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本书是一部关于一个客家宗族城市化遭遇的民族志，主要讲述作为粤东地区客家人宗祠、祖屋空间载体的围龙屋古建筑面临城市拆迁的境运，以及客家人对此的反应、态度和行动。本书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路径和“文化抗争中的相互建构”的分析框架，重点阐述了钟村客家宗族针对祖祠拆迁而发起来的保护围龙屋运动的原因、过程、特点及其社会文化意义，深入分析客家宗族社会与现代变迁、文化保护与城市化等问题，探讨了文化抗争背后的心理活动、行为方式及策略手段，回应人类学关于传统文化研究和保护的时代主题。

围龙屋是中国传统五大民居建筑之一，它形状奇异、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内涵丰富、数量众多，是粤东客家地区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房屋建筑，有客家历史和文化“活化石”和“夯土的史书”等美誉，它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识和物化象征。客家人围屋而住，聚族而居，以围龙屋为单位而形成的聚落还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位和分类区隔，在传统客家乡村社会，一个村子往往就是以一两个围龙屋为中心而形成的。特别重要的是，围龙屋集祠堂与民宅为一体，是粤东客家地区的宗祠祖屋这类公共空间的重要载体，是祖先和风水以及众多神明栖身之神圣空间，是客家人尊崇神祖、精神寄托和情感维系之所在。它的好坏兴衰则是衡量一个宗族、一个姓氏的地位和声望的升降。因此围龙屋无论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在客家人的文化观念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的急剧推进，各地纷纷开始了以拆“旧”建“新”为代表的大规模的扩城、造城运动。受传统与现代这种线性的、二元对立的思想逻辑的影响，围龙屋因其传统的物质外壳、古旧的建筑形式无可置疑地被视为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障碍，成为当地政府进行城市规划、房屋拆迁和环境整治的重点对象。虽然随着历史的演进，客家人纷纷突“围”而出，择地而居，围龙屋日益失去了其最初的遮蔽风雨、生活起居、安身立命的功能，然而它特殊的文化意义和象征价值，依然在客家人的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不可替代，不可隐没。传统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与现代发展、城市建设之间的冲突矛盾日益彰显，于是不可避免地带来围龙屋保护与城市拆迁的较量、“小我”和“大我”利益对抗等一系列问题。

本书以广东省K城的一个城中村——钟村及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为中心，围绕着发生于钟村境内的城市房屋拆迁，钟村人如何面对寿山公祠、州司马第等传统文化资源被侵占，并自发保护祖祠这一长达数年的文化抗争事件，试图掌握和回答护祠事件发生背景，钟村人的抗争原因、过程与结果等内在机制与逻辑，传统意义上的宗族在现代社会有无存在的空间与意义，传统文化在现代化情境中的角色与境遇等问题。

本书的主要内容以一明一暗两条线展开，明线是钟村护祠事件，暗线则是各个行动主体在此过程中的活动和作用（宗族复兴和重构）。前者是文化保护，它牵涉到集体行动和民间抗争；后者则与当代宗族复兴、传统创造与文化再造密切相关，因此本书的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立足于上述两个研究主题的进行和建立。

在集体行动和民间抗争方面，作者先是对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进行了一番梳理，分别介绍了古典论、资源动员论、社会建构论以及斯科特“生存伦理”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指出这些西方理论或是基于西方社会那种具有较严密的、组织性强的现象而提出，或是忽视了外面因素对于集体抗争的制约作用，因此不能生搬硬套于中国实践。接着回顾了中国方面的研究成果，重点分析了中国学者针对革命时代基于非政治化的模式而发动的诉苦和上访等斗争、革命动员，以及当代中国农民基于经济利益、政治要求相合而涌现的日常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这三种维权抗争。作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抗争”和“文化经营”两个核心概念，对上述集体行动和抗争行动予以弥补和丰富。

所谓文化抗争，是指争取社会和文化生存，借助文化资源和文化力量来进行的抗争。它的性质和特点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抗争目标是文化层面的对象。在钟村护祠事件中，使钟屋人奋起抗争的“理”在于寿山公祠、州司马第等古老围龙屋是祖产，是文化建筑，这个“理”和斗争目标与革命时代和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的斗争话语、逻辑思维是不一样的。第二，抗争策略和手段是文化上的，它借助文化的力量和文化的资源，并使其技术化、权力化，作者将其提炼为“文化经营”。这种文化经营的技术与革命斗争、维权斗争的技术手段就很不一样，例如它策略性地运用客家、风水、历史文化遗产等文化概念和知识，以及对学者、媒体等社会文化资源的借助，诸如学者将寿山公祠鉴定为历史文化古迹的认定。第三，抗争的主体是多元的社会文化阶层。以往民间力量的斗争属于国家与百姓面对面的形式，然而在钟村护祠事件中，除了钟村人、钟屋人这些主要的抗争主体外，诸如专家学者、记者媒体等中间力量越来越多。在抗争精英人物方面，护祠事件中涌现出与以往的政治精英、上访代表或减负代表有所不同的更具文化色彩的护祠精英。第四，抗争的过程和结果具有生产和再生产性，意即随着社会发展、文化保护观念的深入以及人们权利意识的进一步觉醒，这种文化抗争将会更加普遍和常见；同时这种抗争具有一定的建设性。当然，文化抗争并不是指所有的人、所有的行动、所有的手段都是文化的，实际上，在钟村护祠事件中，就有一些人包括宗族内部成员或外部力量，就是因为某些实际利益而参与到护祠行动之中，并且与保护祖祠、保护历史建筑等文化口号与目标等混杂在一起。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这在一个侧面上恰恰说明了文化抗争的复杂性、多元性。

所谓文化经营，即以文化为对象的经营，在实践过程中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其核心是意义和权力的创造、生产和使用。在本书中，它特指在现代化、城市化脉络和城市拆迁情境下，拆迁户如何操弄和经营宗族、围龙屋、客家、风水、历史文化遗产等文化资源和抽象概念以对抗和应对政治经济情势的变迁，以及在此过程中各个行动主体之间的博弈、互动。正如前述，文化经营的核心在于意义和权力的创造及其生产和使用的过程，在钟村护祠事件中，它是指运用抽象话语来进行现实抗争，以这种抽象形式来进入具体，这个过程上类似于布迪厄所说的“社会炼金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抗争也是象征斗争，文化经营就是对文化资本的转化，或者说是文化的生产或再生产。“文化经营”概念亦是针对“过程—事件分析”策略过于强调社会层面的缺失，重点在于文化层面上的补充和完善。

在宗族复兴、传统创造与文化再造方面，作者将其纳入传统与现代的框架内予以回顾。传统与现代是一组相关概念，主流的观点是将其视为对立的二元或两极，这种论调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实践的检验和批判，“传统的复兴”“传统的创造”等现象就是对其的反驳和修正，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传统可以是现代化的资源和推动力，而不是相反。人类学者更是从手段和认同两个方面提出传统是如何被用于利益的形成和文化认同。中国当代宗族复兴是传统与现代关系这一命题的继续追问与深入探讨，尽管学术界对“宗族复兴”一词的含义存在分歧，对大陆宗族是否存在复兴有不同意见，作者认为应将“宗族复兴”视为一个学术话语和分析概念，特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宗族的发展变化特点，而不是视为某个具体的学术立场或观点论调。近年来有关宗族复兴的研究十分丰硕，成绩斐然，作者从宗族复兴的原因、形态和现代化境遇三个方面分别进行阐释，指出当前研究尚存在的一些不足。第一，将宗族视为一个同质体，忽视了个体能动性、人的流动性、观念差别和代际差异对于宗族复兴的影响。第二，对宗族复兴形态的挖掘还较单一，还有待深入、总结和提炼新的模式。第三，过于集中对农村宗族的研究，对城市宗族研究较为缺失。第四，过度强调复兴宗族静态层面的结构和功能，忽视其动态性的实际运作。

基于此，本书以一个城中村宗族社会面对城市拆迁而引发的护祠事件为着眼点。随着护祠事件动态性过程的展开，我们既可以发现，钟村宗族确实在“现代性”的外衣下继续作用，甚至在许多层面强大和复兴，是支配、形塑社会格局的单元；同时又看到宗族并不是铁板一块，内部既团结和谐也有矛盾冲突。特别是在文化经营的策略下，宗族已不仅仅是人们心目中所想象的那种血缘团体和象征符号，同时作为一种观念和话语被利用和实践。这时的钟村宗族既是护祠这一集体行动的目的，又是手段，也是结果。因此，“宗族复兴”已难以涵括护祠事件中的钟姓宗族的性质特点，因为它不仅产生了与一般意义上的复兴宗族所没有的新特点，如基于姓氏认同而形成的钟氏文化研究会（宗亲联谊会）的同姓共同体，复兴重建的动力由外部突发性事件所引发，在内力、外力共同作用下而形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将其称之为“重构的宗族”；更重要的是，城市拆迁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现象，它除了城市建设、商业利益等社会经济层面之外，背后还牵涉到历史的、文化的逻辑。

护祠事件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宗族问题，宗族复兴也不是它所带来的唯一结果，它只是传统的创造或文化的再造的一部分。例如，在护祠事件过程中，无论是客家人一以贯之的风水认知，还是地方政府提出的“文化大市”等旨在打客家牌的发展战略，从围龙屋、祖祠到“研究客家民俗、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的古建筑”“历史文化遗产”等地方性知识和文化概念，都被钟村人策略性地经营。传统文化在“无意识地传承”的同时又被“有意识地进行创造”。又如，钟村基层组织的日常运作和社区营造发展方式，就是向传统寻求和汲取某些资源和经验的过程，是利用民间力量、挖掘民间资本的成功事例。在宗族认同的建构上，或借由叙述祖先创业之艰辛，宗族之辉煌成就，建构和显示宗族的光荣历史；或精心策划、组织集会庆典，以凝聚族人的认同意识。在客家文化认同的建构上，则灵活地借用“文化大市”等地方政策和客家研究，大打“客家牌”。此外，历史文化遗产、风水、牌匾等都被钟屋人策略性运用，其手法之巧妙简直令人拍案称绝。

全书的内容和章节结构共包括五个部分十章。第一部分为绪论，简介全书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篇章结构。

第二部分为研究设计和调查社区介绍，其中第一章绪论介绍了研究缘起、已有研究回顾和文献综述，阐述全书的理论视野和分析概念，以及田野工作、研究方法、资料和写作手法。第二章为钟村社区历史与现状的介绍，重点在于描述钟村从传统宗族社区向城中村的转变，为护祠事件的发生作铺垫。

第三部分为本书的主体，讲述的是钟村村民如何保护寿山公祠、州司马第等围龙屋结构的祖祠的过程始末，是对护祠事件的详细描述和客观呈现，包括第三章至第七章共五章。以护祠事件的发展进程和围龙屋分别作为分析的时间和空间主轴，采用时序性的叙事逻辑和事件性过程分析策略，对护祠事件这一文化抗争进行详细描述和真实再现。其中，第三章讲述护祠事件的由来和准备，介绍了钟村房屋拆迁的由来，钟屋人为保护祖祠而成立护祠理事会组织，以及所进行的初步动员，同时在不同的场合将护祠事件的主角人物钟校长、老钟等人依次推出，使他们顺理成章地一一走向台前。第四章是护祠事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描述了钟村村民们对待拆迁的矛盾心态和钟屋人、廖屋人的护祠斗争，结果以“騘马”“文魁”的被拆和寿山公祠、州司马第的保留而暂告一段落。第五章是护祠事件的转折和变化，由原来的“告官”“求官”等诉诸政府的形式改变为“自保自救”，立足于宗族自身力量，并积极寻求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声援，新春团拜会、勿囿公祖牌登座、护祠理事会的改组、《羊城晚报》的报道接二连三的大事，使护祠事件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和兴旺期。第六章以寿山公祠的修复和开发建设为主要内容，包括牌匾仿制、出国募捐以及宗族内部的不谐之音，使护祠事件由最高点缓慢地下降，泰国募捐未果、钱哥的离去、闲言碎语是导致护祠陷于沉闷的主因。第七章是护祠事件的余波，是一个尚未结束的结尾，熊屋安龙转火庆典活动的热闹、宏大，使钟村钟屋人深受刺激，一年一度的春节祭祖使寿山公祠再度兴旺，而钟氏文化研究会的筹备与成立，则使钟屋人的文化经营扩展至更大的空间，寿山公祠和钟姓宗族也在沉寂中迎来了新春。

第四部分是全书的学术总结和进一步讨论，是在田野民族志深度描写之后的分析和提炼，包括第八、第九、第十章。其中第八章是对护祠事件的小结，在对事件进行全程缩微回顾的基础上，先后重点介绍了钟屋人进行文化抗争的“公理”和“私理”为主的原因和动机；以宗族为主体，包括专家学者、记者媒体，以及文博、信访部门等参与的多元混合体的抗争力量；问题化，多重话语灵活运用，以退为进、自保自救和抓大放小、有的放矢的抗争策略；上访信访、集会庆典、广泛宣传、串联发动、阻拆等抗争手段。最后对文化抗争过程中所体现的多元利益博弈予以总结、分析，并力图呈现不同阶层、不同行动主体对于护祠事件的态度与意见。第九章探讨了文化抗争的结果与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护祠事件过程的动态展开，特别是在文化经营的策略下，宗族已不仅仅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地方社会的组织单元，同时也作为一种观念和话语被创造和实践。这时的钟姓宗族既是文化抗争的手段，也是其结果。作者将这种因突发性事件所引发、在内外合力作用并具有诸多新特点的宗族形态概括为“重构宗族”，以区别于一般意义的“复兴宗族”。此外，无论是宗族重构、文化认同还是社区营造等文化抗争的产物，都是传统的创造或文化再造，是向传统、文化寻求和汲取资源的具体表征。第十章是余论，讨论了祖先的威名、空间和冲突的影响、民间精英的作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文化保护与城市建设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五部分为资料附录。汇编了包括上访信、政府公函、海内外宗亲来往信函、会议记录、新闻报道、碑铭、族谱等资料。

在研究思路上，全书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路径，提出和运用“文化抗争”和“文化经营”这两个核心概念，细致描述了以钟姓族人为主的钟村人如何策略性地利用、经营宗族、围龙屋、风水、客家、历史文化遗产、宗亲会等文化观念和资源，不断改变和调适自己的实践和话语逻辑，通过与政府、开发商、学者、新闻媒体以及宗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合作与妥协，最后达成保护祖祠的目标。宗族和传统文化分别经历了一个构建和创造、再造的过程，并促使地方社会文化和面貌的变化发展，以动态的、鲜活的事例揭示了传统及文化的重要作用。

钟村护祠事件的焦点是围龙屋这一房屋建筑，但其意义却在于其背后所负载的客家社会和文化。钟村护祠事件镶嵌于粤东客家地区的地域社会文化结构中，它反映出客家人的文化自觉和对当代社会变迁的积极回应，在另一个层面上让我们从“客家是什么”的追问转向到“客家如何”的真切认识，增进对客家社会和文化的了解和掌握。K城是客家人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客家文化纯厚而深重，加之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面对传统文化资源被侵占的危机，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围龙屋、宗族、祖先、风水等传统文化资源和力量进行动员和抗争，最终遏制了这场拆迁，取得了抗争的胜利。这反映了客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本书第十章“进一步的讨论”中的“空间的力量”和“祖先的威名”，分别从围龙屋、祖先崇拜两方面介绍了文化抗争所隐含的客家社会和文化。

钟村的护祠事件既然因城市拆迁而起，它还牵涉到城市建设、社会发展等宏大叙事。钟村护祠事件反映的不仅是钟屋人、客家人保护祠堂保护宗族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人类发展共同面临的普遍问题，而在当前的中国尤其尖锐。文化经营的目的在于有力地进行文化抗争，文化抗争的最终目的在于文化传承和保护。钟村护祠事件对于文化保存、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反过来它又揭示出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薪火相传的缘由所在。因此护祠事件虽然是微观的个案研究，却能以小见大，具有一定的宏观性、前瞻性和和现实性。

钟村护祠事件的田野民族志，以动态的、鲜活的事例表明：宗族、围龙屋等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构建和创造、再造的过程，并促使地方社会文化和面貌的变化发展，传统文化在“无意识地传承”的同时又被“有意识地进行创造”。面对现代化、城市化的冲击和扩张，传统文化没有消失、中断，而是继续作用，甚至在许多层面强大和复兴。

在钟氏护祠理事会的帮助下，我得以顺利地进入钟村，研究学者的身份很快就打消了他们对我的猜疑和误会，获得了他们的信任和赞赏。钟村村民特别是钟屋人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将全部的护祠资料，包括成册的上访报告、信函、会议记录、签名簿、护祠民意测验表等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我，让我对护祠事件的来龙去脉有十分清晰的认识和掌握。加上人类学主位和客位的研究方法及客观公正的立场，让我从容地穿梭和面对与拆迁相关的各个人群、单位、事情。

自2004年年初正式进入田野后，我前后在钟村进行了一年多的实地调查，即使是中途因有事回学校或外出开会不在田野现场，我与我的报告人经常相互通过电话、信件等方式保持联系，让我随时随地了解护祠事件的一举一动。在调查过程中，我坚持自由的开放式访谈，意在全方位掌握村落历史、社区文化、村民生活、人口生计、宗族组织，当然重点还是与护祠事件相关的方方面面的人（物）、事（情）、情（感）、势（态），但不是一上来就是目的性很强地瞄准、定位在护祠事件本身。这种开放式访谈的好处是有利于将调查范围放在更大的场景，接触和认识更多的人事，了解和掌握更真实的信息和材料。

在整个田野工作中，我曾重点访谈了200多人，他们当中有护祠精英和骨干、海外华侨、政府官员、政协委员、拆迁工作人员、学者、记者、开发商、镇村干部、游客、外地宗亲、当地群众、古建商人等形形色色的人群，我不仅熟悉他们的姓名、职业、年龄、辈分、身份、家庭等基本情况，更深入掌握了他们对于护祠的看法、行动和感想，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了解护祠事件的影响。我与钟村村民广泛接触并逐渐熟悉，被戏称为钟村的编外村民，以致我在路上（不一定是在钟村境内）常常有钟村人与我打招呼。我还亲自参加了30多次护祠会议（到2005年3月共举行65次例会），曾经跟随护祠理事会前往钟村以外的县市乡镇，观察他们如何联谊宗亲，进行宣传发动；也曾到过知名宗亲、海外侨领家中拜访；既见证了钟屋人大闹拆迁办的紧张，又目睹了多次集会庆典的热闹，还耳闻了不少风水故事；曾应邀参加村民们的婚丧喜庆，又在寿山公祠与村民们一起在寿山公祠参加春节拜祖团拜。还有一些村民主动找上门来找我聊天，或了解客家文化和历史知识，或发泄心中不满。我在调查中，既强调“钻”入田野，又注意“脱”身而出，经常走访文化局、拆迁办等政府部门和村委会，倾听不同的声音。

在田野调查中，我收集到大量的文献、档案和口述材料，并广泛搜集方志、族谱、文集、传奇等地方文献，仅已录入电脑的就近20万字，包括护祠精英在内一些当事人撰写的护祠大事记、日记、诗词歌赋，让护祠文化抗争本身显得更加丰富、生动和真实。每天坚持撰写的调查日记已有30余万字，集中记述了我每次的田野过程、发现和感想以及心得，长则有几千上万字，短则聊聊数十上百字，包括田野中的苦与乐、悲与欣等心路历程，日记中都一一点滴记忆。对我来说，每天的日记写作都是一次新的“田野作业”！

无论是研究的主题还是内容，都决定了本书是一个微观式个案研究，所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立足于人类学的整体观、文化相对观、比较观，以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法为主。在对钟村这个客家村落社区进行全面而细致调查的基础上，围绕由于城市拆迁引发的护祠这一群体性事件，以护祠理事会和“拆”与“保”斗争焦点——寿山公祠为中心，以钟姓、廖姓这两个宗族为主体，除了长时期地奔走于村头巷尾，了解社区历史与文化，以及坐在祠堂里调查护祠事件本身，参与他们的定期或不定期活动以外，我同时还密切关注进出寿山公祠的人及其他们相互之间的谈话。仔细观察并记录每天有什么人来，他们说什么话，以及说话时的场景、语调、身体姿态等。掌握钟村钟屋人的日常时间和仪式时间之情形，他们是如何为人处世的，利用哪些不同资源进行护祠，由此来突显他们的网络情形和行动策略。以寿山公祠和钟姓宗族为中心，向四面辐射，包括钟村其他姓氏宗族、村委会、拆迁办、文化局、规划建设局、政府官员、开发商、记者、学者、来访人员等各式人群和单位，逐一进行访谈和调查，了解各方对拆迁和护祠的态度、意见和看法。

我熟悉当地的社会文化，通晓客家方言，这些都有利于我较快地进入并融入调查社区。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使我能够客观、全面地了解护祠事件的来龙去脉，不仅对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人和事了如指掌，哪天发生了什么事产生了什么影响，而且通过访谈、回访以及一些文字资料，将以前的事情复原出来。特别是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关键人物的生平经历，通过其个人、家庭、家族史追溯加深对护祠事件的理解，掌握护祠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例如在护祠理事会所有会议记录中，绝大多数是正面的或达成共识、形成决议的内容，而没有记录有关冲突、矛盾和分歧之事，即使有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若没有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则无法得知这些事实的真相。

在调查过程中，人类学的主位和客位研究方法对我帮助很大，由于拆迁涉及公和私、“大我”和“小我”的利益，加上一些客观的外部因素的影响，一些受访人比较敏感，要么三缄其口要么欲言又止。为解除他们的疑惑和误会，不仅需要调查者经常居住于调查社区，与被调查者密切接触，频繁交往，与他们交朋友，打成一片，由“生人”变成“熟人”，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调查者善于运用主位和客位研究法。主位观点和客位观点是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核心，所谓主位文化的观点就是以本地提供消息的人的描述和分析的恰当性为最终判断，客位文化是把旁观者在描述和分析中使用的范畴和概念作为最终判断。周大鸣将其进一步提升和归纳为从旁观者、当事人和调查者三位一体的三维角度观察文化与社会。由于拆迁事件涉及的人多面广，而且时常同时面对着不同立场和意见的被调查者，这就需要调查者能熟练地转换自己的角色，“互不得罪”，从容周旋于形形色色的被调查者之中。例如我经常与钟校长、老钟、钱哥这些对立方单独访谈，他们往往对对方“口诛笔伐”，这就要求我既要认真听取他们的谈话，做他们的倾听者，又不忘自己研究者的身份，不能偏听偏信，而是通过分析判断后，又能从中找出新的线索以便当场或下次访谈时进行追问，如此常常能获得意想不到的资料和调查效果。

电话访谈是我在本书中常用的另一个方法。由于我与被调查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特别是他们认为我的身份和调查工作都对护祠有利，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因此他们经常主动与我联系，一旦发生什么事便及时电话通知我，使我能够随时随地、及时迅速地掌握事情发展的最新动态，这对调查以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等特征的群体性事件有着很大的好处。有的则是事件的当事人在电话中向我发泄心中不满，告知、揭露某些所谓的“真相”“秘密”，这时我更多地扮演一个听众的角色，这些“多重发声”有助于多方位、立体地了解护祠事件的过程及其影响，认清它的动态性、复杂性、多样性和隐秘性，而我也有时会打电话给一些主要报道人，追踪访问一些当时访谈未清或不明的事情。

本书的资料主要包括三大类：文献资料、口述资料和影像资料。我以文献材料为主掌握和总结出调查社区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然后以形式多样的民间资料、私人撰述以及更加丰富的访谈资料为主，描画和分析护祠事件及其影响。形诸文字的文献材料是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资料来源，因此各类与调查社区和研究主题有关的正式的、官方的文献，非正式的民间资料和私人撰述等都是我搜集的对象。举凡地方志书、统计年鉴、文史资料、历史档案、政策法规、村镇历史，经济普查、人口户籍等统计数据，新闻报道，族谱、契约、嗣贴、侨批，上访报告、私人日记、大事记、来往信函、拆迁合同、通知公告、签名簿、捐款、标语、横幅、通知、民意调查表、会议记录、值班日志、留言、诗歌、碑记等相关文字资料，都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材料。正如人类学家所言“处处是田野”，资料也是无所不在，在田野调查中尤其不要忽视墙壁上、房间里、屋檐下等地张贴或书写的文字。例如在钟村克昌楼的墙壁写有该楼房尺寸大小与风水吉凶关系的文字，屋主说这是他们的祖先用毛笔留下的遗训，并世代遵照流传。可见资料不仅见诸纸张而是存在于他物他地，需要调查者细心、耐心。那些民间资料具有很多正式出版物所没有的优点与价值，比如材料的生动性、地方性、客观性以及珍贵性。

口述资料是构成本书的主体，包括个人访谈和集体访谈两类，前者是我对单个人的访谈，多在受访者家中、办公室等地进行，很多是由于访谈内容的隐秘性不能或不便公开；后者多是在寿山公祠等公共场合或者是家庭住宅等私人空间的多人会谈，在我和单个的受访者之间进行。在访谈中，多数是开放式聊天，部分是半结构性访问。考虑到事件的敏感性和特殊性，特别是针对不熟悉的受访者，我在访谈中很少使用录音设备，有时连笔录也取消，以打消受访者的顾虑，让访谈在宽松、自然、平和的气氛中进行，访谈结束后我马上进行详细回述，予以补记。对于主要受访者以及重要的集会等场合，则录音、笔录并用。这些口述资料为本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本书的另一个资料来源是录像、照片等音像材料。音像资料由于既非传统的文字材料又非口述史，故一直不为研究者所重视。实际上它一方面保存了许多真实、鲜活的资料，另一方面还能够提供有用的线索，让调查者依此寻找他所需要的资料和访谈对象，有的甚至直接构成研究对象和写作素材。人类学家景军就曾利用一部库区移民的纪录片，并结合访谈材料，巧妙地勾画出移民、媒体与老年妇女自杀之间所引发的未预结局的关联性。可见，音像资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并能产生独特的效果。特别是现在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在很多农村地区私人购买照相机、录像机甚至电脑已不是十分稀罕事，而在婚丧喜庆等重要活动进行拍照和录像更是普遍。

在钟村护祠事件期间，每次重大活动都有多人录像、照相，并制成VCD光盘，这些民间自制的音像资料虽然不一定有多大的艺术性和美感，然而它们那种原汁原味、未经过艺术加工的“白描”，对于人类学研究来说具有另外的价值和意义。它可以真实再现当时场景，特别是在与护祠抗争直接相关的各种活动的录像照片中，无论是对宗祠祖屋的情感表达，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往来，酒桌上的人际互动，宴席上的权力结构，还是祭祖中的性别空间分野，以及安龙转火、祖牌登座、丧葬婚嫁等传统礼仪活动，等等，镜头都一一记录并真实再现。而宗祠祖屋以及私人民宅中所悬挂的一些老照片，则提供了理解一个家族、宗族甚至是社区历史的线索，而且它们本身就是珍贵的史料。此外，我自己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也拍摄了上千张数码照片和部分录像，特别是对村落内的所有围龙屋古建筑全部进行细致拍摄，不仅有利于本书研究，亦为相关研究提供资料准备。在这个意义出发，镜头牵引目光，镜头引导思维。

在写作手法上，本书试图突破传统的写实民族志，紧扣突发事件过程的情节展开，以时序性的叙事逻辑和事件过程的分析为主线，对护祠事件进行全程跟踪、报道和分析，力图在真实再现事件原貌的基础上揭示文化抗争的本质和意义。

20世纪初期现代人类学创立以后，到今天民族志一直是这一学科研究的基本方法。虽然20世纪后半叶以来，全球性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模式遭遇了严峻的挑战，传统民族志表述方式也开始面临危机，欧美人类学家纷纷反思和总结，使得民族志进入了一个实验性的时代。随着各种人类学理论受到批判，研究立场和方法不断得到调整和更新，民族志写作面临更高的学术要求。于是各种写作的文本方式和风格开始涌现，如写实性民族志、自白式民族志、印象派民族志、文本民族志、批判民族志、实验民族志等，民族志的写作取向日趋复杂多样，并且还有在写作上综合各种手法的民族志。比如《金翼》就是中国早期人类学家林耀华所著的传记人类学的经典，它综合使用了几种不同写作手法，使其描写细腻、观察深入细致，其风格有别于一般民族志又超乎其上。著名人类学家费斯赞誉其为：“如竹叶画一样，其朴素的形式下掩映着高水平的艺术。”

如果说应星自己宣称《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说的不是“现实的故事”而是“印象的故事”的话，那么本书所讲述的护祠事件，从故事内容上既完全是一个作者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亲自听闻、亲身感知的“真实的故事”，又是一个“印象派故事”。因此，本书试图突破传统民族志的写作方法，沿着《金翼》等小说体民族志的学术路径，主体部分采用“印象派民族志”手法，以剧情叙述方式突出护祠事件的报道形式，将与当地草根文化密切相关的整个文化抗争过程完整地、富有情节性地反映出来，细致描述出护祠事件中的地方人物形象、他们的认知和行为、片断性的地方文化以及事件的剧情发展变化。

人类学家万·马楠（Van Maanen）将民族志分为写实性、自白式和印象派三种主要类型，认为其中印象派民族志通常以文化理解和学生的调查者角色为分析的开始，它不是关于通常发生的而是关于那些很少发生的事情，重点在于提供田野调查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调查者以及调查结果，并以剧情化的形式建构那些作者认为特别突出的和因此值得报告的阶段，包含一系列作者在田野调查中所记住的事情。与传统的写实性民族志和自白式民族志相比，印象派民族志具有剧情控制、情节特征、片断知识和形象塑造四个特点。它的写作手法是剧情化的回顾，事件按发生、发展、结束顺序详细紧凑地讲述。这种方法带领读者进入一个不熟悉的故事世界，然后只要一有可能就让他如同调查者一样去看、去听和去感知。

为什么我要采用印象派民族志剧情叙述的写作手法呢？一是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钟村护祠事件本身就是一个时空分明、情节丰富、人物多样的完整故事，不仅具备文学性题材的基本要素，而且护祠事件中历史与现实相交织，事件中蕴含着社区史、文化史的情节，并有着运用倒叙、插叙等写作方法的广阔空间。二是通过对故事情节的构建，既可以形象生动又不失客观真实地记述护祠事件的过程和影响。例如，由于我在钟村进行蹲点式深入调查时，正是护祠事件进一步发展阶段，故使我能耳闻目睹其一举一动。事件的时间性很真实和鲜明，我几乎对寿山公祠每一天的人事、护祠抗争行动的过程都了解掌握。因此，本书可谓是一种对“滞留记忆”的叙述，事件的时间标志可确保叙事真实性。而且这种叙事的写作方法有利于描述出护祠事件中的矛盾、冲突、妥协，细致呈现细节中“隐藏着的魔鬼”，提供读者以真实的故事，加上情节的跌宕起伏，人们的喜怒哀乐、言语行动，这些都是“是群众的活动，是他们活生生的一部分，有哭、有笑、有血、有泪，充满着有感情的举止言行，把文化还给了人的生活本身。这种看法上的转变，使社会人类学得到了新的生命。它成了一门充满着生气的科学，成为真正的人的科学——人类学”。因此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有意识将调查社区的文化史、社会史与护祠事件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融会贯通，而不是人为割裂，独自成章。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以避免学术撰述的枯燥乏味，同时又有利于保证论述的完整和流畅。本书在主体内容的护祠故事之前有一个理论和问题上的铺垫以及社区背景的介绍，护祠故事之后对事件进行总结分析，是全书的学术总结。

本书所涉及的人名和地名，我遵循学术惯例一律进行匿名式处理。但是尽量不沿用以拼音字母为主的代码法，如HDL、ZFZ、YWD之类。因为这样处理的方式一是会给读者带来不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常常混淆或记不住这些拼音字母组成的人名和地名，以及它们的具体指代，又不利于读者对所述内容的掌握，造成阅读上的困难与障碍。特别是当众多拼音字母组成的人名地名同置一处时，让人眼花缭乱，犹如雾里看花。二是这些拼音字母组合而成的人名地名缺乏形象性和直观性，难以给读者带来共鸣。有学者指出，用英文字母来指代真实的姓名和地名，就成了一个无意义的符号，其背后承载的文化意蕴消失殆尽了。相反，费孝通先生描写的江村，林耀华先生笔下的黄村、东林、二哥、五哥，葛学溥、周大鸣先后研究的凤凰村，以及黄树民的林村、叶书记等人名地名，可谓是耳熟能详，印象深刻。它们虽然同样也是经技术处理后的产物，但是比那些诸如HDL、ZFZ、YWD之类的称呼则更加形象化、具体化甚至具有脸谱化的效果，内涵也更加生动丰满。例如，一提到黄东林，读者马上就可以想起他就是《金翼》一书中的中心人物，包括他的相貌特征、人生经历等内容就可如同放电影一样清晰地显现于大脑中。而透过村支书叶文德这个人名及其生命历程，“可以看到一幅关于一个村庄和一个国家，成长、动荡和转型的清晰而熟悉的图景。把这些纷繁的事件交织在叶文德的生活中加以讲述，有学生从普通大学课本中通常得不到的一种直观性”。我认为，《江村经济》《金翼》《林村的故事》等人类学经典之作之所以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其著作中关键人物、地点的匠心处理有着密切关系。

本书对地名的处理采取两种方式，对田野调查的村落和所在乡镇采用匿名法，我将护祠事件发生的村落取名为“钟村”。这样做的考虑，一是该村落的主要姓氏为钟姓；二是该村为城中村，“钟村”一词可以较完整地概括出调查点的传统宗族型村落和现代城中村相结合的特点。钟村所属的乡镇则依例名之为“中镇”。书中所提到的人名一律进行匿名处理，但在尊重报道人的隐私权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做到真实性、形象性以及本地化和个性化。每个关键人物的名称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在坚持人物真名的谐音化和人物原型身份忠实化这两大原则的基础上，经过仔细推敲、艺术加工而成。这样既遵循学术规范、保证学术的科学性与严肃性，同时也是对读者的一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