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潜心静气做采编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在转折的关头。马镇坤转入南方日报社后，迎接他的大道并非平坦，而是荆棘丛生。“文革”期间从事新闻工作，很容易翻船。他一路小心翼翼前行，凭着良心精心写稿、编稿。

1968年9月，广东三大报合并后的《南方日报》，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军管”的。那时候的记者、编辑相对比较年轻，以见报率为荣，以编发稿件受到中央报刊转载为荣，发了稿子就很受鼓舞。那时就是紧跟形势跑，拼命写，拼命编。

一

1969年5月，马镇坤就被任命为报社第三采编组的副组长。主要是负责理论和文艺方面的报道。他说，这个部门的名称不断在变，有时叫组，有时叫部。职务的名称也在变，有时叫副组长，有时叫副主编，有时叫副主任，但其实工作任务都一样。

为了办好理论版，为了给一版提供优质稿件，马镇坤抓蓝色钢笔，但更多的是抓红色毛笔，为通讯员、记者改稿，把不能见报的稿子改成能见报的稿子，把一般的稿子改成优质的稿子，这也就是部门小头头的职责所在。

虽然如此，马镇坤到《南方日报》的头八年，写了不少稿，编了不少稿，也有被中央报刊转载的，但由于当时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许多稿子是不可取的。

回忆起那段时期的新闻经历，马镇坤颇为感慨：当时的新闻，政治色彩很浓，基本上少有民生新闻、社会新闻，大部分是宣传式新闻。现在回头看来，那个时期写的百分之八十的东西都应该付之一炬。

但是，马镇坤也写过一些批判极“左”思潮的稿子。如《水楼大队是怎样批判假共产主义的》（《南方日报》1972年11月17日）、《阳江闸坡公社落实政策纪实》（《南方日报》1972年11月26日）等。这些稿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算是比较好的，为百姓说话，曾引起社会上的关注。

“文革”时期，“能够写出这样的稿，非常不易”，马镇坤说。水楼大队批判假共产主义的稿，采访很细，用了几天时间，下到村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几位农民讲话特别认真，也很动人，报道中的灵感、话语，几乎全是来源于他们。他一边采访一边构思，写了一个夜晚。这次从采写到见报还算顺利。

那时，写省里领导的会议消息或评论，颇费周折。稿子排字后，必须刷出很多份小样，分别送给报社领导、省里的领导审查，有的还要送给有关采访当事方审阅。

马镇坤说，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稿子还没有送出，麻烦就来了。排字车间按部就班，只能自己动手。排字车间，占的是以前广东工学院的礼堂。高大，宽敞，光线好。记者到排字车间打小样，这是经常的事。记者、编辑和排字师傅关系都很好。

送审稿如期分送出去，许多双眼睛，盯着同一份小样，可以看出许多个侧面。再说，“人人都是批判家”，不同意见，自不待说，这可苦了送审人。稿子通过了，大家高兴；通不过，则还要重新写。

二

在《南方日报》工作不久，有一件事，马镇坤至今记忆犹新，也让他对新闻操作更为谨慎。

1971年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这恐怕是马镇坤踏入报社大门以来最紧张的一晚。

马镇坤拿着已经给主管领导看好的理论版大样送给当班值委，让他们签付型。“不好意思，这个大样还得送给报社主要领导看一看。”夜班室显得有点紧张。马镇坤听后颇为惊讶，只好按值班领导意见，送有关领导看看，并等着。

不久，时任《南方日报》革委会副主任的陈越平把大样送回给马镇坤，并删去一些字，还说：“从明天开始，处理稿子要特别认真。”

另据其他领导传出，暂不许外出采访的记者、编辑坐飞机、轮船。供记者、编辑采访用的汽车、摩托车，不准开出市区。马镇坤等听后很愕然，但没有问为什么，只是互相对视了一眼。

接着，马镇坤把陈越平看过的理论版大样细看，发现把涉及林彪的内容删掉了。他自言自语地说一句：“以后看版要更小心些。”那天晚上，夜班室的灯，通宵达旦。

不久，有同志放出小道消息：“出事了。”但他不肯说出什么事。又有一位同志不知从哪儿知道“林彪完蛋了”。但他只说结果，不说过程。其实，这时离林彪事件发生已有近半个月了。

三

有领导把关，理论部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上级看到他们很遵守纪律，又较能干，因此常常把时间紧迫的任务，交给他们去完成。例如，《人民日报》向广东约稿，要写一篇关于把“缺口”变“满口”的经济方面文章，省委抽调马镇坤和党校一位教研室主任去写，由马镇坤执笔。他很快便完成任务，文章发表在1970年6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他曾多次担负省委常委会举行的学习会的报道工作。这种报道，往往是当天晚上活动，当天晚上写稿，第二天见报，每一次他都能按照要求完成任务。

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四人帮”对新闻舆论采取了严密的控制，办报纸从制订报道计划到版面安排，都得特别用心，不能给人抓住把柄。经验和教训使他懂得，要使自己的作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就必须尊重客观实际，善于独立思考。

这期间，马镇坤受老领导陈越平的影响很大。1969年9月至1972年12月，陈越平任南方日报社革委会副主任、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这位领导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在报社饭堂吃饭，自己带着碗筷，和其他干部一样到厨房窗口排队买饭菜。他边吃饭边和同事聊家常，谈工作。因此他同群众关系非常融合，大家都非常敬重他。

陈越平从善如流，为群众谋福利。当年的一些事，至今马镇坤还历历在目。为出早报，出好报，一些干部、职工经常上夜班。陈越平时常督促有关部门办好食堂，做好夜宵。虽然当时社会物资供应比较困难，但《南方日报》的饭堂供应较好，夜餐更令大家十分满意，连住在报社招待所写稿的通讯员也可以免费享受夜餐。

这些点点滴滴深深印在马镇坤的脑海里。后来，马镇坤当了《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领导后，也一如既往，始终把群众的福利铭记在心。

马镇坤还记得，陈越平当时住在新河浦四横路的一幢宿舍里。“我们有时晚上送稿给他审阅，看见他家的陈设、家具都非常简朴，同一般干部没什么两样。”马镇坤说。有一次谈起他在延安的情况，他津津乐道，还把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的一些出版资料拿出来给他们看。他对当年延安干部廉洁、朴实的优良传统始终铭记在心。

当时，张汉青同志也是《南方日报》领导之一，曾分管过理论部的工作。他向记者、编辑提出过“三有益”的要求，即“开卷有益，迈步有益，提笔有益”，这对马镇坤办报、写稿，提高业务水平起了很大作用。马镇坤至今仍念念不忘。

黄浩这时也在《南方日报》评论组和理论部工作过，并曾和马镇坤到惠阳地区的博罗县、惠东县采写新闻稿。黄浩的评论写得非常好，针对性强，又有文采，众口赞誉。

正是这些良师益友的言传身教，在“文革”那艰难的岁月，马镇坤在新闻道路上坚持住底线，“虽然不能做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是坚持学习，坚持说真话，不做违背良心的事，还是可以做到的。”并且在写作上不断有所提高。

四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办报环境不断好转，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被砸烂了，工作也就更有成效。这时期，马镇坤写的文章比较多，评论和理论文章比较注意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做到有针对性和战斗性。例如，《正确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坚持现行政策的关系》（《南方日报》1982年10月26日），对于帮助读者划清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与执行现行政策的界限，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知识分子政策还要继续落实》（《南方日报》1982年12月15日）。在当时来说，这篇文章针对性强，对不重视知识，不重视人才的思想作了尖锐的批评。

上世纪80年代，马镇坤写过一批很有意思的杂文。他写杂文注意做到哲理性、知识性、趣味性三者统一，以理服人。例如，《说“放”》（《南方日报》1981年8月10日）、《知识的价值》（《南方日报》1983年2月16日），等等。

这期间，马镇坤选稿和编稿的水平也有较大提高，以他为主编发的《哲学讲座》（由中山大学几位老师撰写），深受读者欢迎。吉林人民出版社还将这套稿子编成书出版，一版再版，发行量很大。

1978年冬，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时，报社领导要求理论部写一篇《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实事求是》的通讯。当时报社领导给予了很大的指导，出谋划策，指出文章必须旗帜鲜明，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思想解放鸣锣开道。

马镇坤当时是理论部副主任，他牵头，找了部门几位同志一起研究，决定对六位参加过延安整风的老同志进行采访。他们是省委书记吴南生、省委常委陈越平、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省外事办主任马甫、省委党校副校长郑星燕、省文联主席欧阳山。马镇坤等几位记者找这些同志一一采访，深刻了解到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延安整风，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生动体现。

凡是到过延安中央党校的同志都清楚地记得，一进大门，就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的“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宣传“实事求是”精神，在当时来说，对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是很有意义的。

他们这篇访问记写成后，长达七千多字，载于1978年12月27日的《南方日报》，后被上海人民出版社收入《学习毛泽东》一书中，深受读者喜爱。

马镇坤主编的《南方日报》理论版，积极参加“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组织和发表了许多文章，对教育人们提高思想认识，纠正极“左”思潮，起了较大作用。许多文章都用事实讲话，效果特别显著。

五

在此期间，马镇坤还参加过在兰州召开的全国新闻理论研讨会，回来后发表了几篇有关新闻理论方便的文章。包括《试谈党报的指导性》（《南方日报通讯》1980年第3期）、《真实性是新闻的第一特性》（《南方日报通讯》1980年第5期），等等。同时，编写过《评论文章写作讲义》，到各地和县的通讯员学习班上讲课，也到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讲课，在培养人才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1983年底，他被任命为理论部主任，采编的组织工作能力又有较大提高。他像杜鹃啼血一样，尽情讴歌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从1983年12月到1986年12月，这个时期，马镇坤的主要精力是出主意，培养人才，做组织工作，以提高理论部的报道水平。在编委会领导下，在部门同志支持下，理论宣传不断有所突破。他主持理论部工作，一是抓提高可读性，把原来的理论版分成《读书与修养》和《理论战线》版。实践证明，效果是好的。《读书与修养》版，生动活泼，可读性强。在它刊出一百期时写了一份总结材料，并带到全国总编辑座谈会上分发。《理论战线》版的质量不断有所提高。1986年3月至7月，被中央或全国性报刊转载的文章就有六篇七次。这期间，理论部的专版都是由他签付型的，一直很顺利。为一版供稿的《直言录》，就事论理，针对性强，许多读者来信称赞。

他除了负责部门的工作外，也写评论员文章、消息等。他写的消息《升学有奖，不读书受罚——饶平县霞光致富不忘文化建设》（《南方日报》1984年6月4日）、评论员文章《必须继续抓紧查处大案要案》（《南方日报》1986年6月3日），由于被转载或受表扬，分别获得报社好稿奖。由他编写和主持出版的《哲学问答一百题》《政治经济学问答一百题》，出版后成为自学考试的复习读本，发行量达10多万册。由他主持并参与撰写的关于党风问题的一组评论，报纸发表后，一些地方党委来信要求汇编成书。省纪委接受了大家的意见，把它编印成册，发给党员、干部学习。这组稿还获得报社好稿奖。另外，关于《商业职业道德讲座》的一组稿，也在商界引起热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