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人类学与援助
“边界”，无可避免地伴随着交流与冲突。致力于跨越文化边界的人类学家们，在许多国际组织中，正是不同文化群体间的调和者。
跨越边界
民族志研究能够提供特定群体和社会的专业知识，这意味着人类学家可能为跨文化和跨国界工作的国际组织提供有用的建议。例如，在外交部、驻外部门和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机构中，人类学家越来越多地参与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工作。对那些旨在帮助陷入饥荒、贫困或疾病，或遭受人权践踏、冲突或迫害的人们的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来说，它们尤其需要人类学的专业技能和见解。在后一类机构中，有时候很难分辨他们的工作是在帮助弱势群体呼吁，还是更直接地提供援助和帮助。
在需要食物和水供给的地区，或需要消除贫困的地区，提供援助和鼓励发展经常是重叠的。正如下一章所展示的，它们有很多共同的议题。然而，在“帮助陷入困难的人们”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之间有根本的差别。因此，本章关注的是旨在出现问题时仅仅提供援助的人道主义活动。
有很多政府和非政府的机构参与援助：后者经常接受政府资助，而前者越来越多地外包给独立或半独立的机构。然而，尽管大部分政府还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援助，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非政府援助组织正在快速发展，不止在国际上，还有国家、区域和地方都是如此。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承担起了先前需要政府直接承担的任务，提供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
世界上已经有了一种完整的非政府组织文化，具有其特有的象征意义……行为模式……和一种特殊的领导方式……非政府组织发展出了一套集群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存在社会等级和竞争，特别是在资金来源方面。在全球最大的非政府组织网络中，最著名的是社会志愿者组织、儿童保护组织、人权组织、民族文化组织和维和组织。同时，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组织都有自己的特殊性。（Tishkov 2005：11）
援助和模棱两可
从政府机构到非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转变代表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变革，这个变革本身就吸引了人类学家的关注，他们还针对这些新机构是帮助还是阻碍了有效治理和民主提出了很多问题。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非政府组织数量和规模的快速增长是人们对官方政府治理和官僚机构失望的结果，也是一种将民主权力还给人民的尝试。
在全球政治领域和很多地区及国家政治领域内，非政府组织如今是一个重量级角色。就在专业的政治主体，如政党和政府名誉扫地的时候，非政府组织的声誉却上升到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地位。非政府组织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它们在很多问题上都被视为是公民社会的合法代表……（Acosta 2004：1）
其他人类学家认为，非政府组织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有时候会绕过——因此有可能破坏——民主进程，赋予精英人士权力，或者使政府放弃传统意义上完全属于政府的责任。克劳斯·莱格威（Claus Leggewie 2003）提出，虽然社会运动可能为主流政治提供有益的投入，但他们缺乏民主授权，这也引发了对其合法性的质疑，即使其中有些运动积极地推动了民主。威廉姆斯·德马斯（William De Mars 2005）认为他们改变了整个治理的环境，将其称为“百搭牌”。
每种情况都是不同的。例如，克莱恩·什雷斯塔（Celayne Shrestha）的研究表明，尼泊尔在1989年只有250个非政府组织，然而在1996年，一个更民主的政府成立以后，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在一年以内跃升到5987个。这是由于这些团体看到了可以与之前的长期被认为腐败和自私的政权划清界限的机会：“对于知识分子和很多在一线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来说，非政府组织提供了让他们与‘腐败’决裂的机会、在组织内进行任命和提拔的个性化模式，以及提供服务的途径（Shrestha 2006：195）。”
但在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展开研究后，瓦列里·季什科夫（Valery Tishkov）警告说，非政府组织不能被看做是对民主抱负的清晰展示：“一些人无望地推进分裂主义议程。其他人推行无法直接在本国实现的外国政策。还有一些人则构建一种将当地的西方资产阶级包括在内的仁慈的资本主义（Tishkov 2005：1）。”
正如他指出的，不论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议程或它本身对人们的影响如何，由于不是通过民选产生的，“一个志愿者组织在实践中不可能被废除（Tishkov 2005：6）。”史蒂夫·桑普森（Steve Sampson）分析了巴尔干半岛地区的西方非政府组织近期的活动，也对他们的影响抱有相似的怀疑。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非政府组织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计划精英”，导致西方国家拒绝援助，煽动了当地的民族主义者，削弱了后南斯拉夫的国家（the post-Yugoslav states）（Sampson 2003）。
因此，有很多关于国际援助组织的目标的复杂问题：他们对政府职能的影响如何？谁实际上从他们的行动中获益？基于援助关系的社会和文化成本是怎样的？在这个过程中宣扬了什么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价值观？通过回答这些潜在表面之下的问题，人类学家试图抛开关于援助的司空见惯的假设，对非政府组织与他们活动的受众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在这些关系中经常有很大程度的权力不平等，而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揭示出这些动态过程。因此，阿尔诺·易卜拉欣（Alnoor Ebrahim）的研究关注了通过言语维持这种权力关系的方式：
言语是一种特定的、历史上产生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并嵌入到了更广泛的权力关系中——明显的权力，例如，一些具备科学、系统专业知识的发展经济学家、专业人士和外派人员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中的顾问、投资者和专家，他们的“专业知识”中显示的权力。（Ebrahim 2003：13-14）
不论人类学家是直接和某个团队合作，还是从大学职位中（相对）[13]自由的研究中获取资助，他们都要面对一个有点棘手的现实：他们的工作也反映了他们从中获取资金的组织及其活动，因此也有可能对这些进行批判。人类学家运用自己的分析能力来关注团体之间的互动，因此他们倾向于与政府机构和类似的非政府组织保持一种谨慎关系。本质上说，他们希望能够保持足够的独立性，以在运用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人的愿望和对援助、发展关系中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现实的真实评价之间保持平衡。显然，在这个领域中，一定的外交技巧会很有帮助。当然，一些组织欢迎并认识到了反射性回馈的益处。对研究者来说，定义自己在活动中的角色和活动也有很大的余地：
并不是所有的发展项目都是“坏的”，并且……应用人类学家也有一定的空间决定自身在项目中起什么作用……在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应用人类学家都可以成为贫穷的乡下人向设计和实施项目的富人和有权者传达自己的需求和认知的少数的几种途径之一……我不否认发展过程所代表的政治问题，也不否认在这个项目中工作时，我处于一个权力关系的特定领域。然而，有一些发展项目，不论他们是从认识上多么错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们确实给当地带来了好处。（Grace 1999：125）
乔斯林·格蕾丝（Jocelyn Grace）曾在印度尼西亚做顾问，她的经历表明，援助的接受者中很少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常常在引导整个过程中有相当大的代理权：“印度尼西亚农村的女性希望附近能供应清洁的水，不想让她们的婴儿在出生一周内就死去，不想让她们的孩子得小儿麻痹症或乙型肝炎。她们从这样的项目中取得自己想要的，忽略或拒绝她们不想要的。”
这些例子表明，人类学家在国际或国内政府和非政府的援助机构中可以扮演两个重要角色。一个是“退后一步”，去研究组织机构和接受援助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状；另一个是为真正觉得自己在尽力帮助有需要的人们的组织提供更直接的帮助。
应该任用人类学家
玛丽-艾伦·查特文（Mary-Ellen Chatwin，美国农业部少数民族顾问）
我运用在食物人类学中受到的训练进行了一项对一家瑞士理工院校的学生饮食习惯的研究：这是为了帮助当地卫生健康部门保证学生能够获得更好的饮食。我也为洛桑市（Lausanne）就业部门开展了一项有关女性和她们在停止工作后如何尽力回到职场的研究。我为生命与和平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Life and Peace，瑞典）进行了一项针对组织机构的研究，检验它们在冲突过后将无家可归的人送回家乡的项目的有效性。在一次武装冲突中，我碰巧在高加索，在那时，我开始涉足这类工作。然后法国人民救济组织（Secours Populaire Francais，一个法国援助组织）请我去领导他们的食物分配项目。从此，我开始“亲手（hands-on）”介入这项工作。
当地人和当地社区通常很赞赏人类学的投入，因为他们马上认识到，人类学家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理解”，而不同于通常的那种对他们进行干预的发展方式。人类学家应该被任用在国家层面所有意图为有需要的国家的人民生活做出改变的发展项目中（例如救灾、减少贫困和针对社会弱势群体及老年人的项目）。
非政府组织学
对援助机构和受援助者之间互动的研究有很多潜在的实用成果。更高的透明度带来了更好的决策制定，也利于阐明参与各方的不同视角，有助于他们之间的交流。例如，杜伦大学人类学系的研究者们进行了一项有关加纳和印度的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他们探究了国家（地区）、非政府组织、捐助者的不同视角，研究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于贫困消除项目的影响。在这些地区，消除贫困已经成为非政府组织活动的重点（Alikhan et al.2007）。
在菲律宾的伊富高（Ifugao），人类学家林恩·克维亚特科夫斯基（Lynn Kwiatkowski）从国际层面上考虑了相似的问题，研究了跨国组织和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
有些国际机构有财政支持，且有时会领导那些想要改善菲律宾地区的日常生活状况的当地非政府组织……我讨论了在“文化社区”或当地文化团体中工作的进步非政府组织中可能出现的文化议题、政治争议和矛盾，因为这些非政府组织是在一个国内和国际政治和经济进程的更大的情境中运作的。（Kwiatkowski 2005：1）
有时候——或者说从更大的角度看——从人类学角度审视机构内部动态是很有用的。人类学家开始在非政府组织中开展更多“特写”式的民族学工作。因此，蕾蒂西娅·阿特兰妮-杜尔特（Laëtitia Atlani-Duault）耗费了十年时间，研究了援助工作者和他们的国家和非国家工作伙伴，这些援助工作者试图向中亚国家和高加索地区的后苏联国家“输出民主”。这种对民族学研究的密切参与不仅使她理解了他们生活的现实状况，也帮助她退一步考虑他们行动更大的政治影响（AtlaniDualt 2007）。
这类研究建立在一个有关组织分析的成熟的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之上。这个领域是20世纪20年代，由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对工业中的人类关系的研究（Roethlisberger and Dickson 1939）、苏·怀特（Sue Wright）《组织人类学》（1994）的早期研究和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机构在想什么》（1987）中的研究开创的。如今，很多人类学家参与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例如，阿尔伯特·科尔森-希门尼斯（Alberto Corsin-Jiménez）就对组织人类学产生了长期的研究兴趣，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组织的“道德项目”和声称有道德意识的机构是如何协调伦理和道德问题的（Corsin-Jiménez 2007：ⅷ）。
这种方法十分适合在国际非政府组织培训和研究中心（INTRAC）进行的非政府组织种类学工作。在INTRAC的支持下，克莱恩·什雷斯塔（Celayne Shrestha）探究了尼泊尔的非政府组织日常的“非正式方面”（informal dimensions）；詹尼特·汤森（Janet Townsend）研究了南印度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关系中的不同言论。在同一地区，詹姆斯·斯特普尔斯（James Staples）利用民族学研究的例子表明：
一家非政府组织的意图是如何被破坏的——偶然地或者是——由于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互相角力的政治和个人利益，这通常伴随着不可预测的后果。尽管这种官方意图和现实情况之间的不一致通常被认为是非政府组织的无能……只有利益相关者之间持续的错误传达——和关于此非政府组织到底是为了什么而设立的多种观点共存——才能使这个组织发挥作用。（INTRAC 2007：1）
夏洛特·赫尔希（Charlotte Hursey）指出，对非政府组织和其真正需求的分析相对较少：“尽管民族学方法已经被应用到对民间和公共组织的管理和结构的研究中，对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内部生活的详细描述还相对较少，特别是在当地层面。”（INTRAC 2007：3）
然而，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改变：“近些年来，由于人类学家开始开展关于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政治人类学的子领域——非政府组织种类学（NGO-graphy）（即非政府组织的民族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帮助援助工作
许多人类学家对于直接帮助援助机构很有兴趣，他们的专业协会也鼓励自己的成员用这种方式运用自己的技能。几年前，皇家人类学会创立了应用人类学的露西·梅尔（Lucy Mair）勋章，颁发给运用人类学显著在“减轻贫困或不幸，或帮助拾起人类的尊严”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一个显著的应用领域是有关贫困或其他形式的破坏（如地震和海啸）时期水和药品的供应。有时，人类学家主动运用这方面的技能以提供援助。例如，1984年，美国人类学学会（AAA）组建了一个针对非洲饥饿、饥荒和食物安全的特别小组：
提供了解非洲和饥饿问题的人类学家的名单，和关于他们的观点和方法的研讨会和研究成果，其前提是，人类学家具有独特的视角和能力，可能能够提高政府间（IGO）和非政府组织（NGO）监测和应对饥饿问题的能力。（Messer 1996：241）
甚至——也许尤其是——在饥荒时期，系统观很有用。人类学家认真思考了在社会中如何管理食物，以及如何协助和优化这个过程。
食物系统的研究涉及了食物采购和消耗战略中可能存在的所有方面……这有助于开展食物援助项目——或者更广泛地说是发展项目——的团体和捐助者对援助活动的目标有更好的理解。（Messer 1996：243，255）
作为AAA特别小组中的一名成员，阿特·汉森（Art Hansen）强调了对有关当地复杂性的研究的需要：
我们本来的工作是找出在严重饥荒时期，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和人类学知识来帮助非洲和非洲人民的更好方式。那时，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援助项目的策划者和员工通常不重视或不了解非洲人民是如何帮助自己的。这种忽视可能导致援助效果更差，或者，更糟糕的是，援助自身变成了一项次生灾害。（Hansen 2002：263，273）
汉森的研究强调了引入短期措施的一些危害，和即使是明显属于“当地”的团体和经济体也总是承受着外部压力的现实情况。在研究赞比亚东南部的村民时，他发现，这些村庄对木薯的密集耕作使木薯产量很大，这帮助他们应对了难民涌入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然而一场木薯水腊虫的入侵破坏了木薯种植，引发了饥荒。此后，他们在农业和技术方面进行了重要的改变，使这些社区开始越来越依赖玉米和种植玉米所需的昂贵肥料。这种依赖导致了更大程度上的饥荒：“可持续性和饥荒是很复杂的情况，由政治、经济和生态因素引发并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表面上的可持续性是脆弱的，而当地自给自足的可持续性是一个脆弱的幻象。每个地区不是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它们是相关的，也是脆弱的。”
应对移民问题
对于其他群体来说，失去土地和生计只是无家可归的一个原因。饥荒和洪水会导致更多难民的出现，政治冲突、环境恶化、城市化扩张、经济压力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例如大坝）也一样。在难民们到达的没有资源的地方——难民营或其他国家——需要这样一种人道主义援助：只有能够理解接受者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时，援助才能最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他形式的援助在这一方面也是一样。
对无家可归者和移民的重视也非常重要。迈克尔·塞尼（Michael Cernea）详述了当人们无家可归时可能出现的八个问题：“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无家可归，边缘化，食物不安全，更高的发病率，公共财产资源的丧失和与社会脱节”（Cernea 2000：19）。制定的重新安置计划可能很不合理：例如，萨蒂什·凯迪亚和约翰·凡·威利根（Satish Kedia and John Van Willigen 2005）观察到，建造亚马逊河上的大坝时，很多河谷的居民只能在更上游的地区和跨河公路上自谋生路，导致了疾病（疟疾和利什曼病）的爆发和原本稳定的社会群体的崩溃。
当难民或经济移民搬到迥然不同的国家时，对无家可归的影响提起重视尤其重要。许多人类学家研究了处于远离自己家乡的少数民族。
例如，根据自己在海外发展机构[14]做顾问的经历，凯蒂·加德纳（Katy Gardner 2002）研究了伦敦东部的老年孟加拉人，探究了他们移民到英国的经历，和这种经历对他们应对衰老和疾病的影响。玛格丽特·吉伯森（Margaret Gibson 1998）研究了一所美国高中的锡克教移民儿童，爱华·翁（Aihwa Ong）探究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中发生的文化改变：“如今，海外华人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他们的跨国界活动和在全球资本主义循环中的流动是如何改变他们的文化价值观的？”（Ong 2002：173）
克里斯多夫·格里芬（Christopher Griffin 2008）的研究关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移民社区。他首先将自己接受的人类学训练用在了作为韦斯特维（Westway）门卫的工作上。韦斯特维是一个供旅行者和吉普赛人使用的永久营地。在做这里的看门人的同时，他开展了一项长期的民族学实地研究，并就吉普赛人的历史、他们作为流浪民族的生活、他们移民的故事和他们有时会经历的紧张的种族关系留存了大量的资料[15]。
理解种族和种族主义
在关于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问题上，人类学家提供的文化理解特别重要。很多人类学家在致力于支持人权和鼓励跨文化包容的机构工作。“民族”或“地区”冲突中常常体现了关于“种族”的观点，而要解决跨越国家、文化、政治和宗教边界发生的极端团体间的冲突，普遍需要人类学家的能力（Wolfe and Yang 1996）。
冲突解决非常依赖于理解——还有包容——“其他人”。例如，简·科文（Jane Cowan）研究了希腊和前南斯拉夫的保加利亚少数民族。她探究了这些地区的人权问题，观察了国际机构如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监督条约的方式，和它们如何应对少数群体对差异化权利和独立权利的要求（Cowan 2000）。她探究了公民组织、革命者、少数民族诉求者、国际机构、外交官、非政府机构和媒体之间有时变得紧张的关系。她的研究帮助这几方更好地交流和理解对方，因此有助于冲突的解决。
在种族冲突和其他冲突中，刻板印象的存在会使冲突固化，人类学家在打破这些刻板印象中起到了很重要的公共角色。宗教差异经常被推定为冲突的基础，而人类学家深入研究，找出了在宗教差异表面之下的更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例如，乔纳森·本索尔（Jonathan Benthall 2002）关注了穆斯林世界中援助的政治因素和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出现，研究了穆斯林文化中慈善工作的理念和实践，以及影响这些慈善工作的政治和宗教力量。黑斯廷斯·唐南（Hastings Donnan 2002）也研究了伊斯兰教文化是如何被呈现的，并开展了大量关于爱尔兰长期存在的“宗教”冲突的研究（Donnan and McFarlane 1989）。他的民族学见解展示了一个关于团体间关系的更加微妙的观点。
在现代世界，关于“恐怖主义”的观点开始涌现。达妮埃尔·莫雷蒂（Daniele Moretti 2006：13）认为，人类学家可以以若干方式在这个领域提供帮助：通过利用他们对恐怖活动源头的区域或团体的实地研究经历[16]；通过研究在政治舞台和媒体中，恐怖主义的呈现方式；通过帮助分析恐怖主义的原因和影响。玛丽·道格拉斯和杰拉尔德·马斯（Mary Douglas and Gerald Mars 2007）正是进行了这样一项分析，他们的研究探讨了导致持不同政见者的少数群体建立政治飞地和进行恐怖活动的因素。
很明显，尽管恐怖主义出现在不同地区，但近十年的关注重点还是伊斯兰地区和作为其他地区少数群体的穆斯林文化群体。人类学家被号召通过以下方式来弥合“文化鸿沟”：
（1）向西方国家民众展示伊斯兰和穆斯林文化的复杂性和灵活性的更细微的方面……（2）揭露导致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形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3）表明穆斯林文化和西方文化并不是有些人想象得那么极端不同，这两种文化都有很强的包容力和极端性。（Moretti 2006：14）
莫雷蒂没有对穆斯林人类学家进行相似的工作的可能性做出评价，但是显然，像人类学这样的国际学科，所有国家的研究者在提供关于其他社区的更全面深入的观点方面都有很大空间。莫雷蒂自己的实地研究是在大洋洲实施的。在大洋洲，很多小国接受美国的援助，也表达了对“与恐怖主义作战”的支持。然而，每个国家对这个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例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关于“恐怖主义”和“与恐怖主义作战”的报道受到了关注，引发了讨论和担忧。在这些讨论中，有些人宣称支持“恐怖分子”，他们认为恐怖分子是参加正义的解放战争的自由战斗者。对更多人来说，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无权入侵伊拉克……这里（巴布亚新几内亚）有很长的殖民历史，在其他西方国家手中经受了超过五十年的剥削、土地流转和自然资源掠夺，因此，为什么很多人会同情伊拉克人和奥萨马就不难理解了。他们把乌萨马（本·拉登）看作是伊拉克最重要的对抗西方国家的捍卫者。
然而，尽管对他们的抗争怀有如此广泛的同情，但人们看待“恐怖分子”的态度仍然带着一定程度的模棱两可和担忧。（Moretti 2006：14）
比吉特·布莱斯勒（Birgit Bräuchler）对印度尼西亚伊斯兰群体的研究是关于原教旨主义的观念是如何在网络空间中传播和加强的：
因特网成为了极端穆斯林群体的信息政治的重要工具……圣行的追随者和先知团体（the Followers of the Sunnah and the Community of the Prophet，FKAWJ）的论坛……将他们的战士，所谓的拉卡斯卡·吉哈德（Laskar Jihad）或圣战战士，在2000年4月送到安汶，在马鲁古冲突中帮助他们的穆斯林兄弟对抗“基督教攻击者”——这个冲突也被一些活动分子延伸到了网络空间……通过这些策略，网络上的操作者创造了一个形象，构建了一个与他们的线下哲学相一致，又能延伸其影响力的身分。（Brauchler 2004：267）
正如这些例子所阐明的，世界上的冲突解决、贫困及疾病消除都非常依赖那些能够促进跨文化理解的工作。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领域中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但是至少，那些承担这种工作的人感觉到他们所做的是值得的，他们希望这些工作能够产生真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