关死劫，六道轮回”，是佛教徒经常思考的问题。在宿命论者看来，历史也在不断轮回。当年汉武帝兵发长安，平定南越，造成广州近三百年的衰退。好不容易缓过气来，浙江“五斗米道”卢循又来一回风火夜发，把广州烧成废墟，“平且康”的好日子，戛然而止。在其后百年间，长江流域的刘宋、萧梁、南陈，你方唱罢我登场，若干年就来侵扰一下。南朝之后，又过了若干年太平日子，虽然时有天灾发生，骚乱也出现过几次，所幸都没有酿成大祸。广州在这段日子里，凭着打开门做生意，与世界建立贸易关系，成了一个殷民阜财、高度繁华的城市。
但灾难再次降临。上天似乎给了某种预兆和暗示，许多地方都发生旱蝗之灾，有的地方则雷雨交加，雹大如鸡卵，狂风把树连根拔起。乾符元年（874），卖私盐起家的山东濮州人王仙芝在北方起事，聚众数千，揭竿长垣。乾符二年（875），另一位私盐贩子、山东曹州人黄巢，率众响应。长达十年的王仙芝、黄巢之乱，由此开锣。乾符五年（878）王仙芝死，黄巢代为首领。乾符六年（879）九月，这些山东大汉，挥军入粤。
黄巢看中广州遍地黄金，所以一边造反，一边向朝廷要求当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这种“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伎俩，历来为人不齿。朝廷认为广州是金山银库，“市舶宝货所聚”，绝不可落入黄巢之手，但又怕黄巢求官不成，来个玉石俱焚，于是授予黄巢“率府率”的官衔（太子属官，正四品上）安抚他。这是个虚职，掌管东宫兵仗﹑仪卫和门禁﹑徼巡﹑斥候等事。黄巢大怒，二度上表，非要当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不可。皇上垂询大臣意见，有大臣忧心忡忡地进言：“南海以宝产富天下，如与贼，国藏竭矣。”于是朝廷再次拒绝了黄巢的要求。黄巢恼羞成怒，下令攻广州，竟势如破竹，仅一天时间，便攻陷城池，随后扫荡周围县城。
自汉武帝以降，历次入侵者，都用烧城这一招。黄巢攻陷广州后，又是四面纵火，焚戮极其惨烈。广州城没有毁于蕃客暴动，没有毁于吕太一之乱，也没有毁于哥舒晃造反，这次却没有那么幸运了。全城烟火迷天，连甍接栋的官衙与民房，顷刻柱折墙崩，尽成灰烬。避乱城中的民众，哭爹喊娘，满城逃窜，被烧得神焦鬼烂，不计其数。晚唐的《续南越志》记载，广州城“初尉佗筑之，后为步骘修之，晚为黄巢所焚。”《旧唐书》说，“广州、荆南、湖南，资贼留驻，人户逃亡，伤夷最甚”。
被黄巢所杀的，不只城中官吏和百姓，还有大批居住在城外的蕃客。据《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述：“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此四种教徒的数目之所以能予确定，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于外国人要按口征税的原故。”阿拉伯历史学家马苏第（Abu Hasan AIiaI-Masudi）在《黄金草原》中写道，广州城陷后，黄巢军“杀戮大量居民。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以及波斯拜火教徒，在逃避刀兵中死于水火般的劫难者，计有二十万之众。我们所以能够进行这种估计，是由于中国的国王们都有户口簿，其中统计了其帝国中的臣民以及附近附属他们的民族的人”。
马苏第的统计数据，死者比《中国印度见闻录》还多出八万。对这些数字，大部分史家都持怀疑态度，认为在广州的蕃客不可能有那么多。但有一个事实却没争议，那就是，曾经繁花似锦的蕃坊，瞬间废为榛莽。
黄巢占据广州后，人们以为他会割据岭南，称孤道寡。但北方军人却水土不服，疫病大爆发，不少人染上疫病，死者十之三四，士气低落，一夜军心尽望北。黄巢只好拔营西向，打着北伐的旗号，由广西挥军北上，离开了岭南。
黄巢不仅大规模屠杀商人，还把广州城周边的桑树砍伐一空，从而使广州的养蚕业陷入绝境，无法再生产丝绸。从这个举动可以看出，黄巢根本没有对广州作长期占领和经营的打算，只是把它摧毁而已。《中国印度见闻录》说：“这一事件，就是阿拉伯各国失去货源，特别是失去丝绸的原因。”
黄巢在广州只停留了短短一个月，烧杀抢掠一番，然后扬长而去，丢下无量的尸骸和一个几十年都难以恢复的烂摊子。19世纪的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中说：“事件发生以后，阿拉伯至广州的通航中断了。”外国海舶直到唐朝灭亡（907）都不敢来广州了，改在马来半岛的箇罗与中国商人贸易。《中国印度见闻录》也记载：“中国的情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由于事变频仍，开往中国的航船已经绝迹；在中国的国土上，田园荒芜，秩序荡然，国势也逐渐衰落了。”
清代的《南海续志》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在小市街（今大南路以南解放南路段）的邓大林药店，从地下掘出一条铁索，往外拉扯，源源不断，竟连着一艘深埋地下的巨舶。这时的小市街，已“濒海数里许”，不再是江岸了，地下竟有巨舶，令人有“小阅沧桑”的感叹。有人猜测，这艘巨舶，可能是唐代来广州的外国商舶，遇风浪沉没。但以常理推测，承平时期，江上舳舻相接，进出码头十分繁忙，怎么会任由一艘巨舶沉没在码头区，阻塞航道，而无人理会？因此，更可能是动乱时期的沉船。
及至后世，竟然有人声称，黄巢杀蕃商，是替一百多年前被大食、波斯蕃商杀害的同胞报仇，大快人心。其实在唐代时，穆斯林与广州人相处，颇为融洽。乾元元年（758）的蕃商暴动，是攻入广州城里，“劫仓库，焚庐舍”，目标主要是官衙与官仓。那时城里，如鉴真和尚所见，“紫绯满城，邑居逼侧”，并没有多少平民百姓居住。即使中国的史书，也没有记载蕃商曾大肆屠杀百姓。而黄巢的屠杀是无区别的滥杀，故有“人屠”之称。黄巢就是为了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凶暴的手段，制造最大的恐怖，迅速摧毁广州人的抵抗意志，以便采用竭泽而渔的方式，夺尽广州的财富。所以他才不会在乎杀的是大食人、波斯人，还是广州人，也不会理会杀的是穆斯林、基督徒，还是佛教徒。
每次广州渐入佳境的时候，总有一股横发逆起的力量，半路杀出，将蒸蒸日盛的上升势头，猝然拦腰斫断。这种悲剧，在黄巢之前，上演过多次；在黄巢之后，也有多次上演，好像成了这座城市逃不脱的宿命。黄巢走后第二年，朝廷下令广州的各种赋税，十分减四，以利人民休养生息，可见被祸之重。
大顺元年（890）冬十月，刘崇龟出任广州刺史，来到广州城。这时距黄巢之祸，已经11年，广州仍然满目凄凉，城池毁坍，井废垣颓，人气涣散。昔日繁忙的码头，冷冷清清，再无鲜车健马，比肩击毂的嚣纷景象，但见袒肉膝行，吹箫吴市的乞丐；以前摆满异域珍玩的店铺，如今售卖胝足之药。那些为黄巢杀蕃商叫好的人，如果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不知是否还觉得“大快人心”？
刘崇龟是快乐不起来，他花了很大气力，重新修补城墙，安顿流离失所的民众，尽力消除兵燹造成的伤痕。明人黄佐的《广东通志》称赞他“始修理城隍，抚恤疮痍，岭海靖安，民夷赖之”。在官府的支持与蕃客共同努力下，逐步重建蕃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