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者序
《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是英国博物学家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晚年的一部著作，也是英国十七、十八世纪再版和重印次数较多的博物学著作之一。这部著作既是英国自然神学的代表之作，也是对当时的博物学知识最丰富、全面的论述。约翰·雷的博物学著作在其同时代及后世的博物学家中均具有深远影响，对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对当代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神学进路、环境伦理运动，也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从两个方面来说，《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在约翰·雷的博物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第一，其中汇总了他博物学生涯中的全部研究，包括兽类、鱼类、鸟类、昆虫、植物、矿物、地形、天体等各方面的内容，就材料而言，不仅有他个人广泛的旅行考察所得，也有前代及同时代的本国博物学家和欧洲博物学家的观察和论述；第二，在这部著作中，约翰·雷首次有意识地将自然神学与博物学联系起来，将信仰体系建立在切实可靠的博物学观察材料的基础上，并公开论及他对某些形而上学和伦理问题的看法。
尽管约翰·雷的博物学在西方起到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本人也被尊为“现代博物学之父”和“英国的亚里士多德”，但是国内一直缺乏系统研究，对他的博物学著作缺乏了解。科学史界尚且如此，更遑论普通读者。为了避免某些仍然持有“现代性”偏见、一见“神”的字眼就嗤之以鼻的读者将《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视为陈旧的宗教小册子，或是仅出于对近代早期“质朴的”自然探索活动的一种猎奇心理而接近这部著作，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1.约翰·雷生活的时代背景；2.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宗教与哲学语境下，他的人生际遇又是如何为他开启从事博物学研究的契机；3.他的博物学著作，尤其是这部《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中包含的主要观念。
一
无论在英国史上，还是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而言，17世纪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时代。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留下的遗产，使文化、教育和图书出版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技术改良和海外扩张给英国社会带来一股涌动的新生力量。英国社会依然保持着原有的社会结构，但是各社会阶层之间纵向的流动性加大。与此同时，宗教教派之间的争端始终影响着英国社会的稳定。1625年，詹姆斯一世去世后，查理一世即位不久，便施行亲法政策，引起英国新教徒的敌视。英国资产阶级与一批新贵族联合起来，展开了反对国教的清教运动。1636到1638年之间，宗教迫害扩大到苏格兰，苏格兰集会宣布取消共同祈祷书和主教制。1639年，英国王室在与苏格兰的交战中以失败告终。查理一世于1642年逃离伦敦，至此，英国内战爆发。一方是保皇党派，另一方则是由费尔法克斯、曼彻斯特和克伦威尔领导的议会军。议会军与苏格兰长老会签署“神圣联盟合约”，取得苏格兰军队的协助，并于1644年与保皇党派展开内战中规模最大、最激烈残酷的一次战役——马斯顿荒原战役，一举击溃王党军。1649年，“残余议会”将查理一世推上断头台，宣布实行一院制，废除君主制。同年，议会军正式宣布英国为共和国。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指定其子理查为护国主继承人。1659年，理查解散议会，放弃护国主称号。1660年，驻守英格兰的英军总司令乔治·蒙克率军南下，兵不血刃地进入伦敦，迎接流亡在外的查理二世回国即位。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一度试图缓和天主教与清教之间的矛盾。然而在1661年至1665年间，由骑士党组成的议会连续向政府提出恢复英国国教的法令，加紧对不从国教者的宗教迫害。其中1661年的“市镇机关法令”要求市镇供职人员宣誓服从现任政府，按照国教仪式作礼拜；1662年的“划一法”要求所有不信国教者服从圣公会教义；1664年的《非法宗教集会法》要求神职人员一律承认国教教义，宣誓服从国王和国教会；1667年公布的《五哩法案》禁止所有不宣誓的教士回到自己过去的教区，并不得在有市政府的城市及其周围五英里之内活动，违者处以罚款，或是收监羁押。这些宗教法令不仅使一些僧侣被剥夺了圣职和俸禄，也直接影响到当时英国的大学，尤其是牛津和剑桥的人事变动，以及学术研究氛围。通常认为，牛津是保皇党的重镇，而剑桥掌握在议会党手中，氛围相对较为开明。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对牛津和剑桥进行了清理，目的在于恢复议会党执政时期遭到驱逐的国教神职人员的职务，同时确立那些在王位虚空时期接受任命，但是接受国王回归的神职人员的地位。
查理二世在位期间，伦敦于1665年爆发了自1348年黑死病以来最严重的瘟疫，并于次年遭遇大火。英国与荷兰舰队在海战中的失利，进一步激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詹姆斯二世即位。詹姆斯二世的亲法政策引起人民的恐慌。由于害怕天主教卷土重来，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邀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和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的女婿威廉（后来的玛丽三世和威廉三世）回国执政，发动宫廷政变，推翻斯图亚特王朝封建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史称“光荣革命”。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标志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确立。
在此期间，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并未影响英国科学取得显著进步。新思潮的涌现与新的社会结构的确立，一方面撼动了坚不可破的旧思想观念，另一方面也促使知识精英对自然界展开广泛的探索，试图从中找到某种确定性基础，替代传统上经院哲学与教会为人们提供的心理慰藉。在这种科学探索活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1660年，雷恩与波义耳、威尔金斯等人在早期“无形学院”的基础上建立了旨在推动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发展的学术交流学会。几位主要发起人凭借与查理二世的亲密关系，使学会得到国王正式认可，分别于1662年、1663年、1669年获得三个特许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经由国家批准的科学团体。早期皇家学会的成员多数是声名卓著的自然哲学家，一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此外也包括一些从事与自然哲学相关职业的人，例如医生、大学或中小学教师、学者及旅行者。早期会员几乎在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除数学等学科之外，皇家学会也资助各种人文研究。早期皇家学会还是一个绅士俱乐部：物理学和数学领域的天才人物与哈克（Theodore Haak）和迪格比（Sir Kenelm Digby）等钻研牡蛎养殖和怪物生殖的业余爱好者友好合作。在这种开放、折中的开明气氛下，英国学者普遍采用一种不同于法国笛卡尔主义先验演绎体系的经验研究方法，遵循培根主义的指导，收集了大量广泛的观察材料。尽管17世纪后期皇家学会关注的重心逐渐向数理科学方面转移，然而在整个17、18世纪，博物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为后来博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简单概述了时代背景和当时的科学活动氛围后，再来说说约翰·雷个人的情况。
作为牛顿的同时代人，约翰·雷与牛顿分别被视为17世纪英国博物学传统和数理传统的代表。英国的科学史家评论，约翰·雷在博物学方面的成就，相当于与他同年出生的波义耳在化学方面的成就。然而与波义耳不同，约翰·雷并非出生于显贵之家，他的一生也更加曲折。约翰·雷生于英国布瑞特伊（Braintree）附近埃塞克斯一个宁静的小乡村，他的父亲是一名铁匠，母亲则熟悉草药知识，在当地很受人敬重。约翰·雷早年曾被父母送到埃塞克斯一个语法学校接受教育。在那里，他的出色表现引起布瑞特伊教区牧师柯林斯的注意，并由科林斯推荐，于1644年以“减费生”（sizarship）身份进入剑桥大学。同年6月，由于学费资助问题，约翰·雷转入凯瑟琳学院，随后于1646年重新转回三一学院。1646年与约翰·雷一同转入三一学院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即后来牛顿爵士的导师巴罗（Issac Barrow）。1648年约翰·雷与巴罗一同毕业，并留校任教。1649年，约翰·雷成为三一学院的初级教授，并在1651-1656年分别担任希腊语讲席教授、数学讲席教授和人文学讲席教授。1657年他担任了“praelector”（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在毕业仪式上引领学生的人）。如前所述，当时剑桥处在议会党控制之下，较之牛津学术氛围更为开明。学者们从事教职之余，通常有一些业余的爱好，由此形成一个热衷于从事自然哲学和实验研究的小圈子。
约翰·雷最早开始博物学研究，是在1650年前后。据他自己说，当时他生了一场“心理上和身体上的”疾病，医生建议他尽量多外出散步。在这种情况下，约翰·雷发现了大地上的植物之美，并领悟到植物学研究给人带来的愉悦。他如是表述道：“在旅途中，我有大量的闲暇去思考那些总是出现在眼前，而且经常被漫不经心地踩在脚下的事物，也就是各种美丽的植物，自然界神奇的作品。首先，春天草地上丰富的美景吸引了我，使我随即沉醉于其中；接着，每一株植物奇妙的形状、色彩和结构使我满怀惊异和喜悦。当我的眼睛享受着这些视觉上的盛宴时，我的心灵也为之一振。我心中激起了对植物学的一种热情，我感觉到一种成为这一领域专家的蓬勃欲望，从中我可以让自己在单纯的快乐中抚平我的孤寂。”注1这种“单纯的快乐”带给他极大的慰藉，然而当他希望进一步了解眼前的美丽事物时，他失望地发现，这一时期剑桥根本不重视这门学问，在这里根本找不到一位“指导者和启蒙老师”。前人著作主要是为了满足本草学家和药剂师的需求，依据这些著作中“简短模糊的描述”，很难准确地辨明作者所说的是何种植物。面对这种困境，约翰·雷认为，如果听任自然哲学和博物学中如此可贵而且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完全处于被忽略状态”，将是十分可耻的事情。于是他开始在周围地区进行大量探索，广泛涉猎当时的植物学著作，包括古典文献，以及国内外本草学者和园艺家的著作，并结合亲身的观察实验，考证前人著作中提到的植物。
自1650年开始，约翰·雷经过6年的考察，收集了大量资料。在剑桥书商的建议下，1660年，他匿名出版自己的第一部植物学著作《剑桥植物名录》（Catalogue Plantarum circa Cantabrigiam Nascentium）。随后于1663年将剑桥周围新发现的40多种野生植物名称整理成《剑桥名录增补》（Appendix ad Catalogum Plantarum Circa Cantabrigiam Nascentium）。从剑桥地区出发，约翰·雷逐渐扩大他的研究范围。与此同时，他的植物学研究逐渐取得广泛认可，在他的学生中间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批热爱博物学的年轻人开始加入他的考察活动，其中包括威路比（Francis Willughby）、斯基庞（Philip Skippon）和考托普（Peter Courthope）等人。从相关材料来看，威路比不仅拥有高贵的出身和显赫的家世，而且确实“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灵上都有过人的天赋和能力”。约翰·雷称赞威路比在各方面学习中均有优异的成绩，尤其是在那些“最抽象、最令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学科”（指数学）上有很深的造诣；“至于在自然哲学，尤其是动物志[鸟、兽、虫、鱼]这方面的能力，不说现在，就是到目前为止，无论在英格兰还是在海外，我也不曾见到任何人在这方面具有如此广泛、全面的知识。”注2无论这类评价是否过誉，威路比在约翰·雷的博物学生涯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对约翰·雷而言，威路比不仅是一位志同道合的挚友，而且是在他最窘迫的时候提供庇护的资助人。1660年，约翰·雷与威路比约定共同研究自然界中的各方面，约翰·雷负责考察植物界，威路比负责他更感兴趣的动物界（按照早期的划分，整个动物界分为虫、鱼、鸟、兽四大类）。
不幸的是，宗教和政治风波不可避免地波及了剑桥的小天地。三一学院有很强的宗教背景，约翰·雷进入剑桥的初衷，原本是成为一名神职人员。在传统上，三一学院的教职人员在升职的同时必须接受神职任命。议会军执政时期取消了主教制，因此约翰·雷一直未曾接受圣封。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约翰·雷一度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他在信中写道：“……我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必须接受教会的封授，否则生活会很不稳定，我在此间的生活来源就只能靠其他人帮助了。我并不打算进入教阶，因为即便能留下来，这里也没有我希望从事的工作。如果要我告别自己钟爱的那些令人愉快的研究和活动，献身于教士职务，并接受他们所谓的神学，我想我最好还是将自己放逐到乡野中去，像其他人那样为世俗世界服务，并把执行牧师之职作为我的工作。”注3出于某些考虑，同时也由于剑桥大学的挽留，约翰·雷最终还是在伦敦接受了神职封号。随后复辟王朝的倒行逆施使约翰·雷深感失望。1662年的“划一法”直接在剑桥掀起了一股躁动不安的浪潮。依照法令，所有神职人员必须签署一份合约，承认1644年议会军与苏格兰长老会签订的《神圣同盟和合约》具有不合法性。尽管约翰·雷并未表现出明确的清教倾向，但是他认为“宣誓始终是宣誓”，如果让他在这份合约上签字，“无疑违背他的意愿，纯粹是出于恐惧”。由此，他拒绝在《划一法》上签字，失去了剑桥的教职。林奈学会的创始人史密斯认为，约翰·雷既不愿接受国教会的晋升，也不赞成分离派脱离国教会的分裂行为，原因很可能是“他厌恶大半生中目睹的纷争与狂热”。史密斯评价道：“约翰·雷的原则和情感远远超越了当时标志着正统与异教之分的种种刻意的差异，他的心灵并未沾染上那些狂热者的激情。他的洞察力使他感到很遗憾：那些人刚摆脱一个重要的共同敌人，就陷入了内部的纷争。两派都曾针锋相对地声称约翰·雷是自己的盟友，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荣幸。”注4
约翰·雷失去教职后，在威路比的帮助和陪同下，继续四处旅行考察。他的考察范围从英国各处延伸到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大陆国家，获得丰富的博物学材料。1666-1673年间，约翰·雷多数时间居住在威路比家位于米德莱顿（Middleton）的府邸。在此期间，他受邀为威尔金斯的《普遍文字》（Real Character）编写植物学部分的目录，并于1667年成为皇家学会的正式成员。依照皇家学会的章程，他与威路比一同进行了一些实验并向学会提交报告，例如1669年发表在《哲学汇刊》上的“树木汁液流动实验”（Experiments Concerning the Motion of the Sap in Trees）报告。约翰·雷在与时任皇家学会秘书的奥登伯格的通信中，谈到很多有趣的博物学论题，包括蜘蛛吐丝的方式，蚁酸使花朵变色的现象等等。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更大的不幸：1672年，威路比英年早逝。威路比指定约翰·雷为他的遗嘱执行人之一，并请约翰·雷代为教育他的孩子。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约翰·雷带来沉痛的打击。不过，他接受了命运安排给他的任务，留在米德莱顿府邸，充当威路比孩子的监护人，并整理在旅途考察中获得的材料。威路比逝世后不久，约翰·雷在文中多处提到的“可敬的威尔金斯主教”也溘然长逝。友人的相继离去使约翰·雷备觉孤单。经过审慎的考虑后，他与威路比儿子的家庭教师玛格丽特结为夫妻。威路比的母亲去世后，威路比的遗孀改嫁他人，约翰·雷在米德莱顿的日子日益艰难。于是，当约翰·雷自己的母亲去世后，他重返故居，在当年父亲去世后他为母亲修建的房子里度过余生。威路比在遗嘱中给约翰·雷留下60英镑的年金，保证了约翰·雷后半生的生活，使他有闲暇继续去从事博物学研究。他的婚姻和稳定的家庭生活，也为他的博物学提供了保障。在他晚年疾病缠身，无法再远足的岁月里，他的太太和几个女儿都成了他的助手。一直到1705年逝世之前，约翰·雷与当时学术界有大量书信交流，并著述了多本博物学著作，涉及花鸟鱼虫、异域风貌、人文考察等，在研究方法以及范围上极大地拓宽了博物学的疆域。
他在植物学方面的著作，包括1670年的《英格兰植物名录》（Catalogus Plantarum Angliae et Insularum Adjacentium）、1673年的《低地诸国考察》（Observations Topographical, Moral and Physiological，文后附有一份“异域植物目录”[Catalogus Stirpium in Exteris Regionibus]）、从1686-1704年间陆续出版的三卷本《植物志》、1690年的《不列颠植物纲要》（Synopsis Methodica Stirpium Britannicarum）；动物学方面，则有1676年的《鸟类学》（Ornithologiae Libri Tres；英文本The Ornithology of Francis Willughby于1678年出版）、1686年的《鱼类志》（De Historia Piscium Libri Quartuor）、1693年的《四足动物与蛇类要目》（Synopsis Animalium Quadrupedum et Serpentini Generis），以及1713年出版的遗稿《鸟类与鱼类纲要》（Synopsis Avium et Piscium）和《昆虫志》（Historia Insectorum）等；结合旅行考察所得与各地友人提供的材料，约翰·雷还汇编了几部语言学著作：1670年初次出版、后来一再重印的《英语谚语汇编》（Collection of English Proverbs），1673年的《不常用英语词汇集》（A Collection of English Words Not Generally Used），以及最早出版于1675年的《三语辞典》（Dictionariolum，再版时更名为《古代名称》[Nomenclator Classicus]）。除这些著作之外，约翰·雷也有论及分类问题的专著，例如《植物分类新方法》（Methodus Plantarum Nova，1679年）、《简论植物分类法》（Dissertatio de Methodis，1696）、《昆虫分类方法》（Method Insectorum，1704年）等。更富于思辨性和理论色彩的，则有1692年出版的《神学散论》（Discourses，1693年第二版更名为《自然神学三论》[Three Physico-Theological Discourses]）、《神圣生活规劝》（Persuasive to a Holy Life，1700），以及这部《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
三
从约翰·雷的著作中，不仅能看出这位博物学家广泛的兴趣和渊博的知识，而且时常能体会到他对友人的深情厚谊。他从未忘记威路比给予他的帮助。例如，在上文提到的著作中，后来被动物学研究者奉为宝典、同时也引发诸多争议的《鱼类志》和《鸟类志》都是以威路比的名义出版。约翰·雷在序言中盛赞友人的才能，绝口不提他个人的贡献。他的《不列颠植物纲要》是献给威路比的小儿子托马斯（Thomas Willughby）的。《三语辞典》据说也是为威路比的儿子而编写的。而这部《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是献给威路比的姊妹，即嫁给哈斯灵菲尔德的托姆斯·温迪（Sir Thomas Wendy）的莱蒂斯（Letitice Wendy）。约翰·雷称这位女士是“可敬的、具备真正宗教精神的”。他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之所以选择将这部著作献给这位女士，既是因为感激对方的关照及其兄弟威路比的“慷慨宽大”，也是因为与对方同病相怜：莱蒂斯·温迪当时正身患疾病，而约翰·雷在写作这部著作期间，也深受疾病的困扰，以至于彻夜难眠，小女儿的去世也给他带来了心灵上无可弥补的伤痛。所以他恳求“那位最伟大的督战者，最公正的裁判与颁奖者”稍许减轻对方所遭受的痛苦，以免痛苦超出人性的耐受限度，并希望“一种高度的基督徒式的刚毅”使对方得以应对最极端的痛苦，在“走完此世的旅程”时，被指引到“一条通向彼世的宁静而平坦的大道”（见本书序言）。
这种美好的愿望，极为明显地体现出约翰·雷对宗教的态度。这与他在文中关于宗教信仰问题的论述是一致的。结合时代背景和约翰·雷个人的遭遇，我们或许更容易理解他的思想和宗教情怀。早年的博物学著作中，他极少谈及自己对时局和宗教问题的看法。然而在1688年“光荣革命”爆发之后，约翰·雷欣喜地表示：“感谢神让我活着看到这片土地为神所眷顾，赐予我们这样的君主，这是在不久前的动荡岁月中我一直期待却又不敢去想的：“正派、虔诚，各方面卓尔不群的君主。在他们平静的统治下，只要神赐予我们和平，我们就能繁荣昌盛，进入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他为重新获得信仰自由而发出由衷的欢呼：“我们的脖子从未习惯去承受的奴役的枷锁日益沉重；而现在枷锁已经断开：我们恢复了与生俱来的自由。”《宗教宽容法》使约翰·雷重新获得了从事神职工作的权利：“迷信被推翻了，纯粹的、改革的宗教得到了认可，我们可以自由地从事宗教活动……”注5
很显然，国内战争和宗教争端造成的动荡不安和传统信仰体系的岌岌可危，曾深深地困扰这位渴望得到内心宁静的博物学家。在这段混乱的时代中，教会丧失了威信，牧师们声名狼藉，人们轻率地对待宣誓。对此，约翰·雷明确提出评判：“赌咒发誓以及在日常对话与交谈中随意提到神的名字，是对舌头的另一种滥用。……让神来为妄言（或者，也许是谎言）作见证，或是在每个微不足道的小场合与日常对话中习以为常地呼唤他……那将是对神最大的不敬，以及公开的亵渎。”（见本书英文版第393-394页）社会秩序重新稳定，使他看到重建信仰体系的希望，以及依照良心的支配，以一种自由的方式从事宗教活动的机会。与此同时，自然哲学方面的学术追求也受到了鼓励。在这种崭新的背景下，约翰·雷认为有必要借用丰富的博物学材料来履行他在神学上的义务。正如他所说，写作这部作品的最后一条理由是“鉴于我的职业，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写一些神学方面的东西，我在其他方面已经写过很多：由于我失去了通过言语布道来为教会服务的资格，我想，或许我的职责就是通过双手写作来为它服务。我之所以选择（自然神学）这个主题，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最适合我本人去写的。”（见本书序言）
除了信仰方面的需求之外，约翰·雷写作这部著作的另一个动机是哲学层面上的。他这部著作的潜在对手，既有与教条化的天主教教义相适应的经院哲学，也有笛卡尔学派、霍布斯主义以及主张无神论的原子论者。针对经院哲学，他说道：“我全心感谢上帝让我有生之年看到，在这个世纪之末，那先前曾篡夺哲学名号的空洞的诡辩术，我记得在学校里也曾占据统地位，如今已经让人不屑一提，取而代之的是一门牢固地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哲学……”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实验哲学使人成其为人，并有能力获得动物和非理性生物无法企及的德性与幸福“有人谴责实验哲学研究只是出于单纯的求知欲。他们公然抨击对知识的热望，认为这种求索是神所不悦的，并以此打压哲学家的热情。就好像全能的神会嫉妒人的知识；就好像神在起初造人时不曾清楚地看到人类的理解力所能达到的程度，或者说，如果他不将其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就会有损他的荣耀；就好像他不愿意人类运用他在造物时赋予被造物、而且提供条件供其施展的理解力。”注6神赋予人类理解力，并在被造物中留下广泛的空间任其施展。人利用自身理解力，通过考察神的造物来获得关于神的知识，就能使神得荣耀。经院学派注重的词语“只是物质的影像”，语词之学“仅包含艺术的形式和范式，具有内在的不完善性”。相比之下，博物学以及对造物的考察，才是更根本的学问。
这一点构成约翰·雷神学思想体系的全部基础，也促使他将自然神学紧密地建立在博物学的基础之上。“自然之光”足以使人们相信神的存在。相比之下，超自然的证明“并不是在一切时候对一切人来说都是常见的，而且很容易遭受到无神论者的指摘与非议”，而那些“从现象与作用中得出的证据，是人人都可见，也无人能否认或置疑的，因而也最具有说服力。”从博物学中得出的最简单、最常见的证据，不仅能说服“最强硬、最擅长诡辩的反对者”，而且足以令“理解力最弱的人”明白，就连“最底层不通文墨的人”也不会否认造物中体现的神性，因为“每一丛禾草，每一穗谷物”都足以证明这一点（见本书英文版第5-6页）。
在这样一种思想体系中，人与神，以及神的造物，经由博物学和自然神学形成一个整体，构成一个完整的物质世界与伦理世界。自然神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社会生活领域，也在于哲学和科学领域。自然神学探讨的问题，是人类自古以来最关心的问题，同时也直接导向了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的发端。目的论作为自然神学之大厦赖以建立的基础，一度被近代科学批驳得体无完肤。然而回过头来看，目的论和活力论或许并非一无是处。约翰·雷列举的大量例子提醒我们，哪怕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自然界依然存在机械论无法解释的现象。
从博物学本身的角度来说，自然神学或许非但不曾造成意识形态上的“污染”，反而为博物学研究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进路。约翰·雷的目的论和活力论思想，构成他拒斥机械论世界观的有力依据，也是他深入接触自然界壮丽景观的出发点。实际上，历史上每种耐人寻味的知识体系背后，几乎都有根深蒂固的信仰作为支撑。试想，如果除去约翰·雷的自然神学思想，他的博物学是否依旧富有如此动人的情怀，蕴含如此丰富的色彩呢？在新的时代下，我们或许有了新的观念、新的信仰，我们也有了探索自然的新工具和新方法。然而，人性本质从未改变，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也从未改变。我们从内心深处期待解开自然的奥秘，通过这种无穷的探索，重建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因此，我恳请读者将自己放在与约翰·雷同时代的背景下，平心静气地坐下来阅读这部著作，细心体会其中的动人之处，而不是带着一种批判或鄙夷的心理去看待约翰·雷，以及他的著作。
最后顺带提一句：博物学是一门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学问，中西方都有古老的博物学传统。翻译这部经典的西方博物学著作，一方面是顺应国内对博物学日益高涨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为未来的中外博物学对比研究提供些许方便。
熊 姣
2013年1月 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