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概述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党的建设问题作了全方位的深刻阐述，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思想，在这个伟大思想指引下，接连出台了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收效卓著，不但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
打铁必须自身硬。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谈到新时代的历史使命时明确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这个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2]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推进党的建设这个伟大工程的核心要义，科学认识全面从严治党在党的施政方略中的重要地位，是认真领会这一思想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指出的“八个明确”，构成了这个伟大思想的丰富内涵，其中对“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的明确更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全面从严治党”居于决定性的地位。这个决定性的地位，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逻辑结构决定的。
从领导决策的角度看，一项完整科学的决策，需要考虑四个层面或者环节：一是“目的”，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二是“目标”，解决“干什么”的问题；三是“途径”，解决“怎么干”的问题；四是“策略”，解决“怎么控制和应变”的问题。
先看第一个环节——目的。所谓目的，就是全党所信奉的理念、价值关怀或者终极目标，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使群众获得最大限度的解放，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其目的。解决“为什么”的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它让共产党有别的政党所无法企及的先进性和合法性。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明确强调的“正能量”，也是“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论断的核心含义。
再看第二个环节——目标。目标为目的服务，所谓目标，就是秉持目的，在其指引下，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一步一步踏实走下去，像钉钉子一样，锲而不舍，向目的趋近。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阶段性愿景的设定，只有把当前这个阶段的现实问题解决了，才能解决下一个阶段的问题。所以，“目标”就是解决“干什么”的问题。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近期目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大愿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引领，指出了方向、目标和愿景，以坚定的决策力生成了强有力的领导力，解决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干什么”的问题。
目标定好了，何以达到？怎么干？途径如何？那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于这两个“全面”，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元旦所作的新年献词的话说，就是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通过这样的路径选择，我们一定能够达到目标。
目的（为什么）确立了，目标（干什么）明确了，路径（怎么干）清晰了，就需要策略（怎么控制和应变）了。一项任务在执行阶段，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中，有的是有利的，有的是不利的。如果让有利的因素随时随地起作用，那么我们在前进的路上就凯歌高奏，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如果有利的因素不起作用，不利的因素肆虐泛滥，处处起作用，那么我们的事业就会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各个领域都起着领导作用，其党员干部分布于各个方面，不加控制和管理怎么行呢？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和作风，涌现了许多优秀的人物，这就是不断释放正能量的有利因素，我们要加以充分利用。与此同时，作风不正和贪污腐败，就是不利因素，如果不加控制，就会销蚀“正能量”，将对我们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可见，虽说“全面从严治党”在科学决策体系中居于“策略”层面，解决的是“控制和应变的问题”，但其地位举足轻重；不然，再先进的理念目的、再好的目标设计、再清晰的路径选择都将无法实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强调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意义：“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3]
（二）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4]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1.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5]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适应了中国的政治国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运行，取得了重大成功，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充分调整了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对管理国家事务的有效参与。党的执政地位，体现在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它确保了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了确保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战略意图的实现，党的十九大通过的新党章的“总纲”部分明确载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6]为了体现这一思想，党章部分条文的修改也明确回应，比如关于国企党组织的定位，一改之前“政治核心作用”的提法，变为“领导作用”：“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7]
2.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主线
党的建设是一个相当系统的工程：从组织层级上说，有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的管理；就目标指向而论，有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贯穿其中的制度建设；此外还有诸如成员的发展和教育、干部的使用和监管等环节。既然党的建设这个“伟大工程”复杂而系统，就需要在诸多领域同时施工，方能显现出综合治理的效果。但是，诸多环节的管理都要求始终贯穿一条主线，而确立这条主线的两个战略关键点，就是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在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执政能力更多地表现为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从理论看，处于革命地位的党，善于发现并利用矛盾与冲突，因而主要把“阶级斗争”作为其主要运作模式和运作理念；执政党与之不同，它所关注和致力的地方，恰恰在于面对纷繁复杂的利益群体和利益关系，如何采取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进行有效的安排、协调和调整，从而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动社会的进步。从现实看，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带来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以及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的日益复杂化，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主要就是对社会各阶层、群体的不同利益和矛盾冲突进行协调和化解，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力量进行整合，以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力”的能力。之所以说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既面临机遇也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就是因为这些挑战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如何调整各个阶层、群体、区域之间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如何协调和解决源于这种利益格局的各种日趋分明甚至加剧的冲突和矛盾，如何将置身于这些冲突和矛盾之中的各种群体的力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旗帜下整合起来，形成实现中国梦的“合力”。这正是当下情势的“执政能力”的现实含义。关于这个问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讨论稿所作的说明中可谓一语中的：“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8]基于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位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9]。这一点，在党的十九大上已经被明确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之一。应该说，此举抓住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关键和要害。
永葆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其先进的阶级基础、先进的理论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具有人类历史上任何别的政党所无法企及的先进性；但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它的先进性并不是以这种理论上的说明而一劳永逸的，事实恰好相反，它的先进性必将随着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推进遇到挑战和考验。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它产生伊始就一直面临着如何保持这种先进性的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只有细胞的鲜活，才能保证组织的活力。党员如果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里，以其过硬的政治素质和过硬的业务本领在周边群众中树立起标杆和榜样，就会对周边群众产生一种强有力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从而提升所在单位整个职工队伍的活力。这种活力的生成和持久显现，就表现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也就是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从相反方向假设，如果党员较之群众并不优秀，且不能在群众中产生积极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基层党组织的存在和运行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看问题，“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已经在十九大上再次得到强调。[10]此举正是着力于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从而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的。
由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两个战略关键点所确定的党建主线，要求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始终围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来进行，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内在地要求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过程和全部领域里，坚持战略定力，以真理战胜谬误，以正确战胜错误，以主流说服支流。这正是“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含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创新时代潮流，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更加自觉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11]
3.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12]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的这一论断，体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体现了党的建设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都重视政治建设。党的政治建设主要体现在纲领的制定、组织运作的基本原则等基本方面。政党的纲领是一个政党行动的先导，决定着政党的走向和运动效果。早在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着手在德国建立共产党，主张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爱森纳赫派与带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拉萨尔派合并起来，但是不能牺牲原则为合并而合并，可是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不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劝告，为了壮大自己的队伍，在德国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上，对拉萨尔派的主张几乎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制定了一个充满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纲领。此纲领传到马克思那里，马克思不能容忍，提起笔来，逐条批注，这就是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由此可见，党的纲领的制定必须讲政治，“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1875年3月，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信中曾经说过：“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13]同年5月，马克思在致白拉克的信中也曾经说过，“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14]。这种“不拿原则做交易”的精神，就是政治建设需要坚守的底线。列宁在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也十分重视政治原则和基本立场的不可动摇。在《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中，列宁明确反对经济派抽掉党的纲领中的马克思主义内核的做法，主张“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15]。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二大”上，列宁跟马尔托夫等人就组织原则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党章第一条的条文中“党员是否需要加入一个组织”的问题，列宁坚持原则，主张必须加入一个组织并接受组织的约束才能成为党员，而马尔托夫等人崇尚涣散状态，认为党员可以不加入组织。后来，马尔托夫派越走越远，发展为“孟什维克派”（俄文意为“少数派”），最终走进了死胡同；而以列宁为首的坚持原则的“布尔什维克派”（俄文意为“多数派”），不断发展壮大俄国社会民主党，后来领导了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不难理解，在政党的组织运作中，坚持政治原则，是须臾也不能离开的。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体现了党的建设的历史逻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历来都是我们党事业成功的关键，是我们制胜的首要法宝。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在纲领中旗帜鲜明地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为之付出不懈努力。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此作了坚决回应和肯定回答：“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16]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一直是政治建设的头等大事。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起初不曾得到李立三、王明等人的支持，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的政治勇气、正确的政治方向、坚韧的政治定力和高超的理论智慧，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实现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至延安时期，瓦窑堡会议实现了我们党的战略转型。摒弃关门主义，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的政治路线的转变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才能做到。事实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因此，“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成了延安精神的主要内涵。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整个实践过程中，也需要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里曾经明确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7]以上历史充分证明，要确保党的事业尤其是改革开放事业伟大成功，就必须坚持党的政治建设，以确保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体现了党的建设的现实逻辑。根据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前进的行动纲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如果在大是大非面前纷争四起，莫衷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和行动，那她必然担负不起自己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我们将担负新的历史使命。“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这个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而政治建设又是这个伟大工程的首要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中特别提到“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18]，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几大方面建设的首位。相比过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五大建设的总体布局，这明显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新提法和新部署，它是根据现实要求提出来的。新时代新使命，我们党必然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党的政治建设方面的挑战也不可避免。这就需要我们旗帜鲜明地在政治建设方面做到以下几点：一方面，认同党的指导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地把自己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统一到这个伟大思想及其统领下的基本方略上来。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部署，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自觉抵制有违“四个意识”的言论行动和倾向，主动挺身而出，不做老好人，树正气、有正义、讲原则。
新时代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充分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循着这个三位一体的逻辑，我们党的组织力就会大大地提升。
4.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
（1）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基。
从政党的本初意义上看，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政党呢？换言之，政党的存在和运作需要哪些要素呢？最基本的要素，一曰合适的人，二曰这些人共同的抱负、共同信奉的基本理念和行动方案。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社会上其他阶层的优秀分子也作为党发展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个要素——思想。设若一群人，没有共同的而且是相对理论化的诉求作为纽带，那就难以维系。他们至多只是靠着眼前的兴趣或者暂时的利益交换而聚合在一起，一旦兴趣淡去或者利益交换结束，就会作鸟兽散；此时，这群人就不能称为政党。比如，三五万人因为对足球的共同爱好而聚合在一起看比赛，比赛一结束，就各奔东西了。再比如，怀揣各种算盘的人，可能因为需要合作伙伴和出于交换谋利的考虑，可以暂时聚合，可是一旦这种需求得到满足，也就无法指望他们不溃散。相反的正面情况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一群人有共同的政治抱负，也有为实现此一抱负的路径选择，更有为这一路径选择提供支撑的理论体系和行动方案，他们坚信不疑，照此办理，处于顺境时不昏头，处于逆境时也不溃散，那么，这就是作为政治组织的政党的应然状态，也就是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之于政党之所以特别重要的原因所在。
理想是人们从现实出发在头脑中建构起来的未来图景，是对未来的预见和构想。信念是人们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思想或事物坚定不移并加以实践的综合的精神状态。一个人有了理想，就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就会用理想去规划指引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行为都纳入实现理想的轨道，进而使生活充满希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树立的远大理想。”[19]
将这个问题放在我们党的运行上来看，首先是要有先进的理念设计和战略考虑，然后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制定出契合其时的具体的行动方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路线、方针、政策），然后由党员和党员干部执行这个行动方案，带领群众不断改造客观世界，渐次达到最高理想。所以，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将学习哲学作为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阐述了此举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20]他进而强调：“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21]
就当前而言，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就是要笃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道路和理论，体现了我们党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它的得来，是几代共产党人艰辛探索的结果；它的坚守，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现在看来，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个历史时期，我们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出现了反复和摇摆，其原因就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真正搞清楚，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就是对于在中国这种国情之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真正搞清楚。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一以贯之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没有因为对理想的急迫趋近而在现阶段就完全消灭私有制，因为这是一条不合时宜的老路；也没有因世界局势风云变幻而轻率地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那是一条邪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要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去旅行，但路还得一步一步走，一蹴而就，一步登天，都是不现实的；但在走路的过程中，心里一定要装着千里之外的美景，否则，要么半途而废，要么迷失方向走到邪路上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战略目标的坚守，又体现了对国情的理性把握，以一种务实的态度，逐步地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其著作里没有对“中国应该怎么搞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给出具体答案，只有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武器，立足中国国情，对此作出回答。这个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它所迸发出来的活力，正在证明并且将不断证明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国际社会中，“China Style”频频现诸报端，让我们对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更添几分自信。现在回过头来看，在近代世界史上，西方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在向外施加影响的时候，都将自己的文明看成最为先进的东西，并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前提；而中国人在五四时期大学西方之时，甚至将自己的固有文明弃之如敝屣。很显然，这是两条不同的路径和方法，孰优孰劣已经由历史作出了评判。我们今天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是应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正是基于这个深层次的战略考虑，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后就任伊始，就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仅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且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事实雄辩地证明，要发展中国、稳定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2]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全体党员要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之下，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必胜的信念，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但以这种精神追求塑造自己，更以这种精神追求塑造社会和时代。
保持共产党员和党员队伍的纯洁性，无外乎思想领域、组织领域和作风领域，而保持思想上的纯洁性是政党得以存在和运行的最基本的要素，甚至是逻辑前提。这对于置身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的执政党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持党的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把保持党的纯洁性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和重要目标。我们党9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党的坚强有力和事业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党的纯洁性对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有着根本性影响。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保持得好，党就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事业就能健康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受到影响和削弱，党的战斗力就会下降，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23]
归结起来，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的形成及坚定，需要三道工序：一是灌输，二是认同，三是践行。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深意所在。具体说来，有如下三个问题：一是党员必须有足够的热情兴趣和易于利用的平台以充分知晓原初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是“真学真懂”的含义。二是党员对原初理论透显出的先进理念和党的战略考虑及其实现路径要高度认同，认为这套理论完全讲得通，是对的，照此办理一定能够达到“设计效果图”的状态。这就是“真信”的意思。三是党员对党的理论和每一个历史阶段上的行动方案不但要在认识的层面上充分领会，更要在行动的层面上带头执行，号召群众去实现它，引领整个社会潮流。这就是“真用”之所指。
（2）几大建设协同推进。
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需要几个领域同时施工。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设则重在理想信念教育，而思想建设与政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有契合之处，前文已述及。下面从宏观层面对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中关于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的思想进行简要解读。
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双双着手，彰显组织建设的强大威力。
考量一个政党的实力，需要在多个层面加以观照：显性的要素有诸如规模的大小、党员的职业分布和素质高下等等，隐性的要素包括政党对历史前进方向的捕捉和代表，是否有契合于当时发展阶段的现行政策以动员群众，是否有过硬素质的党员在群众中间产生相当的影响力等基本方面。但尽管如此，上述决定政党综合实力的各个方面能否合理配置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的关键，还在于政党的组织形态，尤其是基层组织的形态，包括基层组织的设置方式和分布状况、成员的招募和规训、党员影响力的生成和辐射等问题。要使上述环节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政党严格而科学的治理。从本质意义上讲，政党是阶级斗争或者维护政治秩序的工具。围绕这个功能来考量政党，我们不难看出政党之存在的两个最基本要件，一是拥有共同信仰的群体，二是将这些群体组织起来以共同行动的组织。党员人数的多寡，固然是衡量一个政党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政党实力的充分发挥，还有赖于其内部组织结构的严密性、协调性和实际运作的有效性，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组织内成员共同行动的能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政党的基层组织形态就好比附皮之毛，如果设置不当或者运作不畅，将对政党作用的发挥构成极大的障碍。正是出于这个考虑，列宁特别强调“组织”在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和建设过程中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24]在我们党的治理中，毛泽东同志也一再强调：“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25]即便是在西方学术界，就连认定政党组织有寡头统治倾向的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也不得不承认“组织”在政党运作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组织看来是实现集体意志的唯一途径。组织能够使其成员的付出最小化，最节省精力，它是弱者对抗强者的武器。”[26]
先进基层党组织就是具有战斗堡垒作用的党组织，这是对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的一种评价。那么，这种战斗堡垒作用和组织力的形成机理问题，就是很值得探讨的了。换言之，“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这种组织运行状况靠什么来实现呢？我们认为，它的主要实现路径，就是靠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所产生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基层组织建设中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党支部要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引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27]
如果我们仔细探究一下当年“支部建在连上”的精妙，或许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对于提升基层组织的组织力的重要意义。从当年和后来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建在连上的支部是由若干代表党组织意志的个人组合而成，这些党员在政治素养和军事技能两个方面都较为优秀，他们以其自身过硬的政治素质对广大普通士兵进行政治倾向性的引导，使得士兵效忠的对象从特定的将佐军官转向特定的组织（而这个组织又是代表士兵及其贫困家庭之阶级利益的），从而有效地防止了旧式军阀主义思想的侵蚀，为塑造党指挥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思想基础。更为紧要的是，这些党代表或者党组织分散在军队的各个角落，以其自身过硬的军事素质为普通士兵树立了榜样，这种“标杆效应”影响和带动了整个队伍，从而提升了整个队伍的综合战斗力。如此操作，共产党便能深深地融入军队之中，成为军队的“主心骨”。因此完全可以说，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和领导，靠的是“影响力”。“支部建在连上”的精妙，对于分析和认识创先争优活动中“人人争做优秀共产党员”的要求，具有触类旁通的启示。置身于群众中的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广大群众中间产生一种“影响力”和“辐射力”，从而提升党组织所在单位（或者区域）群众的整体活力。这正是我们党为何要在经济社会发展最前线的广大区域建立并运作自己的基层组织的内在原因，它极大地提升了自己动员民众的能力，不但在革命年代保证了自己能够战胜对手，而且在执政时期保证了对民众诉求的收集渠道的广泛和出台应对措施的及时。
广东各级基层党组织遍布各行各业，其分布设置的原初意义，就是依靠广大优秀的党员在周边群众中产生榜样示范作用，使党的主张意志和行动方案在群众中产生影响并掌握群众，从而得以贯彻落实。基于这样的理论逻辑，广东省委特别强调“党的力量和作用，不仅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并提出了当前的战略任务和具体部署：“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必须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坚持把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治理结合起来。强化县（市、区）党委抓基层党建的主体责任，县（市、区）党委要把基层党建和中心工作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充分发挥好基层党建‘一线指挥部’作用”[28]。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选拔任用监管工作是组织建设的重中之重。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指出了“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的确切内涵：“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29]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任人唯贤，五湖四海”干部路线，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标准，精心谋划，力图打造一支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干部队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组织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党的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持原则、认真负责，敬畏权力、慎用权力，保持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3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一个好干部的成长路径，对于今天每一个年轻干部的成熟是一个极好的指引。他说：“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积累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终生努力。成为好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时刻用党章、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干部要勤于学、敏于思，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知识储备，完善知识结构，打牢履职尽责的知识基础。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砥砺品质、提高本领。”[31]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直接关乎政策的执行效度。如何识别、考察、任用和考核干部？这是个关乎全局的大事情。在宏观层面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干部选拔任用的风清气正：“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32]从微观层面上看，习近平总书记还具体地指出了如何识别、考察和考核干部的具体原则，他说：“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33]
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是确保干部队伍素质持续稳定提升的长治之举。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近年来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机制作出肯定的基础之上，从战略高度对当前选人用人的体制机制进行了反思，他明确要求党的组织部门“要特别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哪些新情况新问题？很显然，“唯票取人、唯分取人”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担忧之一。为此，他明确要求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要“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制度机制”[3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有明确的回应：“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强化党委（党组）、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权重和干部考察识别的责任，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改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机制，区分实施选任制和委任制干部选拔方式，坚决纠正唯票取人、唯分取人等现象，用好各年龄段干部，真正把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选拔出来。”[35]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目标和任务。对于班子配备，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风气，突出政治标准，提拔重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注重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36]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根据现实的状况，对症下药地提出了干部队伍建设的新思考：“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37]这对于纠正《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施行之后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广东科学发展的各项部署，需要干部在切实领会和高度认同的基础之上予以坚决推进。因此，选拔任用什么样的干部至为关键。广东省委关于“让善于科学发展的人上、不会科学发展的人让、阻碍科学发展的人下”的明确提法，既是对新形势下干部之“才”的规定，又蕴含着对干部之“德”的考量因素。广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对此有明确的说法：“贯彻‘三个区分开来’原则，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旗帜鲜明地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对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大力整治为官不为，坚持暗访、查处、追责、曝光‘四管齐下’，坚决整治干部庸懒散和乱作为。”[38]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培育优良组织文化。
所谓党的作风，就是适应于党的基本理念、理论、理想、宗旨等内在规定性的外部表征，它通过在党员个体身上的外化而表现出来，如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工作方法、领导方式等。
作风是内在精神与外在表现的统一。不难看出，党的作风归根结底是一种外化出来的东西，它表现在我们党员个体的工作和生活之中。但是，这种外化又不是空穴来风，它需要内在文化和气质的沉淀才行；没有这种文化的认同和气质的修养，表现在行为上，就只能靠“装”出来，也就是现在流行的“××秀”。“秀”，就是为了博取别人的认同而故意搔首弄姿，大摆姿态，而自己心里根本不信。比如，如果我们的党员和干部真正信仰“实践—理论—实践”的正确认识路线，那么，秉持这种信仰，表现在思想作风上就有完全的保障能够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脑袋或者书本出发，在工作方法上，他就会不辞劳苦，不畏艰辛，深入第一线，深入民间，调查走访，听取民众的诉求。这样一来，主观主义或者教条主义的毛病就能得到克服。再如，如果我们的干部真正信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理念，那么这种信念外化在他们的工作中，就一定是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善于调查研究的。与群众接触，没有官架子；和群众说话，十分和气；为群众办事，说到做到，绝不忽悠。形式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眼光只向上不向下，耍花架子，不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眼里和心里，言不由衷，勉强应付，只图交差。这股风气，是一种不良的组织文化。
作风是个体风貌与群体精神的统一。我们党是具有共同价值取向和政治信仰的先进分子的集合体，精神信仰和组织归属构成了内聚力的核心和纽带。但是，广大群众对于如此庞大的队伍，难以从党的精神层面的优越性等较为理性的角度来理解和判断，他们只能从单个的党员的风貌来对党作出整体的判断，从而在心理层面上或认同或厌弃，进而在行动上或追随或疏离。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如果我们随意在城市社区或者农村询问一个人对党的评价如何，他几乎不可能从理性判断的角度来讲述，只会从他身边的党员的具体表现来作出对党的评价，因为身边党员的风貌，他们最为熟悉和了解。此时，党员个体已经成为党员群众的“化身”，以一种特别的“人格”把党的群众风貌象征化了。官僚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高高在上，独步天下，大有舍我其谁的架势，视群众如蝼蚁，虽然身与群众近在咫尺，然而心与群众隔着千山万水，说不上话，交不上心。久而久之，群众与党员干部之间的心理距离就会越来越远，造成隔阂。三大作风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是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其中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有效地解决了组织系统与外围群众系统这两大系统之间的矛盾问题，使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时期，源源不断地获得群众的支持。在处于执政地位的今天，我们也须谨记这一点。让人遗憾的是，享乐主义及伴随的奢靡之风，严重侵蚀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如果任由此风蔓延，势必引起并加剧群众对党的失望，最终威胁党的执政地位。
作风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组织文化，既离不开个体的努力，更离不开党的积极诱导和严格要求。我们党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这就是她的使命和核心价值观，如果我们各级党员干部都认真领会，真正“吃进去”，内化于心，然后“吐出来”，外化于行，那我们这个队伍的内聚力和向心力就会大大加强，党执政的群众资源就会永不枯竭，从而真正造就我们党的“软实力”。有了这个“软实力”，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克服，任何政治风浪都经得起。
正是基于上述意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高层抓起，率先垂范，十八大闭幕不久就通过并实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为全党作风建设积蓄了强大的势能。习近平总书记在相关会议上明确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良好党风带动民风政风，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39]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将其重心置于反对“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个中缘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40]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将整治“四风”列为重点，这是切中时弊之举。道理很简单，党的作风决定人心向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41]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考虑和部署，抓住了要害，切中了时弊，为全党对优良传统的继承和新形势下如何继续源源不断地获得民众的拥护，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着力点。事实证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作风建设自开展以来，产生了强大的正面引领力量。如今，这个话题已成街谈巷议的热点，民众继续怀着极大的期待和信心，要求我们党交上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以“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题，对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作出了重大部署：“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42]
用严格纪律统一行动，以反腐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无组织则无政党，组织涣散则政党运作乏力。既然有组织，于是就产生了成员与组织、下级与上级、局部与全局等基本关系，这些关系必须加以明确规定并严格执行，组织的力量才会显现。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所涵盖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四个服从”，正是处理党内这些关系的基本规范，它们逐步演变为党的铁的政治纪律，为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进程中在战胜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的基础之上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给养和保障。在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正在发力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发的关键时刻，尤其需要强调党组织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保证，也特别需要对“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政治纪律的严格遵守。否则，各行其是，有禁不止，有令不行，散沙一盘，就无法实现“组织”的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43]
党的纪律要求体现在政党运作的各个方面，但毫无疑义的是，政治纪律的严明具有首要的位置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简要概括了新形势下政治纪律的内涵和基本方面，他指出，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了这一点：“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44]
防止和克服地方与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是遵守政治纪律的现实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内含的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客观上需要政令畅通的政治纪律作保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全面协调的“五位一体”的事业，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那些障目之叶，林林总总，形态万千，但当前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在这种思路的驱使之下，只要不符合本地方和本部门的现实利益（有时候甚至是非常短浅的眼前利益），来自中央和上级的指令执行起来就会被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行为显然缺乏战略考虑，它们仅仅在所谓的“战术”上做文章：有的画地为牢，阉割政策，各取所需，自诩“聪明”；有的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美其名曰“灵活”；有的干脆就当“钉子户”，还自认为“有魄力”。这样一来，中央和上级政策的权威和当量，随着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的作用而逐步衰减，其最终结果，就使我们改革开放的全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是宏大的战略规划，需要依托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将任务和环节进行逐级分解，在共同规则和政治纪律的要求约束之下，全党全国上下和各个部门都同时协调行动起来，达到“以脑使身，以身使臂，以臂使指”的协同效果。
当然，我们党历来强调“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并不是不允许下级组织和个人有不同看法，从而扼杀大家创新的热情。事实上，全党范围内的重大创新之举，其初始尝试都来自基层，然后经由上级直至中央加以总结提升，最后在全党全国推广。这样的流程说明，党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已经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提供了可能的通道；但创新是有原则的，必须以组织目标（特别是全局目标）的达成为首要前提。当前的每一个改革举措，可以说都是利益关系的重新安排和调整，势必涉及利益相关者的关切，这也属理所当然；但不能因局部利益或小集团利益的暂时受损而对党的行动方案执行不力，甚至阳奉阴违。令人期待和看好的是，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上述弊端的消除奠定组织基础和制度基础。方案已定，行动决然，习近平总书记有言：“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45]
当然，发扬民主与严肃纪律是辩证统一的，不应被割裂开来。作为有着严密组织的政治组织，党的治理或管理既要考虑如何激发内部的活力以永葆朝气和锐气，又要考虑其运行的有序和效率。前者靠党内民主来解决，后者则需诉求于集中和纪律。这就是“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是党的力量保证”的深意所在。
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议事规则，其理论设计之科学既体现在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追求民主的价值取向上，又体现在它还实事求是地充分考虑到政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必须有力、有序、有效等现实需要上。所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46]民主集中制的“设计效果图”和“实际运行图”之间的“裂缝”，只有通过努力培育民主意识、民主作风和民主素养来弥合。而民主意识、民主作风和民主素养，其实天然地包含党员和各级干部对组织规则的敬畏和服从，也就是纪律意识。习近平总书记的“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的提法，实际上就是在提倡一种组织文化——政党的纪律文化和政治文化。严格的纪律可以有效避免民主的泛化，保证党内民主的效度和水平，使各级党组织的运行平稳有效。
5.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体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展望了党的建设的总体目标要求，那就是：“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47]
我们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就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角度界定了我们党必须始终走在前列。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有力地诠释了这一目标要求。
“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48]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这一论断，内在地规定着我们党的建设目标是人民衷心拥护，从而源源不断地获取党的执政资源。
办好广东的事情，关键在党。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广东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举国瞩目的成就，这就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基础。广东党建的目标，就是在习近平新时代管党治党思想的指引下，把广东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政治立场坚定、促进改革发展、实现伟大梦想的带领者和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