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一、“因路而兴”是近代石家庄城市史研究的起点

我之所以用《火车拉来的城市》作为本书的书名，就是认定以“因路兴市”作为石家庄这座城市的研究起点。众所周知，近代新式交通业的发展，不仅逐步取代了传统交通业的主导地位，而且在铁路交通沿线区域催生了一批新兴城市，将类似石家庄这样因路而兴的新兴城市形象地比喻为“火车拉来的城市”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虽然“因路而兴”造就了中国近代一种交通类型的新生城市，也已成为中国近代城市史学界的普遍共识，但是每一个因路而兴的具体城市，又有着各自的地理环境和发展历史，不可一概完全固定视之。对铁路枢纽在近代石家庄城市兴起中发挥的作用，学者们异口同声，不谋而合，认识非常一致。譬如，隗瀛涛等著《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何一民著《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国城市史》、曹洪涛等著《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苑书义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河北经济史》、张利民等著《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华北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熊亚平著《铁路与华北乡村社会变迁》、张慧芝著《天子脚下与殖民阴影：清代直隶地区的城市》、李惠民著《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研究》等学术著作都认为，正太铁路与京汉铁路交会构成的铁路交通枢纽，成为近代石家庄城市兴起的直接诱因，交通枢纽功能对近代石家庄城市产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其实，对“因路而兴”城市类型的总结概括，并非是现代学人的总结或发明，早在清末时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有所认识，到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因路兴市”就已经有了广泛认知。例如，清末发表的《论河北铁路以道口为中心点》一文便指出：“铁路辐辏之地，民口可由寡而众，民产可由贫而富，民俗可由野而文”，“以道口为成效之所”。1特别是铁路枢纽对近代石家庄城市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直接带动作用显而易见，当时的社会各界众目昭彰，尽人皆知。曾任井陉矿务局局长的王骧，在1927年印行的《开展石家庄商埠计划书》中写的第一句话就是：“石家庄一农田之小庄耳，自京汉路成而变为车站矣，自正太路成而变为要埠矣。”21932年在正太铁路接收典仪礼上，接收委员会监察委员铁道部参事汪文璣在致辞中曾说：石家庄“俨然具有都市的雏形，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发达，就是因为有正太和平汉两条铁路的关系”，“假使石家庄到现在还没有铁路，恐怕还是三十年前一样，或者只有平汉而没正太，恐怕也没有这样的发达”。31934年出版的《石门指南》指出：正太铁路“设站于此，至（光绪）三十三年通车后，商贾云集，渐形繁华”。41940年出版的《石门市事情》记述说：石家庄“此处原为获邑之一小村，旋经京汉正太二干线于此接轨后，遂变为商贾集中之地矣”。51942年出版的《石门新指南》也认为：“石门因交通发达，故商业繁盛。”6由上述可知，铁路枢纽对石家庄城市兴起的重要作用已是彰明昭著，显而易见。铁路枢纽功能是石家庄新兴城市最先具备的基础功能，也是其最具主导性的城市功能之一，对其他功能的产生具有互动影响关系。而后，石家庄在交通枢纽基础功能上，逐步发展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又在区域性经济中心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区域性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

近代石家庄城市史发展的事实，为孙中山先生的名言“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做了既翔实又具体的注释。历史已经证明，火车这种现代交通工具确实拥有巨大的能量，将潜伏在社会劳动里的生产力迅速发掘出来，甚至能够拉来一座座新兴城市。所以，铁路这样特殊的大工业部门，被马克思称为“实业之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根据欧洲的发展情况，早对“因路而兴”做出过总结：“随着交通工具的变化，旧的生产中心衰落了，新的生产中心兴起了。”7他还分析指出了新的生产中心一般会在什么样的地点兴起，“一个生产地点，由于处在大路或运河旁边，一度享有特别的地理上的便利，现在却位于一条铁路支线的旁边，这条支线要隔相当长的时间才通车一次。另一个生产地点，原来和交通要道完全隔绝，现在却位于好几条铁路的交叉点。后一个生产地点兴盛起来，前一个生产地点衰落了”。8石家庄就是属于马克思所预测指出的“后一个生产地点”，将石家庄带入近代城市化轨道的外部第一推动力就是铁路交通。从这个意义上说，比喻其为“火车拉来的城市”，非常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