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英国伟大的思想家罗素曾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成为常态，世界各地区和各文明，正是在交流互鉴中被注入生机、赋予活力，从而精彩纷呈并广泽天下。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门户和通道，在中外海上丝绸之路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担当了前沿窗口的角色，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南越王宫遗址出土的唐代玻璃碗，经检测为舶来物A Glass Bowl Unearthed from the Ruins of Nanyue Palace Inspected to be an Imported Item

清道光广彩美国独立战争人物图茶盘A Tea Plate of Guangzhou Glazed Porcelain Made during Emperor Daoguang of the Qing Dynasty with Figurines of the American Independence War

各国船舶从广州出发，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传统的以丝绸、瓷器和茶叶等为代表的拳头产品，大量传布到世界各地，随之传入的还有体现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室内装饰、园林设计等诸多方面的艺术和生活时尚。以18世纪为例，大量包含着中国元素和岭南风格的外销画、外销瓷、外销银器、外销扇子等传入西方，为西方社会热捧，在18世纪的西方社会形成“中国趣味”的社会时尚。凡此种种，不仅移风易俗，改变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方式，而且提升了他们的精神和文化生活。海上丝绸之路还向外传播了我国种桑养蚕、织造丝绸、制造瓷器的技术以及中医、中药学等，推动了早期丝织和瓷器工业的发展，对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不可估量。

海上丝绸之路也把外国的特产如珍珠、宝石、犀角、象牙、香料，矿产如沙金、白银、黄铜，动植物，还有经济作物如棉花、龙眼、番茄、玉米、番薯、烟草、花生、向日葵、土豆等新品种传入中国，而且带来了世界各地的哲学、医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学、数学、法学、美学、文学、艺术等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

西来古岸碑Stele of Xilai Ancient River Bank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的儒家、道家思想传入西方，而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则传到中国，广州正是这些人类文明向中国传播的主要通道。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是传播渠道之一。南朝印度名僧达摩从海路来华，在广州登陆并建西来庵，开始弘扬佛法，后世僧徒尊达摩为中国佛教禅宗始祖，其登岸地点称西来初地。佛法高深，也有中国僧徒不远万里，从广州出发远涉重洋去印度取经求法。高僧义净于唐咸亨二年（671年）经由广州，取道海路，经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至印度，历游三十余国。从印度归来时，义净除了带回近四百部佛经外，还带回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成为中国佛教的瑰宝。

伊斯兰教最初在唐朝传入我国，也与海上丝绸之路和广州密切相关。当时的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的中心，也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的主要聚居地。传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有门徒四人，号称“四大贤人”，于唐武德年间来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贞观二年（628年），穆罕默德派遣阿布·宛葛素到广州传教，先后辗转泉州、杭州和长安等地，再返广州后逝世并葬于此。广州至今还保存着清真先贤古墓的遗迹。广州的怀圣寺光塔，则为唐时蕃人为了穆斯林做祷告而建。这些遗迹，都见证了伊斯兰教传入广州的历史。

至于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早在唐代已经传入中国。16世纪中叶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忽略到广东传教；到明朝末年，广州成为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的必经之地。1807年，新教英国伦敦会教士马礼逊来到广州开始传教。西方传教士在进行传教活动的同时，也把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知识传到中国，广州也因此成为西学东渐的桥梁。19世纪广州产生出中国第一部中英字典、第一份英文报刊、第一间西式医院等。多种外来文化的交汇、宗教的传播，使广州纳四海之新风，成为多元、开放、兼容、创新的岭南文化中心地。

清真先贤古墓Mausoleum of the Muslim Mas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