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明的曙光

天山脚下从何时开始有人类活动？这是古今学者都试图弄清的一个疑问。在清代新疆第一部官修通志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中，曾记载过一个离奇的故事：“乌鲁木齐附近深山中，每当红柳发生时，有名红柳孩者，长仅一二尺许，结柳叶为冠，赤身跳踯山谷间，捉获之，则不食以死，盖亦猩猿之属，特不常见耳。”此后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也屡屡提及“红柳娃”的传说。很久以来，“红柳孩”一直被视为怪力乱神而为世人忽视。近年来，古人类学家在俄罗斯阿尔泰发现了距今2万年的丹尼索瓦人化石，在印尼弗洛勒斯岛发现了距今1.2万年的“小矮人”化石，它们的体貌特征均与“红柳孩”的记载非常相似。尽管迷雾重重，但在考古学家眼中，新疆的石器时代比“红柳孩”还要神秘，甚至直到今天，有关新疆石器时代的年代划分依旧是考古学界无法直面的世界性难题。

众所周知，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制造和使用工具。历史学家将人类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而石器时代是最为漫长的阶段，占去了人类诞生以来的大部分光阴，孕育了人类文明的曙光。

石头是人类最早用来制造工具的材料。按照传统的学术划分，石器时代可以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大阶段。旧石器时代，人类主要通过打制方式生产石器；而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掌握了磨制石器的技术。由于新疆石器时代的田野工作大都处于调查和采集阶段，缺少系统的大规模发掘，新疆的石器时代至今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时间轮廓。总体而言，新疆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与国内以及西亚、欧洲新石器时代文化概念存在较大的差异，尚不能按照传统意义上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等概念来进行划分，划分尚无标准可循。

依据现有材料，新疆石器时代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相当于我国内地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遗物多以石片或者宽大的石叶、石核组合为主；晚期与内地新石器时代相当，遗物多为细石叶与细石核，也有细小的石镞和刮削器，常以石髓、玛瑙、燧石等为原料，属于典型的细石器类型。

早期石器时代

石器时代是人类进入原始社会的标志，也是人类进入文明之前的一段漫长历程。在新疆吐鲁番市交河故城、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县骆驼石等地，均发现有早期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这些遗址遍布天山南北，或许是远古先民最早的定居点。

新疆旧石器的发现，其实要归功于交河故城外的一次“无心之举”。199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吐鲁番交河故城的申遗工作，在交河沟西台地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其中一处深达10米的更新世黄土沉积层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数件形态各异的“石头”，有明显人工加工的痕迹，后经我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张森水先生鉴定，确认为水洞沟类型的旧石器。水洞沟位于宁夏灵武市临河镇，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德日进在此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动物化石，是我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自此，新疆旧石器考古结束了“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的状态，进入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时代。

2004年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俄罗斯民族与考古研究所合作，对新疆北部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沿岸，以及奇台与和布克赛尔等地的20多处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考察。在和布克赛尔县的骆驼石遗址，中外学者发现了大量黑页岩石制品，主要包括石片、尖状器、刮削器、石核石叶、手斧等工具，这是目前新疆境内已知最早的一批石器。

骆驼石遗址，位于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县和什托洛盖镇北15公里处，因当地一处土石高台类似卧地的骆驼而得名。骆驼石遗址是新疆迄今发现最早的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附近完全是一片荒芜的戈壁，但很难想象在10万年前，这里曾是植被茂盛、湖泊纵横的湿地。历史上，天山北坡径流量最大的玛纳斯河及其附近的河流，曾将水源源不断输往下游，在其尾闾地带形成一个水域面积广阔的超级大湖，今天的玛纳斯湖、艾里克湖，以及久已干涸的艾兰湖、达巴松淖尔、阿雅尔湖等都曾是这个超级大湖的一部分。

1964年，新疆地质工作者在克拉玛依市乌尔禾一带，发现了大量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生活于湖滨地带的准噶尔翼龙、乌尔禾剑龙以及大量鱼鳖化石，根据岩石及动物群分析，在白垩纪时代这里曾为淡水湖泊。地质学家依据湖盆附近沉积物及阶地分布得出结论：第四纪时，乌尔禾至骆驼石一带曾有一片面积巨大的湖泊，其水面甚至一度延伸到乌伦古河的尾闾地带。到第四纪晚期，湖盆面积逐渐缩小，形成众多分散的盐湖和湿地。然而沧海桑田，随着气候的逐渐干旱，骆驼石一带已是飞沙走石，荒无人烟。远古先民曾经捕鱼狩猎的家园，如今已成为不毛之地。

在骆驼石采集的石器，其打制工艺均采用勒瓦娄哇技术。所谓的勒瓦娄哇技术，是一种4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西亚和欧洲的石片剥制方法，旧石器时代中期曾流行于欧洲。由于使用这种技术制作的石器最初发现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勒瓦娄哇，因此而得名。该技术的最大特点就是预制石核，即从石料上剥下规整的石片，其制作过程表现出明显的计划性、预见性和熟练性。由于打下石片前要对石核进行仔细的修整，因此勒瓦娄哇技术又被称为“修理石核技术”。修理后的石核，可以比作一个倒置的乌龟壳，一面凸起，一面平整。凸起面作为台面，平整面作为剥片面，打下的石片薄而整齐，甚至可以直接作为工具使用。通常情况下，石片背面布满石片疤，台面上残存许多小疤片，这些都是原始先民修理石核时留下的痕迹。

骆驼石遗址和交河沟西遗址均历史久远，但至今都未出土过古人类的化石。新疆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人类化石，是1981年出土于克州阿图什市的一件头骨化石。由于该化石的发现完全出于偶然，消息一经传出，便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1983年7月，新疆博物馆、新疆地质局等单位组成专家组，赴阿图什市阿湖乡进行发掘工作。此后，专家组在原化石出土点附近又找到几块头骨化石的残片和少量动物骨骼。经过鉴定和复原，这件头骨属于一位男性青年。头骨长117.5毫米，宽123毫米，重443.5克，骨壁较厚，眉弓较发达，眼眶上缘圆钝且厚实，为欧罗巴人种类型，但具有部分蒙古人种特征，距今已有1万余年的历史，是目前新疆境内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因此被考古学家称为“阿图什人”。

遗憾的是，关于阿图什人的科学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我们还不知道阿图什人究竟是现代人类的祖先，还是像“丹尼索瓦人”和“印尼小矮人”一样属于人类的旁系近亲。时至今日，阿图什人头骨依旧像谜一样陈列在新疆博物馆的展厅内，无言地诉说着自己神奇的身世。

在阿图什人生活的年代，新疆的远古先民已懂得使用火来烧烤食物。1983年，考古学家在塔什库尔干县吉日尕勒遗址，发现了距今1万年左右的人工用火遗迹。这处遗迹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与下层间隔50余厘米，表明这处遗址使用的时间很长。此外，考古学家还在吉日尕勒遗迹周围发现大量用火痕迹，随处可见火烧过的动物残骨，推测是食用后随意丢弃的猎物骸骨。这些古人的“生活垃圾”，对今天的考古学家来说分外珍贵，它们不但能还原原始人类的生存状况，还为我们了解自然环境的变迁提供了重要信息。

交河沟西和骆驼石发现的石器表明，新疆早期石器多与狩猎活动密切相关。打制石器通常选用质地较硬的石料，成品以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为主。有趣的是，这些刮削器虽不免粗糙，但边缘却十分锋利，即使在今天稍有不慎也会割破指头和手掌。这也说明当时人类制作的石器实用性很强，用它们取肉割皮易如反掌。

晚期石器时代

新疆发现的晚期石器时代遗址数量较多，其分布范围远超早期石器时代，如哈密市七角井、三道岭，伊吾县卡尔桑，木垒县伊尔哈巴克、塔克尔巴斯陶和七城子，鄯善县迪坎儿、克孜勒苏木、洋海阿斯喀勒买来、塔西肯艾热克和二村遗址，托克逊县韦曼布拉克，阜康市沙土梁，乌鲁木齐市柴窝堡湖等，均属于此类遗址。

我国学者对新疆细石器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7—1933年，被誉为“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的黄文弼，对新疆的部分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过调查，采集到一批珍贵的细石器材料。1933年，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曾对哈密三道岭和七角井遗址进行过调查研究，并在此地发现了数枚有打磨痕迹的珊瑚珠，对于生活在新疆的远古先民来说，这些产于千里之外的珊瑚一定无比珍贵。而在丝绸之路诞生之前的数千年里，可能还有一条“珊瑚之路”，将新疆与祖国内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又陆续在新疆调查了大量的细石器遗址，对于新疆细石器的类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加工技术、石器造型及石核预制等方面来看，新疆细石器与我国长城以北地区出土的细石器十分相似，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其制作工艺明显受到华北地区的影响。显然，新疆的史前时代也是我国史前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发现的晚期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数量较多，如考古工作者曾在木垒七城子遗址采集到160余件细石器，在哈密七角井遗址采集到700余件细石器。这一时期，制造石器的石料也比较讲究，多数为硅质岩、石英和燧石，主要采用压制法制作，有细石叶、刮削器、石核、石镞、雕刻器、敲砸器等多种类型。在若羌县罗布泊附近，考古学家曾采集到不少石镞和石矛，其中石矛外形似桂叶，表面见鱼鳞状凹坑，锋利无比；而石镞呈柳叶形，大小规整，十分精致。1979年，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地曾出土一枚穿透人骨的柳叶形石镞，据推测，墓主很可能因此而丧命，可见此类石镞的杀伤力。另外，在阿勒泰切木尔切克早期墓葬和木垒塔克尔巴斯陶遗址中，也出土过类似的石镞。

通过研究石器，我们能够了解史前人类生活的许多细节。例如在新疆发现的细石器通常采用压制法修制而成，体积较小，单独拿在手中使用，十分不便。那么古人是如何使用此类石器的？通过观察石器表面可知，古人已懂得将石器制成复合工具使用，即将小石器捆绑固定在木棍或骨器上使用，这样不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可以减少制造石器的劳动时间，一举两得。

在罗布泊地区，由于缺少硅质岩、石英和燧石等石材，当地人群会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数百公里以外阿尔金山—昆仑山出产的石料或石器。考古发现表明，远古先民已经具备远距离获取生产资料的能力，他们能够远行数百公里进入阿尔金山—昆仑山山前地带活动。另外罗布泊的先民也可以通过贸易与阿尔金山的先民进行物质交换，也就是原始的以物易物贸易，两者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原始商业也就此产生。在阿尔金山—昆仑山沿线的若羌、且末等地，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加工遗迹，面积之大，石核数量之多，完全称得上是“石器工厂”，这些遍布石器的遗址绝非短期之内形成的，应该是古人长期活动的结果。

在晚期石器时代，还出现有用和田玉制作石器的现象。如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罗布泊地区采集到玉石镞、玉石斧等石器；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库车附近的库木吐拉购得两件玉石斧。1928—1934年，黄文弼在罗布泊北岸采集到玉刀、玉斧等各类石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亦在罗布泊采集到数量不等的玉石器，有石斧、刮削器、柱状器、石镞等，刃部均有明显的使用痕迹。从器形和使用痕迹判断，此类玉石器全部为实用器而非礼器，且玉料来源复杂，包括昆仑山和阿尔金山的籽料、山流水料和山料等。显然，这些在今天身价过万的玉料，在古人眼中不过是制造工具的上等石料而已，并无特殊的含义和价值。

从考古发现来看，细石器使用的时间跨度很大。如青铜时代的穷克科下层遗址中，曾出土过一类锥状细石核，表面有压剥石叶时留下的痕迹，说明在青铜时代，细石器仍然是狩猎活动的重要工具。进入铁器时代，细石器工具仍然在古人的狩猎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吐鲁番艾丁湖墓地、乌鲁木齐乌拉泊墓地和柴窝堡墓地，均出土有随葬的细石器工具，其时代下限已进入公元前7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