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追悼会后的狼狈
一
“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中国儒家的思想。可是，按照法家的观点，人之初应该是无善无恶或者“性本恶”。不信你看看，即使是在经济上按计划、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政治教育抓得很紧的那个年代，置法纪于脑后，为谋私利而削尖脑袋钻营者仍然大有人在。
黄基隆为什么没有参加公社党委常委会？
原来他还没有离开追悼大会会场就被一个人拉住了。
这个人脚踏皮凉鞋，着黑色“的卡”裤，穿茄花色“维尼龙[2]”短裤衫，小平头，高个子，略瘦且带方的脸，看上去不过二十二三岁，可是两腮和下巴却像是刚收割的稻田那样，胡须毛茸茸、刺呼呼的，一对大眼有点凹陷，不断地射出逼人的光芒。他瞅准人们退场的时机，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走到黄基隆身边，叫了一声“隆叔”，拉着黄基隆的手就走。
黄基隆既不生气也不问话，只是顺从地跟着钻进花圈丛里，走到主席台的后边才站下来问：“什么事？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这个大胡子青年马上哭丧着脸说：“隆叔，完了，完了！我们那一千多吨好煤统统被化廉县打投办扣留了。”他大概因为太伤心的缘故，全不记得应该压低自己的声音，刚讲完两句话，眼泪就跟着掉下来。
黄基隆觉得这个时候站在这里讲这样的话很不合适，推一推大胡子青年说：“走，回家再详细谈。”
大胡子青年何许人也？他就是川州县委书记杨丰易的舅仔、前年来到岗尾大队“插队落户”的知青崔英杰。他家在雷州半岛的农村，四年前由当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姐姐接到川州县城来读高中，并且将姐弟俩一起转为城镇户口。按照他的背景，高中毕业以后留城本来是不难的，但当时有政策规定：留城知青只能安排到集体单位工作，要考大学或参军的知青均需工作两年或上山下乡两年以后才有资格。而且党内外正刮着打击投机倒把、反对谋私走后门的强风。县委书记和组织部副部长为崔英杰左打算右打算，最后还是决定让他暂时下乡：一来可以得个“领导带头动员亲属上山下乡”的美名，二来下乡容易捞到“党票”，两年后要上大学、参军、当干部或者到国营工厂企业找个合适岗位，名正言顺，前途也更加光明。
“去新花公社。”组织部副部长对自己的弟弟说：“那里的人事关系好，照顾你容易。”
不久，新花公社党委书记黎飞龙就接到县委组织部关于崔英杰要来插队落户的电话。他马上找当时管办公室工作兼抓知青问题的公社副主任黄基隆研究一番，把崔英杰安插到离圩镇不远不近的岗尾大队，并且把大队党支部书记找来，嘱咐他对崔英杰多多关照。
谁知这一年多来，英杰下地劳动还不够两个月，每次分到口粮就挑去粮站换粮票和钞票，其他事情一概不闻不问。不要说大队党支部通不过他入党，就连群众都不承认他是本公社本大队的社员。崔英杰对这些根本无所谓：“‘时到花自开，运到福自来。’两年以后我要回县城当个大干部，让那些笑我的人看看。”他常常十分自负地对自己的酒肉朋友这样说。开始时，口粮吃光，钱花光了，找大队党支部还给他补助，后来，大队不理他了。他又到公社找黎飞龙、黄基隆，或者回县城找姐夫和姐姐。一有了口粮，又到外浪荡，交朋取友、吃喝玩乐。
姐姐对弟弟的行为很不满意，时常骂他“不争气”，说：“你这样浪荡下去，我们拉你都不好伸手啊！”她还发动父母也来骂弟弟，要他改好。久而久之，崔英杰很反感，心想：“拿几个钱几斤粮票就这样啰唆？‘争气！争气！’好，我就要争这口气！现今这样的世界，还怕捞不到钱和粮？”从此，他更加放荡地在社会上鬼混，不久结识了高信县一个叫黄建亮和遂江县一个叫宁仁华的人。姓黄和姓宁的都是专拉拢干部搞煤炭投机买卖的，打听到崔英杰在“官场里有很要紧的关系”，便拼命拉拢他入伙。在一次酒足饭饱后，黄建亮大方地塞给崔英杰两百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工人大半年的工资，条件只是要崔英杰弄到盖有大队或公社公章的证明。崔英杰马上找到黄基隆，假说他姐姐托他到贵州看姐夫生病的一个老战友，黄基隆自然满口答应。崔英杰拿到证明后马上交给黄、宁二人。黄建亮即用褪色灵消去证明上的“探亲”二字和“壹人”的壹字，改成“出差”和“叁人”。宁仁华私刻公章，伪造了一张白头的“新花公社红星砖厂”采购煤炭的证明。于是，三个人马上到贵州套购了三百多吨无烟煤，并且买通火车站干部，调集火车皮，运往化廉、高信等县高价卖出。三人很快发了横财，崔英杰马上变成个大阔佬，穿得崭新洋气，戴的手表都是进口的，餐餐上饭馆大鱼大肉，还送单车、手表、大理石台面给黄基隆。
黄基隆开始觉得很惊奇，问：“你是挖到金棺材，还是碰到了赵元帅？”崔英杰待黄基隆把东西收下以后才如实说明，并且大骂自己的姐姐和姐夫：“官大有什么用！官当大了不认人，还不如隆叔对我亲。”
黄基隆一来对丰厚的财礼动了心，二来觉得崔英杰毕竟是当今县里最有权势的近亲，得罪他没好处，巴结总有用途，于是半推不却地说：“干这事可是违反政策的，是犯法的，出了问题不但连累会到我，还会连累到你姐姐和姐夫，以后千万不要再干啦。”
可是，刚尝到甜头的崔英杰怎肯罢休？最近，他把那旧证明交给黄建亮涂改一番，三个人到了广西柳州，又用进口手表、高级衣物、贵重药材收买钢铁厂的有关人员，套购了国家调拨的一千三百吨好煤。又用大批钱物打通火车站，调集车皮，运往化廉县。他们原计划做完这宗大买卖以后，就可以一世享用不愁了。谁知煤炭还没有脱销，即被县打投办公室查获，黄建亮和宁仁华已被公安机关擒获归案。崔英杰因为还不出名，加上他熟悉干部队伍中许多情况，用花言巧语骗过了一些人，所以能一时漏网走脱，逃来找黄基隆求救。
二
黄基隆的老婆梁宝花在公社粮所工作。结婚二十年不能产男育女，十年前曾听说两人从高信县黄基隆的弟弟家里要了一个女孩来抚养，因梁宝花苛刻异常，那女孩经受不了婢女般的生活，住了不到三年就逃回农村老家去了。
去年，粮所三层宿舍新楼建成以后，粮所主任郭成均马上提出：“黄主任住得太挤了。”专门留了二楼靠东向南的一套房子，请黄基隆从公社的平房宿舍搬过来。粮所有些双职工分不到新房子有意见，郭成均本来口吃，却还是把他们骂了一顿：“这、这有什、什么意、意见的？你们没看、看县、县委地、地委的领导住、住得更高级呢！批、批资、资产阶、阶级法权就能不讲差别了？”
现在，黄基隆住的舒适得很。只是，一个在当时布置得很时髦的房子里，也就只有一对老夫妻、一只小花猫、两对小白鸽、两只老母鸡，夫妻俩总还是免不了寂寞的感觉。
黄基隆和崔英杰刚刚上了楼梯，梁宝花马上开门，笑脸相迎，对丈夫说：“回来了。英杰有急事，刚才在家等了老半天还不见你，我说还是自己去找你好，要不，又不知你们还要开什么会，什么时候才能回。”等丈夫和崔英杰一进门，她马上把门关上。
厅客中间大理石面的饭桌上已经摆了一盆炒鱿鱼、一盘油炸花生米、一大碗云耳瘦肉汤，三只高脚玻璃杯。黄基隆觉得有点不合时宜，不高兴地说：“还炒菜喝酒？”
梁宝花还在兴头上，全不介意说：“这有什么？鱿鱼云耳都是英杰刚刚带来的，瘦肉是中午剩下的，花生是自家……”
黄基隆打断她的话，右手指着左臂上的黑纱说：“我说的是这个。刚刚开完追悼会，就开台喝酒，被人看见了多不好。”
梁宝花一听，嘻嘻地笑了起来：“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原来是讲这个。这有什么？人死万事空，阴阳各不同。有人啼啼哭哭是为财，有人啼啼哭哭是为官，有人啼啼哭哭只是做个样子给人看。只有傻佬才会动真感情去哭毛泽东。你也傻了吗？这么认真干什么？而且关起门来谁还看得见？”她说着就拉过两张椅子，一手按一个坐下，自己也移过一张椅子坐下来，打开酒瓶开始斟酒。
俗话说：“酒能迷人。”何况“哗哗”地倒进杯里的是香喷喷的吴川“满楼香”，黄基隆和崔英杰又是经常对饮的酒鬼！
第一杯三个人一饮而尽。
梁宝花马上又给崔英杰斟酒，边斟边脸上绽开了花，一双眼睛饱含着笑意说：“英杰，今天太匆忙，没什么好菜，但是你梁姨这个，”她用手指指自己的胸口，“你是清楚的。这里就是你的家，千万别客气。来，梁姨同你干一杯。”此时在这个女人的心里响着一个二十一架的大算盘：上一次一个进口手表，一架单车，一块大理石台面值多少钱？这次他到广西跑了一趟，肯定又带来了不少好东西，所以她必须殷勤地笼络住这位贵宾。
要是过去，“捞世界”伶俐的崔英杰也会马上用挑逗的眼神去回敬这位比自己大二十岁、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阿姨。但是，今天他却像棵缺少水分的瓜秧那样软绵绵地一点精神也没有，连那只抓杯的左手也没有一点力气，被动地被梁宝花“咣啷”地碰了一下之后，才举起来闭着眼睛一饮而尽，然后把杯放回台上，叹气说：“完了，完了！一千多吨好煤统统被没收归公了！”
黄基隆马上用眼色和手势暗示崔英杰不要乱说。在他的眼里，女人总是“头发长见识短，嘴巴多”的，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即使是自己的老婆也不能让她知道，所以他才一直不怎么开口。
但是，心急如焚的崔英杰却一点也没留意这些，仍然叹惜道：“你们都不知道，这是一宗又大又好捞的生意。在那里一吨煤入价才八元，再加七元运费，到我们这里一吨五十元也会有很多人抢着要。那么好的煤！我们本来可以捞三五万元的，那样我一世……”
梁宝花马上把脸凑到崔英杰跟前，高兴地说：“真的？那些煤现在放在什么地方？”
黄基隆恶狠狠地瞪了老婆一眼说：“你没听说被打投办扣留了吗？”
梁宝花“哦”了一下，夹一个鱿鱼头送进嘴里，再不出声。
崔英杰又说：“隆叔，那真是一宗又大又好捞的生意。你给想个办法吧。”他痛心得眼泪几乎又要掉下来，“要不，能拿回本钱也好。您一位公社领导干部一个月才五六十块钱的工资。这单子生意我能赚到上万元啊，顶你几多年的工资。”
黄基隆还是一点表情也没有，冷冷地问：“一千多吨煤都是你一个人的？”
“不是，一共三个人。”
“那两个呢？他们不会想办法？”
“那两个都被抓进去了。”崔英杰垂头丧气地说：“假如不是我清醒一点，也回不来了。”
“还说清醒？”黄基隆生气地说：“要是清醒就不会干这样的事了。捞一次就早该金盆洗手，我早就叫你不要再干了嘛。哪有日日鲤鱼跳上岸，夜夜山猪掉落水？你们再干第二次，人家不张着网等你们才怪哩。”
梁宝花用筷子敲敲台面说：“吃吧，不要光说话。”说完自己又夹了一块鱿鱼送到嘴里。
崔英杰用手抓了一把油炸花生，边吃边说：“隆叔，不管怎么说，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不可怜我这个小侄，也要看在我姐姐和姐夫的面上，想办法出一张证明，让我把本钱要回来。我保证以后真的再不干了。”
黄基隆说：“证明！证明！你不知道，最近从部队转业来了一个王光华当办公室主任，把我兼的办公室主任给免去了。说我是老财贸，还是管回财贸这条线。不知为什么，王光华一来同我就不对‘合尺’。办公事叫他开张证明都要问三问四，还能开……”
“嘘，嘘！”梁宝花做着手势叫大家不要讲话，她听到有人上楼梯了。
三
上楼梯的是李剑辉，他要来向黄基隆传达刚才公社党委常委会的会议精神和决议。
“老黄，老黄。”李剑辉敲门叫了两声，才听见黄基隆在屋里“谁呀？”地应了一句。
“是我，老黄。”李剑辉说。
黄基隆听出是李剑辉的声音，只得起身开门。
李剑辉一进门，梁宝花马上站起来殷勤地说：“哎呀，是李副书记！坐、坐。”
一进门李剑辉就闻到一股酒气，扫一眼台面上的杯盘，心里一惊，气得心里发抖：“刚刚开完毛主席的追悼大会，你们就在家里大饮大吃，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刚想批评黄基隆几句，见屋里还坐一位生人，就指着崔英杰笑着问：“这位是？”
黄基隆开始时非常狼狈，见到李剑辉还不认识崔英杰，马上迎着笑脸撒谎说：“呵，呵，这是高信老家来的侄子，说家里有紧要事。对了，所以我，我就不能参加常委会。反正，反正你给我传达传达也是一样。”
李剑辉坐在一张椅子上说：“我就是来向你转达一下刚才常委会的精神的。县委来了一个紧急电话，说这次台风风力很大，来势汹汹，对我们这里会有很大影响，要求各级领导动员群众做好预防工作。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一是要请示县委，让群众都从防震棚搬回屋里住；二是我们分工下大队向干部群众传达上级指示，发动群众马上行动起来，做好防风防涝工作。”他又扫视一下台上的杯盘，“老金叔和老陈已经下去了。我也要走了。”说着站起身来。
黄基隆说：“我呢？我下那个大队？”
李剑辉说：“照老规矩，原来下那些大队，现在还是下那些大队。”说完就告辞。他下楼梯时，听到梁宝花在后边娇声娇气地说：“哎呀，李副书记，多坐一阵嘛，这么快就走了……”
等李剑辉一走远，梁宝花马上“嘭”的一声把门关上，恶狠狠地加上一句：“呸！鸡母未生蛋，鸡仔就吱吱呀叫。”
崔英杰问：“梁姨，他是哪个李书记？”
梁宝花说：“就是那个从大队上来不久的李剑辉呗。一上来就到处同我们过不去，连黎书记都被他顶了好几回。可听说他同金老头、那个部队下来的办公室主任王光华合作得可好呢。不是你唱我和就是我吹你拍。不知是县里那位大老爷看中他，可能是你姐夫吧？”
黄基隆又狠狠瞪了老婆一眼说：“就你多嘴，你什么都知道！这事与杨书记根本不相干，是县委那位许玉海副书记和地委一个什么部长来检查工作时看中他的。”
崔英杰马上接着说：“就是，就是。我常常听我姐骂许玉海，说他和我姐夫最合不来。”
梁宝花叫丈夫和崔英杰：“坐下，坐下，吃我们的，饮我们的，管他上面爱看中谁，你们的事情还没谈完呢。”
黄基隆一脚踏在椅子上说：“还坐下？你没听李剑辉说要马上下乡吗？”
梁宝花走过来一手搬开丈夫的脚，一手按丈夫的肩头说：“下乡，下乡，没有吃饭怎么下乡？台风又没有刮走李剑辉家里的神牌子，你急什么？”直到把丈夫按着坐到椅子上，她才走到自己的座位边坐下来。
三双筷子又在台面上飞舞，三只酒杯又对准了三个油肥的嘴唇。
梁宝花喝了一口酒，倾着身体焦急地问丈夫和崔英杰：“还是谈那件大事，那几万元就白白地被大水流走了？真的不能想办法捞回来？”
黄基隆和崔英杰都像没有听见，特别是黄基隆连理都不理她。他喝了半杯酒，夹了几口菜，吃了一阵才说：“英杰，那两个被抓的人知不知道你的底细？”
崔英杰撒谎说：“不知道。他们就知道我是新花公社的，连在那个大队都不知道。”
“嗯，那还算好办些。”黄基隆稍稍地把心放松一点，用筷子连续夹了几次油炸花生米送进口里，才说：“那些煤的本钱是要不回来了。现在是保住你自己要紧。我早就说了，弄不好不但连累我们，你姐姐和姐夫都要受牵连。你还是马上回岗位去，老实打它几天工。别人问你，你就说哪里也没去，这段时间是回县城你姐姐那里看病去了。”
崔英杰说：“还去岗尾？我不去。那个支部书记和其他人都很无赖。”他说着说着，差点哭出来。“那个破地方，一天吃不上一餐白米饭，一早到晚要扛锄头、担屎尿，我不去。”
黄基隆摇了摇头，大大地叹一口气，说：“那就这样吧，你找找成均叔，叫他找个地方让你先避一避，不要出来，更不要到不可靠的人家里作客，躲过这段时间再说。”他又喝完那半杯酒，用舌头舔一下嘴唇，夹了几粒花生米，“我要下乡去了，你自己一定要多加小心。大风雨要来了。我看，天下要大变了。就不知道变成个什么样……”
梁宝花听说崔英杰连本钱也捞不回来了，而且还怕有人来捉他，马上变得冷冷地说：“英杰，以后你可要多加小心，不要乱跑，我们家最好——最好也少来吧。”
崔英杰抬起那双失神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平时很亲热的“梁姨”，痛苦地说：“变了，真是‘世味年来薄似纱’啊！”他出了黄基隆的家门，跌跌撞撞地走下楼梯，像一只丧家之犬，消失在夜幕之中。
小镇上的铺门全都关了，公社的机关干部除了值班人员以外，都下乡去了。路灯似乎显得特别暗淡，小街道上空无一人。平日长得很茂盛的马尾松和菠萝树被时大时小、方向不定的阵风吹得乱摇乱摆，越来越大声地呜呜地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