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关山月传略
第一章 灾难之年
关山月原名关泽霈，乳名应新，字子云。后来恩师高剑父给他改名为关山月。1912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十六日），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县埠场镇那蓬乡果园村，时值辛亥革命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关籍农是乡村小学教师，为儿子起了个适时的乳名“应新”。
关山月的祖父关鹤俦，是清朝拔贡，家里有十多亩田产，还有一个带花园的小书斋，园内种有梅、兰、竹和荔枝等果树。园门口挂着一副竹刻的对联：“为室困树，补层牵萝”。果园村18户都是贫困人家，关山月出生时，家道也日渐衰败，只剩下几亩薄田。全家人靠父亲教书维持生活。
关山月母亲娘家在阳江县织
山区的一个小山村，6岁就被父母卖给人家做婢女，十多年后，好心的关籍农把她讨回来做小老婆。母亲苦难的经历，在关山月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烙印，并萌生了“一定要学好本领，为母亲争口气”的思想。
关山月6岁开始在家乡的“九乡私塾”读了两年书，九乡私塾于1922年改名关村小学，1924年父亲关籍农曾任过校长。
关山月1983年在《我与国画》一文中回忆道：“我从童年开始就喜爱涂鸦。”“我喜欢边玩边画，拾起碎瓦片，捡来木炭柴就在晒谷场地上画起来。”他每年最盼的是过年，因为可以用邻居家门前贴的春联红纸浸水，做成画画用的红颜料。
虽然父亲反对关山月学画，但只字不识的母亲却偷偷支持他学画，从山上摘来黄栀子，给他做黄颜料。有时，母亲上山砍柴去卖，换回一点钱便买回一两刀竹纸，给儿子画画。
关山月在父亲任教的阳西溪头中心小学读一、二年级，校园里的几十棵白梅，都是父子俩亲手接枝培植的。能吟诗作对、善画梅兰竹菊的父亲经常带着关山月，陪同老师、友人赏梅，有时还摘一小枝梅花给关山月玩，但他却把花带回家，关着房门偷偷描画至深夜。因此，幼年的关山月就与梅结下不解之缘。父亲还常帮人画扇面、帐眉，这也成了他学画的一个好机会。
父亲还规定他每天做完功课后，还要背读唐诗或对上对联才准去玩，但他常常没有去玩，而是躲在房间里，埋头学画。20世纪20年代，大人的香烟盒里的美术片、中秋月饼盒上印的嫦娥美女图和农村家门口贴的门神画，都是关山月的画谱。
关山月第一次在学校里见到彩色的中国分省地图时，就花了很长时间把它临摹下来，没钱买颜料，就想办法自制，把水瓜叶扭出的汁做绿色颜料用，把山上采来的黄栀子制成黄色颜料，把瓦片磨成粉末替代褐色颜料，用对联纸来泡水，又有了红色，一幅彩色的地图就这样被他完成了。
关山月6岁那年清明节，跟着家人去扫墓。回来时，村边小河正值涨潮，因河上没有桥，矮小的关山月走下河去，不料两脚一陷就沉下去了。幸亏当时有人下去把他捞起来，这才没有被淹死。后来父亲出资在河上架了一座石板桥，为村里做了一件好事。但关山月再也不敢去河里玩耍了，而他没有学会游泳却成了他心中一件憾事。
10岁时，关山月跟着父亲转去阳西的织小学（现在的奋兴中学）就读三、四年级。一次和同学一起在书贩那里买了本《芥子园画谱》，回家后临摹画谱上的画贴在墙上自我欣赏，这就是他在小学里最难忘的一件事。
后来，父亲失业了，为儿子申请了公尝资助的学费，让关山月到离家十多里路的平岗圩平岗小学读五、六年级，住在祖父家里。假期，他就回家做帮工，还跟堂叔和哥哥学会了画炭相，乡亲们见关山月画得好就送来画具，请他按旧照片放大画祖先像。父亲也开始让他帮忙画扇面。看到儿子画的梅花时说：“不像小孩子画的。”这就是当时父亲对儿子最大的鼓舞。
关山月小学毕业后考进阳江县立师范学校读免费的初中，因没钱在学校寄宿搭食，只好住在用“公尝”盖的关屋公馆里。每逢周六晚上，他就回家挑柴米出来，交一点菜金，自己煮饭吃。有一次没钱交菜金，只好把家里的铜锣拿去当，才解决了伙食费。
1930年夏天，关山月初级师范毕业后，同时考上了三所学校，他高兴地将三张录取通知书交给父亲，父亲说：“就读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吧！”关山月明白，读师范是免费的，而他心仪的美术学校每学期的学费就要几十元，失业的父亲是不可能支付得起这昂贵的学费的。另一个是警官学校，他更不喜欢。揣着一肚子苦闷的关山月，也只好“儿从父命”了。
关山月虽然读不了美术学校，但是广州城里的许多裱画店却成了他免费的“美术学堂”。他第一次看到高剑父老师的画，就是在西湖路的裱画铺的墙上，画的是一幅气势逼人的苍鹰兀立在巨石上，让他产生了一种“拜高剑父老师为师学画”的念头。而后他还从报纸上得知，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曾是辛亥革命早期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成员，他们提出中国画要反映生活，表现新时代，提倡“新国画运动”。高剑父在谈到他的新国画观时说：“我的艺术思想手段，不是要打倒古人，推翻古人，消灭古人。是想取古人之长，舍古人之短，所谓师学舍短，弃其不合现代的、不合理的东西。是以历史的遗传与世界现代学术合一之研究，更吸取各国古今绘画的特长，作为自己的营养，使成为自己的血肉，造成我国现代绘画的新生命。”“要创造新兴的中国画，时代的中国画，革命的中国画。”在这时期，关山月吸收了很多艺术革新的新思想。
关山月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就读时，始终不改对画画的热爱。二年级时，他画了一幅人物画《抗日将领马占山》和几幅花鸟写生画参加学校校庆画展。他还利用假期回家乡阳江，以“子云”为笔名举办了个人画展，有宣传抗日题材的作品和花鸟写生画。他还用一块大白布画了一幅抗战宣传画《来一个杀一个》，横挂在当时阳江城最热闹的南恩路上。1933年，学校安排他们毕业前到江浙一带考察教育。关山月在苏州虎丘山写生时，有一对外国夫妇要买他的画，关山月却说：“如果你们喜欢，就送给你们。”外国夫妇连声道谢。就这样，签有关山月名字的画作，第一次走出国门了。
转眼间，关山月已临近毕业了，但此时家中却接连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在短短的半年内，自己的亲生母亲、幼妹和大母相继离开人世。为了办这几宗丧事，父亲把仅剩的三亩多田产押给了邻村的地主。于是，本来关山月毕业后可以升上襄勤大学的希望，也不能实现了。关山月只好到广州市第九十三小学做教员。
不久，又一个噩耗传来了，父亲也去世了。大家想来想去，唯一的出路只有“走为上计”。他们把年迈的外祖母送回织山区马尾村，住回她那用茅草盖顶的家；把只有五岁的最小的八弟送到已出嫁的琼妹家，帮忙放牛；把五弟、六弟送进广州市芳村孤儿院，而六岁的七弟由关山月带在身边。在灾难之年，一个书香世家就这样支离破碎了。
处理完家事后，关山月回到广州市第九十三小学上班，学校安排他教语文课并担任四年级的班主任。
1935年9月2日，关山月和贫困学生李淑真结为夫妻。有了贤内助，温馨的家改变了关山月的生活，使他能更专心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他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书法和篆刻。校长卢燮坤和甲午海战民族英雄邓世昌的儿子邓文正，都是书法篆刻家，他们三人经常在邓家研读古人的碑帖、印谱，关山月也是在这里学会刻图章的。卢、邓是关山月的良师益友，邓家大院就是关山月的第二学堂，开始影响着他以后的艺术道路。
1933年春睡画院迁往广州朱紫街，1935年高剑父老师除了主持春睡画院外，也开始兼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美术专业夜班教授，1936年还兼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美术科教授。关山月打听到高老师每周有两个晚上到中山大学讲学，但规定是中大学籍的学生才能报名听课，于是他用友人的听课证冒名顶替。每次上课的晚上，他总是提早从珠江南岸这边赶到珠江北岸那边的文明路，从不缺课。就是在这里，关山月与高剑父结成了师徒之缘。
关山月在《重睹丹青忆我师》一文中写道：“当他了解我是一个穷教师，未曾受过专门的绘画训练，想学画又交不起学费时，他却非常高兴，主动准我免费，叫我到他主办的春睡画院学画。这个颇有戏剧性的情节，别人看了可能以为不过是件小事，然而却影响了我的一生。”关山月终于正式成为高剑父的学生，高老师还给他改名，由关泽霈改为关山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第九十三小学停办了，关山月失业了，妻子到顺德勒流荣村小学做代课老师，并改名李小平。
高老师很同情关山月这个有才华的学生，决定让他搬到春睡画院，住、吃、学杂费用全部由老师承担。高老师还现身说法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为了学画，十四岁起跟居廉老师当书童，给他烹茶、扫地、倒痰盂，什么都做。为了学习和研究传统绘画，我求同学伍懿庄借他家珍藏的古字画来临摹，甘心向他下跪拜师。”
学生们知道老师是辛亥革命的功臣。高剑父1906年在日本留学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09年该会派他回广州设立同盟会广州分机关，他做了八年主盟人，参加了黄花岗起义，任广东海陆军团协会干事。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有人荐举他为广东都督，高剑父声明自愿放弃，解甲从艺。如果没有牺牲精神，哪有今天的艺术成就？
关山月感谢老师的教导和资助，并搬进春睡画院专心学习。高老师教他作画要“大胆落笔，细心收拾”，告诉他创作要讲求“笔墨当随时代”。关山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高师常常对我们说：‘你们学我的画可不要完全像我，要创新，要超过我——出于蓝胜于蓝。’正因为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同学之间的画风格没有一个相同的。”高老师的理论和实践，影响着学生的艺术创作道路，通过“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实践，使关山月看到了岭南画派提倡的新国画的精髓。
日寇侵华后的春睡画院无法正常上课，高老师就带学生们到乡村间写生。他们到四会县农村写生，这时期关山月创作了国画《南瓜》联屏。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沦陷的消息传到四会后，高老师立即赶回广州处理相关事务，而关山月和司徒奇、何磊三师兄弟只好跟着难民们一起逃跑，来到了开平司徒奇家。
关山月留在司徒家住了七天，便立意要千里寻师，继续求学。得知老师现身处澳门，关山月经历了40多天的逃难生活后，乘船去澳门。
因为广州不能办学了，高剑父就将春睡画院搬到澳门普济禅院上课，老师见到学生到来，非常高兴。为了表达彼此间的真情，一起学习的师兄弟：关山月、李抚虹、司徒奇、罗竹坪、何磊，在这里结为异姓兄弟。
高老师还亲自和普济禅院的住持济航大师商量，安排关山月住在妙香堂的东厢，但济航大师知道这个穷学生是交不起伙食费的，不准他在寺院搭食。关山月确实是无钱搭食，只能每天买一个面包充饥，这样挨了十多天。尽管生活艰苦，但他仍白天去澳门筷子基和普济禅院后山山脚的海边写生，画渔民和渔家的生活情景，晚上回来就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老住持的大徒弟慧因大和尚很同情关山月没饭吃，拿了一包米和十只咸鸭蛋，送进妙香堂东厢的房间，叫他自己煮食。关山月感激不已，此后慧因就常带着自己的画作来让关山月指点。关山月还为慧因的画题跋，并送了不少字画、对联给他。两人互相交流绘画和佛学，成为知心朋友。
关山月坚持白天去写生，大多是去澳门的黑环海湾画那些渔家妇女和穷孩子。那里的渔民和孩子都叫他做“契爷”（干爹），有时还送米汤和熟番薯给他充饥。这段时间他为创作抗战画积累了很多素材。
高剑父也破例把自己珍藏的古字画借给关山月临摹，使他学到了很多传统技法。另外，关山月还多次乞求同学李抚虹借出在日本留学时带回的《百鸟图》，准许他在短短的15个晚上全部临摹完成，这使关山月得益不浅。
高老师除了在绘画技法上给予关山月教导外，还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启发关山月：“眼光要放大一些，如民间疾苦、难童、劳工、农作、人民生活，那啼饥号寒，求死不得的，或终岁劳苦不得一饱的状况，正是我们的好资料。”“尤其是在抗战的大时代当中，抗战画的题材，实为当前最重要的一环，应该由这里着眼，多画一点。”
在禅院里，慧因曾劝关山月“抛弃功名，皈依我佛”。他说：“如果你愿意出家，西环有个妈阁庙也是我们管的，给你做个住持，不愁无饭吃啦。”关山月答道：“我学画不是为了功名，如今国难当头，我不能逃避现实，我们要积极抗战。而且我是有老婆的，失散是暂时的，我不能出家。”慧因连声说：“阿弥陀佛……”于是1939年的关山月，刻了一枚闲章“关山月皈依记”，他的原意是皈依艺术，高老师还为关山月书写“积建为雄”以示鼓励。
两个月后，关山月去洁芳女子中学兼教图画课，每月只有3元钱的课酬。后来，慧因和尚把连声海、朱锵、谭适等，也包括自己在内，组成一个绘画学习班，由关山月在普济禅院的灵香堂授课。这样，关山月就可以自食其力了。
因为亲身经历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和劳苦大众的深重苦难，具有民族责任感的关山月利用自己手中的画笔，创作了一大批抗战题材的中国画。
在普济禅院的妙香堂里，关山月把两张八仙桌拼在一起，连续十天十夜，创作出由六张六尺宣纸拼成的六联屏《从城市撤退》，他在画上题了一个长跋：“民国二十七年十月廿一日广州陷于倭寇，余从绥江出走时，历四十天，步行近千里，始由广州湾抵港，辗转来澳。当时途中避寇之苦，凡所遇所见所闻所感，无不悲惨绝伦，能侥幸逃亡者似为大幸，但身世飘零，都无归宿，不知何去何从！且其中有老者幼者残疾者怀妊者，狼狈情形不言而喻。幸广东无大严寒，天气尚佳，不致如北方之冰天雪地，若为北方难者，其苦况不可言状。余不敏，愧乏燕许大手笔，举倭寇之祸笔亡书，以昭示来兹，毋忘国耻！聊以斯画纪其事，惟恐表现手腕不足，贻笑大雅耳！二十八年岁阑于古澳山月并识。”
1939年，关山月还创作了《游击队之家》《渔民之劫》《三灶岛外所见》《拾薪》等反映澳门当地平民的作品。
1940年他创作了《中山难民》，画题记上写着：“民国廿九年二月十日中山县陷敌，民众逃难来澳，狼狈情形惨不忍睹，此图为当日速写所得。”这幅画表现了孙中山故乡落入敌人之手后，乡亲们逃难的惨状。画面真实地再现了断壁颓垣、简陋的草棚，以及拖儿带女流离异乡的人群。画中人物40多人，用笔练达简洁。
还有《铁蹄下的孤寡》《侵略者的下场》和《渔娃》等作品，这些记录着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的抗战画，得到社会的认可。1939年他的四幅作品《渔民之劫》《三灶岛外所见》《南瓜》《渔娃》入选并参加了苏联主办的“中国艺术展览”，很受观众的喜爱。
关山月参加了1939年6月的“春睡画院留澳同人画展”, 《东望洋灯影》《千家香梦的大三巴》等作品义卖，所筹款项用来赈济灾民。
1940年1月，关山月在澳门创作的一批抗战画和部分山水花鸟作品100多幅，在澳门复旦中学展出。
1940年1月30日《澳门时报》云：
名画家关山月氏，假白马行复旦中学举行之个人展览会原定由一月二十七日起至昨二十九日止，为最后一天。数日来莅场观众络绎不绝，每日平均二千余人。昨有名流王铎声、王祺等，由港赶程会鉴赏者，有名漫画家叶浅予、张光宇诸氏，对关氏《水乡一角》《防虞》《修桅》《渔市之晨》《流血逃亡图》《老鞋匠》《游击队之家》称赏不已，惟均以该会展览日期太短，未能使渴慕关氏各界人士，有鉴赏机会，故将闭幕日期展至卅一日始行闭幕，并延长参观时间，由每日正午十二时起，至下午九时止云。
当时在香港负责编《今日中国》画报的叶浅予和在《星岛日报》做编辑的张光宇，专程从香港来澳门参观了关山月的画展。他们看后觉得很有抗战的宣传作用，决定邀请关山月把展览移到香港展出，费用他们全包。
4月5日至7日在香港的展出，由于叶浅予、张光宇的宣传、推荐，引起了当地新闻界、文化界的重视，《今日中国》画报上刊登了关山月的4幅作品，《大公报》和《星岛日报》还分别出了关山月《抗战画展专刊》；在香港的著名文化人端木蕻良、徐迟、叶灵凤、黄绳、任真汉等在报上发表了评价文章，说关山月是“岭南画界升起的新星”，抗战题材的画“逼真而概括”, “真实地描绘了劳苦大众在日寇铁蹄踏下的非人生活”, “有力地控诉了日寇的野蛮行为”, “能激起同胞们的抗战热忱”。“抗战画展”竟然轰动了港澳。展览结束时，关山月卖了一些山水花鸟画，还清了场地费用和裱画钱。28岁的穷画家决心继续努力前进。
叶浅予先生曾在文章回忆说：“关山月用中国画的形式画出了抗战的现实生活，这对中国画来说的确是一个大胆的突破。当年画展中有几幅作品至今记忆犹新。有一幅《渔民之劫》，画的是日本飞机在低空盘旋，扔出了雨点般的炸弹，海边的渔船被炸得狼藉不堪，桅墙沉在水里，木板漂在海上……这幅巨画画出了日军暴行，也画出了画家和人民群众同仇敌忾的义愤，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关山月澳港个人画展结束后，打算到抗日前线，用自己的画笔直接为抗战服务。
关山月很感激高老师在澳门两年来对他的教导，所以临离开澳门时，再次请教老师，高剑父以两句杜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作为临别赠言，勉励关山月不要为追名逐利而丢掉绘画本行。
关山月从澳门到达香港后，足足用了半个月时间，由水路冒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了龙川县的老隆镇，又步行了将近一个月，才抵达战时的广东临时省会韶关。
关山月在韶关结识了新画友黎冰鸿、胡善馀等，并托他们去好几个战地服务团体联系实地写生，但各团体都说不需要他这样的画画人。关山月的心凉了半截，但他很快就下定决心在韶关举办个人抗战画展，希望通过展览让社会了解他，争取找到服务战地工作的岗位。著名诗人阮退之专程来观展，关山月感激地陪他参观。看完展览，阮退之题了一首诗赠关山月：“高仑弟子关山月，海外归来乃见之。一水阳江才百里，有君为画我为诗。”第二天这首诗就在韶关的报刊登出，为关山月的画展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
但在画展开幕后第三天，日寇飞机轰炸韶关，一颗炸弹正好落在展场旁边，展场一角被炸崩塌了。展览无法继续下去了，关山月觉得他的计划和希望也都随之被炸毁了。
第四天，关山月去省府拜访阮退之。他说，他没有机会去抗战前线作画，就想沿着西南、西北的路线，去写写人民的生活，画画祖国的名山大川，沿途再举办他的个人抗战画展，但他目前经济很困难，希望阮先生能帮他指条路。阮退之答复关山月：“省府是有资助艺术创作的经费，但李主席不了解你。你回去拿一张画来，我送给李主席，看他怎么表示啦。”为了偿还场租、宿费和筹备以后的路费，关山月挑选了一幅大画《还我自由》送给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这幅画画的是一只被捆绑的白孔雀，挣脱了绳子，正展翅飞翔。果然，李汉魂收到画后很高兴，立即派人给关山月送来一笔稿费。
关山月还清了债务，又留备了上路的盘缠，阮退之还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到了广西，就去桂林找阮退之的知交李焰生先生。
关山月在韶关打听到妻子李小平在此集训，夫妻二人得以异乡团聚。他动员妻子把工作辞掉，随他去西南、西北“行万里路”。妻子的照顾和陪伴，对他以后所要走的路给予了坚定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