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伟大工程推动伟大事业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也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根本保证。必须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偏离和动摇。”[3]《准则》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用制度的方式巩固下来并延续下去，深刻揭示了党的基本路线对于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与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的现实需求和指导意义。新形势新阶段，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要弄清基本路线的精神要义，摸清基本路线的来龙去脉，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毫不动摇地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从而真正做到立党强党、定国安邦、为民惠民。

一、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性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党的中心任务不仅是一个最根本的理论问题，也是最为基础的实践问题，是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中心任务确立得是否得当，关系到党的自身建设和党领导的事业能否顺利推进。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开篇就强调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且认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4]，到《准则》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根本保证”[5]。足以见得基本路线确立的党的中心任务对于全党乃至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就要站在全局高度、用战略眼光审视党的基本路线的精神要义，以及党的基本路线与党的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和人民的幸福线

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是兴国之要，因为它决定了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因为它考验着党员干部的立场、态度和价值选择；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因为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注入活力和动力，指引了社会发展的方向、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党的基本路线是人民的幸福线，使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有了道路遵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人民幸福奠定物质基础，四项基本原则为人民幸福提供政治保障，改革开放则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推动力量。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兴国之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6]当前，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7]的中国现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为党的建设注入新的内涵，不断为人民幸福生活提供物质源泉。

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在认真吸收从50年代后期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深刻教训，认真吸收前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认识发展阶段问题上逐步降低调门的深刻教训，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断定这一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认识上我们有这么清晰的认识，实践上我们也是这么坚定的执行。经历三十多年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国从欠发展时期进入到发展起来的以后时期，从把“蛋糕”做大到把“蛋糕”分好，从穷国到大国的飞跃性转变，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于当下，我们应该更加明确要实现从大国到强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梦想，必须牢牢扎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根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社会主义建设最重大、最基础的任务，坚持“三个没有变”的同时也要主动适应经济建设环境的新变化，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自觉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入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正确制定党的基本路线的前提、有效化解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前提，也是认清党和国家全部工作方向的前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化解和处理这一矛盾就是要发展，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升到国家意志、应用于国家政策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我们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解决各种社会难题必须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社会发展提供保障，为人民幸福增添经济实力。于当下，我们要依然清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正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前进，人民群众的需求也在多层次、多领域呈现出多方面的时代特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就必须从把握其需要的时代特点上下足功夫，了解民意、倾听民心、体察民情，更加注重物质生活保障之外的社会文化的发展，以经济建设带动文化繁荣、活跃文化市场、丰富文化生活。

2.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

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就是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立国之本。它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国家性质、政权归属和指导思想，是党和国家的政治优势，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保证。因此，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因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8]。

首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且只能在发展中坚持。以发展的眼光、用与时俱进的态度看待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要义，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优势和一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都得益于我们秉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科学地、辩证地看待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在新形势下从严治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如何坚持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这一系列的问题，并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内涵。如我们坚持了党的领导核心，又通过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党的群众基础，激发党的活力源泉，凝聚党的奋进意志。如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又不断充实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相继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并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确立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应用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实际。如我们确定以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我们既坚持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又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使其不断完善，不断寻找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这些在思想建设以及制度约束等方面的进步都得益于我们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要义，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四项基本原则的现实内容。

其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全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9]这足以见得党的领导在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习近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10]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也有能力、有基础、有条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成为党员干部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政治依据和思想遵循。无论是从反腐败斗争，“老虎”“苍蝇”一起打，“三严三实”主题教育活动，还是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的净化自我的过程中履行着从严治党的时代承诺，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过程中带领着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上越走越顺畅。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总能在关键时刻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自身优势，从应对五十年未遇的洪水、百年未遇的冰灾、造成几百万人受灾几万人死亡的地震、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到中国高铁成为走向世界的名片、“一带一路”的国家级顶层设计等，足以见证党领导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智慧。因此，坚持以党的领导为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既能够有效保证政治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又能保证决策的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执行力。

3.以改革开放为强国之路。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伟大革命”[11]，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12]，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13]。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中国因改革开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进步，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经济领域的改革到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从以解决温饱问题为重心到不断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以市场换技术、引进外资的低水平对外开放到以互利共赢、共谋发展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正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动全球开放合作的新格局，正如习近平在2017年初达沃斯论坛上的生动描述：“开着门，世界能够走进中国，中国也才能走向世界。”

首先，改革，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中国通过改革摆脱了之前的僵化体制的障碍，改变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方式，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新的部署，在坚持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理念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任务，确立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4]的总目标，明确准确、有序、协调推进改革的实践路径，着重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其次，开放，实现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紧密联系。开放使得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性加强、互动性增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为光明的发展前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入到更大范围、更深领域、更高层次上的国际间、区域间的经济技术资源的合作中去，在共享中发挥比较优势，在竞争中获得比较利益。而当前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对我国的对外开放的力度、水平、领域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既要维护国家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的核心利益，又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包容的姿态看待世界，担负起大国责任、树立起大国形象，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全球治理担负起应有的大国责任。

（二）党的中心任务是党的伟大工程的实践基础和动力源泉

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即党的中心任务来进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传统。三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这一传统得到了很好的发扬光大。正是把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高度地统一起来，才有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才有了党的自身建设中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显著成效。新形势下，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更要研究这基本路线与党的建设这两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及其在现实发展中的相互促进，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党的基本路线，在三十多年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和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开始的。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党的工作重心是搞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正因为党把自己的工作重心确定为搞阶级斗争，所以，党对自身建设目标的设定，就是一个领导阶级斗争的党。按照当时《党章》的规定，我们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够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样，党从思想教育、组织设置、作风培养等各方面，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发展到极致，甚至在党内也要搞出一个资产阶级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党开始根据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来进行自设建设。首先，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不断地与时俱进。从搞阶级斗争的思路，转向搞经济建设的思路，党的指导思想也在适应搞经济建设的要求，不断形成了新的内容。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解，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提出的一系列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性理论，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根据党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怎样建设党，怎样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要求，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中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成为逐梦道路上的思想指引。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成果，成为指导我们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思想体系，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内涵。

其次，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从领导方式来看，党逐步纠正过去包揽一切的一元化领导方式，从各种具体的经济管理、文化管理、社会管理中解脱出来，集中力量抓大事。根据企业、事业及各种社会组织的不同情况，实行厂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负责制等多种领导形式，在处理党政关系方面，也通过体制改革使党政在职能上有了更明确的分工。逐步克服过去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明确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的原则。从工作方法来看，党根据领导经济和社会建设的要求，断然纠正过去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坚持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使自己的工作方法向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方面转变，在全党继续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不断促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领导水平的科学化。

再次，党的建设内容更为丰富。搞经济建设和协调推进“五位一体”建设总布局，就需要研究探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发展的固有规律，就要严格按照规律办事。这就要求我们党在自身建设和自己的工作中，克服主观随意性，把制度建设提到更高的位置，贯穿于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因为，制度才具有长期性、全局性、稳定性和客观性。所以，制度建设就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另外，搞经济建设、发展市场经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经济活动中能否保持廉洁自律，成为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反腐倡廉，进行廉洁建设，也必然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和多元经济环境下，党的思想建设内涵更为充实，在社会组织形式和人们活动方式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党的组织建设情况更为复杂，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长期执政，党群关系成为作风建设中更为突出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党的建设在整体上内容更为丰富。

最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新战略。领导经济建设，推进整个社会发展，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从相对封闭转入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通过重新学习或进一步学习切实加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因此，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当务之急，成为党的建设的纲。同时，党的先进性是否能得到体现，也需要在党的实际工作中来衡量。所以，先进性作为一种党的建设的指导性理念，体现的就是党在领导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作为，这样一种先进性要求，和执政能力一样，也就成了贯穿于党的建设的一条主线。而党的十八大以来，面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现实任务，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党风廉洁建设、反腐败斗争以及党内政治生活中都呈现出新问题，这就需要推进内容无死角、领域全覆盖的全面从严治党。在思想建党方面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在制度建党方面，将以制度治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入新高度。

从党的建设这些年来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工作内容的变化，是党的自身建设创新发展的实践基础和动力源泉。

（三）党的伟大工程是推进党的中心任务的根本条件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工作内容变化，促进了党的自身建设的不断创新；党的自身建设的不断创新，又成为党的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没有党的自身建设的不断创新，党的工作思路、工作能力、党与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如果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和实践需要，那党所领导的事业就很难顺利发展。我们三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才有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国情的正确认识。我们所以要改革开放，就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要求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现行体制加以变化，使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并引进吸收外来先进技术和文化，从而推进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对国情的正确认识，是因为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此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因为我们背离了这样一条思想路线，才造成了我们对国情的错误判断，使社会主义在建设中走了弯路。我们今天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的起始点，不仅在于这次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也在于这次全会恢复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两点是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

其次，全党思想解放才有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我们过去是形成了一整套固定模式的，比如，社会主义就是单一的公有制，而且公有化程度越高越纯越好；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就是单一的按劳分配，而且越平均越好等等。如果不解放思想，把思想认识固定在这样一套模式上，那改革开放就不可想象。正是有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人们才敢于突破过去长时间形成的一些固定的认识模式，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给予社会主义以新的理解，并在这种新的认识指导下全面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的改革，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再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才有了依法治国和整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推进，有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的一系列新发展。从重人治向重法治转变，是中国三十多年来社会发生变革的一个明显走向。明确要求把党的一切活动规范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要求党的组织和干部带头遵法守法，依法执政，并制定像行政诉讼法等一系列具体法规，规范党的干部的行为，无疑是推进法制进程的重要原因。尽管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完善，但已经取得的成效恐怕是每一个公正地认识问题的人都认可的。另外，经济体制的变化、文化产业的兴起、社会组织的发展等等，也都与党领导经济、文化、社会的方式所发生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最后，党的执政能力的不断增强，才有了经济的发展和整个国力的增强，有了我们在应对各种风险中所获得的胜利。这些年来，我们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风险和挑战都一次次化险为夷。这一切，都证明了我们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而在这些的背后，则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领导中国经济连续多年取得高速增长，顺利实现三步走战略中前两步的发展目标，并充满信心地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奋斗，这本身就是能力的证明。党的自身建设的加强和创新，对于整个中国进步和发展所显示出来的作用和意义在未来的发展中还将得到进一步证明。

二、党的基本路线确立的历史经验

理清党的基本路线的历史轨迹，离不开我们对邓小平关于党的基本路线思想的系统梳理。党的基本路线作为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和政治交代，在当时风云变幻的国内外环境下，为解决国际国内复杂矛盾应运而生。邓小平以总揽全局的谋略和大刀阔斧的勇气作出将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大胆提拔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的干部，制定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并明确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为党的基本路线的确立和贯彻落实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思路借鉴。新时期新阶段，我们毫不动摇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就要沿着党的基本路线的历史轨迹体会其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珍惜其来之不易的宝贵经验，以党的基本路线为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和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而不断努力。

（一）党的基本路线的提出源于对国际国内环境的准确认知

党的基本路线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对我们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清晰认知的基础之上。国际方面，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给社会主义运动以沉重的打击，一时间诸如社会主义失败论、社会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等各种言论此起彼伏，加之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甚嚣尘上，使得国内思想界出现了一部分接受西方主张、试图将我国的改革引入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倾向。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复杂形势下，邓小平一方面坚信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前进道路上的挫折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15]。另一方面，针对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警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6]这就为整个社会修正错误、坚持真理、指明方向提供了思想指引和价值导向。国内方面，国家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却出现了以夸大毛泽东晚年错误来全面否定我党革命和建设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邓小平于1981年主持召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带领全党客观准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扫清了思想障碍，明确了思想指引。所以说，正是在把握当时国情和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一核心命题应运而生。

（二）党的基本路线源于对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准确定位

国情，就是国家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对国情准确把握，是我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前提。在总结30年建国经验时，邓小平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17]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邓小平首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在此后的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会又继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作出了相应的阐述。关于中国的现状，邓小平认为：“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18]《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这一问题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样一系列关于社会初级阶段的正确客观的认识，就有了党的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充分论述，明确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五个基本特征，确认：“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且这一发展阶段将延续至少100年的时间。

（三）党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奠定思想基础

党的基本路线形成阶段从1977年邓小平复出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的召开经历了十年的酝酿和发展时间。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为党的基本路线提供方针指引；党的十三大正式确立党的基本路线，从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首先，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初，“两个凡是”的思想依然流行于社会。而在理论上对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重新引发关于真理问题标准的大讨论是源于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文章得到了邓小平的明确赞同并迅速被全国各大主流媒体转载。这场关于真理问题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推动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于是，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强调：“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20]以这篇文章为契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式得以重新恢复。

（四）工作重心的转移为党的基本路线提供实践保障

思想路线的恢复催促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中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作出重新恢复“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抉择，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这就从政策上解决了党的基本路线最核心的问题。再次，改革和开放相继推进、多措并举，为党的基本路线确立赢得实践支撑。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从支持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以农村改革促进放权、让利、大中型企业承包等工商企业改革，再到之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了改革的多个方面的稳步推进、重点突破。中国的开放从经济特区开始，随着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的诞生，中国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坚定、中国开放的思路越来越开阔。最后，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并完整表述党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21]从而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

纵观党的基本路线形成的历史脉络，其形成过程倾注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智慧，体现了把控全局的战略眼光。从对国际国内环境的准确认知，到对所处历史阶段的准确定位，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到改革与开放多措并举，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工作中心的重大转移，到党的十三大的顺利召开并确定将党的基本路线写入历史、载入国路，足以见得党的基本路线的来之不易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足轻重的意义。

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协同推进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

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既是我们开展党内民主生活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如一的路线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将思想路线贯穿于全过程，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一切错误言行，既要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又要促进党的建设和伟大事业的互动，从而协同推进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顺利前进。

（一）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将思想路线贯穿于全过程

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是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的前提基础，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必须有党的思想路线的指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确立的根本原因在于重新恢复了党的基本路线，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源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因此，党的思想路线与党的基本路线始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准则》指出：“全党必须把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贯穿于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全过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反对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又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22]所以，我们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始终如一的将党的思想路线贯穿于治党治国的全过程，渗透于建设事业的各个方面。

首先，将党的思想路线贯穿于全过程，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解放思想就是我们要打破思想认识的障碍，用发展的、辩证的、联系的观点看待党的建设与党领导的伟大事业。邓小平说过：“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3]中国的新情况新问题在不同发展阶段都有新特点。那么，我们就要：“准确把握不同发展阶段的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24]而新情况新问题于当下，则是中国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起点，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就是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就是中国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25]这样的历史发展的新起点、新特点更加要求我们在深度解放思想的前提下具备新思维、采取新政策、适应新局面。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对于在中国如何认知马克思主义所做的简明深刻的概括。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了完整的表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6]毛泽东时期强调实事求是是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同脱离实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而当下，我们依然要将实事求是贯穿始终，是因为我们正面临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矛盾风险挑战多、形势环境变化快、改革发展任务重、治国理政考验大，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地看待国际国内环境和我们要解决的突出的矛盾问题，才能为赢得伟大斗争的胜利增添更多的筹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然要求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是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要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更新思想、改进方法、创新路径。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它要求我们以战略眼光、从全局角度、从长远利益出发审视自己与整个世界，作为一种实践行动，它要求我们在推进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的过程中有创新、有谋略、有担当。而求真务实更多地凸显了思想路线的价值追求，即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最终归宿和思想追求，通过改进党的作风、净化党内风气使党更好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通过追逐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让中华民族更有自信和勇气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其次，将党的思想路线贯穿于全过程，必须推进理论创新。《准则》强调：“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7]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保持着理论创新的优良传统和竞争优势，并且贯穿于党的九十多年的奋斗历程的始终。党和人民事业不停顿，首先在理论上不能停顿。理论上不停顿就要我们准确预测前进道路上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适时提出有效理论坦然应对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解读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让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始终有理可依，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始终有理可循。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也充分证明，我们正是用发展着的理论诠释中国、诠释世界。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发展、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正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如强调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四个意识，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保证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仅为全面从严治党指明了方向，而且为党员干部修身做人、谋事创业提供了重要遵循。这些创新的理论不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也推动了党的工程和党的事业向前发展。

（二）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一切错误言行《准则》明确指出：“全党必须坚决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对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对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2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也多次强调：“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29]旗帜鲜明就要有原则、有立场、有方向、有定力，在事关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建设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守底线、亮明立场、坚定方向、保持定力。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各种形式、打着各种旗号试图去扰乱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阻碍社会主义发展速度、模糊党员干部的思想意识、削弱社会大众的辨别能力的煽动性言论时常在网上及网下传播。所以，我们要保证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开展，保证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顺利推进，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错误言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既要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又要坚决反对错误的言行。

首先，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总体来说就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党性立场和人民立场。但这三种立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最终统一于人民群众的立场。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立足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和最终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党性立场是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立场，是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所以说，三种立场归根结底就是人民群众的立场。习近平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就明确：“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30]那么，我们要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就是要坚定人民群众的正确立场，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的价值追求。这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始终如一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诠释了我们党始终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政治本色。

坚持人民群众的立场就要走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立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党性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是我们坚持群众立场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是指引党的建设和推进伟大事业的重要法宝。所以，走群众路线就要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那么，我们就要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创造者和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使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了解民意、集中民智、体察民情，在回应群众呼声和解决群众困难的这种问题导向的指引下制定、执行我们的决策，让党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让党的代表更多地体现群众意愿，让党的建设在获得更大的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的基础上风清气正，让伟大事业在团结和带领更广大群众的基础上奋力前进。

其次，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错误言行就要我们明辨是非、澄清谬误、捍卫真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31]那么，我们旗帜鲜明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党的基本路线，就需要廓清其他意识形态及错误言论的干扰，认清其本质及背后的利益关系，提高对各种意识形态及错误言论的辨别能力，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能力和为中国共产党辩护、为党的基本路线辩护的能力。第一，廓清普世价值及各种社会思潮的真相。我国学术界关于普世价值及各种社会思潮之争的实质是关于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什么性质发展方向的问题。那些追求普世价值、力图通过改革走西方道路的人，通过抹杀道路之争的实际意义，鼓吹将现代化过程描述为不争道路、不辩主义的普世过程，其实质是将中国道路逐渐“西化”，将中国逐渐“西化”。我们要明白关于主义之争的实质是用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普遍性”理念来抹杀社会主义的“特殊性”选择，用资本主义所谓的共性来吞没社会主义的个性。殊不知不同国家关于道路、制度、发展模式的选择其实是在性质上的区别，而非特殊性与普遍性、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区别。于当今世界，普世价值是站不住脚的，照搬照抄别国模式也是不靠谱的，各国只有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合适的制度、合适的发展模式、合适的发展道路。这就需要广大党员及党员干部首先自己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头脑清醒，不被普世价值及各种社会思潮所干扰，又要带头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做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传播者，做各种错误言论的批判者。第二，坚持问题导向，避免无用之争。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要具备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我们要具备问题导向就要以正在做的事情、需要做的事情为中心导向，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应用辩证思维，避免陷入对普世价值及各种社会思潮等毫无意义的争论之中，将人们的关注点引入到解决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中来，用问题导向破解主义之争，用辩证思维引导人们科学认识当下中国的国情和面临的实际问题，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凝聚社会共识、避免无用之争。而事实证明，我们发展中取得的各项成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获得的飞跃发展正是用毫无争议的实事对一切错误言论的最强有力的回应。我们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回应了质疑社会主义不能发展市场经济的错误言论；我们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态度狠抓党的作风问题，惩治和反腐败绝不心慈手软，事实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效，而中国共产党以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忧患感，坚定了全体中国人民跟党走的信心和意志。

（三）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准则》提出：“考察识别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首先看是否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32]同时明确考察识别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衡量标准，划定了为政为官的政治红线，即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否态度暧昧，是否能保持政治定力，能否做到政治信仰不变色、政治立场不动摇、政治方向不偏移。这就为新时期我们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明确的政治标准和严格的政治规则。

首先，贯彻基本路线，抓好“关键少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作出样子，下面就会跟着来，照着做。”[33]这就说明领导干部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重要性，它会形成上行下效的示范引领作用。引领方向正确，可以形成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能在整个党员队伍营造出良好的政治风气；引领方向错误，不仅影响领导干部自己的政治仕途，带坏一部分甚至整个党员队伍，更会损害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长此以往，甚至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是每一位共产党员都要担负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而党的高级干部作为党员队伍中的“关键少数”，更应当以精准的角色定位、自觉的政治觉悟严格要求自己，带头严以自律、正以修身。《准则》明确高级干部是抓好党内政治生活的重点，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这就给新时期的党的高级干部的民主政治生活提出了更严的要求和更高的标准，既有利于领导干部对照高标准高规范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时刻警醒自己并及时予以改正，又有利于为广大共产党员树立起实实在在的榜样，用榜样的力量和人格的魅力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其次，面对大是大非，保持政治定力。政治定力是共产党员通过政治修养而达到的政治境界。当下共产党员的政治定力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定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定力、群众路线贯彻实行的定力、拒腐防变的定力、应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定力等。它不仅考验着共产党员是否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水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追求，也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前提和基础，是对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为官从政修身立德的基本要求。

大是大非问题是考验党员干部政治定力的试金石。从大是大非问题的内容来看，它涉及党和国家根本方向、根本利益、根本性质和基本道路等的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等。从大是大非问题的重要程度来看，它关乎党和国家性质、国家命运和发展前途，关乎党代表的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方向性的影响力。所以说，我们要求党员干部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经得起考验、抵得住诱惑、明得了是非，对于纯洁党员干部队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那么，面对大是大非问题，保持党员干部的政治定力和不变的政治本色，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增强政治修养，提高政治定力：第一，重视理论学习，增强政治定力。理论学习学什么，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这是领导干部开展工作要做的基本准备，也是很重要的政治素养。”[34]学习“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识，领导干部要结合工作需要来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35]“各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36]“领导干部还应该了解一些文学知识，通过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陶冶情操，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37]“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38]当然，这里的学习不仅是在专业知识技能、工作技能等方面有特长、有优势，更要求以开阔的理论视野、多个学科的知识架构和高尚的道德水准严格要求自己，要做到既通古博今，又灵活运用，既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又要将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以积累实践经验，这样才能做好政治生活的标杆，做好实际工作的决策，从而主动适应新环境、新变化、新未来。

第二，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关于党性修养，刘少奇早在1939年7月延安马列学院做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公开演讲中就具体而明确地谈到这一问题。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延安时期共产党员表现出的五种错误的思想意识，分析了加强党性修养的必要性，以及党性教育的重要途径，对净化党内思想风气、祛除歪风邪气起到了重大作用。新时期新阶段，我们更应当站在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忧患立场审视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对治党治国的重要性，习近平同志强调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的核心是坚定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要加强党性锻炼就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这就给我们明辨大是大非、高度统一思想指明了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是要求党员干部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为指导，以崇高的理想信念为指引，在坚定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中锤炼党性、坚守“初心”。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就要以人民的立场作为衡量是非曲直、作出科学决策的依据，坚持走群众路线，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就要求党员干部正确看待所从事的事业和所承担的责任，无论是处于事业的顺境或者陷入事业的逆境，都要客观面对、坦然接受，以不折不挠的勇气和克服挫折的信心不断将事业推向新的起点。

当然，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还不够，还要把正确的思想观点、价值理念应用到实实在在的工作和生活中去，在实干兴邦中锤炼政治定力、考验政治定力、增强政治定力。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将思想学习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抓住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思维为导向，以在实际工作中取得实效为衡量标准，真真正正将满腔的奋斗精神、丰富的知识储备、顽强的奋斗意志投入到实际工作中去。要扑下身子“摸民情”，深入群众“接地气”，将群众利益与工作业绩挂钩，将百姓难点与工作重点相联系。要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地解答党和国家的最新文件政策方针，做到不曲解、不误读、不生涩。要有责任担当和危机意识，对于危害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危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违反党的基本路线的各种言行及时予以制止，敢于发声、善于发声、及时发声。真正做到有责任、有担当、有底线、有智慧。

（四）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促进党的工作与党的建设的互动

回顾三十多年来党的工作发展变化对党的建设创新的促进作用，党的建设创新对推进党的工作的保障作用，可以使我们从中受到很多深刻的启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更应当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在党的工作变化与党的建设互动的过程中，继续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以高标准和严要求管好党内民主生活，严格党内民主生活，从而推动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向前发展。

我们要按照“四个全面”的要求、“五位一体”的建设总布局，进一步推进经济建设和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就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和整个社会科学发展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根据历史经验，要实现科学发展、全面从严治党，就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加强思想建设，使广大党员干部深入领会和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理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建设，使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党的基层组织能够在领导组织广大党员和群众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使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在带领群众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更好地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加强作风建设，进一步克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使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各级领导部门在推进发展中更好地依靠群众，并使发展成果真正为人民群众所享用；加强制度建设，消除和减少影响科学发展的制度因素，使我们的各项制度，如干部提拔、任用、考核、罢免等制度能够真正在现实发展中起到有力的导向作用和规范作用；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逐步减少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从整体上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创造更好的政治环境和提供更好的组织保障。

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要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把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获得的实际利益以及对发展结果的满意度，作为主要的衡量指标。我们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我们加强党的建设，不是为了加强而加强，党的命运、党的发展状况是同国家民族命运、同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状况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指出，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作为我们工作的检验标准，同样，这也应该是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是否有成效的检验标准。基于这一点，我们就要根据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根据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来改进党的自身建设，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改进党的干部制度和党内民主制度，提高党的决策水平和执政水平，使党在整体上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各项领导工作。

把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党的工作成为党的建设在实践中发展的载体，党的建设成为党的工作在实践中发展的保证。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党的建设只有融入到党所领导的各项实际工作中去，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才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源泉。那种脱离党的工作实际来讲党的建设的理论是空头理论，脱离党的实际工作的所谓党的建设实践是没有目标的实践。同样，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只有和党的自身建设统一起来，才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得到可靠的保证。那种忽视或轻视党的建设，以为离开党的建设也能够取得工作上很大成就的想法和做法，是完全脱离中国现实国情的、政治上幼稚的行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