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何而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0多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
（一）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来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1．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开创
1957年10月，在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的方针。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当时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抉择。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认真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全面纠正包括“文革”在内的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左”倾错误，重新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1984年，邓小平曾就办好经济特区的情况到广东等地视察，一天散步时爬上中山市的罗三妹山，下山时，引路的同志建议原路返回。邓小平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4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证明，改革开放进程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只能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加以解决，决不因为矛盾和问题而停顿甚至倒退，决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党的十三大第一次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出了科学完整的概括：“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的十三大将经济建设置于基本路线的中心位置，这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关键的就是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
2．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考验面前，沿着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作出了部署。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捍卫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伴随改革开放走向深入，发展中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诸如社会公平、收入差距、权力腐败、环境污染、资源瓶颈等。为此，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实践层面，着力抓好重大制度创新，竭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时至今日，已推出1600多项改革方案，啃下了不少硬骨头，闯过了不少急流险滩，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党的十九大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同时，应清醒地看到，在前进的道路上，我国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和管党治党“宽松软”等突出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是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行动指南，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续写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小贴士
“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
●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
●四大危险：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
（二）从新中国70年的持续探索中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
1．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建立基本制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毛泽东曾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面对新中国成立伊始贫穷落后的状况，国内曾流传这样的说法，共产党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因此，“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当时最主要的任务。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
为尽快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重要战略构想。根据这一既定方略，1952年，中国共产党把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段期间确定为过渡时期，指出在此期间国家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底，我国工农业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同1949年相比，1952年的职工工资提高了70%，农民收入增长了30%，人民生活得以改善。1956年底，全国原有的8.8万余户私营工业，有99%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原有的240万余户私营商业，有82.2%实现了改造。随着农业、工业、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生产资料私有制成功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标志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是中国几千年来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有步骤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工作之后，195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规定：“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其实质是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天津日报》,2009年10月2日
2．在“以苏为鉴”中探索适合中国的道路
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我国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建立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缺乏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于是纷纷仿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做法在一定时期产生过积极作用。
苏联模式，是指苏联在战前已经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
那个时代，没有哪个词语比“计划”更为时髦。所谓“计划”，实际上就是“数字控制”。经济领域中的所有生产、运输和销售环节，都被置换成了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数字。在这一模式下，全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工厂”，而企业只不过是这座“大工厂”中的一个“生产车间”，“每一双皮鞋或每一件内衣，都要由中央调配”。斯大林宣称，计划就是法律。1936年苏联宪法的颁布，标志着苏联模式形成。
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一本著名杂志《鳄鱼》上曾经刊登了一幅漫画讽刺“计划经济”。画面中，一位干部正在视察农场的畜牧业工作，可是从他面前走过的“牛群”，却都是由农民伪装的。有人这样揶揄地说，当无法“按照计划”完成定额时，一些负责人常常不得不想办法糊弄他们的上级，使领导相信计划已经完成。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北京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
在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很快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由此确定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命题。“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以苏为鉴”，不是“照搬照抄”，是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走自己的路。
3．在扭转“左”的错误中开辟新路
党的八大期间，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仍受制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于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缺乏细致的调查，因而作出了不符合实际的判断，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致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逐渐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曲折中艰难前进。
1958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的实践形式主要表现为“大跃进”运动。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的影响下，“左”倾冒进错误进一步发展，掀起了继续“大跃进”的高潮。到1960年，即“大跃进”的最后一年，我国经济已经陷入极困难的境地。面对这样的形势，毛泽东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贯彻“八字方针”，党中央在1961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然而，1963年以后，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修正主义，改变了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正确判断，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由于党在探索过程中发生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加上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这一期间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要求全国各地尽快地将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
1965年11月《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毛泽东加深了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忧虑，他下决心发动一场更加激烈、广泛的反对“修正主义”运动。经过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国家的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遭迫害；人们思想空前混乱；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受到严重冲击；人民生活水平基本没有提高，有些方面有所下降。“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程。
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社会处于徘徊彷徨的状态。“十年内乱”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引起党和人民全面反思。为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邓小平倡导围绕真理标准开展讨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极大地推动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此后，拨乱反正从思想理论领域逐渐拓展到政治生活、经济建设、民主法制、科技教育等各方面。正是在全面反思的基础上，邓小平以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从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实践中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新的伟大社会革命，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
1．从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此后28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成功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弘扬伟大的革命精神，在党的发展历程中树立起一座座光辉的精神丰碑。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大革命时期，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出现了高潮。土地革命时期，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工农红军，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党倡导成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团结全国各界各族人民共同抗日，取得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对外来侵略者的完全胜利，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下，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经过战略防御、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三个阶段，消灭了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历史阶段的奋斗实践中，培育壮大了伟大革命精神，在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树立起鲜明的时代坐标。这些坐标一脉相承，勾勒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完整革命精神序列。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浩然的英雄气概的集中体现。
2．从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来
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全国人民迅速医疗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以高昂的革命热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仅三年多就完成国民经济体系的重组，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占据主体地位。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国家发展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与此同时，科学、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皆取得了重要进步。原子弹、氢弹的试验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回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等，集中展现了我国国防和科技的发展成就。初步实行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制度、基本消灭烈性传染病等，使中国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民的健康水平极大提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展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取得的一切重大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3．从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社会革命中来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历史抉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政治，从教育到科技，从内地到沿海，改革开放大潮冲破陈规旧矩，冲刷污泥浊水，使中华大地充满生机活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已经站起来的中华民族，朝着富起来的目标迈进，中国共产党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带领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朝着强起来的目标迈进，成为这一时期党和人民的革命奋斗目标。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这一目标并一以贯之地体现于全部奋斗之中，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今天，站在新的历史关头，推进改革面临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前所未有。因循守旧没有出路，畏缩不前必将坐失良机。改革是一场进一步解放中国社会生产力的伟大革命，是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走上现代化康庄大道的伟大革命。改革也是对传统体制的深刻变革，当代中国的改革不仅要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也要改变相关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进互联互通、加快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走向世界，实现更广泛的互利共赢，不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四）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来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和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统治，战乱频发，民生凋敝，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灾难深渊，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振兴，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其间有农民阶级的起义、有地主阶级的改良、有资产阶级的革命等等，事实证明这些道路在中国都走不通。
1．农民阶级的起义走不通
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农民运动的两次高潮，是中国封建固有矛盾在外国侵略刺激下的总爆发。1851年，洪秀全集结2万余人在广西金田村宣布起义，创立了拜上帝会，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持续了14年，扩展到17省，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的侵略，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太平天国运动还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政纲性文件。令人惋惜的是，这样一场轰轰烈烈、影响深远的农民战争最终失败了。1900年，在中国大地上又一次掀起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为扑灭义和团反抗斗争的烈火，组成八国联军武装侵略中国。义和团站在反帝的第一线进行了无比英勇的斗争，给予帝国主义列强沉重的打击，起到了阻止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的重大作用。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原因，主要在于农民小生产者阶级的局限性使革命队伍受到封建主义的侵袭，滋长了封建皇权主义思想，导致争权夺利、生活腐化、队伍内讧。义和团运动失败原因，主要在于笼统的极端排外主义及封建蒙昧主义，导致了行动上的盲目性和落后性，其结果是孤立了自己，使反帝斗争陷入困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虽有反帝反封建的无穷力量，但并不能独立地完成这一伟大的革命任务。单纯农民革命，不能完成反对封建专制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
2．地主阶级的改良之路走不通
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处境。他们多方搜集西方的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等资料，致力于寻求救亡图存的方法。魏源认为西方技术是造成中西差距的主要原因，他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指出应当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地主阶级的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在当时无疑是先进的具有深远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些开明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进而开展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他们试图通过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提高自身的军事实力，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张之洞曾担任湖广总督，是一个主张维新的改革人物。他在湖北开办的汉阳铁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开办的湖北枪炮厂，从1895年底至1909年底，平均一年生产近一万支枪。“汉阳造”步枪，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使用最广、制造单位最多、服役时间最长的步枪。从1896年开始，“汉阳造”武装了中国无数武装力量，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张之洞力主改革，而对改革遇到的阻力更有切肤之痛，这才有“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的感慨。到19世纪70年代，由于兴办洋务需要大量的资金和配套的工业体系，洋务派又提出“必先富而后能强”。他们认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不发达是中国贫弱的根源，提出在中国发展民用工业。洋务派虽然倡导在中国进行近代化变革，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但他们根本上还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这就决定着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洋务运动既不可能真正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种不触及制度和文化的改良运动注定不能承担起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也不可能把中国真正引上独立、富强和民主的强国之路。在甲午中日战争的打击下，洋务运动走向了失败。
3．资产阶级的改良和革命之路走不通
面对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中国的资产阶级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应当通过改良的方式建立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应当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旧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一个主张革命，效仿德、法，推翻旧制度；一个主张改良，效仿日本，保留旧制度。
康有为、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也要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提出效仿日本、俄国进行君主立宪的改革。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指出，变法关系民族存亡，认为“社稷安危，在此一举”，主张在中国进行变法，进行制度变革。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下，光绪皇帝接受了他们的改革方案，于1898年开始实行“维新变法”。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方案。他们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皇帝，试图以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推动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实现国家富强。由于光绪皇帝没有实权，资产阶级改良派又不敢发动人民群众，在顽固派封建势力的反扑下，戊戌变法仅历百日便失败了。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要真正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实现民族复兴，必须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面对民族危亡，孙中山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这一政治纲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民族复兴思想的集中体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民主革命思潮的高涨，深化了爱国主义思想的时代要求，使得人们的法律观念、道德观念、哲学观念以及文化艺术观念都有很大的改变。但由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忽略了旧官僚、旧军阀，使得革命政党内部成分复杂、矛盾尖锐，没有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最终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中国依然是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列强依然在中国横行霸道、攫取利益，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
事实证明，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各种名目的改良运动，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让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稳定下来，更谈不上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这些道路是行不通的。
1911年，在他领导和影响下，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
——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1日
（五）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来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从空想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中国梦”，世界社会主义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历经曲折而在当代展现出蓬勃生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普遍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完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1．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在欧洲思想史上，乌托邦思想源远流长。柏拉图、奥古斯丁、康帕内拉等都对理想政治秩序进行过系统探讨。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的出版，开启了人类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矢志追求美好社会制度的历史进程。
19世纪，出现了被称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从莫尔到欧文，从“乌托邦新岛”到“新和谐公社”，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崇高的理想主义精神，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谱写了一曲曲动人心魄的空想悲歌。尽管对社会主义的内涵和实践局限于空想，但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却是非常现实的，为后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开创提供了思想源泉。
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勾勒了整套社会主义理想的蓝图，但未能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来说明实现理想社会的必然性，也并没有指明理想社会的由来，找不到实现理想社会的正确途径、方法和依靠力量。因此，为了使空想社会主义转向科学，就必须将其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从乌托邦梦到“新和谐”公社沉没，从莫尔到欧文，人类在空想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赴后继地艰辛跋涉了300年，留下的是一曲曲动人心魄的空想悲歌。
莫尔——这位英国大法官，临刑前对刽子手说：“我的脖子是短的，好好瞄准，不要出丑。”
闵采尔——面对刽子手，他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忏悔？决不！千年天国一定会实现！”
康帕内拉——一生坐过50所监狱，在黑暗的牢房中度过了30多个春秋。
巴贝夫——在断头台上，他平静地告诉人们：“我会像一个正直的人一样酣睡。”
圣西门——因贫困而死。
傅立叶——在无尽的守望中郁郁而终。
罗伯特·欧文——为了实现理想王国，千金散尽，最终倒在了讲台上。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北京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
2．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
19世纪30年代，随着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愈发凸显，周期性经济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基础上，提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了当时各种反动思潮，对空想社会主义作出了科学分析和评价。社会主义由此从空想变为科学，开辟了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局面，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锐利思想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运用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基本原理和实现条件，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驱散了空想的迷雾，奠定了坚如磐石的现实基础。
3．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地理条件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同时胜利。然而，尽管工人运动在英、法、德等国家有很大的发展，但由理论到实践，以制度形态确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是苏俄。1917年11月7日（俄历1917年10月25日），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列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将俄国从一战的漩涡拉出，走上了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推动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鼓舞了众多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由此从理论走向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出现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与资本主义世界分庭抗礼的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时期，苏联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东欧国家，也都按苏联模式建立起自己的经济政治体制。但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因不重视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使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受制于苏联模式，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制约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效，造成经济长期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由于苏联模式的僵化和脱离实际，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逐渐丧失了生机活力，最终成为“苏东剧变”的重要内因。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社会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唯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4．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独立自主的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深刻总结正反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论断，明确“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世界历史的大视野阐明了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的结合，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21世纪，正当世界社会主义“山重水复疑无路”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柳暗花明又一村”。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六）从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之根、文明之源。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从中华文明蕴含的独特的包容、变革和开放精神中来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的交流交往，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汉唐气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变革和开放精神，更是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的重要原因。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我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汉代时，我国人口就超过6000万，垦地超过8亿亩。唐代长安城面积超过8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宫殿金碧辉煌，佛寺宝塔高耸，东西两市十分繁荣。诗人岺参就有“长安城中百万家”的诗句。北宋时，国家税收峰值达到1.6亿贯，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那个时候，伦敦、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的人口都不足10万，而我国拥有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近50座。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月18日
2．从中华文明蕴含的丰富哲学智慧、人文精神、传统美德中来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共同难题的重要思想源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帮助，可以为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益启示，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资源。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传承中华文明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中国步入了新时代，面对着世界文化全球化、现代化、科技化的变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需要结合时代背景、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的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找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定位、思路、举措、路径，从而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