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 民俗主义与德国民俗学
论当代民俗主义1
在1891年新的《民俗学协会杂志》出版和初步确定其任务之前，卡尔·魏侯德 （Karl Weinhold）在即将被取代的最后一期《民族心理学和语言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宣言式的论文《民俗学应该做什么》 2。他认为，收集和论述所有种类的民间传承已经成为“一种人们喜爱的事情”，所以，那些对此情有独钟者不用费力和不需要真才实学便可轻易成为“饱学之士”。“那些自称民俗学家的人”已经成立了“国际性学会”——“被认为是时髦玩法”，用不同的语言出版杂志。在迄今为止提供的资料中，魏侯德几乎没有发现什么好的东西，因为他要求的标准很高：“属于民俗学的领域要比民俗学家们所想象的多，必须熟悉历史学和语言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历史法律学、国民经济史、科技史、自然史、文学史和艺术史，并且首先对此要有自然而清晰的理解。”在论文结尾，他再次对有争议的问题强调这一要求：这个广阔的领域“要求认真严肃的研究，许多‘民俗学家’对这种苛求感到可笑，并讥诮地予以反驳”。那些以“令人作呕的傲慢”充当批评家的人和“无礼挑剔、假装博学多识的先生们应该至少离德国民俗学远远的”。
魏候德攻击的对象主要存在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1846年英国人汤姆斯（Thoms）建议把Folklore作为民俗学的专业名称，1878年在伦敦成立了“民俗学会”（Folk-Lore-Society），此后学会期刊也以Folklore命名。但在那里实际开展的却是人类学、民族学、史前史和比较宗教学。对这个领域一知半解，缺少扎实的研究方法，把这个领域的概念和想法在其他文化领域任意使用，漠视历史的发展，赞同模糊的起源假说，将民间文化的后期形式置于虚构的本义之上进行牵强附会的解释，所有这些情形都阻碍了民俗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发展，这绝不只是发生在英国人和美国人那里，这种情形在今天比70年前更为清晰可见。如果魏候德致力于适应具有历史成长的民间文化整体的研究，并且对此要求具有大量的基础知识和“首先要有自然而清晰的理解”，那么，他也悄然无声地涉及了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不想公然冒犯他们，而是试图为达到更高的目标争取他们。他的要求更多的是反对那些对文化世界的某些片段以感情或口味而确定的肤浅偏爱，特别是节日习俗、服饰和民间艺术中那些五光十色的刺激物，反对对那些假想的美好古代的浪漫热衷，反对试图从夸大的个别事象出发重构理想的古代世界。相对于这一切，魏候德在他的新杂志“导言”中说的话依然适合：“民俗学只有通过精确的研究和正确的方法才能提升为科学，才能远离民俗学者易于陷入的浅薄涉猎的危险。” 3
在整个德语区普遍认同Volkskunde 作为民俗学的学科名称，而不是Folklore，卡尔·魏候德对此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4；虽然他高水准的辨别标准在其原则性上没有得到普遍的体现，但却已经暗含其中。在他的倡议下，这个德语名称能够何时、何地以及需要多久才能够真正成为学术精英意义上的专业术语，这里不予谈论。这里必须指出的只是，正值人们把“德国民俗学”（Deutsche Volkskunde）特别大写的时候，在短暂的“千年帝国”时期 5，人们其实对此最不了解。那时在国际学科领域还能坚持住，但在自己国家的学术圈子里很难在使用Volkskunde时在括号内注明 Folkloristik，在确定新教席时没有注意到专业强化的迫切需要，人们在此还可以看到丧失名声的后果。赫尔曼·鲍辛格作为学科代言人对它也提出了抗议和订正。
但现在要对这个解释另辟蹊径和重新评价也是出于这个事实，几个民俗学概念如Folklore、folkloristisch和Folkloristik，近来在一些重要领域，如文化出版和宣传中异乎寻常地使用，因此很流行，正如人们今天喜欢说的，变得普遍通行了。它们五光十色的意义和很不相同的用法只是顺便被注意到。 6在民俗学领域中出现新的“时髦玩法”的原因在于，民俗学作为一个新大陆被重新发现，可以在许多领域如艺术、文化政策中使用，但首先是运用在商业领域。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人们可以把这种民俗学的运用称为“应用民俗学”（Folkloristik），使之适应于“民俗学”（Volkskunde），这两词尽管偶尔使用，界限不很清晰，但从这里可以区分它们的功能和意图。更简短和更实用的名称是“民俗主义”（Folklorismus）。这是一个覆盖面很宽的总称。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不断扩展的对当代文明的否定和不断增长的对“民间”的兴趣，首先是关于民间物的保留，在这里生活具有或者显现出独特的样式、初始形态、力量和色彩。其二，尤其在实践方面，满足和加强这个兴趣，如果有必要就唤醒这个兴趣。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在运用民俗学精华的吸引力传播“民间传统”。这存在着许多可能性，对尚存的真正的传统形式在一定的方向上进行培育，但也会使它们的生存领域消亡，自主独立地或者人为地改变形式，美化或者夸大，然后在缺少真实本体的地方，用民间传统进行补充，进行自由创造，目的是最终为今天很宽松的出版物提供一个真实和伪造的混合体。在二手民俗的传播和演示中明确体现出，人们应该怎样理解民俗主义这个概念。它还没形成一个精确的定义。如果必要的话，只要事先展示一下能够体现它的形式的典型例证，就可在诸多有争议的概念中再加入一个新概念，这比较容易办到。
现代新闻学在通常对民间世界及其传统否定或嘲笑的同时，也发现了它们值得大声惊呼的价值，在那里不容忽视的是在现代艺术和鲜活的“民俗学”（Folklore）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它们存在于音乐、绘画 7之中，如果陌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值得欣赏的话，也存在于文学作品中。
这只需接近“音乐民俗学”的宣传这一个部分就足够了，因为它以前和现在都很受重视，还因为它以另外的方式扮演了以下重要的角色。一个具有标准意义的例子是贝拉·巴托克（Béla Bartók），他把这个概念运用到自己的作曲中，并且常年十分积极和具有学术系统性地搜集和编辑民间音乐。8这些都是通过知名的马扎尔人对同时代音乐的演出而使民间传统和个人创作得以结合和为人们所认可，也使得对其他民族的音乐给以新的评价，同时返回来对已被超越的早年的音乐有所助益。从俄罗斯人格林卡（Glinka）到年轻的斯特拉文斯基（Strawinski）、亚美尼亚人卡恰图彦（Khatchaturian）、捷克人斯美塔那（Smetana）和德沃夏克（Dvorak）、挪威人格里格（Grieg）、芬兰人西贝抑斯（Sibelius）、西班牙人法雅（de Falla）和阿尔贝尼兹 （Albeniz），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作品不受到民间音乐极其富有成效的感染力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Folklore是外来术语，因而多用于论述外国民间音乐。人们也常常谈及巴伐利亚民俗学的影响，例如对威纳尔·埃克（Werner Egk）的《格奥基卡》（Georgica）和卡尔·奥尔夫（Carl Orff）的影响，但这里较少地涉及音乐，而较多地涉及他的舞台资料的选择和他的巴伐利亚独特的语言结构。关于海顿（Haydn）、莫扎特（Mozart）或者布鲁克纳（Bruckner），也不再说是受民间音乐的影响，而是说受民俗成分的影响。当巴赫（Bach）的同时代人解释他对康塔塔喜爱的时候，存在着一种奇谈怪论，认为它是“来源于赞美诗乐调、民歌和当时还存活的民俗” 9。
以艺术为重心的民俗主义形式的产生是由于对原有的或者加工过的俄罗斯民歌的传播，有时是与舞蹈表演相联系，通过四处漂泊的道考萨肯（Donkosaken）的流亡合唱团及其后继者而实现的。这个多年来成就非凡而大名远扬的榜样，在其他国家也催生了巡回旅游演唱团，其中也有青年合唱团如“迅拜格童话歌手”。阿尔卑斯地区古老的流动演唱传统，在这个时代已经消失和被遗忘很久了。
唱片工业通过其丰厚的盈利，显示了它在这个领域里的纯商业性的利益。在比勒费尔德出版的《目录》中，每期都保留了内容广博的“民俗学”栏目。在1962年3月最后一期出版的《目录》中，还含有长达8页的双栏小开本的《非德语的民俗学》，其中收录了世界各地的民间音乐（真实程度不同）。在专业一点的“民俗学”栏目里，大多数还有不容忽视的民间歌曲和家乡歌曲，以及来自所有德语国家的民间器乐曲。这里有由优秀乐队和真正的民间艺人所演出的纯正的民间音乐。据称存在一个由内行组成的增长强劲的顾客群体。同时还存在一个巨大的对所有粗俗乐曲种类进行加工和模仿的群体。销售统计表示，其规模与各不相同的充满活力的需求相适应。现在二者的边界模糊不清，因为有价值的东西在主管专家毫不知觉或者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为了保持吸引力而被吸收进趣味庸俗的大型收集项目之中。
从“音乐民俗学”到“舞蹈民俗学”的过渡只不过是迈出了一小步，但它却是通向进一步蓬勃发展的起点。这个发展又是首先在俄罗斯人那里实现的，出于对标题音乐和芭蕾音乐的偏爱，以及通过双重意义上的民俗的芭蕾，即作为来自民间生活的舞蹈演出和作为民间叙事传承成分的表达而对古典的芭蕾保留剧目进行补充 。10这种舞蹈、服装和至少具有暗示作用的舞蹈环境的积聚产生了舞蹈表演剧，而它们又对组织、导演和社团产生了需求。
1937年，在莫斯科出现了第一个国家民间舞蹈团，后来通过以文化宣传为目的的国外巡演而成为闻名遐迩的穆塞耶夫芭蕾舞团。在其榜样作用的带动下，战前在一些苏联加盟共和国就存在的协会一类的组织紧密跟进，战后许多欧洲国家和欧洲以外的国家也都追随其后。南斯拉夫居于领先地位并不是完全出于巧合，早在1945年，学生们就在萨格勒布组织民间舞蹈和演唱团，并以斯拉夫神话中的女神拉岛的名字命名；到1949年，这个演出团已经达到专业水准，并于1950年首次到国外巡回演出。11两年之后，在邻国出现了竞争对手“希腊国家芭蕾舞团”。121960年，来自22个国家的民间演出团汇集在巴黎国家剧院，其中以“菲律宾舞蹈节演出团”最有价值。131962年初，德国演出团的节目单报道了其产生过程和前景，这对其他演出团也具有典型意义。
1920年，在菲律宾群岛上掀起了民俗学热。发起人是菲律宾大学的校长焦格·巴古道博士、马来亚体育学院院长弗兰塞斯卡·雷耶斯·阿奎诺女士和菲律宾女子大学的成员。他们全力以赴，致力于保存民间舞蹈、音乐和古老的民间风俗。学生们举办晚间报告会，并与体育表演相结合组织民间舞蹈比赛。在菲律宾独立（1946年）之后，女子大学于1954年首次派团出国，赴巴基斯坦演出。
这些演出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文化所受到的“至今仍然清晰可辨”的三种影响，即“古老的原始文化、阿拉伯马来文化和西班牙欧洲文化的影响”。战争舞蹈、丧葬舞蹈、胜利舞蹈、婚庆舞蹈和收获节舞蹈，在非基督教的山区民众中都属于有生命力的习俗。“菲律宾节”展示了自16世纪以来古老习俗和西班牙外来习俗相结合的多种舞蹈形式。此外，还有伊斯兰教少数民族演出的穆斯林组曲。在结束时，还表演了马来式、中国式、印度式和美国式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性舞蹈。
这些剧团和南斯拉夫的剧团一样是在学术圈子里产生的，他们倾向于强调实用的民俗保护，致力于建立在专门的，首先是历史的基础之上的严肃的演出。实际上他们是以简单而完美的形式取得了庄重而富有魅力的效果。
严肃的态度和专职的经纪人在其他剧团的宣传性演出中也不乏其例。墨西哥福克勒里克芭蕾舞团成立于1954年，创建人和团长色努拉· 阿玛丽阿·海南登茨（Senora Amalia Hernandez）女士于1961年对慕尼黑的媒体介绍说，她在大学里学的是音乐和民俗学，立志于对她所研究的印第安人和西班牙的舞蹈和礼俗进行生动的展示14，还有来自前西班牙时代的阿茨泰克提仪式舞蹈，对此同样需要进行历史的重构。根据媒体报道，加勒比狂想曲的发起人和明星卡塔琳娜·冬哈姆（Katherine Dunham）在完成芝加哥大学的“民族志和民俗学”专业的学业之后，继续担任“教师和科学研究工作者”。在她丰富多彩的演出节目单里，人们可以对“冬哈姆民俗学”有所了解。她有着鲜明的风格，这是“程式化的适合于舞台演出的民俗学”，但“在民间艺术的策划上，首先取决于是谁把这些材料程式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民俗化是通过与出身和教育有密切联系的人才而实现的，因为她能够“直接从原材料进行创造”。从民间艺术中选取主要的因素，与原始的、自然的、土生土长的艺术相结合，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共同的艺术品”的创作，迄今为止还没有民俗学为我们带来这样的成果。通过经理人和媒体可以获知，这种顶级艺术品在许多剧团都很需要。由欧尔嘎·斯克弗兰（Olga Skovran）领导的南斯拉夫国家芭蕾舞团已经存在8年，贝尔格莱德的广告牌和报纸广告都标明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俗芭蕾舞团”，并且注明由50名表演者展示1000套服装，在这里可以展现“南斯拉夫民俗的丰富多彩”的绚丽全景。15
对乡间所有形式的民间传承和延续，对来自敬神的古老信仰形式进行推介，这种趋势是相当普遍的，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一个由经过专业训练的道拉·斯特拉投（Dora Straton）女士所领导的前来参加访问演出的希腊剧团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芭蕾舞团”，1957年在慕尼黑以“来自荷马时代的舞蹈”为大标题而广为人知。 161961年登台演出的南斯拉夫拉道剧团的演出被描述为“远古时代的圆圈舞蹈”，“在这个舞蹈里可以看到古老的来自青铜器时代的圆圈舞的基本形式”。17
通过广告和媒体报道，还可以看到许多关于民间传统的描述。这本来是为了提高演出活动的吸引力，或者从微不足道的残余资料中整理出来的。热情而勤苦的组织者们在竭力寻找和利用文字和图片资料，这几乎毋庸置疑。在不同国度里，他们对研究成果的运用有所不同。但出自幼稚的半专业水准和业余爱好者之手，被魏候德称为“民俗学家先生”之手的二手资料却占据了半壁江山。
这些带有历史特色的舞蹈并不像人们所说的和所相信的那样古老，另一方面，许多被认为仍然存活着的民间传统，它们之中的很多已经不复存在，而成为历史。在世界各地，凡是印象深刻的演出都是如此，但在发源国它们不再是来自人们自己的生活，很明显它们不是为自己而产生。
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显示，原始文化屈服于现代文明，古老的信仰和习俗在剧烈的宣传启蒙运动中消退，但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是神化了的民俗保存趋于成熟。在非洲，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变迁相互交织，正如1960年在巴黎“杜芒戏剧节”所显示的，由法国导演指导的不同民族的剧团，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展示的是他们古老的习俗。
在从一国到另一国旅行的专业的舞蹈、歌唱、音乐和艺术工作者组成的庞大的剧团之外，在许多国家还有数量众多的业余剧团，他们装备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古老服装、乐器和道具。他们在家乡和传统保护运动中成长起来，首先是在家乡的演出活动中为保存习俗和服饰而奋斗。近来，他们的流动性也很强。国际民俗舞蹈节吸引了这种乐于旅游的青年团体，大型的服装节吸引了具有传统主义的年龄大的人群。即使是浪漫城市如尼斯（最近于1962年7月）也在娱乐性演出季节中举办“民俗节”，不论什么团体，也不管来自何地，只要有时间和兴趣，都可以参加演出。人们到处举办各种庆祝和纪念活动，外国团队也可以参加。如果他们能为这里的绚丽画卷增添光彩，他们总会受到欢迎。
例如在慕尼黑，1958年举办了纪念建城800周年的庆祝活动，借此举办了“欧洲歌舞节”，有来自七个国家的演出团体参加，并由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由学生组成的民俗演出团打头阵。181959年，来自萨沃茵和巴伐利亚的“民俗演出团”在德意志博物馆大礼堂的“民族联合民俗节”演出。191961年举办“荷兰周”时，在同一地点举办了“低地人和高地人”的项目，共有250个舞蹈家和歌唱家穿着各自的特色服装参加演出，构成了“以友谊为题的民俗之夜”。20此后不久，由萨尔法特科的“基督教职工协会”组织了“法兰西——巴伐利亚民俗之夜”，演出了两地“丰富多彩的民俗节目”。报纸总是采用“场地爆满，人潮如涌”这样的字眼来报道。
“民间的民俗”这个字眼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尤其是在与风俗习惯有关的地方。在1962年慕尼黑狂欢节游行预演时，“除了其他团体，还有来自格拉扫、因斯布鲁克和萨茨堡、派森堡和埃博拜科的团队。他们主要是带着具有民俗特色的面具走过大街” 21。这也意味着它以民间风俗的形式，而绝不能作为“有趣好玩”来谈，但是这在民俗主义领域内属于一种误解。就像这里和前面提到的大型演出，从主办方来讲也存在着问题，这在后面还要谈到。
现在，那些给人们带来欢乐的节日形式用它们五光十色的时间节奏对黯淡无光的日常世界施加影响，至今并没有出现反对意见。从民俗学的观点来看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呈现出十分美好和无比快乐外观的“民间文化物”，其大部分在各国与土地、传统和功能相联系的风俗中都已经不复存在，而是大多数存在于以民俗主义为目的的风俗现象之中，由协会团体来培植，由文化政策使团来传送，由广告来颁布，由今天在许多国家扮演重要角色的旅游业来树立和推广，使那些地方打上一定的民间形式的烙印，并将以此验证人们所相信的想象图景。
如果说起荷兰这个国家和人民，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一望无际的郁金香原野、坚固而舒适的房屋、纵横交错的运河，还有鱼市场和爱达姆奶酪，以及拖沓着木鞋子的民众、戴着暴民帽的妇女、穿着哈伦裤的男人，还有“沙皇与木匠”的舞蹈。人们可以在慕尼黑的节日活动中看到这些活泼可爱的舞蹈家和演唱家。如果旅游团去玛肯和沃林丹，那么，“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一饱眼福，看到身穿传统服饰的居民”，正如报纸上报道的那样，“为了取悦于旅游行业，演出一个短小的喜剧，就像巴黎的酒馆演出阿帕奇舞蹈一样”（《南德意志报》1956年6月6日）。为了反对这种想象图景的片面和局限的错误，不久前在荷兰编辑出版了一份十分精美的小型图册《服饰之国荷兰：过去和现在》，提供了真实正确的现实状况。22
近年来，属于旅游业广告词语的“民俗主义”，目前在许多国家变成了旅游公司和旅游说明书的关键词汇。在这个词语之下，每个人都可以期待着加入自己想象的内容。于是，经常出现这样的广告如威尼斯及其丽岛，其他还有社会的、体育的和民俗的活动。十分相似的还有“西茨林的夏天”、“国际艺术民俗体育节”，在“西茨林的春天”广告热潮中了打出“阳光—艺术—民俗—历史”等口号。一个邀请人们参加“总是春天”的大型旅游活动运用这样的词语吸引游客：“卡那里岛、摩洛哥是那样美丽、迷人、有趣，远远超出你的梦想！蓝色的天空、明媚的阳光、奇异的民俗，还有悠闲舒适的海上游览……”1958年在杜塞尔道夫举行的第32届世界旅游业大会上，人们把摩洛哥誉为未来的旅游王国，在另一个广告中称它“带有原汁原味的习俗”，是两千年之久的王国城市，有300个物美价廉的旅馆和长达1000公里的海滩。他们提供以下具有吸引力的服务项目，如“在池塘、河流和海上垂钓，赌场—民俗和服装节—朝圣—赛艇”。
同时，对采用何种表述和何种形式来介绍陌生民俗也作为中心议题进行了讨论。无论怎样，近几年每年都在布鲁塞尔举行“国际旅游和民俗电影周”。问题只是，这里的经验是否对旅游业经理们的广告心理学方法有所助益。
南斯拉夫旅游协会的工作值得注意。他们编辑了长达32页的小册子《南斯拉夫民俗》，以十分恰当的形式帮助人们去正确地理解这个国家的农民民间风俗，整体性地理解关于“房屋类型、手工艺（包括不同类型的民间艺术）、乐器）（也涉及舞蹈）、服装、生活与工作（接下来是节日习俗）”。在有关章节中也论述了历史发展、当地传统的外来影响和在新时期的变迁等。它附有61张图片，其中一半是彩色图片，包括漂亮的风俗画、精美的照片以及来自科学出版物十分精确的素描。某个慕尼黑旅行社为三个星期的“穿越整个南斯拉夫的研究型旅游”打出的口号是“拜占庭式的建筑和民俗学”，但如果谁以此种方式得到这个信息并亲身参加了这次活动，除了看到其他少量迷人景象之外，获得的更多的是肤浅的印象，而不是全面的具有吸引力的民俗。
但是，令人愉悦的特例主要是由于南斯拉夫近期以来和在一定范围之内成为旅游国家所针对的还只是单独的和小型的旅游团体，他们对乡间和民俗感兴趣。对于那些对民俗旅游有着大量需求的有组织的大众旅游，这个国家以及民俗文化十分丰富的巴尔干大部分地区几乎都没有参与其中。人们只是考虑有充足资金的外国游客，他们对一个旅游企业有着明显的支撑力。在这个以自己的传统为自豪的国家，人们把海岛上的由老旧房舍所组成的渔村开发为“度假天堂”。1961年9月1日的《南德意志报》刊登了一幅照片，配有这样的文字：“南斯拉夫最现代，但也是最昂贵的旅游业产品，靠近阿德里亚海岸的中世纪海盗之岛思菲惕思代法诺在经过多年的筹备之后正式开放。岛上的居民已经迁居大陆，现有大约100所15世纪以来的石结构房屋被改建为200多所高档宾馆房间，带有空调、电话、热水、餐厅和酒吧，价格为每天19马克至37马克，既有欧洲现代的舒适，又有中世纪的城堡格调。”或多或少姗姗来迟的民众是否参与其中，无聊的假绅士们是否在穿着新制作的旧式服装的舞蹈和习俗中表演，意大利人是否也作为强有力的组成部分加入到这些庆祝性的和体育性的活动中来，这些都需要拭目以待。
作为职业的民俗主义是怎样通过旅游而产生的呢？通过我们地球的两端可以提供一个实例。一篇新闻报道（1961年12月27日《南德意志报》）的题目是“阿伊努人是北海道的吸引力。正在走向消亡的日本原住民乐意接受好奇的旅游者的拍照”。这是个日本北方海岛有15000人口的族群。政府把他们从山中接出来，大力推进建立艺术工场，把以前的狩猎和捕鱼作为新的经济来源。现在，他们出售从前具有神圣意义的“民间艺术品”，并为了金钱而同意对他们化妆后的形象拍照。“阿伊努人的年轻一代通过结识西方文明而丧失了他们先辈的宗教和社会情感”。在主要居住地白老，一位老年头领显然是在为旅游者而修建的老祖屋前做关于这个族群的演讲。在所有的旅游景点都可见到同样的画面：“一对长着大胡子的阿伊努人、纪念品商店、木雕、拴着链子的熊（原来的神圣动物）、图腾形体，或许还有一座阿伊努人茅舍。”这个靠它的过去维持生存的民族完全堕落了，没有人在真诚地工作，他们通过旅游而获得的不菲的收入被换成酒喝掉了。
另外一个报道（1961年12月27日《南德意志报》）的标题为“名为司炉的头人依靠小费而生存”。这里说的是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他们的主要收入（除了国家资助以外）同样是靠旅游。在一些由破旧木屋和旅游纪念品商店组成的贫穷村子里，由穿戴破旧、面容悲戚的人们为外来的旅游者表演“战舞”。有几个部落好一些（与平均情况相比），主要是在阿尔拜塔、劳肯山区和在著名的邦弗国家公园，这都是全国性的旅游中心。那里的“旅游业印第安人”所做的表演为他们带来很多的收入，使他们足以过上真正的好日子。
这些传说般的值得自豪的印第安事物（根据最新研究根本不存在）和带着浪漫光环以及由高贵和血腥混合而成的“野蛮西方”，正如在电影中展现的那样，只存在于迪士尼乐园的模仿的艺术造型之中，只存在于普兰特先生在新罕布什尔州充满创意的名为“云中宫殿”的童话风光之中。23它们在这里和那里为企业家、旅游业和照相业带来了上百万的经济收入。这里所打下的发挥到极致的民俗主义的烙印今天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
但是，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时间显示”的表述只是与它的形式和多种多样的应用可能性有关。民俗主义自身并不是在我们的时代才形成。
民间习俗的传统和功能成分在它们原来的地区之外被利用，民间文化的主题在其他社会阶层被随意模仿，出于各种目的所发明和创造的带有民间印记的成分对于传统的越位，这一切正如它们所显现的，很久以来就存在于所有的早期文化之中。对此以后还要做进一步研究。这里只限于在具有可靠资料来源的时间段和选取德国高地地区，对一些古老的形式的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以便探究它们怎样在19世纪就为现代民俗主义打下了基础。
这取决于这些事物的性质，各种民俗表演集中于声光效果、歌唱、舞蹈、民间和时尚戏剧。在封闭性的群体中也同样已经存在主动的或被动的参与者。在戏剧中已经很清楚，在乐器演奏中同样存在自我限制。这种群体舞蹈也有它的观众，至少还有不允许参与的未成年少年，以及没有能力再参与的老年人在观看。此外，一直存在已经对外公布的表演性舞蹈。那种关于全民集体唱自己民歌的浪漫想象，既没有被证实，也没有可能性。毕竟在古代并不是人人都这样歌唱而不相互干扰。
来自巴伐利亚的关于民间演唱的诸多档案资料 24，涉及的几乎总是小型演出团队，偶尔也有个体男女歌手，他们的歌唱多与其他事情无关，而与乞讨食品有关，尤其是农村雇工、短工和手艺人，他们更是为了乞讨东西而歌唱。他们尽可能努力扩展他们的活动范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可以促使他们在失去家乡的时候，寻求其他的收入来源。这早在1300年就已经有案可稽，发生在郊区的修道院和大一些的地方，或者在更偏远的地带。许多小组在圣诞节前后冬季农闲的时候就上路了。对于某些职业来说，如矿工、泥瓦工、船员，这是一种规律性的副业。从15世纪末开始，在个别地区就有其他样式的团队表演，如狂欢节的假面舞会、成队列的圆舞和剑舞，以及宗教和世俗主题的戏剧，这在修道院、城市和市场的登记簿档案中多有见证。
乞讨习俗中的音乐、歌唱和舞蹈也具有很强的个性化。在1203年至1204年帕桑主教沃夫戈尔的旅游账单中已有记载 。25从15世纪直至20世纪在这些场合下的民间表演依然可见，其中也有儿童。阿尔高地区的欧波斯特村的野人舞有着久远的历史，而且很晚还存在，如1811年在特利尔选帝侯的夏宫，1820年在波登湖城市林道和康斯坦茨以及瑞士进行了表演。26
另外，民俗表演有时也应王宫的要求成为“娱乐”节目，特别是手工业行会的舞蹈。这些在十六七世纪为人喜爱的、只是因表演队列而异的节日庆祝舞蹈也从本地民间生活中吸收了场景和分组规则，并且能够被真正的民众所排演。在不久前，弗里德里希·席波（Friedrich Sieber）基于大量来自德莱斯顿的图片资料对此做了详尽说明。27这在慕尼黑和朗德思胡特以及奥古斯堡的账簿中都有显示。从17世纪中叶开始，农民婚礼被王室和贵族家庭所模仿。1727年，一个由农村雇工所表演的乡村圣灵降临节的习俗活动“桑特立格”被吸收进入“女士旋转骑马”的贵族娱乐活动中。28在18世纪末，巴伐利亚选帝侯让人表演农村节日中的活动，例如农村孩子的爬树和女子泼水比赛。291781年他造访拜希特格登的矿山，身着矿工服装，参加矿工乐队的演奏，他沉醉于“八至十岁的小姑娘身穿阿尔卑斯地区服装的表演。每人拿着装满贝希特斯加登制品的篮子”，这是很有名的样式多样的木制玩具，她们以此作为礼物送给当地的农场主。30这是民俗服装的证据，表明当时人们普遍的日益增长的兴趣。1842年，由于巴伐利亚王子的婚礼有35对来自不同地区的新婚夫妇被邀请参加慕尼黑的十月啤酒节，他们必须穿各自家乡地区的精确到细枝末节的真正乡土服装。这说明，那时候在一些地区为新做传统服装而寻找旧的式样已经很难了。31
在此期间，阿尔卑斯山地区的演唱团体已经开始在远方寻找新的发展。早在1777年的哥廷根，奥古斯汀·布尔格（August Bürger）就把来自提劳尔地区的男男女女称为歌手 。3219世纪20年代来自慈乐塔的莱娜五姊妹产生了轰动效应33，她们唱红了大半个欧洲，然后又于1839年至1843年在美国演唱。她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掌声雷动。这也带动了提劳尔地区以及萨茨堡和斯丹马科的其他演唱团体争相效仿。此间也有人批评她们是半真半假的民间演出，只是为了迎合听众趣味。1829年初，安德雷亚斯·史迈勒（Johann Andreas Schmeller）在慕尼黑的日记里写道：“来自慈乐塔地区弗根村的莱娜五姊妹身着英格兰民族服装演唱优岱恩和上帝拯救国王的歌曲。” 34海涅在巴黎看到过来自提劳尔地区的演出，感受到在这些带有痛楚不适的山里人身上显现出外观和行为的矛盾。路德维希·斯陶伯（Ludwig Steub）在1846年抱怨这种歪曲性的改动，如他所知，民歌由未成年的阿尔卑斯歌手演唱在那时候就很普遍，例如在莱比锡有四名来自提劳尔地区的孩子被追捕。 351837年在慕尼黑的澳登举办的“机械—物理展示会”上现身的“斯戴瑞阿尔卑斯歌手身着真正的斯戴瑞民族服饰，能歌善舞”，但他们却来自维也纳。36德语地区的阿尔卑斯歌手也向外扩展传播。1846年在慕尼黑举办了“来自皮里乃恩的歌手”演出会。37
从这个世纪下半叶起，巴伐利亚地区的击鞋舞团体对这种民俗输出做出了巨大贡献。在1861年民俗节期间，在慕尼黑娱乐酒馆“极乐世界”里除了演出许多其他节目之外，“来自米斯巴赫地区的八对当地人”还演出了“山地民族舞蹈”。在次日的报纸上写道：“这些精干的男女青年在演出中惊人地表演了最原汁原味的击鞋舞”。他们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人群掌声雷动，他们随即回到自己的家乡38，但他们很快又回来，其他人也接踵而来。第二年，同一个团组又参加了“莱恩地区米勒精度击鞋舞”演出队 39。米斯巴赫歌手们作为“第一个巴伐利亚的击鞋舞协会”继续四处巡回演出。1880年，他们甚至引起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注意。40
在击鞋舞首演三年之后出现了农民戏剧。它与农村的乡土民间戏剧没有关系，既不是由农民创建，也不是主要由农民演出和为农民演出。在它的岔路口上旅游起了作用。1889年在嘎米施成立了一个戏剧协会，其目的“主要是在夏天无聊的夜晚为外地的旅游者提供消遣”。41这个“农民剧团”的名字也是从农民世界里获得素材。他们在慕尼黑剧院演出路德维希·冈豪弗、马科思米良·斯密特等人的巴伐利亚民间戏剧获得巨大成功。宫廷演员康拉德·德莱赫帮助夏沃·泰劳法尔在旅游胜地斯里塞建立剧院，这是此类剧院中最有名的一个，实际上它也提供十分出色的演出，而不是堕落为粗俗的农民滑稽剧的套路。在“斯里塞农民剧团”成立的1892年，它就第一次到突尔尼，甚至随即去美国演出。此后它又到了诸多欧洲国家。这个剧团成为许多其他剧团的榜样，其中不乏非巴伐利亚地区的蹩脚演员和问题多多的人凑合在一起，大大降低了艺术水准。这里有一个罕见的例外，同样在1892年成立的帕肯克协的农民剧场严正声明，“只提供给本地演员，而决不允许外地剧团在此演出” 42。
对于不同社会阶层关于民间成分的模仿只需提供些许证明即已足够。人们可以回想一下15世纪市民的狂欢节戏剧，不是因为它对农民的蔑视而无休止地经常引入农民的氛围，而是因为一些农民节日戏剧模仿上演，就像奈德哈特戏剧中的农民舞蹈，或者具有共同农民背景的拉犁习俗。在古老的巴伐利亚小城和萨茨堡地区出现了“农民戏剧”，这在1612年曾经被禁止，由于资料不足，还不能确定是什么种类。直到十六七世纪，社会上层的参与者所在的每一个剧团都具有民俗主题，演出带有显著的民俗特色的种类，如宫廷式的“农民婚礼”和“酒馆”。43侯爵新婚夫妇的贵族客人来自许多公国，也有欧洲之外的国家，如果他们身着民族服装，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说就不是民俗服装。在慕尼黑宫廷风俗的发展中，人们一直模仿农村的习俗形式。1719年，参与者只是穿巴伐利亚的服装，用木盘子和陶碗吃饭，用石罐喝水，坐在简单的木凳上，围着盖有麻布桌布的木板桌子，以小提琴、风笛娱乐。婚礼司仪和新娘男宾出现，他们用“他们的农村熟语”为大家取乐。根据农民习俗，紧接其后的是新娘一方的宾客分送礼物，在喜筵之后是司仪的答谢致辞。人们为新娘跳起处女花环舞，然后新娘被偷走，新郎必须赎回新娘。44
从18世纪中期到后期，戴面具的学生雪橇队接受这种创新而成为狂欢节期间的娱乐活动。45他们的节目完全按照民间主题的表演来制订。在节日游行队列中除了文学传统形象之外，还有民间习俗中的面具类型，表现了古老的冬夏之争的论辩戏和圣灵降临节节日习俗的形象。为人喜爱的贝希特嘎登的玩具，在慕尼黑新年市场上可看到全部玩偶，在由民间俗语中组成的语言艺术形式中也有涉及。人们在110个雪橇上建造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并列对比，其中也有受人喜爱的农民婚礼。
它们很快也在乡间被仿效和流行，一份1833年的旅游报告这样描述了萨茨卡莫古特的狂欢节：“总是很多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表演完整而巨大的戴面具的农民婚礼。” 46在这个世纪末，慕尼黑居民陶醉于农民戏剧的娱乐形式。1883年的《汇报》对三个交际面广阔的活动进行了报道。47其中一个是歌唱协会的面具节。这是在星桑豪任举办的大型的欧洲歌唱协会节，主要特色是身着巴伐利亚和体劳斯的服装。另一个是赈济洪灾的山区化装舞会，最后一个是宫廷剧院的艺术家面具节，在这里表现了南体劳斯农民的游行队列，这在画家弗兰茨·德弗莱格（Franz Defregger）的作品关于麦兰讷·萨尔特讷（Meraner Saltner）的服装里得到体现。此外，在同一年的报纸中也使用了“柏林的萨隆体劳乐”的描述。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年。这一年约瑟夫·佛格（Josef Vogel）呼吁对民间服装进行保护，第一个巴伐利亚山区服装协会成立。这个协会在1886年得到路德维希二世的认可，并且成为现在实力雄厚的服装协会的前身。造成市民服装热和城市中“农民舞会”热的前提是铁路的修建使旅游业得以迅速发展。它同时对有组织地进行家乡和民间文化保护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与协会类似的私人性质的民间传统保护组织在5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此举意义重大，因为它们出自巴伐利亚宫廷，所以在上等社会对此感兴趣的人形成了一个相当广的圈子。但首先是因为它们通向民间自己的创造，其来自民众，后来被勇敢的搜集家作为真正的民间传承记录下来。这个圈子的发起人和骨干是巴伐利亚的海尔草克·马克斯（Herzogs Max），他是一个出色的猎人和登山家，在许多方面和更有名的埃茨海草克·约翰很相似，他出门在外一直有意地身着家乡的服装，特别喜爱民间音乐、民歌和民谣 。48他在1837年认识了古筝演奏家、奥地利人约翰·派茨码亚，把他请到慕尼黑，拜他为师。 49夏天他在他的避暑地，冬天在慕尼黑的宫殿，举办民间音乐晚会，有时候也在农舍举办舞会，模仿农民接受小费。他自己也创作民间音乐。1875年，一个慕尼黑的作者在瑞士的阿盆才拉地区寻找被描述的多而美的服装和民间舞蹈没有成功，但最后他至少见到了一个女古筝演奏家。他希望她演奏“真正的阿盆才拉山地乐曲”，但是他听到的却是海尔草克·马克斯的农村华尔兹舞曲。 50在其他地方，他谱写的一支曲子也已经被编进了民间音乐。51
矿物学家弗兰茨·冯·考拜尔（Franz von Kobell）是海草克的好朋友，他在他的专业里并不像他作为老巴伐利亚和上普法尔茨的方言诗歌创始人那样有名。除了其他作品之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的逗乐短歌和格言短语，并于1845年出版和广泛传播。约翰·迈耶（John Meier）可以证实，数目众多的在老巴伐利亚、斯瓦本、萨尔茨堡、提老里、斯戴里、凯恩体、毕美和佛格塔地区民众口头流传的四行诗是来自弗兰茨·考拜尔，其他的还来自奥地利方言诗人易格纳茨·弗兰茨·卡斯特利（Ignaz Franz Castelli）和弗兰茨·斯戴茨哈默（Franz Stelzhammer） 。52模仿对逗乐短歌这个种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民间色情歌谣的粗俗被幽默、坦率和恰切所取代。
在1830年出版了由画家纽劳特（Neureuther）插图的“拜里山地歌谣” 53，与他的堂兄弟有着共同兴趣的国王马克斯二世（König Max II）下令出版由弗兰茨·冯·考拜尔编纂的民间流传和个人创作的歌谣《高地巴伐利亚歌谣》，并下令在妇女、猎人和青年农民中广为散发。54
在慕尼黑市民和艺术家协会中，以这种方式混合的“民间诗歌”以及常常显得幼稚的方言诗歌深受喜爱。逗趣取乐的大多数戏剧性的殉难和坟墓诗句也产生于此。对此没有确切证据，但它们至今被认为是土生土长的巴伐利亚人面对死亡的典型的民间幽默。
此外，许多民间社团利用狂欢节、五一节和夏至等节日举办生动活泼的社交活动。这些充满市民欢乐的节日吸取了各种各样的民俗装饰物，这些装饰品来自农村传承以及各地的外来成员。国王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头面人物都参加了巴伐利亚民俗协会。通过官方关于都市节日的报道，激励和启发了周边的小城市和广大乡村的协会团体。
这些历史资料表明，各种形式的民俗主义在以前也存在。而与此相关联的总是民俗表演中的娱乐和逗趣，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功能。在下层民众那里，它们多是与社会关系相联系。在上层社会，可能出于社会政治考量、赶时髦、教育功能和民间文化维护等原因。
如果从民众的“民俗”来看，那么就出现了季节性的、与宗教节日和经济节日相关的各种活动，而与除此之外的其他规矩如“拜谒”关系不大。民众展示的是当地存在的风俗习惯。这与在19世纪产品出口中发展起来的的商业用途有所不同。那时候，风险和盈利还是由歌唱团、剧团和掌控他们的相关私营机构来承担。
我们时代的民俗主义与以前大不相同。它首先体现出的特点是，初始取决于商业利益，却紧紧镶嵌在旅游业和休闲业这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领域之中。 55因此变成了一个与公众、国家和社区利益相关的要素。从技术方面来看，通过大众媒体进行推广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对忙碌时代的精神和口味同样也提供了滥用的可能性。必须经常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提供，在此必须满足公众口味的需求，而这常常和在其他地区一样，只不过是满足经理人和经纪人的平庸口味而已。这种情况必须予以注意和防止。巴伐利亚是以它的上巴伐利亚和阿尔高的阿尔卑斯山区特色而成为联邦德国最大的旅游区，背负着一个已经成为国际知名形象的思想，产生了许多事例，其中不乏怪异之例。
这并不是反对旅游行业，如果没有旅游开发，今天的矿区就失去了生存能力。在经济不发达的下巴伐利亚边境林区，旅游业也是重要财源。56这一地区自从20世纪50年代初首先与柏林然后与莱茵地区签订“大众和社会旅游”的协议以来，人们逐步了解这个前所未知的事物，不断增长的人口迁入使这些贫困地区产生了极大的活力。在保登迈斯这个小地方，住宿者从1950年的2476人上升到1957年的120000人，现在人们开玩笑称这里是“新柏林”。游客感到这里价格格外便宜，服务特别好，风景又非常优美，但是他们思念的是“有趣的巴伐利亚”。家乡之夜和服装节也有这样的效果。有一个市长报告说：“古筝晚会和民歌晚会，尤其是击鞋舞晚会对旅游者最具有吸引力。来自柏林的游客到处都是那样热切地要求表演击鞋舞，为了竞争客源，一些地区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配备巴伐利亚舞蹈师。连服装协会的成立在我们这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1957年10月4日《南德意志报》）一位年青的柏林女游客说，即使在巴伐利亚的森林里也有各类嘈杂热闹的娱乐集会。
在西德最早的旅游区阿尔高，旅游业获得强劲的发展。在伊门斯达特则定期举办“巴伐利亚球”活动。一个勤勉的组织者，同时也作为来访者的司仪和房屋护卫，强调说，近期只是表演民间舞蹈，所有演出都是“原汁原味，没有掺假”。晚会上摇响牛铃，要求大家脱下夹克，解去领带，以便更轻松舒适。服装协会在新服装表演时演奏音乐、唱民歌和跳击鞋舞。晚会的第一个高潮是狂野的盖斯布阿姆舞蹈。1957年7月21—22日《南德意志报》这样描述演出：“四个小伙砰然挥鞭，相互扑来，撕扯衬衣，然后围着一头山羊一拥而上，共同挤奶，举碗痛饮。此时露天舞台掌声雷动。观众被古朴粗犷的阿尔高人强烈感染。”一位来自莱茵地区的妇女请求给她一块撕碎的衬衣留作纪念。另外两个高潮主要是由来自武腾拜格和莱茵地区的观众掀起。这个被认为“最可能古老原始”的演出引进了“来宾参与”。“七名男宾被当地姑娘邀请。他们必须把长裤的裤腿卷到膝盖以上，然后再放下来。紧接着立即举行颁奖”，每个参与者都可获得一张作为当地宣传品的奖状。与此相对的或许是从德国风趣电影的幽默受到启发，特意挑选出的机警的男士们与休假女来宾之间的“瓦德尔比赛”57。一个由当地人和外地人组成的评委会对最好的瓦德尔颁奖。参与者都站在椅子上，一块幕布挡住他们，只看到弯小腿的舞蹈动作。这个评比的获胜者也会获得奖状。在伊门斯达特，在举行赶牛仪式之后，还举办了“拜格勒球”舞蹈，制奶酪者展示他们经过整个夏天生长的胡须，并且评奖。58最英俊的带胡须者成为“胡须王”。各种报纸每年刊登几乎相同的图片。图片上或者是胸前别着大号数字的拥挤的人群，他们以强烈的手势和做鬼脸向评奖人推荐自己，或者刊登优胜者前三名的照片，以很大的牛铃作为奖品，英勇的施瓦本人在巴伐利亚却成为身穿带有精致刺绣皮裤的当地穿裤人。从汉斯·乔治·瓦克纳戈（Hans Georg Wackernagel）对古老英勇的山民民族研究中得知，从浪漫主义时期理想化的制作奶酪到民俗表演中的滑稽模仿是一条漫长的路，每下愈况。
那些大型服装和风俗维护协会在许多所谓的家乡活动中把货真价实的风俗降格为哗众取宠和逗笑取乐，在服装队的出场表演中为了休闲的目的而造成“荣誉礼服”的滥用。 59与此相对的今天的副产品肯定有它的道理。但现在出现的对此说不的声音不仅来自反对旅游行业这些要求的批驳，而且也来自与此有关的协会。在理想主义和物质利益之间产生了矛盾，意见不能统一。这种现象自身也在发展，家乡保护运动不情愿地被卷入其中，不能自拔，还有地方企业家的工作压力也是有增无减。服装之父康拉德·阿德迈尔博士必须看到，民俗主义在他巴伐利亚的家乡慈姆高格外繁盛。
据一家媒体报道（1958年8月21日《南德意志报》），在格拉扫村舞厅的广告牌上写道：“每个星期四为您演出布阿姆歌舞”。招徕对象是来萨瑙旅游的游客，他们可以免费入场。这里的小伙子享有盛名，他们为古老的传统感到自豪。他们的父辈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艾黎可·沙雷尔的歌舞剧《沃夫冈湖边的白马酒店》中参加了演出。先是在慕尼黑，然后巡回演出，甚至到过澳大利亚。现在的“布阿姆”巡游始于1950年。他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当他们在伦敦跳拍打舞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淹没，一位英国农场主邀请他们到他的农庄做客，因为他在巴伐利亚休假时学过拍打舞。他们在汉诺威博览会上的啤酒棚里创造气氛，吸引游客。在巴黎，当姑娘们表演巴伐利亚旋转舞时获得阿拉伯国王和公主的拍掌叫好。”据称他们现在将要进入一个美国夜总会，但是他们对下一步的行动还不太明确。这个地区性服装协会在这次巡演中看到好的迹象，官方的家乡维护缺乏好的品位，但当地旅行社负责人以这些显著的成就做了一个出色的广告：“数目众多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来到这里现场观看拍打舞。”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旅游建设中的村子鲁泡顶60，1933年由“图罗帕”的创始人发现，在1959年以59000名度假游客和694000个住宿之夜的骄人成绩成为德国团体旅游和几十万个人游客的旅游目的地冠军。发现者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每天都有欢快热闹的群体娱乐活动，并且在每个图罗帕专车到达之后马上开始。身穿制服的乐队演奏吹奏乐《风趣的伐木布阿姆》乐曲，俨然是专业的巴伐利亚仪仗队演奏“闻名于世”的欢迎曲。此后两个服装协会提供不间断的消闲娱乐，经常每周在两个大厅同时举办家乡晚会。当地的度假区负责人报告说：“我们当然是要展示巴伐利亚的农民生活，诸如收割舞、绕圈舞和拍打舞 61，我们还经常表演完整的戏剧剧目。”这些年之所以能够取得并保持的晚会和其他活动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把巴伐利亚家乡故事、农民戏剧和悲切的山地幽默丝毫不差地展示出来。在这些旅游中心地带创建了乌托邦王国，这里只有酒馆、舞池、幽会窗台和有趣的山区草场，使那些从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解脱出来的度假者们参与和模仿这些活动。如果他们联想到一个老电影的名字《戴罪的村庄》，显然更是会充满刺激。
有关巴伐利亚的刻板印象经常地但是错误地作为对所有巴伐利亚人的印象，它通过巴伐利亚大城市中的酒馆、巴伐利亚协会传播到全世界，对巴伐利亚之外的旅游区产生了吸引力。一个来自巴伐利亚北部的旅行社在科隆散发有关游乐活动的广告这样写道：“那里绽开阿尔卑斯玫瑰，一幅有趣的来自巴伐利亚山区的组联画。”这里也包含了巴伐利亚对分崩离析和伤感情调的媚俗风气。相反，巴伐利亚的家乡护卫者提出抗议，同时把瑞士服装协会对由瑞士旅游中心支持的在纽约表演的《瑞士回响》的抗议公布于众。62
德国第二个著名的旅游区是莱茵河地区及其城堡废墟，浪漫的风景与城堡废墟交相映衬。这里举办带有浓郁民俗风情的葡萄酒节，在拜恩卡斯特还有古老的游行队列和焰火，喷葡萄酒的城市水井，人们在大街上载歌载舞63，当然还有莱茵河地区的狂欢节。商贸界和旅游界采取了一切热烈的节日庆典措施，其规模之大，足以危及整个莱茵地区的罗曼蒂克。1961年，一个新闻宣传运动以邋遢笨拙的服装反对夏季狂欢节，特别是发起了反对成为习惯模式象征的茅草房的活动。但似乎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64极其活跃的是民俗事象的出口，输出莱茵河狂欢节的11人理事会和模拟法庭，将其带入整个巴伐利亚和萨尔茨堡地区古老的狂欢节习俗之中。65在歌曲中询问为什么莱茵河的蓝天白云这样美丽的莱茵民歌，在山区也在传唱，其摇摆动作在慕尼黑啤酒节的帐篷里随处可见。
最近的两个会议，一个是在慕尼黑——弗莱兴郊区举办的，题目是“教会和旅游”，另一个是图城基督教学院举办的，题目是“休假道德”，内容基本一致，而今天在巴伐利亚出现的是“旧的文化事象和风俗只是作为吸引旅游的伪造残留物” 66。如果复活节期间在特劳斯泰因的池姆湖和斯达富湖乘坐游船，或者在巴德图尔茨乘坐马车，许多读者认为这些报道是夸张。这时仍然存在着与传统和宗教相关联的习俗。但这些风俗也提前在报纸、广告牌以及在旅游公司的活动计划表上被广为宣传。67那些为好奇所驱使而特意前来观赏、拍照和录像的民众把这个画面推向高潮。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些活动只是为了外地旅游者而举办的，但是怀疑论者提出，如果没有这些为当地带来收入的外地旅游者，以及很多勉强被动员起来行动的大量参与者，这些习俗是否能以同样规模继续存在？可以肯定的是，电台、电视和周末节目所唤起的公众兴趣对大量新习俗的引入或者旧习俗的恢复产生了影响。首先是通过这些因素唤醒当地的组织天才，这远远超出了意义深远的民俗演练的既定目标。
在1953—1954年冬天，年纪尚轻的上巴伐利亚的肯辛伊恩村的服装协会主席表演了一场类似驱傩的派西腾表演，他自己提供木刻面具和爬行用具，在此之前当地人都见证过这种活动。68第一年人们还能在报纸上读到报道，人们认为即使在冬季也可提供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有吸引力的事物。由于年复一年的重复，媒体上出现雷同的图片和报道，现在则越来越多地说这是对具有原始形式的古老舞蹈的驱鬼习俗值得称道的保护。在协会提供的资讯中有着惊险动人的评论。有一次这样说道：“究其原因，冬季驱鬼无异于古老的夏日驱鬼，在中间站立的是妇女。如果与因卡斯或者类似的亚洲的带有驱鬼的信仰行为相比，即可确定它们之间的相似。”（《南德意志报》1956年12月14日）活动的组织者以巨大的树根为原料制作成艺术性很强的带有太阳形状的鬼头面具在驱鬼活动中佩戴。阿尔卑斯山区的太阳面具至今只在路易斯·特林科斯战前的电影《失去的儿子》中得以展现。它是充满想象力的导演的发明，正如他的其他电影令人印象深刻。
另外还有一个复兴的事例，同时显示出，在一个好的开端之后的短期之内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在阿尔高，人们以瑞士为榜样重新演奏此地早年影响深远的阿尔卑斯号角。根据家乡守护者以斯瓦本为榜样所做的规定，表演只能在阿尔姆牧场，而不能在旅游项目或者家乡活动项目中进行，尽管这些场合充满诱惑力。69现在出现了一个上巴伐利亚茨姆高的制耙者，他熟知怎样加工各种木料，并产生了制造阿尔卑斯号角的念头。70报纸上已经报道，这种当地有名的乐器在消失二百年之后又成功地重新出现，在此之前在这个地区已经很久没有人见到它了。这次成功使制作者鼓起勇气又制造了四件每件四米长的阿尔卑斯号角，并且于1960年进献给拜瑙的教堂。
这四个阿尔卑斯号角四处演出，在那些希望获得特殊效果的民俗表演中频频出现。当牧师认为山上出现危险征兆的时候，当举行阿尔卑斯盛大祝福的时候，就吹响这种号角乐器。1961年下半年在海伦西姆湖王宫举办的路德维希国王二世的纪念庆典上（《南德意志报》7月1日），在慕尼黑举办的德国联邦射击仪式总统站立之处（《南德意志报》7月17日），在慕尼黑救世主地下厅举办的法国——巴伐利亚晚会上（《南德意志报》9月26日）和在柏林议会大厦举办的来自巴伐利亚的“七十人民俗考察”中都进行了表演。每一次都要为这个器物的滥用寻找一个神圣的借口。现在跟随其后还有一个特别形式的王牌。超级制耙者再次制造了一个阿尔卑斯号角，它长达十米，是世界之最。但是对于山地旅行很不方便。这个号角也进献给了教会，用缆车运到卡盆望德。它必须由三个人同时吹，一名记者认为这还不够，而作为第四人加入吹奏。这是只在特殊场合下出现的情况。
同样，出自民俗学意愿的新的引进也常常由荒谬的、无意义的和愚蠢的浓厚兴趣所陪伴，这种符合当时时代精神的典型例子也是层出不穷。在此必须放弃，就像放弃许多其他事物一样，最好是看看纪念品行业是怎样为民俗主义服务的，阿尔卑斯地区的服装怎样成为民俗主义样板，并且登陆美国，成为民俗主义时尚，受到电影明星的青睐，面具、还愿牌、内玻璃画、铁牌等民俗收藏热是怎样兴起来的，并席卷全国，各种民俗艺术的仿制品蔚然成为一个新的产业。71
对于当代民俗研究来说，民俗主义现象不是临时的无足轻重的时代征象。它在许多方面具有极其强大的影响。其原因首先在于，民俗成分在片面的和错误的观念指导下进行展现和传播，影响的范围十分广大，用利绅·米勒的诸多摘录难以概括。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位于波恩的外交部曾在1961年和位于慕尼黑的歌德学院就当前人们评价很高的民俗事项联系输出国外事宜。72在这个外国民俗合奏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这些机构的人们不再小觑旅游的文化政治意义，尤其是在那些具有政治激情的地方。德国外交部亚非文化事务局解释说：“东欧集团国家认识到，以他们的民俗和民间艺术在亚洲国家可以获得发自内心的赞同，而不是必须谈论共产主义。”现在德国人也采取类似的方法，与近东、中东、印度以及北非建立经济联系。人们环顾德国，寻找有什么适合于这样的旅游，他们发现在上巴伐利亚旅游可以找到这类东西。现在组成了一个剧团：一对在哑舞剧出现的踢鞋舞演员，一位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的芭蕾舞女，两位柏林男舞蹈演员，一位慕尼黑普拉茨的女歌星，一位古筝演员，一位成为百万富翁的约德尔歌手， 一位牛铃交响乐团的乐手，几位职业演员，共同演出典型的农民剧，最后由巴伐利亚广播电台的喇叭队演奏莫扎特和阿尔卑斯民间音乐压轴。后来出版的舞台摄影可以显示这个家乡晚会的俗态。最近几周这个乐团与文化主管人员一起飞往其他地区，在18个城市演出并取得辉煌成就。当他们返回之后，服装协会和家乡保护者提出抗议，反对进入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活动误区，因为在这场战役中又输给了东方。一位熟知俄罗斯民间芭蕾艺术的专家写道：“过去几年，东欧集团国家对民俗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出所有西方国家在这个领域所做出的努力。” 73政府主管部门“对民俗研究也很有兴趣，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财政上给以支持，并且以令人惊讶的慷慨对乐团的组建提供经费，使民俗研究的成果得以运用到实践中去” 74，其成果是具有高度艺术水准的演出。而在我们这里不是这样，我们只是演出那些在娱乐中心流行的、品位不高却迎合大众口味的节目。
其次，民俗主义蓬勃兴盛，四处扩展，覆盖和窒息了尚且存在的真正的民俗。它正如肯泡利忧心忡忡地挑选和培训的歌唱和音乐团组，现在十分专业地充斥电台、电视、录音带和唱片，他们地位高，收入好，自我感觉不错。它创造了一个新的民间类型：哪里有针对外来者的从内到外持续进行的民俗粉饰，哪里就会丧失真正的民俗，由于夸张的原因会出现职业的和业余的表演者。人们可以在嘎密史帕藤科信的火车站看到，以前是单个的村落原住民，现在作为绘画和摄影模特，出现在人群中。此外，民俗主义培育出新旧民俗传统的以逐利为导向的组织者，他们超出了健康的家乡维护的界限，对专业一知半解，到处发现和占有被遗忘的事物，甚至还想自己创造。他们也将危及民俗学学科。在新的专业文献中，这些各种各样的创造已经得到认可，并且从中产生了针对传统和继承的错误的解决办法。没有人知道，在一个漫长或者短暂的时期内，驱傩面具及其活动是否还能保持同样深远的意义，就像40年前通过一个可以证实的事例产生并且一直被引用的鹿角面具。
出于许多原因值得十分精确地去追寻大大小小的民俗主义先生们今天在做什么，令人深思的是，以前的民俗土壤已经被民俗主义的夹层穿透。在此我们再次提醒资料研究和资料考证的必要性，并且表明卡尔·魏候德对此提出的要求在今天和以后都仍然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