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关于二十八宿起源的研究

1978年在湖北随县发现了一座重要的战国墓葬，这就是曾侯乙墓。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也出土了一件与天文有关的重要的文物，这就是曾侯乙墓漆箱。漆箱的盖和立面都绘有天文图，其漆箱盖上绘制的二十八宿图尤其重要。这幅图中心绘制一个“斗”字形，代表北斗星。环绕北斗周围写有二十八宿之名，二十八宿之外绘有龙虎图案。据考证曾侯乙墓的年代为公元前433年或稍后。这样就把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年代毫无疑问地定在了公元前5世纪以前。

1988年发现的濮阳仰韶文化西水坡45号墓，墓主头南脚北，左右分别有蚌塑龙虎图案，正是中国古代天空划分的四象中的青龙和白虎，虽不能据此确定当时二十八宿已确立，但至少可以推定，作为二十八宿前身的四象起源远较过去认为的早。

在这些重要考古遗迹遗物发现之前，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对于二十八宿的讨论完全是围绕文献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个时代二十八宿起源问题是四仲中星起源问题的延伸。关于二十八宿的起源，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古代印度有与中国二十八宿相似的Nakshatra，阿拉伯也有类似的al-manazil，这三个系统是独立起源的还是有共同的源头。阿拉伯的al-manazil明显要晚，但中国的二十八宿和印度的Nakshatra之间的早晚却难以判断。此外，二十八宿是沿赤道的还是沿黄道的，也是一个重大问题。

一、新城新藏对二十八宿起源的研究

新城新藏整理出二十八宿各宿在古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时间，如表1-5。

新城新藏认为，二十八宿系产生于中国，由中国传入印度。他说：“二十八宿，系于中国，在周初时代或其前所设定，而于春秋中叶以后，自中国传出。经由中央亚细亚，传于印度。更传入波斯、亚拉伯方面者焉。”中国二十八宿到印度二十八宿演化的过程，他举出了几宿为证：“印度之二十八宿，大体与中国相似，而略有出入；不用角而用大角，不用牛女虚而用牵牛织女瓠瓜，此等处亦极当注意；大角牵牛织女瓠瓜等，皆去黄道已远，若无特别理由，决不能编入二十八宿之中。按大角乃斗柄所指光度甚强之一等星也；延长之则至二十八宿起首之角。牵牛织女两星，则见于诗，其故事，在中国古代颇为脍炙人口。由此等事实以参考之，则知中国古代流行牵牛织女传说之地，曾继北辰法而用二十八宿法。在印度，仍存古来二十八宿之旧。在中国，则当某时期，已加以整理，始不用大角牵牛织女瓠瓜而用角与牛女虚也。”也就是说，大角是系于北斗的大星，牛郎织女古来有脍炙人口的传说，它们都曾属于二十八宿系统，后来中国对二十八宿作了整理，舍弃了这些远离黄道的星，而印度仍保留着古老的传统。

新城新藏主张二十八宿是沿黄道的星群。

二、竺可桢对于二十八宿起源的研究

竺可桢专门写过两篇论述二十八宿起源的长文，即《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 《二十八宿的起源》。

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中竺可桢指出：“近百年来，欧美人士对于二十八宿起源地点，争论颇为热烈，或主印度，或主中国，或主巴比伦。而国人对于此问题，反懵然若无所知。”竺可桢所指的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仍然存在，当时虽是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的黄金时代，但是研究者由于条件所限并不注重与世界其他古文明的对比，之后中国天文史界虽然对此问题有了更多了解，但是竺可桢的两篇研究文章还是最重要的奠基性的文章，故在此给予比较详细的介绍。

（一）《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的讨论

1．中国与印度二十八宿是否同源

《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花了很大篇幅讨论中国二十八宿与印度二十八宿的关系，认为二者同源似无疑。

该文比较英国白赖南（W.Brannand）著《印度天文学》中列出的印度二十八宿距星与赵元任《中西星名图考》中列出的中国二十八宿距星，列出下表1-6。

中国与印度二十八宿距星相同者有九宿：角、氐、室、壁、娄、胃、昴、觜、轸。距星虽不同而在同一西方星座者有房、心、尾、箕、斗、危、毕、参、井、鬼、柳十一宿。其距星不属于同一西方星座者只有亢、牛、女、虚、奎、星、张、翼八宿。二者距星的主要不同在于中国二十八宿距星中只有角宿一（Spica）为头等星，而印度除此之外尚有大角（Arcturus）、大火（Antare）、织女一（Vega）、河鼓二（Altair）、毕宿五（Aldebaren）、参宿四（Beteiguese）为头等星。在距星不属于同一西方星座的八宿中，印度以织女代牛宿，河鼓代女宿。中国传统的二十八宿中牵牛、婺女二宿距星均为四等星，而河鼓与织女均为一等星，且织女一为北半球最亮之恒星。“料想我国邃古亦以织女、河鼓为二十八宿。”对此竺可桢举出若干证据，其一是《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服章。腕彼牛郎，不以服箱”，这里的牵牛乃河鼓，而不是《史记·天官书》《淮南子·天文训》《礼记·月令》中作为中星的牵牛。证据之二是《尔雅·释天》中的解释：“河鼓谓之牵牛”，郭璞注：“今荆楚人呼牵牛星为檐鼓”，这是古代用法的遗存。因此印度以牵牛、织女入二十八宿乃与中国古法相合。

至于中国、印度二十八宿与波斯的关系，竺可桢举出了牵牛和织女的形象以及胃宿的含义为证。关于牵牛织女的形象，据薛莱格《星辰考源》，古波斯十二宫图中的摩羯宫非如希腊摩羯宫以羊代表，而是以一人牵牛代表；又宝瓶宫可抵中国十二次中的玄枵次，包括女、虚、危三宿，印度以一女子纺织代表之。由此“更可知波斯、印度、中国二十八宿之同一渊源。”至于三者的早晚，竺可桢认为，印度先织女而后牵牛，中国则牛宿先于女宿，现今织女赤经先于河鼓，也就是应该织女在前河鼓在后；但是5000年前织女赤经在河鼓之后，中国牛在前女在后是古风犹存。因此中国的二十八宿系统比印度的早。胃宿为微小四星，中国与印度完全相同，在阿拉伯语中胃宿（Al-Botein）为羊胃之意，这不会是偶然的雷同。竺可桢又提出Bentley所著《印度天文学》谓中国与阿拉伯二十八宿相同者共十三宿，阿拉伯之二十八宿与印度相同者更多，“则三者之同出于一源可以不言而喻矣。”

竺可桢根据他当时掌握的材料，认为中国、埃及和印度早期二十八宿都始于角，这也是三者同源的证据。

竺可桢认为中国与印度二十八宿同源的另一个证据是二十八宿都曾经是二十七宿。二十八宿曾经是作为恒星月的标志点，一个恒星月27日有余，因此最初的二十八宿只有二十七宿，这一点在《史记·天官书》中有反映：“太岁在甲寅，镇星在东壁，故在营室”，竺可桢认为这意味着东壁原为营室之一部分；又《史记》卷二十七考证：“二十八宿列于《天官书》五宫者，唯二十七，壁不与焉，尔雅亦同”，这也说明东壁原不属于二十八宿。而印度二十八宿在古代经典中也有合室、壁二宿为一者，亦有减去织女者。

在此，竺可桢认为二十八宿的最初设立是作为恒星月的标志点，是沿白道的星宿。由于白道和黄道只有不到6°的夹角，因此也可以说认为二十八宿是基本沿黄道的。此观点竺可桢在后面的文章中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此，竺可桢论证中国、印度与阿拉伯的二十八宿是同源的。

2．二十八宿起源的地点

二十八宿既然同源，那么究竟哪里才是它真正的起源地？竺可桢作了详细的讨论。

竺可桢回顾了之前各种争论的历史。自宋君荣（Antoine Gaubil）将中国二十八宿传入西方后，即在欧洲广为传播。19世纪初印度天文学传入欧洲，欧洲学者认识到中国、印度与阿拉伯的二十七manazil如出一辙。德国历学家爱德勒（C.F.Edeler）首先说明中国二十八宿为月躔之所，法国毕奥（J.B.Biot）则认为二十八宿乃赤道上之星座，以北极与子午线为依归，其成立年代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印度之二十八宿实假自中国。期间又多有西方学者认为二十八宿起源于印度。梵文教授惠特尼（W.D.Whitney）与德国的韦伯（L.Weber）都相信中国二十八宿起源于印度，19世纪中叶英国人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四书五经，在《尧典》后附传教士谌约翰（Rev.John Chalmers）著《中国古代天文学》一文，亦疑中国天文学起源于印度。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二十八宿起源于巴比伦的加拉底人（Chaldeans）的观点，英国的金斯密（Kingsmill）与艾约瑟（Edkin）都持此观点。荷兰人薛莱格（G.Schelegel）的《星辰考源》一书认为中国之星座乃全为中国所创造，西洋之星座与中国相同者甚多，均自中国传入；中国星座历史非常悠久。20世纪初，德沙素发表多篇文章，主张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之后日本的新城新藏在《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一书中，更是认为“二十八宿系于中国在周初时代，或其前所设定，而于春秋中叶以后自中国传出，经由中央亚细亚传于印度，更传于波斯阿拉伯方面者焉。”而日本的饭岛忠夫则认为中国天文学包括二十八宿在内都起源于西方。

对于上述各种争论，竺可桢总结道：“主张二十八宿，非起源于中国者，其重要理由不外两点：①木星周之制度以及岁阳、岁名之称呼，如太岁在子曰困顿，在丑曰赤奋若，在寅曰摄提格，非中国所固有，乃系西域所传入。②中国二十八宿起于角，而印度起于昴，故后者应较前者为早。”为了论证二十八宿的起源地点，竺可桢对上述两点分别加以讨论。

（1）关于岁阳与岁名。

关于岁阳与岁名，《尔雅·释天》有详细的记载：“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阳，谓之岁阳。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谓之岁名。”

岁名最早的应用出现在《吕氏春秋》卷十二中：“维秦八年，岁在涒滩。”南宋洪迈著《容斋随笔》谓：“岁阳岁名之说，始于尔雅……自后惟太史公历书用之，而或有不同。如阏逢为焉逢，旃蒙为端蒙，柔兆作游兆，强圉作疆梧，著雍为徒维，屠维作祝棃，上章作商横，重光作昭阳，玄黓作横艾，昭阳作尚章，此乃年祀久远，传写或讹，不必深辨。”关于这一套岁名与岁阳，后世虽有解释者，但皆牵强附会，竺可桢引梁启超《国文语原解》：“此等名称虽以郭璞之博闻多识，犹云字义未详，注中阙而不论，而其音读，亦往往有异同。以《史记》校之……此皆以音近而生异同者，然则此二十二文，殆为衍声而非衍形也。”实际上“衍声而非衍形”也是清末民国学者对此岁名岁阳的普遍认识，学者也努力探讨其“衍声”的来源。

竺可桢指出欧洲学者也多认为中国岁名乃西文译音，如谌约翰著《中国古代天文学》就认为司马迁《天官书》中的岁星运行一周期的十二名来自异国，并进一步认为摄提格为梵文岁星Vrishaspati之音译。爱特根（J.Edakina）则疑摄提格为巴比伦加拉底语岁星（Dibbat Guttao）之华名，而金斯密则以为巴比伦十二宫中双鱼宫（Shepat）之华译。对此三人的观点，竺可桢认为“此三子者，均仅注意于摄提格一名之声似而不注意于此名辞所由起之岁星周期，以及其他岁阳、岁名。”法国沙畹（E.Chavannes）以为摄提乃大角左右之星座，非岁星，并引司马迁：“摄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故曰摄提格为证。”新城新藏《由岁星之纪事论左传国语之著作年代及干支纪年法之发达》一文认为十二个岁名是创自战国时代，他提出的岁名创立的原因是：“夫岁星运行之方向，系反于十二辰所配之方向，故用十二支以纪年者，反有致纠纷之虞，爰或因当时觉采用平时不熟闻之名称，反可奏功于普及，而由若干地方之土语所组成若斯之岁名乎。”竺可桢认为这种解释也极牵强。

竺可桢认为星纪、玄枵等十二次并非起源于木星的十二年一周天，而是标志太阳的十二个位置：“但十二次原为太阳一年十二个月环绕天空之周期，与西方之十二宫相类似，故清戴震谓：‘周人以斗牵牛为纪首，命曰星纪，自周而上，日月不起于斗牵牛也，然则十二次之名盖周时始定。’因岁星绕日之周期，约为十二年，即11.86年，故最初岁星周期亦假用十二次，遂有岁次及失次之名。朱文鑫《天文考古录》第四十一页，谓：‘古人以岁星十二年一周天，分周天为十二次，以岁星所在之次为纪年之标准。’未免本末倒置。”至于岁星周期何时产生，竺可桢认为：“自《吕览》、《淮南子》以来始另有岁星周期。《淮南子·天文训》：‘太阴在寅，岁名摄提格，岁星舍斗牵牛，十一月晨出东方。'《史记·天官书》：‘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摄提格等岁名乃纯粹的木星周，于此可见。”

竺可桢本人认为摄提格一名来源于印度Krittica一词。他根据白赖南《印度天文学史》一书，公元前575年左右印度Parasara测定二至线，并创立木星周（Vrishaspati Cycle）。据印度文献，所谓木星周实际有两种，一为十二年周期，一为六十年周期，每年均有岁名。十二年周期之岁名，以岁星与日俱升或俱没时所见之宿座命名。如岁星与日俱升于包括Krittica（昴宿）和Rohini（毕宿）二宿的Cartic宫，则其年即为昴宿年Krittica。但是印度木星周期与中国有一个重大的不同点，“我国十二次起于星纪斗牵牛向右行与印度木星周左行者相反”。因印度二十八宿起于昴，故木星周之第一年名亦为Krittica。竺可桢又举出其他两个中国岁名与印度名音相近者：大渊献与印度的虚宿Dhanishtha，协洽与印度的角宿Chaitra。此外还有一个意相近者，中国的大荒落在印度为星宿Magha，梵文中Maha为大之意。竺可桢列出了中国十二岁名、印度十二次及巴比伦十二宫名称比较表如下表1-7。

印度二十八宿分布于东南西北之顺序与中国相反，但与《淮南子》《史记》所述岁阴行向相合，此又足以为岁名来自印度之佐证，“岁星右行乃我国所固有，而太阴左行乃传自印度者也。但即使岁名固由印度梵文转译而来亦不能证明二十八宿起源于印度或其他西域各国。因摄提格等岁名首见于《吕览》、《淮南子》，则其输入年代不能早于秦或西汉初年明矣。而《诗经》中已有牵牛、织女、箕、斗、昴、毕、室、壁、心、参诸宿之名”。也就是说，岁阳、岁名可能来源于印度，但是因为其在文献中的出现较二十八宿中一些重要星宿的出现晚得多，所以岁阳、岁名来源于印度并不能证明二十八宿起源于印度。

（2）关于印度二十八宿起于昴，故二十八宿源于印度说

19世纪中叶德国韦伯驳毕奥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说，其主要理由就是印度二十八宿起于昴，而中国起于角。昴为春分点的时代较角为秋分点的时代要早千余年。美国惠特尼亦有同样主张。计算可知，昴为春分点在公元前1860年，而角为秋分点在公元440年。对此竺可桢认为，既然角为秋分点不可能是中国二十八宿起源的时代，所以依此论证则不成立。印度其他文献记载的冬至日在虚的说法在《史记·律书》中也有记载，山古太根据印度古代经文记载月望在张宿则年终、月望在角宿则春始，以张宿为夏至日所在并据此推算其时代在公元前3100年；但中国二十八宿起于角，以角宿为立春的年代恰与此相同。因此竺可桢认为印度古经文中这样的记录与中国二十八宿起于角宿相当，只能说明二者同源，不能证明印度二十八宿更早。

除了上述两种论述二十八宿起源于印度之说，竺可桢也详述了各种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之说，包括薛莱格、新城新藏、德沙素等人的观点。

（3）竺可桢对二十八宿起源时代与地点的分析

在对之前的各种学说加以分析之后，竺可桢阐述了自己关于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的观点。

首先是立春月望在角宿的时期。司马迁主张自古建正作于孟春，而二十八宿始于东宫苍龙的角宿，因此角宿应为立春的日躔或月躔之所在。因日躔不可见，所以当为望月之时月亮所在的位置。传自巴比伦的阿赖图所述星象，谓“毕宿乃金牛之角，朝见东方则万象更新”，立春月望在角之时代，正值毕宿春分朝觌之时代，距今约5000年。

其次是北半球天极的变化。由于岁差的原因，《史记·天官书》中作为极星的星是小熊座β（β Ursa minor，又名Kochab），当时距北极最近，到了唐代其去极已远，因此唐李淳风所著《晋书·天文志》中北极星称为纽星，为“天之枢也”, 《天官书》中的北极星在《晋书·天文志》中为北极五星中的“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座，位最赤明者也”，后称帝星。中国后代典籍中仍能看到北极星移动的记载。更早的时候埃及人与巴比伦人都曾以天龙座α星（α Draco，西名Thuban）为极星，此星在中国古代称为右枢，但古文献中并没有以右枢为极星的记载。但是，“《天官书》中官星宿几全集中于东宫与南宫方面”，“若将中宫各星绘于图上，则右枢近于中心”。因此，竺可桢认为《天官书》中对中宫的记载是一种更古老的星象的描述，成立于右枢为北极的时代。

再次是北斗九星。《后汉书·天文志》刘昭注引《星经》：“璿玑者谓北极星也，玉衡者谓斗九星也”；《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有“九星悬朗，七曜周璇”，唐王冰注：“上古九星悬朗，五运齐宣，中古标星藏匿，故计星之见者七焉”；孙星衍以为九星即北斗七星加招摇、大角，招摇一星各种文献皆同，至于另一星，《天官书》指为天锋，《晋书·天文志》指为玄戈，竺可桢认为玄戈为正：“距今三千六百年以迄六千年前包括右枢为北极星时代在内，在黄河流域之纬度，此北斗九星，可以常见不隐，终年照耀于地平线上。”

最后是天球赤道的变化。认为二十八宿草创之初，“其在赤道之数必多于今日”。竺可桢计算了二十八宿在各个时代在赤道上的星宿，得到如下结果：

20世纪初五宿：参、星、角、虚、危

公元前230年八宿：参、星、翼、轸、亢、氐、虚、危

公元前2370年十二宿：壁、奎、娄、毕、星、张、翼、轸、房、虚、危、室

公元前3440年十二宿：壁、奎、井、星、张、翼、轸、房、心、虚、危、室

公元前4510年十二宿：壁、奎、井、柳、星、张、翼、尾、斗、虚、危、室

公元前6650年十宿：壁、奎、翼、尾、箕、斗、牛、女、虚、危

公元前8790年三宿：奎、鬼、轸

由上可见，“距今五六千年达十二宿，嗣后又渐减。以大致而论则二十八宿之位置与五千年前之赤道最为接近。”

因此，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中，竺可桢认为中国的二十八宿起源极早，可以早到距今五六千年。

（二）《二十八宿的起源》一文的论述

《二十八宿的起源》一文还是首先讨论中国、印度与阿拉伯二十八宿的关系。关于印度的Nakshatra、中国的“宿”和阿拉伯的Manazil有共同的起源已经为毕奥以来的学者所认可，认识的分歧在于起源的地点。毕奥、德沙素、荷兰的薛莱格和日本的新城新藏都赞成中国起源说，德国学者韦伯相信巴比伦起源，而研究印度天文学的英国学者白赖南（W.Brennand）和美国学者伯吉斯（E.Burgess）则主张印度起源。

竺可桢提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三个基本事实：（1）在中国古代，注视恒星的初意在于设计一部农历上的阴阳历。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时，天蝎座的中央部分，包括心宿二——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大火星——约于春分时昏见。《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的“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就是观测大火星初见定季节的历法的反映。（2）中国的新年从太古时期起就不是从春分日开始，而是处在冬至与春分的中间，也就是立春。这是因为立春时温度开始升高，适合为农事作准备。在春季的黄昏北斗的斗柄指向东方，此时二十八宿中的第一宿——角宿——在东方开始上升，这一系列星象的出现预示着立春或春季的开始。（3）虽然黄道附近的某些星和星座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但是二十八宿作为一个系统的出现却晚得多。如毕奥、薛莱格、德沙素和新城新藏所指出的，中国古代所观测的星宿对天赤道，尤其在公元前2000—前3000年之间对天赤道比对黄道更为接近。因此中国的二十八宿系统是一个赤道的亮星带，渐渐发展，主要是为了观测昏中星，只是在更晚以后才利用来推测太阳和月亮的位置。此处竺可桢不同意二十八宿为“月站”之说，较前一篇文章的观点发生重大变化。

能田忠亮根据《礼记·月令》记载的十二月昏旦中星，假设其观测时间正在十二个节气日，研究得到《礼记·月令》所包含的天文事实是在公元前713—前518年间从实际观测得到的。竺可桢认为能田忠亮的这一结论是不可靠的。竺可桢提到，钱宝琮在《论二十八宿之来历》一文中也主张，沿着赤道的星群是在黑夜降临以后作为中星观测之用的，而黄道带则是用来测量太阳、月亮和行星的位置的。黄道带在起源上较晚，是在战国时期才出现的。竺可桢本人计算了《月令》中二十八宿位置的年代，发现它们年代不一，约在公元前890—前160年之间，平均年份为公元前320年。

竺可桢接下来对比了Neugebauer研究的巴比伦黄道带的出现。巴比伦黄道带的发明也在公元前450年左右，它初次出现在公元前419年的著作中。那些名字被借作黄道带符号的星座出现得更早。黄道带的引入是为了计算天空的距离，在天空中引入大圆，把它正好分成30°长的十二个部分，来量度太阳和行星的运行。黄道带几乎始终是为了计算上的便利而产生的，并且仅仅为了计算上的效果而使用，真正天上的位置，直到楔形文字的末期都还是以著名的亮星来表示的。

关于中国与印度二十八宿的共同起源，竺可桢除了举出前文已经举出的证据之外，另提出一条证据，就是一年的开始。竺可桢引用加尔各答大学山古太（P.C.Senguta）教授的观点，认为印度在婆罗门时期，当满月处于发鲁格拏宿（Nakshatra Phalguna）时，第二天就是新年的日子，新年的第一个月也称为发鲁格拏月。而在更早的时期，春季开始于满月行到夏忒拉宿（Nakshatra Chaitra）后的一天，而印度的夏忒拉宿相当于中国的角宿。“印度和中国从同一个恒星（室女座α星）来推断新年，这种相似性确实是重要的。”

竺可桢又提到孟买科学研究所的第西脱（K.R.Dixit）博士的观点：“在Shata Patha Brahma中指出：讫栗底迦（Krittikas，昴星团）从正东升起，不像别的星座那样偏出正东的时候，就把祭祀献给讫栗底迦的神位。S.B．第西脱先生从这个星座在1895年的赤纬及其岁差速度，算出这个事件，即昴宿从正东方升起，必须发生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竺可桢指出，中国的“昴”字就是“日”在“东方”，这与《Shata Patha Brahma》的思想完全一致。印度现在的宿是从阿说你（Aswini）开始的，但大家认为曾经是从讫栗底迦开始的。韦伯和惠特尼认为印度的宿较中国早2000年以上，就是建立在当时讫栗底迦位于春分点上而中国二十八宿是产生于角宿在春分点的时代这一前提之上的。但是竺可桢本人认为这是一个误解，中国很古的时代新年是从立春而不是春分开始的。

在比较了有关中国和印度的各种研究之后，竺可桢这篇文章对于中国二十八宿起源的论述并没有充分展开，而是给出了一个非常谨慎的观点：“就我们所知的而论，中国的二十八宿起源相当晚，不早于公元前第四世纪。它似乎是土生的，因为它的发展是从很古的中国旧天文传说中脱胎出来的。这些星宿中的某几个宿可以更上推到一千多年。总之，中国二十八宿创立的时期，仍有待于更多事实的发掘和更深入地研究才能确定。”这一结论较第一篇文章保守得多。

三、二十八宿起源问题的发展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中，对西方的研究有比较全面的介绍。李约瑟本人认为，“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等三种主要‘月站’体系同出一源，这一点是几乎无可置疑的”，至于最早的起源，他倾向于古巴比伦。

上述关于二十八宿起源的讨论，多是由20世纪上半叶展开的。前引新城新藏给出的二十八宿最早见于文献中的表所列的内容基本上为公认的从文献中可见的二十八宿最早出现的情况；但随着近年来新的天文考古材料的出现，学者开始重新认识二十八宿的起源。

前引席泽宗和程贞一的文章，认为中国和印度的二十八宿是独立起源的。其中引用的近年考古学的新发现，特别是濮阳西水坡龙虎墓，对二十八宿在中国独立起源的观点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对濮阳星象图阐释最早也最多的当属冯时。他认为：“濮阳星象图所表现的星宿至少包括了北斗及后世二十八宿中的角、亢、氐、房、心、尾、觜、参八个宿”，这就是说，早在5000多年前二十八宿中的部分星宿已经形成。冯时又进一步分析了殷周文字中的“龙”字，提出：“殷周古文字的‘龙’字实际取象于东宫七宿”，“中华民族对巨龙的崇拜，事实上就是对东方星宿的崇拜。而这一崇拜的缘起，则在于诸星官对于远古先民的授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