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思考
1.关于音乐创作的“断想”选摘 [1]
2003年
音乐创作是一项艰苦的个体精神劳动，需要完全沉下心来，不受任何干扰或诱惑，全身心地投入。
在艺术创作面前，真诚，始终是第一位的，容不得半点虚假。有质量的音乐创作，从本质上说，即是一个音乐家长时期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对现实生活深刻感悟化为自己艺术语言的体现。
一个作曲家的全部创作生涯，最为难得和最可宝贵的大约莫过于在任何困难、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不懈的执著追求了，我能否做到呢？
写作品，在我看来，就好比是说话，因此，首先应是说真话，同时，你要把话说好。
急功近利，随波逐流，和对貌似“新颖”或某种“客观现实”的迁就，是音乐创作的大敌。创造并发扬自己鲜明的个性，在充满诱惑的世界里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主见，这才是作曲家们所应当毕生坚持和努力的。
任何时候，我们都应热情地、由衷地欢迎和鼓励新作品的诞生，并提倡创作的多元化。但又须防止对有些新作品不切实际地“捧高”，反之，也不应予以一棍子打死。唯一科学的态度，便是实事求是。
贺老说得好：真正的音乐必将经得起时间的长期考验。[2]
评论家的作用、专门家的作用，在任何时代，谁都无法替代。
我对自己所有的作品几乎没有一个是完全满意的。我这样说，绝不是口是心非或带半点“虚伪”，而是清醒的认识。如果我的某个作品能够实际达到我痴心追求完美（十分）中的八九分程度，那大约应算是我最好的作品了。
我在创作时，确实有一种旁人难以想象的韧劲。为了一种写作手段的选择或处理，为了一乐句、半个乐句或更小片断的旋律进行，甚至为了一个音、一个和声，我会花上无数个时日去反复斟酌、推敲、修改，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有时好像感觉已经可以了，过数天、过数月，或许又会推翻重来。我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这样写出来的。《我爱这土地》《中国，我可爱的母亲》即是最典型例子。
对待艺术，对待创作，我确实属于有些人所说的“完美主义者”，而这恰恰就是我时时的痛苦所在。
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我都将永远地保持真诚：对人的真诚，对艺术的真诚。
我多么想好好地写一部歌剧，一部舞剧和一部清唱剧啊！这一长期来的理想很可能没有希望实现了。
也许我的一生只做成了一件事——写了一点合唱作品和艺术歌曲。
可能我的作品只有一个优点，即：每个音符的的确确是从我的内心深处流出来的。
亨德尔说过：“假如我的音乐只能使人感到愉快，那我很遗憾，我的目的是要使人们高尚起来。”[3] 古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有点责任心的今人呢！
对拿出来的作品须掂量一下：这个作品的质量对得起听众，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这个社会吗？
综观我的创作：我从不写应景作品，绝不想急功近利，绝不搞投机取巧，也绝不随波逐流。这在当今社会，绝对是吃亏的，但我不想改变。
我这人绝不可能“出大名”，我也从无有过此种愚蠢的想法。这首先当然是因为无大才；同时，是由于我数十年来所从事的主要创作领域；再就是因为我对待创作“顶真”过分的固执秉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追求作品的量，而一直在追求作品的质。
从本质上说，搞艺术其实应是一种由衷的兴趣，一种真诚的奉献。如果把艺术完完全全地作为一种商品，完完全全地作为一种赚钱的途径或工具，那么，你搞出来的就不是艺术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学习和成长起来的一批作曲家为中国音乐创作的发展做了从根本观念乃至技术手段的全面开拓性工作，中国作曲家的当代音乐作品在真正意义上走上世界乐坛，便是由这批作曲家开始的，因此，他们的贡献会在中国（华人）音乐发展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我时时注视着他们，并向他们学习。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说过（大意）：“我本人并不喜欢那样的东西（指以现代技法写下的音乐作品），但一个民族假如不允许探索，不允许实验，这个民族也就没希望了。”更何况这批作曲家在实践中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但是，在多元化的创作时代，各人可以走各人的路。依我看来，在国内全民音乐素质较低的情况下，你总得考虑一点人们能否接受这一问题吧？你总得考虑一点接受的过程和设法让人们逐渐来喜欢我们的专业音乐，而不要一下子把人们拒之于门外吧？因此，现时的中国，我还是主张多一些一方面具有创新意识，格调较高，但语言、手法又尽可能地接近群众，尽可能地使多一点的人们喜欢或愿意欣赏的音乐作品为宜。从长远的战略眼光看，这样做也许对发展我国的音乐事业有利。当然，作品的价值高低，不应以接受者的多少为依据，而这与我前面所说的是两个问题。
音乐作品的二度创作太重要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将关系到作品的成败。
写声乐作品与写器乐作品的最大区别大概是两条：一是声乐作品是用“歌喉”去表现音乐的，这就要求作曲者懂得并去了解、掌握“歌喉”的特点与性能，就好比写器乐作品你还得首先学一点“乐器法”吧？更何况“歌喉”要远比一件乐器复杂得多。二是声乐作品大多是与语言结合在一起的（这里所指的是文字语言），而各个国家的语言又是和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传统，以至于风土、人情、性格、气质等联系在一起的。而咱们民族的母语又是世界上最具特色、最具丰富表现力的语言，这就需要作曲者去研究它，掌握它。最起码也得知道一点四声关系、音节关系、语调、语气、逻辑重音等最基本的东西。我认为，不懂得和完全不重视语言的人是难以写好声乐作品的。
声乐作品最基本的是歌唱性，然后才是其他。当然你有时可以借用器乐的某些写法，甚至把“歌喉”近似或完全作为乐器那样使用，但最基本的仍是歌唱性。
除了歌唱性之外，当然还有朗诵性、说唱性、吟唱性……在近现代作品中，手法就更多了：音程的大跳、瞬息多变的节奏及作曲者想象和创造出的许许多多非常规的演唱方法。在合唱写作中，则有时纯粹作为一种人声音响来使用。上述那样的作品，基本不以旋律甚至情动人，而是用非常规的写法去表现或体现出某种抽象的意境或境界，它的表现形态往往是多种变化着的“音响”。但不论你采用什么写法，一旦与语言相联系，就存在一个语言和你笔下音乐的关系问题。总而言之，声乐作品全然不顾语言是不行的。
一首歌曲的价值其实是很难用一个标准去衡量的。亿万人传唱，当然是一种价值——多数属功利价值；具有新的创意，艺术性又很强，十分完美，但不可能众人传唱，那就是欣赏价值和艺术价值；即使是那类纯粹探索性的作品，只要是有意义的探索，有意义的表现，也仍有它的价值——学术价值和探索价值。有时说不定他的探索是十分宝贵的。
从现今的我国国情实际出发，即使是艺术歌曲，我仍主张应多一些可唱性和可听性强一些的作品。
在中国当代“声乐型”作曲家中，我佩服施光南，他是一位歌唱大师；我佩服谷建芬，是她与王酩、王立平等一起，冲破了“假、大、空”等许多旧观念的束缚，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抒情歌曲的新时代。她的歌通俗而又不“俗”，易唱、易学、易记，歌中往往带有一种不被人们察觉的、淡淡的、藏在内心深处的感人忧伤。我总觉得她有着一个与众不同的“谷建芬艺术王国”。但最使我敬佩的应是老作曲家瞿希贤了，她的歌是那样地朗朗上口、朴实自然，词与曲的结合是那样的天衣无缝——所有的音符与歌词仿佛已完完全全地融化成一体了。同时，她的许多成功之作还充分地体现了：她既具有男性作曲家难以达到的那种细腻表现魅力，同时又是那样的大气，具有几乎所有女性作曲家所没有的、原本属于男性作曲家才有的那种豪爽潇洒。而她又不同于一般男子汉型的豪爽潇洒，而是瞿希贤所特有那种豪爽潇洒。总之，她应是中国首位声乐创作的大师。
归根结底——我远不是个别评论文章中所说的“音乐巨擘”或“作曲大师”，我只是中国当代作曲家群体中的普通一员而已。假如真要说我有那么一点成绩的话，那是因为：我确实执著，确实真诚，确实认真。
在前几日“金号奖”评委工作间隙时，曾在杭州剧院碰见两位年轻人，他们向我述说为了得到我的《艺术歌曲选》而打了多少电话，几经周折托人购买，买到后即一直听到下半夜两点多钟等，颇令人感动和多少得到些安慰。从中也说明了音乐领域内的各门类与品种都确有其欣赏群，艺术歌曲也不例外。
2004年
记得丁（善德）老曾说过：“真正做事情的人在选举时往往是不会获全票的。”这句话说得精辟极了！但是，只要你做的事或讲的话是符合广大音乐工作者愿望和心声的，你还是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这又是一条浅显而千真万确的真理。
历史既然把我推到了音乐界的这些岗位上（我压根儿也从没把这些岗位与“官”的意思沾上边），我就应该真正为音乐界做事，包括为对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大音乐家们做些实事。
巴老（巴金）和贺老从人格上说谁更伟大？我以为都伟大，因为他们都说真话。有否区别？有。巴老是在晚年认识并承认自己曾经说过一些违心的话，真心忏悔，“把心交给读者”；而贺老则无论是在顺境时，逆境下，一辈子始终如一地说真话。
我的创作，从无有过“轰动效应”；我的选题、追求，有我自己的准则；我是一个当今社会少有人理解的孤独行者——这就是我固执地坚持走着的艺术创作之路。
2008年
任何一个好的音乐作品，都是在作者内心有所动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这在我看来，无一例外。
有一类作曲者，能始终而不断地写出作品，而且写作速度还很快，但真正能留得下来的作品却很少。究其原因，不一定是他对自己作品的要求不高，而是他没有对作品好坏程度的“感觉”。这“感觉”还真有点儿“神秘”，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出于天赋。这也是有些作曲家最终成不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缘故之一。
我一直认为，作曲这“玩意儿”，“感觉”始终是第一位的，而技术为次。我这样说，绝不是否认作曲技术的重要性，技术掌握越全面，“感觉”越会发出更大作用。但是，你如果没有极其良好的音乐“感觉”，即使技术掌握得再全面，也不会写出感人的、能打动人的好作品。
“感觉”是先天的，即天赋；“感觉”也是后天的，即不断地自我培养。
2009年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之所以成功，之所以50年来久演不衰，之所以成为一部中国家喻户晓的作品，其主要原因似为两条：一、外来形式中国化。二、充分尊重中国人的审美、欣赏习惯，并且运用了普通老百姓熟悉、喜欢的音调。
《梁祝》的诞生，离不开当年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因此，它是时代的产物，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如果没有当时那样的环境，如果没有一群无任何条条框框束缚的年轻人对“小提琴民族化”单纯而执著的追求，《梁祝》就无诞生的基础。
《梁祝》的成功，给人们以丰富而深刻的启示。但“成功”是不可复制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时代、环境、条件不可能重复。
为什么而写，写什么，怎样写。在我看来，永远是音乐创作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真正从内心流出来的、首先感动自己的，才会是好音乐。反之，多数是一种音响的“堆砌”。如果你“堆砌”得好，或许还能产生纯形式的美感，甚至给人以想象空间。最糟糕的是那种毫无章法的“堆砌”，那种音乐，说实在话，听起来简直是“受罪”。
说到底，多数的人们还是喜欢好听，但又感觉新颖的音乐，而要写出这样的音乐，确实是太难了。这里有观念问题，修养问题，也有技术问题。这就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思索、不断磨炼、不断进取。我至今仍认为，“灵感”现象是存在的，但灵感确实不属于懒人，也不属于投机取巧的人。
凡音乐创作，“自然”是很可贵的，它又往往与“真诚”联系在一起。音乐表演亦如此。
下面一段话讲得很精辟，特抄录于下：
“在商业社会里，人类真善美的本性可能由于种种因素一时被忽略、被歪曲、被漠视。但是，人们内心应该有对真善美的渴望，有干净的理想，这才是健康的社会心态。
“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心的问题。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物质条件前所未有的丰富，但是为什么人们却总觉得不满足、不幸福？是因为人们的心往往无处安放，我们可能渐渐失去理想、失去信念、遗失爱了。而安顿人心正是文化应该担当的一种责任。可惜，当下的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起到这方面作用的还不多。
“……文化的内容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形式和噱头；文化的质量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营销手段。但求有人看你，哪怕是骂你，你也赚到了，就怕没人理你。被‘眼球经济’操控的文化，一定是挑事的文化。挑事的文化只会将文化逼入低俗、无序的绝境，只会使社会越发暴躁易怒，这对文化的正常发展、社会的稳步前进没有好处。
“……对于文化产品，我们不能轻易地说‘顾客是上帝’。观众有时候会带着一定的盲目性，如果一切以市场为首选，一切以收视率为目的，‘人民投票’就会变成‘人民币投票’，这是很可怕的。”（2009年11月25日摘自《报刊文摘》上报道的《解放日报》11月13日对作家海岩的专访）
2015年
倘若有人问我，当今中国音乐界最缺什么？我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缺少真正的专业音乐批评！而这本是促进音乐创作乃至音乐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
作品呈现出来了（大多高调注明为世界首演或中国首演），不管为歌剧、音乐剧、交响音乐、民乐、室内乐……在宣传、舆论上几乎没有一个是不被叫好、没有一个不称成功的，这已成为现今中国新作品的宣传常态。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事实是良莠不齐，良莠不分。更糟糕的是，真正的优秀作品乃至精品就往往会在这种良莠不分的常态下被淹没在一堆平庸之作甚至失败之作中，这就是权力、行政干涉音乐批评，无视或扼杀音乐批评的恶果。
2016年
我坚信：“二为方向”“双百方针”是发展我国文艺事业的正确方针和英明良策，问题是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和贯彻。
注 释
[1].约从2003年9月中下旬起，我习惯于用文字记下一些对人生、艺术的“感悟”和对音乐创作的“断想”，这里刊载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均是首次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