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无冕之王诸葛亮

一切因权力而生的东西，所谓广袤的疆土、万千的子民，以及至高无上的地位，必将随着权力的丧失而逝去。那些并不依附于权力而存在的，却永远不可剥夺，也不会远去。

孔子无职无位，而被尊奉为“素王”，成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圣人；释迦牟尼毅然舍弃王位和荣华富贵，视一切皆是空幻，终成西方净土的如来佛祖。

五千年来，中华大地上先后出现了数十个朝代、数百个帝王，并不曾有一个姓诸葛的朝代和一个叫诸葛亮的帝王。在这数十个朝代、数百个帝王早已灰飞烟灭、荡然无存之后，武侯祠前依然门庭若市、香火繁盛，诸葛亮更是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无上崇敬，直至被奉为神明，成为真正的“无冕之王”；昭烈庙反倒成了武侯祠的陪衬。

历史总是充满着吊诡。

儒家与道法

古人云：“诸葛君真名士。”“名士”二字，只有诸葛亮才受得起。[17]

生逢乱世，诸葛亮心中所推崇和向往的，是倡行“尊王攘夷”、一匡天下霸诸侯的宰相管仲，是扶持微弱之燕、连下齐国七十余城的名将乐毅；所鄙视和不屑的，是那些只会寻章摘句、舞文弄墨的世之腐儒，是那些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百无一用的小儒。

与东汉时期豪强大族与儒生士大夫的志向抱负截然不同，出身寒门庶族的诸葛亮更加关注天下大势、时局走向和百姓疾苦，他也绝不愿区区于笔砚之间，以虚誉欺人，而是渴望将自己所学之匡扶济世才能施展于社会，造福黎民百姓。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18]汉宣帝的这句话，虽然被司马光认定为不足以“训示子孙、垂法将来”，却是出自帝王之口的真心话，是君主制下治国理政的常态。

先主刘备对刘禅的遗言中，除了一句“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道德说教外，更有政治学习上的嘱托：“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19]使我们对于刘备、诸葛亮平常所读之书，有所了解。

不论儒家，还是道家、法家，都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治乱世用重典，类似的手段，曹操屡试不爽，诸葛亮紧随其后。刘备初到益州，诸葛亮就改定治蜀条例，概从严峻。法正以“高祖入关约法三章，愿缓刑弛禁、借慰民望”相劝。

诸葛亮则认为，刘焉、刘璋机械地遵循儒家教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官吏因而“专权自恣”。只有“威之以法”“限之以爵”，才能“荣恩并济，上下有节”，才是“为治之要”。[20]

诸葛亮着眼于蜀国历史背景和社会政治的实际需要，以法治蜀，刑政虽峻而无怨者，连年动众而人心不忧，其明于治国理政，可谓有术，颇有王道政治的风范。

曹魏，司马氏长期专权跋扈，朝局动荡不安，豪门世族风气污浊不堪；东吴，自孙权后期直至灭亡，宗室相残，党争不断，内乱不已。与魏、吴两国相比，蜀汉一代的政治，即便是在诸葛亮之后，也一直比较清明平稳，不能不说是诸葛亮奠定的基础。

诸葛亮绝非纯粹的儒生，而更像是一个杂家；他虽融通道、法，却深于儒学。这才是根本。“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是拿道家的精神、法家的手段，来达到儒家的目的。熊十力先生以为，汉以后号称法家者，如诸葛亮、张居正，皆古之大儒。“世第以道、法称之，岂为真知武侯者哉？”[21]

蒋百里先生谓：“出身于智识阶级，而肯负责任能切实事的人，只有诸葛亮、王安石、张江陵、曾国藩诸人，在三千年中占极少数。”[22]诸葛亮被视为我民族最杰出人物的代表，良有以也。

政治与道德

政治多是残酷的，政治中的人性大都不能以常人看待，权力场上多见的是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毫无道德可言，实则再正常不过。从道德品质上美化刘备和诸葛亮，比之于曹操的被丑化抹黑，看似相反，实则同一命运。

让政治的归政治，让道德的归道德。千百年后，拨开层层迷雾，历史或许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诸葛亮断然拒绝了东吴重臣张昭将自己举荐给孙权的建议，理由是，孙将军“能贤亮而不能尽亮”。他自视甚高，要求人主不仅要做到“贤”之，还要做到“尽”之，也就是要给予自己足够广阔的空间和平台。

一言以蔽之，就是必须斩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

但是，作为一名素有识人之明、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年近半百的刘备对一个年仅二十六七岁的青年，绝非从一开始就推心置腹，更没有到言听计从的地步。

可以比较历史上两对与之类似的君臣关系。苻坚与赵顼即位时，都只有二十岁，而王猛与王安石分别比他们年长十三岁和二十五岁。两位年轻的君主都曾拿刘、诸葛关系和鱼水之喻，来形容他们与宰辅之臣的关系，苻坚始终把王猛当作兄长敬重，王安石在赵顼面前更像是一个长者，从感情方面看，都远比刘、诸葛深厚。

年龄虽不能消弭君臣隔膜，但是能够部分说明问题。王猛生前得以尽展才略，苻坚是他最有力的帮手；赵顼竭力支持王安石推行新法，仿佛一人！

但诸葛亮自进入刘备集团后，直到白帝城托孤前，长期并不在刘备身边，戎机大政，少有参赞其间的事实。决计入蜀夺取益州，是张松、法正之谋，庞统随行；攻打张鲁占据汉中，法正为主要谋士。在相当长时间内，诸葛亮并不是刘备手下的第一号人物，至多是核心成员之一。

因此，从政治人物的心理角度看，对于关羽、庞统、法正这些人的死，诸葛亮的心态是极为复杂的。这些人都是刘备的股肱之臣，国之栋梁，文臣如庞统、法正，皆可运筹帷幄；武将如关羽，亦可独当一面。有他们存在，刘备集团的前景就会更加光明一些。

但是，这些人的存在，也足以构成诸葛亮获取权力道路上的严重阻碍。关羽早已有汉寿亭侯的职衔，位次三公，与刘备更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凤雏”庞统，与己齐名，才干不输于自己，作为征蜀主谋，深得刘备信任。

法正是蜀地旧人，攻取成都后，即被刘备任命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身兼内外要职，更为刘备所倚重。就连诸葛亮也要忌惮三分，对其“纵横”“威福”甚至“擅杀”等行为无可奈何，还要找理由为其辩护。[23]

与这些人相比，诸葛亮除在赤壁之战建立奇功外，并没有特别让人看重的地方。而他建此奇功的效应之一，却是引来了关羽的嫉妒。刘备败于长坂，关羽未能相救，诸葛亮东使，鲁肃西结，遂有孙、刘联盟。赤壁大战，曹操北还，这是诸葛亮促成孙、刘联盟的功劳，因此才有刘琦“朝廷养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的慨叹！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道：“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欲合孙氏于昭烈以共图中原者，鲁肃也，欲合昭烈于孙氏以共拒曹操者，诸葛孔明也，二子者守之终身而不易。盖吴则周瑜、吕蒙乱子敬之谋，蜀则关羽、张飞破诸葛之策。”[24]

庞统死于征蜀途中，法正亦于刘备进位汉中王后不久辞世。关羽自以为是、骄横狂妄，不听调度、极难驾驭，缺乏政治谋略，特别是在蜀汉争夺天下的政治与外交主张上，与诸葛亮截然有别。

对于三分天下、最终一统的抱负，诸葛亮实在过于执着，不容许他人偏离设计好的路线。而“联吴制魏”更是其外交战略的核心，一以贯之，至死不渝。

但关羽不能理解这一良苦用心，其所作所为完全破坏了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方针，某种程度上成为诸葛亮外交战略上的绊脚石。因此，章太炎先生提出的“葛氏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25]的判断，也就不全是无稽之谈！

真实的历史或许是，由于世事难料，客观局势瞬息万变，诸葛亮不可能导演了关羽的败亡，他内心深处甚至并不希望关羽死亡，但“作壁上观”的心态，多少还是有一些的。

刘备称帝时，庞统、关羽、法正皆亡，环顾左右，唯诸葛亮可赋予重任。诸葛亮也在进入刘备集团十五年后，得到了丞相高位，但其真正执掌蜀汉大权，还要等到刘备死了之后。

我们在评价政治人物的历史功过时，对于他们在追求权力过程中采取的行为，当然应给予关注。但更重要的，还是要看他们掌权之后的所作所为。这虽有目的决定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倾向，却是评价政治人物的不二法门。

既不一味地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也不过多地谩骂攻击、道德指责，而是主要从政治上，对其在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进程中的功过得失进行实事求是的评判。这是我们应当秉持的态度。

信任与权术

杜工部有诗曰：“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诸葛亮不能阻止刘备举国东征孙吴，再次证明其在刘备面前发挥的作用，远没有演义小说中所设想的那么大。

结果夷陵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刘备病笃，新生的蜀汉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当时，蜀汉真正的祸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刘备入川，所带皆荆襄人，益州豪族众多，且大多并未真心归附。作为蜀中统治者主体的刘备部属，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益州豪族以及焉、璋旧部的反扑，稍有差池，不等魏、吴来灭，就已被益州本土人吃掉了。

这一点刘备比谁都清楚。刘禅孤弱，“且为之奈何？”

观察刘备早年屡屡投奔各方割据势力，他并不具有明确的战略思想，倒更像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但白帝城托孤，却是他根据蜀国具体情况深思熟虑的结果。刘备任命李严为尚书令、中都护，作为本地官吏的领袖，与诸葛亮一同辅政，并向诸葛亮留下刘禅“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千古诏语。

刘备在世时即被视为“枭雄”，且不论这“君可自取”的话究竟夹杂了几多信任、几多权术、几多无奈，从事后局势演变来看，这是刘备一生少有的富于谋略之举，对稳定蜀汉政权发挥了超乎寻常的作用。

这句话既是说给诸葛亮听的，也是说给李严听的，更是说给为数众多的益州本土官僚及焉、璋旧部听的。

刘备心中所想的，是尽可能使自己死后由值得信任之人稳住蜀国局面。权衡是什么？不过是在两种以上的危害中选择那个较轻的。诸葛亮此时即是最佳人选。方法就是抬高并巩固诸葛亮的地位，甚至赋予他特权。只要诸葛亮不倒，总比让益州豪族掌控局面要好些，“与其拱手以让敌，何如使能者制敌而有之之为快！”[26]

我们看到，是李严劝诸葛亮加九锡、晋王爵的，而诸葛亮“虽十命可受”的“大逆不道”之语，也是在私人信件中写给李严的，正说明二人实际上各有所指，心照不宣。

李严敢于劝诸葛亮加九锡称王，诸葛亮回答时机到时“虽十命可受”，都是将刘备托孤语作为共同依据的。只是李严的目的在于试探，为自己仕途晋升张本，而诸葛亮却不屑于这顶王冠。

诸葛亮高卧隆中时，好为《梁甫吟》，历来解读不一，但处此乱世，明哲保身的用意十分明显。陈寅恪先生尝谓，诸葛亮虽“负经济匡世之才，而其初隐居隆中，啸歌自适，决无用世之志。……及遇先主，为报知己，乃愿出山，鞠躬尽瘁”。[27]诸葛亮始终铭记在心的，只是刘备的知遇之恩，并由此产生的对于蜀汉的忠诚。

林安梧在解读刘备三顾茅庐故事时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是乱世修道的做法。其中固然隐含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毅力，但最可贵的是，还有一份天长地久的宽恕精神，这是平平放下，一切坦然。在一开始，诸葛亮就把自己定位在“行道”而不是“立功”上。立功必待于人，行道则“责之在己”，所谓救天下援之以道，就是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现于世，这才是诸葛亮的风范。[28]

随着李严被废黜，诸葛亮及刘备部属彻底在益州站稳了脚跟，刘备所念念不忘的蜀汉政权也暂时存活下来。“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政治局面得以长期维系，君臣亦相安无事。[29]

而诸葛亮也正因为顶住了现实权力的诱惑，才成就了他“无冕之王”的桂冠。

成功与失败

面对东汉末年纷繁复杂、变化不定的时局，诸葛亮凭借见微知著的洞察力和科学的预见性，根据已知的基本条件，经过缜密的分析，推测未知条件，从而估计形势发展变化，判断历史走向和归宿。

正确的形势估计，可具操作性的近期目标，以及收复中原、兴复汉室的远期方略，《隆中对》无疑给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刘备提供了一个基本正确的政治选择。

以数言而定天下大计，影响一代历史，此之谓也。这也使其成为最具政治学研究价值的永恒课题。

韩信在汉中初见刘邦，向其申述与项羽逐鹿中原的策略；王朴向周世宗上呈《平边策》，陈用兵之略及诸国兴亡次第，此后北宋统一进程果如其所料。诸葛亮于草庐之中畅论天下大势，都与这些类似。

唯《隆中对》最为后世所称道。

在刘备取得汉中支配权、自立为汉中王之后，势力达到鼎盛，《隆中对》策略所能发挥的可能性已臻于极致。此后，关羽两面受敌，兵败被杀，荆州全失；刘备执意东征，“秭归蹉跌”，国之元气大伤。

一方面，这是刘备、关羽不能执行“联吴制魏”策略所造成的，或骄纵已甚，或急于求成。另一方面，也是客观形势使然，东吴不可能任由刘备势力坐大。在刘备尚未危及自身安全时，东吴还能与之联合，一旦感受到危险，必然会采取果断的应对措施。

早在诸葛亮作《隆中对》前数年，鲁肃就已经与孙权达成密议决策。“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30]赤壁战后，周瑜也据此向孙权提出了“规定巴蜀、次取襄阳”的用兵计划。[31]

由此可知，鲁肃的密议、周瑜的计划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实质部分大体相同，都是有识之士分析时代条件及其发展趋势的产物。其中各有得失和成败，在蜀汉为成功者，在东吴即为失败，反之亦然。蜀汉不能长期保有荆襄之地，终致“跨有荆益”的战略设想成为泡影；东吴不能越过刘备而取巴蜀，使其完全占据长江天堑的计划终成镜花水月。这都是事理必然。

三国时期，魏的实力号称“至强”，三分天下有其二，却始终无法吞并吴、蜀，关键就在于吴、蜀都能够实行“联盟制魏”的策略，因此才维持了长期的“均衡”态势。

除“联吴制魏”这一外交战略核心外，钮先钟先生于《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新论》中认为，“以攻为守”亦充分显示诸葛亮的超绝智慧和见识，成为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大战略。[32]诸葛亮深知，面对敌强我弱的艰难困境，必须发动攻势才能团结内部各方的力量，渡过难关，“攻也，特以为守焉耳”。若仅采取消极守势，无异自认失败。

历史上对于诸葛亮不辞辛劳，“六出祁山”北伐魏国，有许多不同的认识，有的甚至认为是不自量力，蚍蜉撼大树。清宣统年间，梁启超等有感于国家内忧外患的现状，摘选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张居正等人的历史事迹，编撰《中国六大政治家》，以激励国人、鼓舞士气。在评论诸葛亮积极进取政策时认为，“国家之存亡盛衰，一视其国民独立之精神，其精神可用也，虽至弱小，必有兴者”。蜀汉在三国之中最为弱小，“倘徒知消极之政策，惟以退守为事，将见勇气沦亡，英华销沮；魏攻其北，吴觊其东，衔璧舆梓之惨剧，岂犹待五十年哉？”

诸葛亮明于治国，对此种情势熟稔于心。之所以矢志北伐、至死不渝，正是要奋发其独立之精神，鼓动其不羁之志气，使蜀汉民众知晓，“敌之于我，势无两存，非我亡彼，必彼亡我；利害既明，则懦者立而怯者奋矣！”

历史的发展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当诸葛亮连年北伐之际，曹魏朝野上下，虽不至于惶惶不可终日，但也确实绞尽脑汁。“蜀汉立国垂五十年，以曹睿之雄，司马懿之谲，而终身畏蜀如虎，大小百余战，魏人只有应援之师，而绝不闻有进攻之举。”同样，东吴的孙权、陆逊，“亦始终蜷伏，不敢窥西陵以西一步”。[33]

蜀汉之所以能够在诸葛亮死后尚有三十年的生命，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两大战略的遗惠。诚所谓“蜀汉之祚，武侯延之也”。一旦蜀国采取守势，便距离灭亡不远了。蜀汉灭亡虽原因有很多，但它亡国速度之快，未必与后期改变战略部署无关。

三国注定是一个大分裂大变乱的时代。魏、蜀、吴均未能实现一统天下的宏愿；即便是结束三国混战局面的西晋王朝，统一不过十年，便发生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致使中原大地饿殍遍野，千里无人烟。紧接着的“五胡乱华”，又使中国陷入了三百年的大分裂。

这些又岂是人力所能抗拒的？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即使是杰出的天才，也要受到社会的制约，只能在他所处的大环境中发挥他的作用。个人的努力可以影响历史前进的进度，但不能改变前进的方向，英雄人物的影响是有限度的”。[34]

“是非成败转头空”，[35]“莫将成败论三分”，[36]从来没有哪个历史事件，像诸葛亮北伐未能取得成功那样，如此地让后人纠结万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37]从来没有哪个人的离去，像诸葛亮病逝五丈原那样，如此地让后人感到痛心疾首！

“成王败寇”的历史定论仿佛绕过了诸葛亮，使其成为一个特例。

人性与神性

所谓的“料事如神”，就是根据已知的局势，进行合理的推测，做出正确判断，采取合于实际的措施。诸葛亮非但没有“呼风唤雨”的本事，而且作为常人，在他的身上还有不少人性的缺陷，特别体现在一个领导者选人用人的能力和水平上。

刘邦、刘秀、刘备，这三个汉朝的开创者，在知人善任方面都颇具领导艺术，都能设法搜罗一时俊杰为己所用。在这方面，诸葛亮远不及有知人之明的刘备，更未能做到人尽其用。

诸葛亮对马谡一向比较器重，但刘备在临死前却交代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诸葛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终致有街亭惨败，致使北伐一开始就受到重大挫折。这主要是由于诸葛亮识人不足，使其承担了过多原本不应由其承担的职责。

再者，就是对于魏延，一直未予重用。诸葛亮一生谨慎，晚年出师北伐，“名为攻而实为守”，对于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未予采纳，尚在情理之中。但魏延在刘备时期，即以作战英勇、屡立战功著称，深受信任，被刘备加封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总督汉中这一蜀汉军事要地，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何以到了诸葛亮手下，竟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尤其是在赵云死后，魏延实际上已成为蜀汉仅存的上将，有如此干练之才却不能有效利用起来，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用人上的失策。

当然，这些都无损于诸葛亮的英名。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人看来，诸葛亮事必躬亲的处事方式，难免会产生不注重培养人才的弊病，造成了其死后“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局面。且不说这句成语的真实意思尚待考证，实际上，在三国后期，人才凋零是魏、蜀、吴面临的共同问题，而非蜀汉所仅有；加之蜀汉土地促狭，人口最少，人才方面不及魏、吴，恰是历史事实的反映，责任不在诸葛亮。从《出师表》中诸葛亮所举荐的人物及邓芝、蒋琬、费祎，尤其是姜维的成长看，诸葛亮在陶铸人才方面尚属尽心尽力。

千百年来，诸葛亮已被塑造成为智慧与忠贞气节的化身，这样的一种艺术形象和诸葛亮本人的历史贡献一样，都是民族的文化遗产，应当珍惜。既然是艺术形象，就不可能完全是历史的真实，但是，二者应是并行不悖、各自发挥作用的关系，而非水火不容、非此即彼。

一个已经走向神坛的诸葛亮没有必要再将他拉下来。在他的身上，寄托着无数百姓纯粹而执着的信念、理想。普通民众亦未必就希望自己信奉的神明被所谓的历史真实推倒！

散文名家梁衡这样写道：“一个人不管他的官位多大，总要还原为人；不管他的寿命多长，总要变为鬼；而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幸被百姓筛选，历史擢拔而为神，享四时之祀，得到永恒。”[38]这不是愚昧迷信，也不是无知盲从，而是植根于内心深处的坚定信仰，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对其最优秀分子的庄严祭奠！

生死，古今一也。然“死而不朽，反贵于生”！[39]这就是诸葛亮身上所散发出的不可磨灭的神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