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是1963年罗荣桓元帅逝世后毛主席为悼念他写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的诗句，我在本书第1章的开篇引用了这首诗，这不是自不量力的攀比，而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自勉。在中科院计算所当所长的12年里，我一直提倡“科研为国分忧，创新与民造福”，为国分忧的知识分子应当有“国有疑难可问我”的担当。

知识分子为国分忧有不同的途径，在本职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学习，以出色的工作成果为国家做贡献，这是人们常说的报效祖国的一种途径。我这里讲的“为国分忧”主要是指为解决国家面临的挑战问题献计献策，提出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咨询建议。历史上把这种人称为“谋士”“军师”，现在称为“咨询师”“顾问”或“智库（think tank）”。中国工程院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做战略咨询是中国工程院的主要责任。“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是中国科学院“四个率先”办院方针的组成部分，作为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近几年我承担了双倍的战略咨询任务。

2011年从所长岗位退下来以后，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战略咨询工作，先后承担了中国科学院安排的“信息科技发展路线图”、中国工程院布置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城市”“‘互联网+’基础支撑技术”“人工智能2.0”和中央网信办下达的“网络强国”“核心技术与装备的自主可控”等战略咨询课题。这些战略研究的成果有些通过内部渠道上报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有些已经以咨询报告形式出版或发表在报刊上，更多的观点已融入我在各种场合作的报告中。

许多人认为，所谓“战略咨询”只是“纸上谈兵”，多半是为领导的决策做些政策说明，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实际上中国的智库对政策和计划的制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外界只是不太了解而已。我参与过一些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过程，比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制定，全国数以千计的科技人员和管理干部参与战略研究，我自己就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封闭起草近半年时间。十几年的战略咨询实践使我认识到，做高水平的战略咨询可能比做具体的科研课题更难，难在既要有超前的新思维，又要接地气。

我不是经济学家，也未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本性上是一介书生，过去擅长的是写以科研成果为基础的论文。咨询报告与科研论文不一样，论文写不好顶多是无人引用，而决策咨询关乎国运民生，给政府出馊主意可能误国误民。因此，我必须恪守专业化原则，只在自己熟悉的科技领域发表意见，避免一知半解的跨界发言导致政策风险。好在多年的知识积累使我对新兴技术有一点“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感。与大多数科研人员不同，从1995年创建曙光公司至今，我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2014年中科曙光在上海证券主板上市，目前市值有200多亿元。我尝过市场的酸甜苦辣，对发展高技术企业有“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的亲身体会，因此我写咨询报告时可能兼有学者和企业管理者的思维。

多年以来，我一直处在不断的思考之中。我的许多文章与报告的标题都是关于什么的“战略思考”“粗浅认识”“再认识”“几点看法”等，说明我的观点是不太成熟的思想火花，还写不出逻辑严密的大部头专著。我打算把自己零散发表在各种报刊的文章和在各地作的报告收集起来，出版《创新求索录（第二集）》，一是因为我思考过的这些问题仍有现实意义，二是对世情、国情和技术发展趋势的认识是做出正确科技决策的前提，我希望通过“抛砖引玉”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使我们的认识更符合客观规律，少走一些弯路。

近几年，陆续出版了很多《院士文选》《院士传记》，这是老一辈科学家留给历史的宝贵精神财富。我出版这本《创新求索录（第二集）》，没有为历史存档的意图，学术方面的论文一篇也没有选。这本文集中收录的100多篇文章报告，是我2008—2017年10年期间完成的（2008年以前的文章已收录在2008年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创新求索录》中）。每一章排在前面的几篇较重要的文章大多发表于近5年内，最后一章“主编评语篇”讨论的都是近两年最流行的话题，新文章《重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和基础设施》是2017年9月26日在人民邮电出版社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大数据大会上作的报告。因此，读者不要把这本文集当作“史料”，可以看成一个老学者对当今信息科技与数字经济发展热点问题的发言。本书的读者不限于科技人员和青年学生，也许对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有所启发。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万维网（WWW）普及以来，国际上每一波技术新潮流刚出现，中国的媒体就会风起云涌，推介新技术、启发新思维的文章书籍铺天盖地，似乎我们后来居上的机会来了。但一阵风潮过去以后，人们又会谈论经久不变的老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掌握核心技术？为什么不能走到产业链的高端？为什么总是受制于人？作为科技界的一名老兵，我观察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可能不同于新闻界和网络媒体，我的文章和报告较少用吸引眼球的词语去鼓吹某项新技术，也没有用大量的篇幅宣传已经取得的科技成就。“从问题出发”可能是科研人员的思维习惯，像做科研一样，我比较关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深信，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起点，是有自信心的表现；回避问题、绕着问题走不可能有出路。从这种意义上讲，所谓“创新求索”就是寻找解决科技与经济问题的新路子。

建设科技强国、发展数字经济、实现创新驱动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本书第1章讨论的是有关宏观战略的大问题。发展新技术和新经济需要树立什么样的“时代观”？这个问题长久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对信息时代的认识是带有纲领性的问题，本书的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信息时代”的特点和发展态势。科技强国与产业强国究竟是什么关系？未来10~15年实现产业升级主要靠什么技术？对于如何理解新经济，实现科技强国要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本书提出了与流行的观点不同的见解。

对技术发展趋势的预见判断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2009年开始我牵头做了《中国至2050年信息科技发展路线图》战略研究，大胆提出了对21世纪上半叶信息科学技术的展望。本书第2章反映了那一次有影响的战略研究的成果。主要的观点是，信息技术发展遇到了可扩展性、可靠性和功耗三座“高墙”，2020—2035年将是信息科学技术改天换地的大变革期，在信息科学取得新突破的影响下，2035—2050年信息技术还有一波更大的发展机遇。在这一章中，探讨了集成电路、未来网络、计算机系统等领域的技术与产业发展趋势，也通过讲述奇闻趣事的方式对新一代信息科技做了科普介绍。

我国信息领域的关键器件、软件和设备如何做到自主可控，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产业界的令人揪心的老大难问题，也是中央领导十分关心的国家大事。我从美国留学回来30年未改初衷，最关注的就是这件事。不论是发展曙光高性能计算机还是研制龙芯、海光CPU芯片，都是为了解决自主可控问题。第3章关于自主可控的文章有些是写给高层领导的报告，有些是给中央网信办等部门的建议。这些建议多数已被有关部门采纳，已取得良好的效果。我国在信息领域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方面的进展不尽人意，一方面是由于认识不统一，政策摇摆，缺乏定力；另一方面是在人才和技术储备上有较大差距，客观上需要较长时间持之以恒的努力。但形势越来越好，我对实现自主可控的前途充满信心。

本书有4章内容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包括“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近几年我在各地作的报告主要也是讲这些产业的发展前景和政策建议。这些产业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渗透性很强的支撑性产业，像蜜蜂对于农业一样，其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其他产业的规模和生产率反映出来，远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巨大，但产业培育需要较长的时间。各地的创新创业园区吸引了一大批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如何让这些企业存活并从中培育出一批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骨干企业，是各地政府关心的大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可以说是一对孪生产业，因为近两年人工智能突然火起来主要是因为采用了基于大数据的统计机器学习。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域还有许多基本科学问题没有解决，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一直认为，不能把发展我国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拥有巨大平台的龙头企业，中国信息产业的希望在具有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只有中国的中小型创新企业日子好过了，中国的信息产业才走上了正轨。

第8章和第9章是“人才培养篇”和“人生经历篇”，这两章不是咨询报告，而是与青年学生、科研人员的交流，对过去峥嵘岁月的回忆和对前辈科学家的缅怀，还有关于科技评价、科研道德、人才引进等敏感问题的议论。话题庞杂，但都是围绕人才成长环境。近十年来，我国科技战线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取得了许多令国人扬眉吐气的重大成果。但是，由于科技评价的错误导向、人才“帽子”的诱惑，科研人员的精神追求严重滑坡。人们常说，大江东去，难免泥沙俱下，沉渣泛起。但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巨系统，需要不断地注入“负熵”，及时进行“负反馈”，社会才会从无序走向有序。回顾历史、理性反思也是在给社会这个巨系统注入“负熵”。中国正处在3 000年来未有的大变革时期，我相信今天的青年一定会超过前人，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本书的最后一章选自近两年多以来为《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写的“主编评语”，虽然每篇评语都是千字短文，但写稿时敲下每一个字母键都感到沉重，往往要花一天时间才能写成。我感到惶恐是担心由于我思想的局限性误导近4万名学会会员与其他读者。但愿这些短文能为计算机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传播一些“正能量”。

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尤其喜欢品味中国古代诗词。我国古代诗词数以万计，但很少直接涉及科学技术。哲学家海德格尔阐发过德国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的一首诗，“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已成为热爱生活的人们的共同向往。我在本书每一章的标题下都引用一首古诗，并没有十分在意所引的诗与该章的内容是否密切相关，只是想表示科学技术追求和文学艺术灵犀相通。

本书有些文章源自战略咨询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曾得到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路甬祥、徐匡迪、周济、潘云鹤、邬贺铨、陈左宁、曲维枝、周宏仁、潘教峰等领导的指导和支持，刘韵洁、郑南宁、李伯虎、吴澄、陈俊亮、许祖彦、郑厚植、林惠民、吴德馨、陈润生、郭光灿等院士和穆荣平、侯自强、封松林、王飞跃、赵卫、曹淑敏、魏少军、董友梅、李晓明、孙茂松、曲桦、王珊、安小米、李翠平等专家参与了咨询课题研究。中科院计算所给予我十分宽松的条件，孙凝晖、徐志伟、程学旗、史忠植、洪学海、刘志勇、季统凯、范灵俊等中科院计算所专家提供了很多咨询意见，特别是徐志伟研究员与我有许多深入的讨论，我们曾合作发表了几篇文章，洪学海研究员做了大量咨询工作。与境外几位老朋友李凯、华云生、张晓东、赵伟、高光荣、从京生、郭毅可等教授的讨论使我受益良多。我的秘书杨宁为本书的整理和出版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借出版此书的机会，对所有支持关心我的领导、专家、同事、朋友和家人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人民邮电出版社的精心编辑、校对和出版发行，使我敲进计算机的文字终于变成读者手中的这本新书。

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