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伟大转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把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赶下台。10月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决议。1977年7月21日，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永远开除王、张、江、姚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粉碎“四人帮”后这段时间，由于极“左”路线的流毒还没肃清，书荒严重，图书市场基本上没有文学书可买，读者要求强烈，迫切希望出版部门解放思想，尽快出书，满足读者的需求。

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深入进行和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创作界涌现出如刘心武的《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陆文夫的《献身》，卢新华的《伤痕》，王蒙的《最宝贵的》，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宗福先的《入党》等一大批在思想上敢于冲破禁区、艺术手法上大胆创新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散见于全国各地报刊，由于受地区的局限，受众不够广泛，也不易被作为优秀文化成果积累保存。

鉴于上述情况，岑桑召集编辑们开会研究，于1978年12月，策划出版了批判极“左”流毒的短篇小说集《醒来吧，弟弟》。此书收入“四人帮”倒台之后一段时期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短篇小说18篇，用刘心武的短篇《醒来吧，弟弟》作为书名。这些作品，通过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及其恶劣影响，表现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深恶痛绝，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全书24万多字，首印20多万册，一经面世，就销售一空。根据读者们的强烈要求，于1979年3月再次重印，两次共印行40多万册，大受读者的欢迎，在社会上反响十分强烈。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逐步解决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制定了关于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像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神州处处万象更新。各条战线的人们都以崭新的姿态纵情欢呼这伟大的胜利，展开双臂热烈欢迎这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文艺战线是深受“四人帮”极“左”思想肆虐的重灾区，其危害之深，损失之重，为历史上所罕见。如今，妖魔已经被铲除，灾区正在建设恢复，广大文艺工作者迫切希望的新的创作环境即将到来。他们欢呼，他们歌唱，他们决心竭尽所能，施展才华，秉笔疾书，努力创作，让文艺这块园地百花竞放，灿烂出彩。

这时大型文学期刊《十月》在北京创刊，在文艺界引起注目，也促使广东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领导和编辑们跃跃欲试。此时岑桑和文艺编辑室的编辑们正在广东省鹤山沙坪开会，集中讨论编辑新时期短篇小说集《醒来吧，弟弟》。在这期间，他们提出了创办一份大型文学刊物的事宜。

据林振名2005年12月6日在“庆祝岑桑同志从事出版工作五十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大地育苗千枝秀 人间桃李万朵香——记诲人不倦的师者岑桑》（刊登在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2005年《〈信息动态〉特刊》上，见本书184页）记载：当时，文艺编辑室的易征很想找一点能开辟新局面的事来做，他提出了办一个像《十月》那样的刊物，林振名就陪同易征找岑桑商量，岑桑听后十分赞成，并就办刊事宜的前期工作进行了安排。他们担心上面难于批准，最后决定以“丛书形式”分集出版，出版社本身有权决定，而且出版时间可以机动。当时参加此次活动的副社长苏晨也表示支持。后来证明，当时上面的领导都给予充分支持。创办刊物的事宜基本敲定后，岑桑指定易征和林振名当责任编辑，回社后立即进行筹组工作，最后，又指定筹备组由李士非当头。刊名经过大家讨论后定名为《花城》。

1979年4月，《花城》第一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设有小说、电影文学、散文、怀念与思考、诗歌、香港通讯、海外风信、外国文学、花城论坛、访问记、美术等十一个栏目。封面为徐匡的《草原诗篇》（木刻·局部），封底为林墉的《访问巴基斯坦写生》。全书凡46.6万字，每本定价1.25元，第1版第1次印刷18万册。《花城》第一集一上市，就产生了轰动的市场效应。一大清早人们就在广州市北京路新华书店门前排起长龙抢购《花城》，第1次印行的18万册不多久就销售一空，书店纷纷要求添货，出版社旋即紧急加印，广东新华印刷厂的员工加班加点，通宵达旦，忙得不亦乐乎。加印的《花城》连连不断地送往新华书店，以应广大市民购书之急。至于《花城》第一集总共印行了多少次，多少万册，由于当时印次多，距今已过去37年，缺乏统计资料，无法统计准确的印数。即使如此，《花城》当时的畅销、抢购场面的轰动是空前的。

《花城》第一集出版后之所以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有如下方面。一是当时市场上文艺图书还比较缺乏，而《花城》的出版是一种新生事物，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二是《花城》登载了不少广东、北京以及其他省市的名家名作，如欧阳山、夏衍、王西彦、姚雪垠、吴有恒、秦牧、刘心武、黄永玉、李瑛、黄药眠等，名人名作效应起了作用；三是贴近生活，新锐大胆，如首篇刊载揭露批判“四人帮”的《被囚的普罗米修斯》，据说这篇中篇小说在《花城》发表前均被多家刊物退稿。小说写的是北京大学学生周斯强，于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事件”中写了一份《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大字报，被“四人帮”一伙逮捕入狱，最后得到平反昭雪的故事，引起轰动，读者争相阅读。

《花城》第一集出版后，以后连续几集还是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直至《花城》有独立刊号、1980年12月花城出版社成立后，才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由于《花城》采用反映现实、有分量的文学作品较多，很快在全国产生了影响，并迅速跻身全国“四大文学刊物”之列，成为被读者誉为文学刊物的“四大名旦”之一，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今天，在回顾《花城》创办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能忘记当年倡议策划者易征、岑桑之功；不要忘记当年像苏晨、李士非、林振名、范汉生等历届领导和编辑们之功；不要忘记像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黄文俞为它顶过不少风浪的幕后功勋。

1979年10月30日—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邓小平在祝词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充分肯定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三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对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建设四个现代化，起了积极的作用。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是党和人民信赖的一支文艺队伍。

祝词中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充分表现“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要反映“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借鉴和学习“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要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列宁说过，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艺术表现能力；要面向大众，精益求精，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

党对文艺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3]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探索，攀登艺术高峰。

邓小平所致的祝词，像一声春雷，振聋发聩。这是对整个文艺界多么巨大的鼓励和支持！大会的全体代表，是以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来表示自己对党的感激之情的。代表们纷纷表示，要以巨大的热情投身到新的历史时期的文艺事业中，为党和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岑桑是赴京参加此次文代会的广东代表之一，深深为邓小平所致的祝词和大会的热烈气氛所鼓舞，他把大会的喜讯带回广东向领导汇报后，心情激动，深夜难眠。于是就打开台灯，伏案疾书，沙沙沙，沙沙沙，在原稿纸上“填方格”，公鸡还没报晓时就写了一篇一气呵成的散文《这是一支哀兵》，于1979年12月在报纸上发表了。

岑桑是怀着既难过又激奋的心情写这篇散文的。当他与会回来的时候，有人问他对大会有什么深刻印象时，他说，“对于极‘左’路线来说，文艺队伍是一支哀兵。”他想起了当时会场的情景：

当他“听到阳翰笙同志在主席台上用沉痛的声调，宣读那一长串含冤死去的作家艺术家的名字时”，他的“心里不知有多难过”！当他“看见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瞎了眼睛，打折了腰肢，打断了肋骨的同志们，只能由别人搀扶着，或者由拐棍支撑着，颤巍巍地来到会场时”，他的“心里不知有多难过”！当他“紧紧握住那因为冤、假、错案而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眼下虽得昭雪，但已是皤然一叟的老朋友瘦骨棱棱的老手时”，他的“心里不知有多难过”！“难怪服务员们见到这支曾经惨遭摧残的队伍时”，也忍不住哭着说：“开了那么多大会，你们文艺界最惨，不像个队伍，倒像个伤兵医院。[4]”

以上这段文字，是岑桑当时看到听到在“四人帮”极“左”路线肆虐下，文艺界的知识分子被严重摧残而内心倍感难过的真情流露。

然而，“四人帮”已委地以尽。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代表，以三千之众代表着文艺界千千万万文艺大军的意志和力量。这支文艺队伍的力量足以使坚冰融化，残雪消亡，势不可当。这股力量是党和人民赋予的。邓小平的祝词，令代表们心潮澎湃，兴奋不已。这支队伍的成员们互相“相惜”，不“趋利避害”，团结一致，凝成合力，在坎坷的征途上，精神抖擞，越走越壮大，一往无前。“他们顶上有阳光，脚下有荆棘，心中有欢歌，手中有刀剑。哪怕还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哪怕还得把血泪洒落在时代前进的轨迹也罢，这支队伍已义无反顾，在所不辞了”。

“奋然前行吧，你这仁义之师！历史将要用黑体字记载你苦难而光辉的战斗历程，雄辩地证实由历史本身总结出来的法则：哀兵必胜！”[5]这就是岑桑与会回来内心激动、奋发之绪的流泻，读后令人荡气回肠。

接着，岑桑在激动的同时，又怀着担心而又警惕的心情，于1980年2月写下了充满激情、深含哲理的散文诗《残雪断想》，抒发了他的担心之情，提醒人们千万注意残雪“散发出令人战栗的寒气”。

“四人帮”虽然被打倒，大地的春天已经到来，但还没达到春意盎然、阳光普照的程度。因为“坚冰毕竟太厚，最初的春色毕竟还不够浓艳”，“残雪不甘逝去，这里一摊，那里一摊；在那背着阳光的角落，还积得很厚，发出咄咄逼人的余威”。“四人帮”长期推行的极“左”思想还严重地毒害着人们的灵魂，阻挠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希望人们提高警惕，肃清影响，除恶务尽。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残雪以它冷冰冰的神态，傲然盘踞在依旧可容立足的东边一角、西边一隅；然而它正在没落，再也不能无休无止地扼杀大地的生机了。”“我们要用自己的意志，把希望点然，煽得它通明透亮，煽得它烈焰飞扬，把那希望的火炬高高举起，插上泰山之顶，树在昆仑之巅。”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彩蝶翩跹”、“群莺飞舞”、“繁花竞放”、“树木葱茏”，成为名副其实的、十十足足的春天。

这篇文字优美、感情丰富、哲理性强、发人深省的《残雪断想》发表后，深受读者欢迎，不但入选《中国新文艺大系·散文卷》，还被多家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选本所收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岑桑与会回到出版社，怀着满腔的工作热情，积极投入文艺界和出版界的拨乱反正工作，做了几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将广东省的著名作家如欧阳山的《三家巷》、秦牧的《艺海拾贝》、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吴有恒的《山乡风云录》、黄谷柳的《虾球传》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禁锢的作品重新出版，以解读者无书可读之渴。

第二，在岑桑的倡议和主持下，广东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文学丛书《潮汐文丛》，广泛辑收活跃于当时全国文坛的新锐作家的作品。从1980年起，先后推出了刘心武、王蒙、从维熙、冯骥才、刘绍棠、张洁、邓友梅、林斤澜、梁晓声、韩少功等数十位作家作品的单行本，成为这一时期在全国备受瞩目的文学创作丛书，既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也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本。

第三，为适应广大文艺青年和诗歌爱好者的要求，岑桑于1980年9月倡议创办诗歌丛刊《海韵》（后改为《青年诗坛》）。《海韵》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刊方针。反映“既有波澜壮阔，巨浪拍天；也有波平如镜，渔歌晚唱；也包括历史的长河——滔滔洒洒，源远流长。大江破峡，自见雄奇；小桥流水，别具风姿”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既要反映“飘洒着沁人心脾的椰风蕉雨，闪射着四季皆春的水色山光”，“显示出别有韵味的亚热带风姿；又要反映祖国四面八方以及世界各地的风貌。”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社会主义的诗坛千姿百态，争妍斗丽。

据《海韵》记者《人民关心诗——记本刊征求刊名活动》记载，本刊在《羊城晚报》《光明日报》发出征求刊名启事后，在20多天内就收到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战士、教师、科学工作者、诗人、作家、演员、服务员以及机关干部的来信8212封，1100多个刊名，其中，江苏镇江八中一位教师一次寄来了20个刊名。还有的寄来了贺诗、题词、设计封面。同时，还得到了广州文艺界的热情支持。在广东省第二次文代会期间，到会的全体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们花费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讨论刊名，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广大读者对即将诞生的南国诗歌丛刊的热情关心、良好祝愿和殷切期望。

《海韵》第一集开设了《新人·新作·点评》《深圳特区掠影》《香港诗笺》《散文诗》《诗人剪影》《翻译诗选》《名诗欣赏》《诗人谈诗》《诗林片叶》《诗窗》等栏目。既刊登了全国著名诗人李瑛、郭沫若、艾青、柯原、徐刚、沙鸥、李小雨、谢冕等的诗文，又刊登了广东著名诗人韦丘、章明、向明、赵丽宏、郭光豹、沈仁康、野曼、关振东、瞿琮、黄雨等的诗作，还登载了当时诗坛新秀筱敏、傅天林、洪三泰、陈俊年、马莉的诗歌。这些诗坛名人和诗文均受到读者的欢迎。《海韵》当时在广东乃至全国诗歌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岑桑理所当然是《海韵》的开创功臣。

第四，岑桑还策划重新出版巴金先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主编的大型《文学丛刊》。1936年至1948年，巴金先生先后主编并出版了10集《文学丛刊》，每集16册，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丛刊》所收编的都是当年文坛上优秀作家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再版。为了继承文学史上的优秀成果，也为了丰富读者的文学阅读，1981年，岑桑专程访问巴金先生，征得了他的同意，策划并主持再版了《丛刊》中20位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陈荒煤、唐弢、何其芳、王西彦、端木蕻良等人的著作。为了扶持本省的文学新秀，岑桑又倡议并主持出版了一套以发表本省青年作家作品为主的《越秀文丛》，受到读者的欢迎。

这期间，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们精神振奋，思想开放，齐心协力，真抓实干，排除困难，出版了不少读者喜爱的文艺类图书和《花城》《海韵》等丛刊，使广东的文艺界和出版界呈现了一派繁荣的景象，居于全国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