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文革”开始了

1966年6月6日，“文革”开始，学校乱了，也没有课上了。因为大学毕业生有56元工资，所以经济上、生活上没有困难，整天跟着参加各种运动。记得有一回到大会堂参加批判邓小平、刘少奇，我只记得邓小平说了一句话，“我年纪大了，要坐着讲”。其他一切，都十分茫然。尽管我有不少运动的经历，但从未走心，只是一意自我保护、少说多做。

后来工作组进来，然后又撤了，学校分成两派。我当然和老朋友彭宁在一起，原来班上的分水岭在“文革”中显出来了，平时要好的都成立了各自的组织。我们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对方成立了井冈山派，两派就开始辩论。我从未出头，是因为我们家没有政治后盾，说话也不自信。后来选我做勤务员，就光有个派头，也无所作为。造反头头横冲直撞，揪斗老师，我从未看到过这样的粗鲁行为，真是无法接受。可现实便是这样。我们还在邮电学院斗过胡耀邦，接着冲文化部抓彭、罗、陆、扬，开斗争大会。我虽然参加，但都是站在后面，内心一片茫然。我当时在文化宣传室管大喇叭广播“中央文件”和“最高指示”。

而此时我与李汉文在彭宁表姐的介绍下，正式认识并开始交往。所以“文革”中更关心女朋友。“文革”开始前，汉文曾让党支部去电影学院导演系找我的辅导员苟文伦了解我的情况，文伦为我说了好话，这样汉文才与我交往。

我一个调干生，不敢追求有身份地位的女孩，也不懂怎么谈朋友，有人介绍便顺水推舟。而在青春萌动期，有了女朋友，便是有了安慰。汉文文静、内向，是钢琴系老师，人品高尚，气质典雅，可母亲看汉文不太满意，觉得她身体太弱，将来怎么生孩子、操持家务呢？而舅舅格外欣赏。

汉文虽是广东人，但全家解放前是在上海定居。后来见到汉文的家人才知道，她从小没有母亲，孤零零一人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书。我也是一个可怜人，父亲早逝，所以我们有相似的遭遇，有同病相怜之感，遂决定在一起了。随着周围同学相继结婚，我们也在双方同学的帮助下，借中央音乐学院的宿舍结婚了。

这一切都在“文革”乱糟糟的气氛中完成的，我似乎忘记了许多细节。结婚过程中，双方同学都非常热心，那时“文革”已进入尾声，大家都变成逍遥派，过来凑热闹。

我们的婚礼由滕文骥做司仪，郑洞天给我布置新房，把床铺腿锯短，好像席梦思床，还把书箱叠成沙发，把毯子钉在墙上。同学们还送了许多礼品。

结婚不久，就接到工宣队的通知，说要分配我到广州工作。是因为导演系六四班高干子弟潘军田不愿去广州，所以空出一个名额给我。当时工宣队长老王问我：“你都30岁了，还跟着他们下乡，不如到广州参加工作。”我当时没有主见，我是天津人，家中还有母亲，汉文又在北京，因为刚生下的孩子早产夭折了，正住在罗明瑶婶子家休养。当时自己内心是矛盾的。到天津与母亲商量，母亲当然不愿意，倒是哥哥说：“去广州也好，家里没关系，放心，母亲有我照顾。”由于从小离家在外面闯，我似乎也没有太多留恋，只是想工作、想做导演。而汉文并没去过广州，她虽生在广东，但从未生活过，她却认为家乡好，也不反对反而鼓励。当时如有一方反对，我也就留下了，但他们都支持我，当时我也有逃避现实的心理，便下决心走了。

当时与汉文告别时，在罗明瑶婶子家煮面条，没想到，整把面条下到锅里，成了一锅糊。可见当时我心情的慌乱。汉文躺在床上，和她告别，只说了一声“我走了”，便毅然踏出了门。

冬天的夜，一片漆黑，还下着细雨。我坐公交车路过长安街时，看见天安门，也是一片漆黑。广场上，到处是被风吹起的大字报碎片，心里甚是凄凉，心想从此离开北京了，仍有许多不舍。火车站一片哭声，没有人给我送行。车上有40位被分配到广州的北京艺术院校毕业生，他们都探出窗外与亲人告别，而我就在走道里独自踱着步，等待着车开。从此30年都将在南方工作了。

回忆电影学院八年的日子里，我学会了一门专业，娶到了一位妻子，经历了许多我在天津无法体验的人情世故，锻炼了我处事的能力。虽然当时还显幼稚，但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既已成家，就要在立业的道路上奋进了。当时我下定决心要当导演。

1969年，汉文怀上了第一个孩子，因为腰痛，她让我给她捶背，当时不懂，可能是这次按摩造成早产。“七活八不活”，正好八个月，一天夜里，汉文肚子疼，我送她到积水潭医院，连夜便早产了。孩子早产发育不全，生下来不久便夭折了。当时正值“文革”，我正处在被分配时候，心情紊乱，自顾不暇。现在回想，是对这小生命的不负责。汉文怀孕期间没有任何营养，又每天从和平里乘公交车上班抄大字报，整天东跑西颠，我也没帮到什么忙，生活中的事我始终是漠视的。后来汉文怀丁震时，我也仍然在外忙拍戏。

还有一件值得记下来的事，就是和母亲在天安门照相。进北医工作后，一切顺遂，母亲到北京来看我，我住在舅舅家，我带母亲到照相馆留影。同时约她到天安门照相，那天正是大风天，母亲毫不畏惧，答应了我的邀请。等到照相归来，受到了舅舅的斥责，批评我不顾母亲身体。第二天母亲脸肿脚也肿，可见母亲对于儿子的请求是从不拒绝的，伟大的母爱，令我至今愧疚。到自己做了父亲，也从未拒绝儿辈的请求。

我结婚后母亲住在和平里，看到我结婚，母亲满心欢喜。我只记得我和汉文、母亲同睡一床，甚是欢快。尽管她并不中意这位体弱的儿媳妇，但仍报以笑容。尤其我南下广州后，汉文下放到军粮城，便一直受到母亲与哥哥的关怀，母亲对汉文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我返回北京探亲，更显得母子深情、兄弟友情。可惜我去广州第三年，母亲便离世了。我是个不孝子，虽然母亲临终前我守床一月，但又算得了什么？面对临终的母亲无能为力，是那样的无助！

12年的北京生活留下许多珍贵照片，反映出不同阶段的心态，从一个毛头小伙，成长为一个有奋斗精神、怀抱着高远目标的青年，一心要当导演，一心要实现这一人生目标。从1955年到1969年发生了许多政治运动，我都参与其中，无形中受到影响，内心慢慢变得强大，只是还有待测试的机会。此时南下广东，走向社会，开始我人生的第二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