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国现代化模式论争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之萌动
林毓生认为1915—1927年五四运动时代“要求彻底摧毁过去的一切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空前的历史现象。”[389]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感受到“一战”后“西方的没落”，骤然而生“东方文化救世论”，“完全扫清”了昔日对中国文化的“悲观之观念”，“精神得以振作”[390]，认为新文明的太阳“自朦胧的东方渐渐而升”，主张“儒化、华化西方文化”[391]。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中国学院于1926年举办了一场以“东方与西方”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392]，试图在反思西方世界自身发展的进程中寻找新的出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兴起了一场以政治、经济、文化为主题的，决计“革新”的“西方”道路和决计“守旧”的“东方”道路之争。论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政治模式选择之争
从戊戌维新开始，西方民主政治成为中国现代性追求的价值内核。新文化运动开启现代民主、人权思想的启蒙。孙中山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循序渐进的民权运动方案，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借以确立其“党治训政”体系。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倡人权运动，批评国民党的“党治”政策。马克思主义在与各种社会思潮交锋与互动中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
一、国民党训政模式论争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意义世界、秩序世界的整全性危机，需要一个具有“全能”功能的政治组织或机构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领域中的组织与制度，才能解决问题，全面克服危机。”[393]孙中山曾指出：“中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394]为此而制订的建国方略中将党治置于重要地位
在孙中山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民权运动程序中，“军政”时期实行军事统治，既以兵力统一全国，又训练人民接受三民主义。“训政”时期是执政党代替人民行使国家统治权（即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权”），在地方自治完成“四权”（即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政权”）的基础上进入“宪政”时期，实现还政于民。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10月通过《训政纲领》，宣布“军政”结束，进入“训练国民使用政权”[395]，即“训政”时期。1931年国民党又颁布了《训政约法》，把“训政”时期大大延长，并给予立法保障。国民党“党治”体制由此确立。杨公达等为之造舆论说：要强化“党治”以渡“国难”，“党治”本身并没有根本性的问题，辩称“以党治国”和“一党专制”不同，是“革命的必要策略，到了宪政时期，以党治国应该停止，而切实实行政党政治，至于一党专政则无时间的限制”，“以党治国”是“中国的新发明”，[396]“党治”是宪政的必要阶段，“由训政下的民治，进而宪政下的民治，由党治进而为政党政治”。[397]
胡适首先批评训政的理论基础——“知难行易”哲学说：“一面要人知道‘行易’，可以鼓舞人勇往直前。一面更要人知道‘知难’，可以提倡多数人对于先知先觉者的信仰与服从。信仰领袖，服从命令，一致进取，不怕艰难，这便是革命成功的条件。”[398]罗隆基批评国民党以党训政的“党治”模式是“‘建国’上南辕北辙的方法”，任何一项都是向苏联“师法共产党，抄袭共产党，整个的模仿共产党”[399]。张君劢批评国民党所说的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是一种“特权”，有违民治精神，因为领导力是要竞争而不能“霸占”[400]。张东荪认为“党治”在党外消灭异己与在党内造成分歧造成一种吊诡，结果是“个人主义”盛行[401]。
许多思想界、知识界人士期盼早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实现“宪政”。胡适指出，“宪政和议会政治都只是政治制度的一种方式，不是资本主义所能专有”，而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402]。胡适还批评孙中山“对于一般民众参政的能力很有怀疑”的看法，认为人民的参政能力如变法一样，也是“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也”，“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403]。
而另一些学者则质疑宪政对挽救中国的意义和在中国实行的可能性，“宪政”对解决中国当务之急的“民生”问题药不对症[404]。张东荪说“民主是一种生活”，“宪政”不是按照宪法统治就可以实现的，而是与人们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密切相关的[405]。梁漱溟认为“宪政要求”是“从外面潮流所开出来的，而非从固有历史演出”，中国自古是一个伦理本位的国家，没有法律观念，政治结构松散无力，缺乏实行宪政的条件，只能从“村治”入手，做改造“礼俗”的功夫[406]。
中国共产党注重对“民主”“宪政”进行阶级性质判定和实行“宪政”基础条件的争取，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有一部好宪法，要想畅通实行是不可能的，宪政运动的主题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407]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模式，正如毛泽东后来说，资本主义共和国在中国行不通，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目前也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只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二、人权派自由主义模式论争
人权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罗隆基说：“国家的功用就在于保障人权，就在于保障国民做人上那些必要的条件。什么时候我的做人的必要条件失去了保障，这个国家，在我方面，就失去了他的功用，同时我对这个国家就失去了服从的义务”。国家的优劣“在任何时期，即因人权得到承认的标准为标准”[408]。个人有个人之价值，国家与社会要保障个人的平等自由。个人对于国家社会有维持的责任[409]。这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观点接近。陈独秀说：“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410]李大钊认为，宪政的精神在于自由人权，近代西方“自有英之‘大宪章法’之人权宣言为近世人类自由之保证书，各国宪法莫不宗为泰斗”[411]。
胡适说自由就是“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包括“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412]。在思想言论自由权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学者亦持同样看法，认为思想言论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以三民主义来统一思想是“一个荒唐无稽的幻想”[413]，是违背思想自由原则的，“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但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414]。法律只能拘束人民的行为，不能拘束人民的言论。“个人不说老实话，其事还小；政府使人不敢说老实话，事情已经够严重了；社会不许人说老实话，则更糟。”[415]
三派分歧主要在于人权与国权的关系上，一些政治家认为当时的中国国权更重要，国权高于人权。蔡锷曾说：“天赋人权之说，只能有效于强国之人民，吾侪焉得而享受之？故欲谋人民之自由，须先谋国家之平等。国权为拥护人权之保障……苟国家能跻于强盛之林，得与各大国齐驱并驾，虽牺牲一部分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痛，亦所非恤。国权大张，何患人权之不伸！”[416]孙中山是同样看法，他说苏联的“人民独裁”政体在保障和实现集体人权方面比代议制政体要改良得多，个人人权要服从国家独立权，革命争的是团体、民族、国家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417]。
而人权派认为“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418]，“国家为人而设，非人为国家而生”。[419]胡适较更明确说：“改造社会要从改造个人做起，要从自救开始”，“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420]。罗隆基也说：“国家的功用就在于保障人权，就在于保障国民做人上那些必要的条件。什么时候我的做人的必要条件失去了保障，这个国家，在我方面，就失去了他的功用，同时我对这个国家就失去了服从的义务。”[421]
“人权派”却回避主权谈人权，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胡适提出：“陈独秀先生们在上海出版的《向导》周报，标出两大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第一项，我们自然是赞成的。对于第二项，我们觉得这也应该包括在第一项之内。因为我们觉得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所以我们很恳挚的奉劝我们的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422]
孙中山赞同苏联的革命方法：“俄国近来革命之所以成功的道理，就是由于打消无政府的主张，把极端平等、自由的学说完全消灭。”“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423]而蒋介石借此说“中国所以贫弱受不平等条约的约束，就是中国人太自由的毛病生出来的”[424]，国民政府“于必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在法律的范围内加以限制”。
“人权派”反对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方式解决人权问题，认为苏联制度是“反自由、反民主，不容忍”[425]，“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凭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426]“人权派”幻想纯用“纸笔墨水”的方式实现人权。鲁迅说新月社批评家“尽力地维持了治安，所要的却不过是‘思想自由’，想想而已，决不实现的思想”[427]。
人权派在政治上走中间道路。一方面罗隆基向国民党要求“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428]，另一方面胡适对共产党说，“以为自由主义是18世纪的东西，今天时代进步了，以往的自由民主思想不合时宜了，今天要牺牲个人的自由来完成一个党一个阶级的自由，同时要舍弃言论出版自由的旧民主政治的作风，来实行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新民主作风”是“没有自由的自由，没有民主的民主”[429]。
瞿秋白批判说：“中国的人权派表面上反对摧残人权要求保障自由，实际上却并不是反对什么国民党，并不是反对什么压迫和剥削，而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压迫剥削的不得法”。“他们所以反对国民党和政府，原来是只因为国民党采用共产党的制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权是一个阶级的、历史的范畴，认为集体人权更为重要。“社会是个人的系统，个人是社会系统的一员。有个人而有社会，有社会而有个人”。“离个人没有社会，离社会没有个人。社会与个人是相对的，实在的”。[430]“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亦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国家对于人民亦有义务。”[431]要在实现国家主权、集体人权的基础上争取个人人权。实行社会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解决集体人权和个体人权的基本途径。任何人权都是一国之内的人权，绝无超越国家的人权。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主权独立是解决人权的先决条件。
瞿秋白论证了暴力革命在解决人权问题上的合法性，说现在中国的政治异乎寻常的黑暗，“民众一点儿自由也没有，一点儿‘人权’也没有，有的只是挨打挨杀的‘权利’，和饿死冻死淹死烧死……的‘自由’”[432]。因此，“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家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433]李达批评无政府主义的个人“绝对自由”时说：“实在的谈起来，资产阶级并不怕人提倡什么绝对自由、绝对平等的社会那种抽象的思想，他们所怕的，还是那种最有力的具体的即时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434]实现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合一化的苏维埃的政制，是“民主主义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新最高阶段，也是一切政制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高最后形式。”[435]
三、新民主主义政治模式的提出
民初立宪政治破产后，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受到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质疑。陈独秀说“立宪政治在19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20世纪的人看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就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它罢。”[436]李大钊转向平民主义，陈独秀转向民治主义，这是民众直接参与式民主，是比代议制更为激进的民主思潮。而融合了直接民主、积极自由因素的苏俄式的“伊尔革图克拉西”（Ergatocracy）即“工人政治”，作为一种全新的德谟克拉西受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热烈拥护。它“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于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工具。……其政权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437]“德谟克拉西，伊尔革图克拉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438]。
毛泽东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区分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是“更广泛的民主”。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是由民主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因此“共产就是民主”。
这种理论上的新民主制度，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根据地进行了实践，建立了仿效苏联制度的苏维埃共和国，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草案》《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文件，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消灭封建，赶走帝国主义，制止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
这种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激进路线，后来为毛泽东所纠正。他在根据地民主建设的基础之上，结合抗战以来的民主政治运动，吸收了民主与独裁的论战成果，于1940年2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命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模式。说我们“决不漠视中国的特殊社会条件与政治环境。由于中国既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就不能产生英、美式的或苏联式的宪政”[439]。中国要实行既不同于“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而是合乎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
第二节 经济道路选择之争
康有为在1898年呈奏《请历工艺创新折》，建议将我国“定为工国”，这是一个正式提出中国工业化的政治文献。这表明中国经济的现代发展问题，得到思想界越来越多的讨论，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以农立国”“以工立国”“第三条道路”三种经济发展模式论，围绕中国要不要工业化以及如何工业化问题上展开论争，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继续走依附型的现代化道路还是另外走自主型的现代化道路。论争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进入高潮，抗战爆发后有过短暂的中断，抗战结束后重新鹊起，至新中国成立时最终谢幕。马克思主义学者自始至终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场论争，批判农本主义、村治派、乡建派、经济派、西化派，以及国民党的“农化”和“工化”主张，强调社会革命在中国工业化道路中的基础性、前提性意义。[440]
一、立国之“道”论争
起始于五四时期的“农国”与“工国”之争是和“孔化”与“西化”同时提出来的论题[441]。它表明我国思想文化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性：现代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争，自然形成了工业文明支持者与农业文明支持者的分野。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为工业化建设创造前提条件，并由新民主主义工业化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业化。
（一）“农国论”及其理由
“一战”后出现的西方工业文明危机强化了传统主义思想，从“东方文化救世论”引申出来“农业文明救世论”。“农国论”以“农国”与“工国”具有不同的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立论，倡导“小农经济模式”，宣扬“农国”更能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调和持中、尚俭节欲、清静安民等精神和美德，强调“立国之道不在物质文明，而在风俗之淳厚；不在都市之华美，而在乡村之逸安”[442]，与此前倭仁反对洋务运动所言“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443]的观点如出一辙，全为迂腐之论。章士钊首先提出中国应“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444]，放弃“工国浮滥不切之诸法”，“返求诸农，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445]。董时进认为中国缺乏与“工国”争强弱的“兵力”和“经济力”，不宜“工化”[446]。王鸿一在“村治”运动中“标揭主义”“建立名词”“草定制度”，积极宣传“农村立国制”[447]。以“村治”运动为基础，梁漱溟在山东成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探讨乡村建设问题。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黄炎培在江苏徐公桥、陶行知在南京晓庄，以及燕京大学师生在北平清河等地进行了一系列乡村建设运动研究和探索。“农国论”的共同思路是，将农村与城市二元分立，将中国历史从世界历史中分割出来，坚持农本主义传统，实行以农业为本位的立国方针，反对中国走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至多兴办一些自给自足性质的农村工业。
章士钊说“农国”就是全国人口平均分配所获农产品，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而不攫国外之利益以资挹注者。“不以己国之利源为范围，所有作业专向世界商场权子母之利，不以取备国邸及用为原则，因之资产集中，贫富悬殊，国内有劳资两极，相对如寇准谁者，谓之工国。建国之本原既异，所有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皆缘是而两歧”。[448]中国社会问题的“病源为工业传染之细菌”[449]，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即“返本还原，一铲伪工业国之文明，仍从农业振顿。使人弃虚华而重朴实，除巧伪而崇德信。”[450]
在政治治理方面，“中国宜保存农业立国之制，以后提倡农村，使一村自给自治。……乃农村制推行各省，国乃可治也。”[451]。农业社会安定太平，求过于供，很少受经济变迁的影响，无所谓失业和罢工。工业社会则组织细致，牵一发而动全身，供过于求。“病象立征”，中国一旦改为工业国，剧烈之变迁必不可免，必遭西方国家“染指”[452]。城市不过是变相的农村而已，全国人民十之八九在农村，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应以农村为基础、为重心，政权操于民众，治权始于乡村，一切学术思想和政治制度应“共同归宿于教养，植基于村本”[453]。
到20世纪30年代，“农国论”吸收了“工国论”的合理观点，不再反对工业化，而提出先发展农业，再“从农业引发工业”，“以完成大社会的自给自足，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构造”[454]的主张，批评那种“希望中国仍走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发达工商业、繁荣都市的路”是“主观的梦想”，农业生产的土地、本土种植方法是现成的，兴办工业的资本机器十分缺乏，先发展农业而后工业可以兴，马上办工业则无可能。因此，“我们唯有到乡村来，救济乡村，亦即救济都市；如往都市去，不但于乡村无好处，于都市也无好处。”[455]
章士钊还将“农国”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比附，认为第一、第二、第三国际“不主谋利，而主公制以均民用，多与农国之本义相默契”[456]。事实上，章士钊的“农国论”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差甚远，而与马克思所批判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相符。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个不可扭转的历史发展趋势，“农国论”只知道工业文明之弊，而不知中国无工业化不足以自存和自强。
（二）“工国论”及其理由
“工国论”始于戊戌维新时期，五四时期成为“农国论”最有力的批判者，首倡者为孙倬章、杨明斋等，继之而起有吴景超、张培刚、周宪文、陈序经、贺岳僧、王子健、吴知等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工化”之路不能因“欧战”而停顿、改道，“要把中国从根救起来，须向工业迎头赶上去”[457]。“工国论”批判“农国论”所持的思想武器是进化论，“由农入工”是社会进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孙倬章说：农业是“保守的，少进化的，与现社会之进化潮流，当相反；工业为进化的，且速进化的，与现社会之进化潮流适相应”；“中国因以农立国，故数千年以来，毫无进化之成绩；今欲与彼进化之工业国，并驾齐驱，以谋生存，而仍欲偏重农业，宁非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乎？”“苟欲保存专制政体，则可主张以农立国；若欲实现民主政治，则决不可不趋重工业”。“有极多之学术，常因工业而发达；不独因工业的经验，始有学术的发明，且常因工业的需要，始有学术的学习。欧洲之学术，亦至工业发达之后，始有今日气象万千之盛况，所以谓学术为工业时代之产物，亦决非过言。若中国欲以农村立国，则此等被工业振兴而后发达的学术，不独无发明之机会，且亦无学习之机会，中国学术既幼稚如此，若不趋重工业，不将为文化的落伍者乎”？“现在之经济政治学术，处于进化之中，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农民故步自封，处处与进化潮流相逆迕；惟工业富于进化性，始与此进化潮流相应，然则吾人不欲生存进化之社会则已，苟欲生存于进化之社会，固不能不追踪于工业之后尘矣。”[458]
至20世纪30年代，“工国论”也肯定了“农国论”的某些合理思想，认为“在以人力为重要生产力的时代，则以人力为生产基础的农业自然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这一时代的国家必以农立，毫无疑义。但是历史进步到以机械为主要生产力的时代，则以机械为生产基础的工业（机械工业）自然取得了过去农业的地位，所以在这一时代，立国以工，那也是必然的结果”。[459]但是“农国论”者要知识分子下乡搞乡村建设却不可能，因为乡村缺乏容纳和满足知识分子的职业、研究学问的设备、物质生活条件以及适宜的社会环境。并继续批评“农化”是“经济上的复古论”，是“以筋肉方法生产的路”，是使人贫穷、愚笨、短命的路。而“工化”则是“以机械方法生产的路”，是使人富有、聪明、长寿的路，中国经济建设只能走“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工化”之路[460]。
“工国论”与“农国论”之间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分歧，反映在文化领域就是“西化”与“传统”的对立。“工国论”批评“农国论”将东西文化做乡村文化和都市文化区分的观点不合逻辑，因为文化是一个整体，可以概括都市和乡村，而都市和乡村不能概括文化，新文化的创造“与其说是依赖于乡村，不如说是依赖于都市”[461]。况且，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本身并不矛盾，欧美工业发达国家的农业发达程度为我们所望尘莫及，同样，“中国工业苟不发展，则农业出路也成问题”[462]。“工国论”从文化角度对“农国论”的批评成为30年代东西文化论争内容的一部分。
“工国论”顺应了中国工业化和世界工业化潮流，适应了化解民族危机的社会要求。在南京国民政府工业化建设的推动下，“工国论”获得了多数学者的支持。“农国论”的错误在“忽视了人类所以进化的原则，忽视了分工的利益，忽视了供给与需要的相互关系，更忽视了产业革命所给予大多数人类的福利”[463]。“工国论”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虽是工业化，但工业化并非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而是一种经济建设模式，工业化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手段，中国“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还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也就是农业的工业化”[464]。“当然，工国论”在批评“农国论”时，学理不够深入，对“工国”与“农国”的内涵没有深入阐解。
（三）“第三条道路”及其理由
“第三条道路”调和“农国论”与“工国论”，陈宰均最先提出了农化与工化并举的经济建设方针，到20世纪30年代形成“第三条道路”，认为“发展农业必须与工业化相配合”，“立国虽不妨以农业，建国则必须以工业”[465]。持此观点的还有杨杏佛、郑林庄、王印川、姚溥荪、漆琪生、翁文灏、刘大钧等人。他们内部又有郑林庄、漆琪生的“先农后工”和翁文灏、刘大均的“先工后农”的分别。
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宰均、杨杏佛等人就提出中国经济建设“非工化无以农化。非农化无以工化。吾国宜农化。亦宜工化”。中国应当像美国“地大物博农工并重，进可以战，退可以守，遂执世界经济之牛耳”[466]。至20世纪30年代郑林庄明确提出“第三条道路”，以农村工业作为中国工业化基础。所谓“农村工业”，“就是目前大规模都市工业的分散化。它在形式上和技术上间或与集中的工业不一式一样，但它却保持了几种工业的精髓”，即“科学与工业的密切关系”[467]。“第三条道路”主张优先发展农村工业以实现都市工业目标。郑林庄说：“我认为我们所企望的那个工业经济，应该由现有的这个农业经济蜕化出来，而不能另自产生。因此，我们现在所应急图者，不是吴先生所主张的如何在农业之外另办都市的工业，而是怎样在农村里面办起工业来，以作都市工业发生的基础”。“我们应该在农业上想工业化的办法，应该在农村里建设工业的基础。换句话说，因为受了客观的限制，我们已不能在农业之外另建立大规模的都市工业，但我们却可以在农村里面培植小规模的农村工业。”“因为农村工业是分散的，是多少可以容易免除帝国主义的束缚的；是为达到自供自给的状态的，而不是想向外夺取市场的；最后它不是需要根本的‘改造’的，而是需要就现况‘改良’的”[468]。
而“工国论”认为将农村工业作为中国由农业社会达到工业社会的桥梁是值得怀疑的，中国分散的农村工业和集中的都市工业都不能免除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压迫，自给自足的农业在洋货的倾销下免不了破产，以工厂制度代替家庭制度，工厂生产代替家庭生产，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把农村工业当做走上工业经济的过渡方法，自然是倒行逆施”[469]。
“先工后农论”的“第三条道路”，实质上属于“工国论”阵营。他们既是国民党内经济政策与方针的决策者、执行者，又具有理论研究水平的学者，需要化解和吸收“工国论”与“农国论”的论争分歧，以引导思想界和知识界转入经济建设方针、政策上来，“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方针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折衷主义，具有明显的策略性，实际工作采取的是工业化政策。
（四）“社会革命论”及其理由
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中国走工业化道路。恽代英最早表明了“工化论”立场，中国人“衣食之所需，乃转而大宗须仰给于外国”，“母国之人经济上处处占取优势，而殖民地之土人，必至劳苦而不能自给”，中国“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470]。杨明斋在《评〈农国辨〉》这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宣传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的珍贵文献”[471]中对“农国论”批判说：“‘中国可以长为农国’这话完全是‘秀才不出门遍知天下事’的自是观念。他以自是为判断一切事务之理，并不去理会环境是否容纳中国长为农国。试看中国于六十余年来的抵抗环境之力有多大的效果！莫说是养生且使人愉快的物质实在东西，为我们所不能拒绝；就连那虚空希望得救的宗教，和毒人的鸦片也都推不出国门。铁路纱厂兵工厂甚至于电影吗啡快普遍全国各地了，不料还有人说可以长为农国。”[472]
无论是“农国论”还是“工国论”，都主张在现有社会条件下进行某些改良、改革，而不考虑根本性变革。而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中国工业化前提条件的解决，主张先有社会改造后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故称“社会革命论”。[473]“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从城市到乡村的统治，夫然后才能解除封建的剥削，也只有在中国独立的条件下，才说得上发展中国的生产”。孙冶方批评“动力派”“中国经济派”说，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条件下，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自由发展是绝对不可能的，工业如果不发展，那么整个国民经济亦不能向前发展，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亦不能根本消灭。[474]
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业化问题的讨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社会革命直接相关，针对晏阳初把农民的“愚贫弱私”当作农村问题的根源和梁漱溟将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归于文化失调的观点，千家驹说：“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平等条约之桎梏未解除以前，一切发展工业的计划都不能谈，不配谈。近二十年来一部中国民族工业之发展史，已足为此事之明证。现在一般工业建国论者，亦不过如在沙漠上幻想着建筑一座巨厦，离现实性是很远的。那么中国的出路是什么呢？曰：只有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者及封建残余之势力。这工作由何处着手呢？曰：自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入手。不过这种民众组织不是梁漱溟先生的乡农学校。这种教育民众不是定县平教会之平民教育”[475]。而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民主人士章乃器也表达了同样观点：那些“迷醉在教科书里面的流俗经济学家”，“就是退到‘勘察加’去建设国民经济，那先决条件，也依然是一个民族革命。”“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先决条件，是民族解放运动——民族革命。中国只能经过民族解放运动取得国民经济建设，而绝不能经过国民经济建设取得民族解放。”[476]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其他新知识分子一样，对思想文化的批判超过了经济发展道路与方向的思考，对伦理、思想、原则的构建超过了对工业技术和物质建设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工业化的紧迫性。而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业化理论非常现实地从属于社会革命目的，从属于根据地建设需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既反对“农国论”否认将中国进行任何制度性的变革而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的主张，也反对遵循西方国家的老路进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毛泽东总结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没能发展工业”，“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477]
二、工业化战略论争
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应取工业化目标已达成一致意见。原“农国论”与“工国论”的新的分歧、“工国论”内部的分歧，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工业化重心问题，即工业与农业发展孰先孰后；二是工业化结构问题，即国防工业与民生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布局问题；三是经济运行体制问题，即采取统制经济体制、自由经济体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资源配置的问题。
（一）工业化重心
基于对农业、工业的重视程度不同，形成了农业重心论、工业重心论、农工兼重论三种不同观点[478]。一是“农业重心论”坚持“保全农化”的农村工业化主张，主要有村治派、乡村建设派、“第三条道路”的“先农后工论”等三条路线；二是郑林庄、杨开道等的农村工业化路线；三是漆琪生的“农业资本主义”路线。
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的文化教育路线，将中国经济落后归于农村落后，农村落后归于文化教育落后。因而，工业化应通过重建、调整农村文化教育，通过农业引发工业来进行。乡村建设之所以必要，其总根源在于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文化的变化、乡村文化的失调，中国工业化必须从农村建设开始，农村建设必须从文化教育开始。梁漱溟说：“我们如果要在政治问题上找出路的话，那决不能离开自己的固有文化，既是去找经济的出路，其条件亦必须适合其文化，否则必无法找寻得出，因为这是我们自家的路，不是旁人的路。”“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尽力于农业，其结果正是引发工业，并且我敢断定中国工业的兴起只有这一条道。”[479]晏阳初将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为中心的“平民教育”看做是“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达于新社会建设之成功”、实现“民族再造”[480]的基本途径，其农业重心论与梁漱溟并无二致。但是乡村建设派的文化教育不是一种现代农业理念、思想道德教育，而是一种儒家文化本位教育，试图以非市场化的农村经济来抵制世界现代工业化[481]。这种非工业化、非市场化的农村“自救运动”不从土地制度根本变革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着手来解决农村经济破产问题，是一种非现代化农业乌托邦。
“农村工业化论”认为，农村工业不受市场、人才、资本的限制，也不存在劳动力问题，繁荣农村工业既可以解决农村经济落后问题，也可以由此引发都市工业，达致国家工业化的目的。杨开道说：“我们所要的不是印度式的中大农业国家，也不是丹麦式的纯农业国家和澳洲式的附庸农业国家，而是一个能自足自给，能独立自主的农业国家”，“一个在工业上能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一个国防上可以独立自主的农业国家，一个以农业特产品称雄世界的农业国家”[482]。“切合中国国情、切合中国需要、能解决中国农业问题、能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的农业科学。有了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科学设备、农业科学人才，才能慢慢演成一个科学化的、合理化的、机械化的、工业化的现代中国农业制度。”[483]
“农村工业化”实际将农村现代化看作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在“工业重心论”看来，这是“在理论上近乎开倒车，在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退一步言，万一其本身是树立了，但也不能引发都市工业，从而不能蜕化出工业经济来。”[484]但应该说，农业现代化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农村工业化虽不能成为国民经济建设的主导因素，也不能主宰国家经济命脉，但一定程度的农村工业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兴起的乡镇企业，目前推行的小城镇建设，走的无疑是农村工业化捷径。在抗战特殊时期，国家对重工业的发展和要求十分迫切，因此，农村工业化路径遭受严厉的批评也是情有可原的。
受西方现代农业的影响，漆琪生主张“将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彻底的资本主义化，农村经济的生产关系极度的合理化与高度化”。他认为梁漱溟等人“走农村建设这条路”本身没有错，错在“绝对的主张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根本……不独在现阶段中不主张工业化，就是将来亦不同意积极的工业化，他们认工业化只有在帮助农业发展的意义下始可遂行”，从而“放弃了最重要而最核心的新的合法则的农业生产关系之建立，不从新的农村经济体制之建设入手，而只从皮毛的或抽象的局部方面着眼，所以他们活动的结果，对于整个农村经济之改善，农村危机之解救，固属无望而失败，即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暂时的局部效果，亦难实现。”[485]漆琪生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批评是有见地的。但是当时中国农村缺乏推行“农业资本主义”的条件，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窒息了农村资本主义的生机，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运动也拒绝实行“农业资本主义”。
工业重心论是论争中的主流观点，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发起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就是以工业为重心、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目的的民族复兴运动[486]。“发达工业”是解决中国“穷”的问题、改良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购买力的“唯一的出路”。只有发展都市工业，才能抵御外国商品倾销、“救济农村”、缓解危机，“只有从发展工业入手，帮助农业走上新式经营，才能加强农业的竞争能力”。应当优先发展交通、动力，以及煤、铁、石油、机器制造等关键工业（Key Industry）[487]。为缓解工业建设的资本困境，吴景超提出了四项措施：一是由现有利润中产生；二是政府取缔投机，引导游资于工业生产；三是鼓励华侨投资；四是利用外资[488]。这些措施是切实可行的，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批评者指出这些措施“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到现在已经自身发生不能解决的矛盾，已经腐朽到不能继续存在的程度，已经走向死亡的道路了！”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一则时代已经过去，二则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环攻中，自由的、自生的、散漫的、无计划无组织的经济建设，决不能与帝国主义经济对抗，而迅速地发展起来。”[489]
农工业兼重论为国民党内一些制定经济政策的学者，如邓飞黄、翁文灏、刘大钧、张素民、董修甲、王子建、韩稼夫、万文宣等人所支持。他们将重工业作为国家复兴的基础，农业作为国家生存的根基，应自给自足。银行、交通、工业、农业四大实业应“互相辅行”，“农产国与工业国建国重心之异同，端在农与工所占位置重要性之比较，固非绝对地提倡此方，排斥彼方，谓工国无农，农国无工”，正确的思路应当是“农业与工业并重”[490]。翁文灏说：“立国虽不妨以农业，建国则必须以工业”，“一个农业大国，在抗战建国期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凭借天然便是农业生产。惟有足食足兵，然后方能巩固国基，独立自存。只有农产品增加了，人人衣食无忧，建设的工作方能顺利推进。在这个意义上，‘以农立国’这句话可以说是十分正确的”，“‘以农立国’，决不能解释为仅有农业而不顾工业，更不能解释为保守固有的生产方法和技术，使我国农业经济停滞于落后阶段；发展农业必须与工业化相配合，始有远大的前途可言”，“跻入现代国家之林”。[491]万文宣也提出：“农业与工业是整个经济体制的两大支柱，农业属于初级产业，工业属于次级产业”。“若是没有初级产业，则次级产业无从产生”。“仅靠初级产业，其本身所发生的效用是很微小的而不十分显著的”。“平衡发展，是农业能够适应工业的需要，而工业能够满足农业的要求，二者互相满足，互相扶助，共同发展，构成整套的健全经济体制。我国战后经济建设，必须农业工业平衡发展，才能达到巩固国防，增进人民福利的目的。”[492]
中国共产党着眼于从政治层面讨论工业重心问题，认为工业化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整个政治经济的问题[493]，工业化的发展要与变革所有制相适应，中国工业化必须在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494]
（二）工业化结构
工业化结构有两个问题：一是国防工业与民生工业的关系，二是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国防工业主要集中于重工业部门，民生工业主要集中于轻工业部门，因此，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就是重工业与轻工业何者优先的问题。在讨论的时空范围上，对国防工业的讨论集中在抗战期间，对民用工业的讨论集中在抗战胜利以后。
吴景超说：“等到我们的国防基础稳固之后，我们自然可以全力而且也唯有制造大炮之后，手中的牛油，才不致为他人所掠夺。换句话说，有了国防之后，再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那种提高的生活程度，才能够维持下去。”[495]顾毓线说：“在各种工业之中，有若干工业供给其他工业制造所必需之材料机器及动力。更有若干工业供给上述三种工业之原料及材料。在整个工业看来，这些工业都可称基本工业，或重工业。现代工业若比作经纬交织的织品，那么重工业就是织物的经线。现代工业若比作一个复杂的连环体，那么重工业可以比作贯串各环的主环，亦可比做撑支全体的基本连环。有这些主环及基环。这连环体才能不断地增加新环，其连环关系才能愈臻复杂，而不致影响其稳定性。……重工业在整个工业的体系中既有如此关系，很明显的，要推进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应先从推进这些重工业着手。”[496]
九一八事变以后，舆论界倾向工业救国，支持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中国工业幼稚之故，人民平日利用厚生之所需尚仰给外国，况军需工业，虽有实无”，国难当头，“亟务在工业化！”[497]许多民族资本家甚至提出“重工业国有，杂工业私营”[498]的口号。翁文灏提出国营工业与民营工业共同发展的方针：“凡与国防及奠定民生有关的工矿企业，或技术较难，或投资大、收益慢的基本企业，应由国营；而轻纺工业，收益较快，人民乐办者，应归私营，由国家从旁辅导协助。如此国营、私营齐头并进，国民经济乃可健康地、迅速地发展起来；欲使（中国）工业化成功，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及以重工业为核心。”[499]
而另一些学者则主张优先发展轻工业，既反对仿效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也反对放任自由的方式。刘大钧提出：“为偏重国防，或为急速促进工业化起见，吾人固可仿照苏联第一次五年计划，尽量发展重工业。然重工业之产品不能直接供人民之消费，在轻工业未能随同发展之时，人民日用品之供给不能增加，即人民之生活程度不能增高”，“反因而降低”。“工业后进国家如依赖他国供给以生产用品——机械与工业原料——而专事发展轻工业，则其事轻而易举”。“此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皆倾向和平，裁减军备，则我国自无积极提倡国防工业之必要”。“国防与民生二者在原则上虽不免稍有矛盾，而在吾人眼光之中，则以充裕民生为主。”[500]马寅初也说：“要先提倡轻工业，因为各种重工业需要资本很大，并须有精良的专门技术，如果是每样都要举办，以中国的力量，实一时不易办到，所以我主张，除了关于国防需要的重工业必须举办外，要从轻工业先行办起。”“轻工业既然崛起，就需要各种各样的机器以及工具，则制造机器，钢铁的重工业方有出路。轻重工业能立足，则国防工业方有基础。”[501]
马克思主义者重视苏联的经验，看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义。许涤新说：“在抗战成功以后的建设程途中，我们必须把中国由农业国变为能够以自身力量来生产必需设备品的工业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注重重工业。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注重重工业，就是我们最好的参考。”[502]尽管理论认识上以重工业优先，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缺乏发展重工业的资金、技术、人力条件，实际采取工业化政策是优先发展轻工业。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也是优先发展轻工业，并在根据地、边区、解放区着重发展了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业。毛泽东后来在《论十大关系》中表达的新思想，已经在理论上批评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三）经济运行体制
采取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配置资源，主要有三种观点。统制经济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导思想，这与其“党治”理念相一致，想学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体制，强调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控制。丁文江说：“‘左倾’的也好，右倾的也好，大家都承认放任经济的末日到了，统制经济是人类走向极乐世界的大路。”[503]在国难之际中国商业道德极为堕落，经济侵略甚嚣尘上，国际环境不好，亟有经济统制的必要，如果实行自由经济，则会有损民族工业的发展，况且，实行统制经济体制还有助于国家的政治统一、主权独立和行政现代化。
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统制经济与集权政治相对应，集权政治正是造成政治腐败，引发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的重要根源。中国工业发展应实行自由市场政策，减少政府对国家工业发展的干预，免除政府所属部门借计划之名牟取私利，“经济自由的哲学，及由此而来的私有财产，个人对于工业之统制，以及竞争等等推论，其重要的基础，即是让许多个人按其自己的利益自由去活动，结果可以得到最多的总生产，而且至少在此程度之内，整个社会的利益，也同时顾到了”。“经济自由制度，对于生产为有力的动力，而且可以鼓励个人努力其所事，此无可怀疑者；经济自由更为领袖之诱因，此亦无可怀疑者”。“以竞争的价格而自动地统制工业，大体上使得生产者只好生产人民所需要的货物，人民所需要的数量，并且以成本上下的价格卖与消费者（即使工业之方向，并不适于伦理或道德之标准）。然而，此种成就，实不可忽视。”[504]
计划经济体制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受欢迎的经济体制，并一度形成“计划经济”思潮[505]。苏联工业化建设成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蒋介石本人曾一度对计划经济体制感兴趣，认为“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506]。罗家伦也说：“要改造中国工农生活的全面，使其踏进现代化的阶段，自非实行计划经济不可。”[507]翁文灏说：“人类文明进步到现代，一切事业都要先有一定计划。”[508]章乃器批评统制经济体制是以资本主义的手段“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办法，实质上是“以政府的投资方式，把可能的损失，转嫁给人民”，“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呈崩溃的惨象”，而“社会主义苏俄的经济社会矛盾渐消而转有欣欣向荣的状态”，因此，“在民族资本极端幼稚的中国，我们要毫不客气的主张计划经济。”[509]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没有完全仿效苏联模式采取计划经济体制，而是自创了新民主主义多元经济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计划经济所替代。
三、农村经济改造论争
上述各派都认为中国农村经济需要改造与建设，大致有三种不同理论与实践。
（一）中间派的乡村文化建设运动
梁漱溟、晏阳初遵循文化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倡导文化救农、教育兴农、道德化农的改造路径。梁漱溟所构想的乡村建设运动归结起来就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团体组织”就是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融文化、教育、生产于一体的各类合作社，实行自治。这种合作形式没有上下级之分和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结构松散，无强制性的法律制度，只有一些基本规定、章程和道德条款，其所具有的管理范围相当广泛，几乎涵盖了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各个领域。鉴于中国农村旧有组织逐渐解体，他提出依靠教育机构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把整个行政系统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县以下设“政教合一”的乡学，乡学下设村学，以培养新的政治习惯，训练乡下人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他说：“我所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想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建设什么？乃是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结构（政治经济与其他一切均包括在内），因为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已完全崩溃解体，舍重新建立外，实无其他办法。”[510]“乡学村学的组织，如能发生作用，乡村真正活起来，则对于中国地方自治问题的解决，不啻发明了一把锁钥，找着了它的诀窍。”[511]所谓“科学技术”就是推广农业科技，如技术、产品改良等。此外，实验区还设有金融流通处开展存款、贷款业务，贷款只给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奖励只限于组织起来的农民生产合作社。乡学、村学除了组织生产以外，还要帮助乡村农民改掉求神、拜佛、女孩缠足、男孩早婚等鄙风陋俗。乡村文化建设运动中的农村合作组织机构比较完整，与地方一级行政建制相仿，只是凸显了文化、教育、生产功能，行政管理依然在发挥作用。
作为学者，梁漱溟、晏阳初原本不主张、不愿意将乡村建设运动与政府发生直接联系，只是“从事实上去组织乡村，眼前不与政府的法令抵触末后冀得政府的承认”[512]。他们认为，“既说社会改造，那就不应当接近政权，依靠政权。”[513]甚至“乡村建设的事，不但不能靠它，并且以它作个引导都不行”[514]，否则，乡村建设将自毁前程。因此，梁漱溟坚持“守定社会运动的立场，绝对不自操政权”，“保持我们与它之间的一定比例平衡”，“只受政府津贴而不受政府干涉”，“与政府合作也不要紧，但不要因为与他合作而失掉了自己”[515]。晏阳秋强调，平教运动不接近政治或介入政权，以保持学术研究和实验运动的独立自由和人格的完善。如果你想有做实验的自由，就不要让政治介入[516]。因而，晏阳初本人在进行县政实验时，始终保持平教会在法律上的独立、精神上的完善、学术研究和实验运动的自由[517]。乡村建设运动力图与政治分割开来，只主张在农村进行非政治的、非经济的文化教育和改良运动，把农村中的文化、教育、卫生、道德、职业等作为改造的对象，杜绝农村中存在的愚、穷、弱、私等弊病，恢复已经“失调”的文化，在农民的职业教育、农业技能、文化教育、思想素质上下工夫，进行“村治”和“县政建设”试验。这些观点、做法更多的只是他们主观上的一种虚妄，客观上最终逃脱不了政治的干系。而且，乡村建设路线首先是就从政治入手，偏向政治问题，接受官僚政府系统的支持和保护[518]。如村治派有冯玉祥的支持，梁漱溟的山东邹平研究院有韩复榘的支持。
乡村建设运动以改良的办法解决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问题是不可能的。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与梁漱溟见面时说，乡村建设运动是改良主义运动，它依靠的是现政权，无法发起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注定要失败的。而平教会没有追究中国社会病态的真实原因，晏阳初将定县实验作为中国农村复兴之路而不是看成单一的教育制度实验，这种定位也注定了失败的必然性[519]。吴景超也批评道：“农村运动力量所能达到的农民，在全体农民中，不过九牛之一毛，即使这些农民得救，对于大局还是无补。这一点还不算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问题的性质，太过于复杂。牵涉的方面太多，不是几个私人团体所能解决的。”[520]即乡村建设运动只是依托国民政府和地方实力派进行的，无力也无法解决农村的根本性问题——土地问题，连农民的赋税也无法减轻。梁漱溟曾反省说：“农民为苛捐杂税所苦，而我们不能马上替他减轻负担；农民没有土地，我们不能分给他土地。他所要求的有好多事，需要从政治上解决，而在我们开头下乡工作时，还没有解决政治问题的力量。那么，当然抓不住他的痛痒，就抓不住他的心”。[521]梁漱溟道出了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根源。梁漱溟自己后来又总结说：“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与政府应分而不分”，“与农民应合而合不来”，成为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522]。
（二）国民政府的农村复兴运动
农村复兴运动以1934年国民政府行政院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所开展的活动为核心，又还包括1927—1937年之间的系列重要的农村发展计划。南京政府一直缺乏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控制力，而农业又是主要税源，为解决财政危机、发展农村经济，推出了一系列振兴农村经济的计划、法令、规定，实施了些农村改革。如调整省级以下政权；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的合法性地位，并颁布《农会法》和《农会法施行细则》进行管理[523]；推行乡村自治，颁布《县组织法》；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基础设施建设、新市场建设，改造农村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人均产量低、农产品商品率低的状况，“收益实非浅鲜”[524]；清查土地、限制田赋附加、改革田赋征收办法、颁布《土地法》等多项措施减轻农民税负，如国民政府1933年颁布的《租佃暂行条例》中规定农村土地租率的最高限额为37.5%[525]；支持乡村建设运动，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组织农村合作社，颁布《合作社法》；推行金融资本下乡活动，谋求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等。
南京政府的复兴农村并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反而将已经分了的土地归还给原所有者，如《剿匪区内关于复兴农村之各种条规》规定：“农村复兴委员会，处理被匪分散之田地，及其他不动产所引起之纠纷，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526]通过农村复兴运动，南京国民政府向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渗透。
农村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办农村合作。孙中山1919年《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曾规划：“此后之要事，为地方自治团体所应办者，则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保险合作等事”[527]。此时蒋介石、陈果夫等人视合作社为解救农村危机的重要手段：“农村合作制度，与农村土地处理，如辅车相依，缺一即不能推行……此以合作社为富有弹性之土地分配工具”[528]，“性质虽似温和，而手段仍趋积极，故利用合作社之组织，实避土地革命之惨祸”[529]。国民党规定，“合作社之使命在改革为商品而生产之现象造成为消费而生产之目的”。1931年公布了“农村合作社暂行规程”。1934年又通过了《中华民国合作社法》，对合作社的性质、设立、社员、股金、管理、组织、业务、分配等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国民党对合作社还提供了大量的金融支持，以及贷款等，促进了金融资本的下乡运动。
国民党的农村复兴运动主观意图是兴农又防共，一身二任，但是由于国民党对农村的控制力薄弱，又没有触动农村中的封建势力和落后的生产关系，农村复兴运动成为一场空转。
（三）中共的农村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农村革命运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农村封建势力，解放农民，改良农业，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这种封建、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变革农业生产关系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提。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政治革命手段来改造农村，边革命边建设，以革命创造建设的条件，以建设推动革命的发展，消灭封建经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多种经济形式。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开展革命运动的中心内容。从李大钊到瞿秋白，再到毛泽东，都主张“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措施。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割据方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与乡村建设运动、农村复兴运动一样，中国共产党也在根据地办农村合作社运动。最初是为解决战争环境中由于打仗导致农村缺乏劳动力而设，希望通过合作运动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经济困难。[530]后来发展为根据地广泛推行的一种组织形式，如劳动互助社、耕田队、犁牛合作社、农具合作社、种粮合作社，合作商业有消费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以及铸铁、造纸、石灰、钨砂、煤炭、造船等工业合作社。为保证合作社的顺利进行，苏维埃中央政府1932年颁布了《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1933年颁布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农村合作社中也设有贷款等金融机构，开展信贷服务，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困难等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农民进行革命活动，摆脱在农村环境中生存危机的政治性组织。这种农村合作社组织在抗战时期进一步为毛泽东所关注，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均有合作社性质的组织和团体。国民党的合作社运动、农村复兴运动并没有抓住农民，政府的权力没有深入到农村。而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最大程度地动员起农民、组织起农民，使农民成为党的权力基础，这才可能进行根据地农村建设。
四、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
“农国论”不免沦为殖民地经济理论，而“工国论”的一个基本预设，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就是中国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在“法”与“意”均效法西方国家，这又不免沦为一个幻想。“农国论”和“工国论”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难题，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现代化创造条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际，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任务。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又提出并探讨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中国真正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工业化政策，从理论与实践上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依据历史经验，工业化有两条基本道路：一是以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起点的西欧道路；二是通过农副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的东欧（包括苏联）道路[531]。中国的工业化既不能走西欧道路，也不能走东欧道路，而应走一条既不同于西欧又不同于东欧的第三条道路。那么，这条适合中国现代化的工业化路线是什么呢？这就是“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因此，在提出国家工业化的同时，毛泽东提出了农业现代化问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国”与“农国”论战中，“第三条道路”曾提出了亦农亦工、农业现代化的工业化建设思路。这种观点在当时并无实施的条件和可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实行的农业与工业并举方针的基本思路与“第三条道路”并无太大区别。在“农国”与“工国”论争中，各方并不排斥在中国实行工业化，而是如何实行工业化的问题。战争环境没有给由农业引发工业的积累型工业化方式提供多少空间和可能性。南京政府只在理论上承认“由农入工”的合理性，在具体政策上实行了集中力量兴办军事重工业的路子。
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工厂”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地位，认识到资本主义“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中国“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532]。在如何处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工业化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政策就是，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有条件地“保护民族工商业”，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最终使其向社会主义发展。对操纵国计民生的外国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采取没收的政策，使其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消灭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农村工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政策和道路。
但无论是“农国论”“工国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缺乏对实现工业化机制的讨论，这一问题远比要不要工业化复杂得多，也并非简单地对工业和农业的比重和先后次序做出排列。论争者只在宏观上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并没有深入到工业化内部机制方面。因此，论争本身并没有对中国工业化道路发生实质性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