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戏改兴衰常入梦

随着接管工作的深入，林榆逐渐认识到，共产党对文化艺术的领导，绝不是接管了几家戏院就可以完成的，接管后的工作将会更加艰巨，更加长期。

在所有的接管单位中，问题最大的可算海珠戏院和乐善戏院，因为这两所戏院，是专门上演粤剧的。当时广州很快就肃清了敌人的残余势力，同时也扫荡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垢，取缔了嫖、赌、毒，社会风气清新，市民娱乐消遣的需求在增长。当年广州市的电影院很少，上映的影片就更少，市民的娱乐消遣主要是看粤剧演出。除了海珠戏院和乐善戏院外，还有太平、东乐等戏院和大新公司天台、先施公司天台等六七个演粤剧的舞台，这些地方便成了广州市民文化娱乐的主要场所，每天有成千上万观众在这些地方进进出出。党和政府对广州这一突出的文化现象十分重视，对这个有着广泛影响的文化阵地没有等闲视之。军管会指示林榆，在做好接管工作的同时，摸清广州演出市场的情况。

通过调查摸底，林榆发现问题十分严重。广州的社会制度变了，当家的政权变了，但在广州上演的粤剧剧目却没有变，基本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演出的剧目，当中掺杂着不少迷信、低俗、诲淫诲盗的内容。这些剧目泛滥成灾，天天在演，影响很坏。这与用文艺工作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用反映人民大众的优秀文化占领演出市场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一现象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决定由华南文联着手解决粤剧存在的问题。因为这件工作的需要，林榆从军管会调派到华南文联，参加对粤剧有计划、有步骤的管理和改革。没想到，林榆从接管戏院变成参与接管粤剧。更想不到的是，他这个当初搞话剧的人，从此开始，一辈子与粤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戏改兴衰常入梦，醒来自觉不轻松。”这是林榆晚年回忆自己介入粤剧工作后的心境的一句诗。如何管理剧团的剧目？如何改革粤剧？成了华南文联的当务之急，也成了林榆日夜思考的问题。华南文联主席欧阳山向粤剧改革提出了“好睇有益”的要求，“好睇”就是让我们的戏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欢迎；“有益”就是向观众提供健康向上的好剧目。林榆和他的同事们意识到，粤剧有糟粕也有精华，对其中有人民性的精华要加以保留，绝不能简单粗暴地宣布禁演。要做好继承和发展我国优秀戏曲传统艺术的工作，是一件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他们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卓有成效的粤剧改革工作。

针对当时剧目乱编乱演的现象，他们首先提出加强演出剧目的管理。规定凡是在广州市内演出的剧团，必须向政府有关单位申报演出的剧本，经过审查批准才能上演。审查单位还有重点地派人到演出现场抽查，发现问题立即对剧团进行批评教育，令其改正。如不依法送审剧本演出，或弄虚作假，即罚其停演。当时，这一措施对演出剧目混乱的现象起到了遏制作用。但这个办法毕竟无法治本，故此执行了一段时间就停止了。

最积极的办法就是用健康的新剧目代替旧的有害的剧目。广州解放之前，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已经组织过一些粤剧编剧改编北方解放区的剧本，如现代剧《血泪仇》和古装剧《九件衣》等。解放之后，华南文联组织了由梁荫棠领头的胜利剧团排演《九件衣》。这个戏的演出，给粤剧舞台吹来一股新风，既叫好，又叫座，对粤剧界影响很大。后来多个剧团争相上演，粤剧界开始出现新的面貌。

一两个新剧本当然不能满足众多剧团的演出需求。因此林榆他们聘请了广州有名的编剧者陈卓莹、杨子静、林仙根、傅炜生、李文申等，在华南文联的领导下组成了粤剧编剧组。任务是编写内容健康、主题积极的新粤剧，取代内容欠佳的旧粤剧。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先后创作、改编、移植了《白毛女》《愁龙苦凤两翻身》《红娘子》《三打节妇碑》《花心萝卜坏心人》《刘永福》《珠江泪》《黑旋风》等一批新剧本。为了鼓励更多的剧团上演新粤剧，林榆主动与税收部门洽谈，争取政府的支持，随后出台了一项新政策，规定凡是演新戏的剧团免收娱乐税。此举一出，大受欢迎，剧团纷纷上演新戏，有效地推动了新粤剧的普及。

1951年春节，永光明剧团在人民大戏院（原海珠戏院，广州解放后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亲笔题字改名）上演新粤剧《红娘子》，场场满座，盛况空前。戏院的售票处，要用麻包袋装钞票，一时传为美谈。

与此同时，林榆提出，要保证新粤剧能长久推行，必须加强剧团的队伍建设，从思想作风和艺术业务上帮助剧团提高。由于当时的剧团是私营的，为了加强对私营剧团的管理，加强政府部门与剧团的沟通，保证党和政府的文艺政策能及时有效地得到贯彻，他们有重点地向一些剧团派出联络员，帮助剧团进行政治和文化学习，定期上课，讲解党和政府的政策，提高艺人的政治觉悟和翻身感。这些联络员深入剧团，调查研究，取得群众的信任，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有的联络员还帮助一些女演员脱离了班主的剥削，废除卖身契，恢复了人身自由。

在广州市开展工作以后，林榆他们随即把目光投向了农村。当时农村经济没有完全恢复，乡下没有人到广州向剧团“买戏”，而集中在广州的剧团又不愿下乡演出。农村锣鼓弦丝停息了，广大农村完全没有粤剧演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林榆运用在东江纵队从事宣传工作的经验，计划组织粤剧小分队下乡演出。为了便于深入农村，每队规定为26人的轻骑队，用民营公助的办法，由公家借出一笔钱作开办费，购置布幕、灯光、道具等，这笔钱分期归还，队员工资由演出收入支付。上演的剧本由华南文联提供，文联还赠送一面写着“华南文联农村粤剧队”的旗帜，又派出一名驻队联络员。联络员协助粤剧队筹组班子，选举队长，以及联络演出等；更重要的是帮助全队学习政治文化，以提高演出队的素质。通过调查，林榆了解到广州还有一批没有组班的艺人，仍然待业在家。他便用华南文联的名义发动这些艺人参加粤剧队。初时一些艺人还存观望态度，只有少数积极分子报名参加。林榆并不气馁，他知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很快组成了第一支粤剧队，并出发到农村去。不久，队员们便纷纷写信告诉同行和亲友，说他们下乡演出受到出乎意料的欢迎，不仅收入好，而且队内没有像在旧剧团那样有大小老倌的等级之分，也没有班主的剥削，大家没有上下之分，拉箱、装台、演出一齐动手，集体劳动，集体生活。虽然忙一点，但团结合作，生活、工作都很愉快。这个消息一传出，局面马上转变，艺人纷纷报名，队伍很快发展到十多支，最多时竟有十九支队伍，最后调整为十二支粤剧队。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后来还成立了一个名为“农村粤剧团”的临时机构，统一管理这十多个粤剧队，并出版了一份团讯，介绍各队的情况，交流经验，奖励先进，树立典型。

这十多个粤剧队活跃在珠江三角洲、粤西和粤北几十个县的农村，不仅丰富了农村的文娱生活，而且配合土地改革做了很好的宣传鼓动。每到开展土改的乡村，他们大多演出《白毛女》，农民观看以后，带着对地主的仇恨连夜开斗争大会。所以粤剧队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群众与土改干部的欢迎，把他们当作政府派来的宣传队，夹道欢迎。粤剧队队员也自豪地穿着整齐的制服，扛着文联发给的队旗，雄赳赳地进村。农村粤剧队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更可喜的是，农村粤剧队除了演出外，还创作了一批反映农村生活的剧本。《木头夫婿》就是这批剧本的代表作，它不仅在各队演出，还被大剧团所采用。

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获，就是经过在农村演新粤剧的实践锻炼，一批有艺术才干的粤剧新人涌现了出来。这批新人的出现，给林榆极大的鼓舞，他计划组织一个专演现代戏的团队，试验粤剧是否适合反映现代生活，这一想法得到上级的肯定和批准。他把其中七个较好的农村粤剧队集中在广州举行会演，让他们演出自己创作的拿手剧目，让人才充分展示实力。林榆在这些人当中选拔了演员、乐手、舞美人员共三十多人，成立了“广东实验剧队”。

他为实验剧队策划的第一个节目叫《爱国丰产大歌舞》。内容是宣传中南行政区颁布的“农业十大政策”。每一场宣传一个政策，每场都采用粤剧唱曲和传统排场。这台节目下乡演出颇受农民欢迎。后来拿了其中三场参加中南区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也受到大会的奖励。当然，这种为配合一定时期的政治宣传服务的节目，并非粤剧艺术创作的主流之道。但是这台节目的编排和演出，是对抱残守缺的旧粤剧的一次冲击，也是粤剧改革的一次新尝试。这次实践也使林榆认识到：传统粤剧虽有糟粕，但也有不少优秀的东西，仍然保存在艺人身上；同时粤剧表演程式不像京剧那样凝固，它的可塑性很强，表现现代人的生活潜力很大。基于这两点体会，林榆大大增强了对粤剧改革的信心。

1952年中，林榆把粤剧改革和广东农村粤剧队的经验带到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南区第一次文化艺术代表大会上，作了专题报告，受到参加大会的兄弟省份同行的积极肯定。他们认为，广东能在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里，遏制住剧目混乱的现象，净化了舞台，涌现出一批新戏，整个粤剧界的思想作风和演出队伍也有所提高，实在是难能可贵。

确实，经过华南文联的工作，广东的粤剧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剧目变了，台风变了，队伍变了，精神面貌也变了。而这些成绩的取得，也令在台前幕后积极推动的林榆感到十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