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乡土中国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陆 丹 1

一

有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民主问题，是一个足够能吸引相关学者的话题，关心公共领域议题的知识分子们，也容易从中找到更多的论域切入点。其中，协商式民主所主张的民主进路，尤为容易为多方悦纳。

协商民主有现成的体制平台，风险小、成本不高，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可操作性特征突出。协商民主的体制平台，既体现在有现成的各级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以及协商议事的合法空间，更表现为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协商立法、监督、决策表决的权威平台，有执政党内部的民主决策的协商机制，还有政府与百姓（传统的官民之间）的沟通协商（各类信访和投诉）平台。在如此构架的协商民主体制平台的大框架下，有更为广泛的协调民主渠道通向社会各领域，尤其通向乡村社会，谋求通过协商民主土壤的培育而重建乡村社会自治。在这样的多元化的和十分广阔的底层社会领域，在现行制度框架和体制运作中，需要协商的公共议题和程序很多，而且会越来越多，为此而需要容纳的协商民主体制平台也就自行充满功能扩张的无限张力。从这个角度看，协商民主似可以无所不包，由此形成对协商民主的理解的多元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语境下，有关于什么才是合适的协商民主的问题，才变得相对地复杂起来。要真正理解什么才是合适的协商民主，其必要前提是必须寻求一种能够达成基本共识的价值观，因为，正是具体的价值观决定了选取什么路径、方式、进度、强度的协商民主。

在形成价值观共识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环境来讨论协商式民主，需要首先关注的是五个方面的重大议题。其一，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民族国家走向世界性发展的进程中如何充分抓牢人类国家现代化的大机遇，有效地解决国家发展与更好地安排当下国民生活之间的平衡。其二，在民族国家走向世界性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如何有效地解决国家集中投入、国家力量强大与加大现代社会公共供给、社会壮大之间的平衡。其三，如何更为正面地解决社会现代化的效率价值与现代公共领域关注的公平价值之间的平衡。其四，强有力的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国际竞争与市场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的作用以及不同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如何建构起相互制衡的动力机制和动态平衡的运作体系。其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平衡。作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古老议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依然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独立观察角度，它可以不附着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热门议题之下。但是，需要正视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话，早已不是直接对话，而是隔着市场与文化的“篱笆”在喊话。并且，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市场与文化的中介作用强大到可以构成发展的另一极。

当然，协商民主的讨论议题远不止这些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五个重大议题的相互交织，却构成了协商民主议题的基本面。或可以说，如上五个方面的重大议题的相互交织，构成协商民主的核心议题。对这些议题的优先协商，必然要在显性和隐形两个方面假设参与讨论的各方将立场统一到公共事务优先而不是团体、阶层、个体位置与利益优先。如果公共事务优先的假设得到普遍认同并可避免广泛的道德质疑，那么，要对如上重大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必须先解决主体性的问题。这就必然要求开启对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重新认识，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关切，中国知识分子的所在生态场，中国知识分子的所在如何决定其所思，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所思怎样在事实上决定其可为等，构成了重新观察中国知识分子的有效视域和角度。只有基于此一有效视域和角度的确立，以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如上基本问题的严肃拷问和深度明晰，才可真正找到协商民主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真正动力和有效进路。

二

观察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将现时进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置于历史化的空间关系和时间进程所构筑起来的动态平台予以长焦距和近镜头的双重透视。

很久以来（先于科举，但因为科举而普遍形成）中国读书人就因为就业渠道（服务谁）不同而分成两类人，一类幸运进入治理体系，基本持有官方立场；一类在体系之外的民间，其主体对体制和社会持批评态度。

五四以后，中国进入人类的现代语境。在这一语境中，以关注公共事务作为其社会职责和文化使命的这部分读书人，被称之为知识分子，他们一直在批判中国社会、当下体制、传统文化乃至中国人的劣根性，并在这种批判中呼号，在呼号中纠结。以一种客观性姿态观察这批读书人，表面看，他们在与其生存环境抗争，在为老百姓说话，在为中国未来谋生，但他们所说的话，以及他们作为以不断地说（即批判）为职业的生存个体，却总是常常陷入知识阶层的内斗旋涡中。当从他们所卷入其中的内斗旋涡来观察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批判”性言说，肤浅得只剩下口号的那部分内容，虽能激动大众，但不解决社会的或者说大众生存的问题；而具有思想性内涵和张力的那部分话语内容，大众却没兴趣，因为大众听不懂，由于这种“发声”的失效，所以官方在多数时候并不介意。这样的效果状态或者言说结局，看起来与知识分子的初衷相去甚远。

客观地看，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崇高使命感却时常劳而无功的这种尴尬，是中国社会赋予他们的宿命。这是因为，直至今日，无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济成就多么巨大，无论全球化的趋势与裹挟力量多么强大，决定中国社会特质的三个要素却基本未变。

首先，中国作为人类古老文明之国，既是唯一未经换血和混血的文明国家，也是唯一没有中断其文化思想统绪的文明国家。几千年的传承，几千年层累性集聚，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体制的存量巨大，而且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体制的惯性冲动和作用力更是巨大。如果不作是非、善恶、美丑的价值站队，传统文化最为直接地构成了中国社会运行的深厚土壤，传统思想最为直接地构成了中国社会运行的观念、智识和经验支撑，尤其是传统体制，则最为直接地构成了中国社会运行与接续的规则库存。概括地讲，存量巨大、惯性巨大和作用力巨大的传统文化、传统思想和传统体制，构成了中国社会接受任何文明、制度、文化的底线和判断尺度。当然，仅有如此时间条件显然不够解释中国社会的特质，还需要空间条件来补充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体制何以能如此地保存完整，并具有如此不衰的持久力。

其次，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体制“弦歌不辍”的空间条件，必须重视中国自远古就形成的地理疆域和地理环境。对中国来讲，其远古所形成的自成一体的广袤地理疆域和大陆地理环境，生成性建构起中国早期国家（夏商周及其以降的文明轴心时代）的治理方式和治理经验。这种独特的国家治理方式和治理经验成果，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存量资产的保值和持续增值。西部高原、南部崇山峻岭和东部大海，成为农耕文明时期国家的天然屏障，北方构筑的长城成为成功抵御游牧民族洗劫的人工屏障，天然屏障加人工屏障，保障了大河流域丰沛的农业资源可持续开发，稳定的农耕生产方式促进了文明早熟、文化内生、社会内聚和耕读传家的最基层社会组织即血缘家庭的价值普及。稳定的生产方式、内生性的社会环境和血缘宗法主义的社会价值向度，此三者天然整合所发挥出来的巨大聚合力量，非常有利于血缘宗法主义的集权治理方式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地方性差异（地域形成的地方生产、生活、方言、习俗）整合成大一统社会，形成牢不可破的“大一统”思维—认知模式、观念—价值模式和行为—操作模式。反过来，大一统的社会和观念又反哺和强化了中国的空间稳定、空间安全和在空间上自成一体的社会特质。在古代中国，虽然区域性的地方性特征会增加大一统治理的难度，但从秦就开启的文字、交通、交易规则（即度量衡）的同一性建设，却极有利于中央派驻地方实施各层各级行政管理的机构的统一性。汉武帝采取董仲舒“天人三策”而实施“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实际上是继文字、交通、交易规则的统一之后的意识形态的统一，而意识形态的统一，其实质是思考和言说范围、方式、方法的统一规范。在大一统行政治理和国学（儒学）同一性基础上，中央经过长期与地方博弈，并没有消弭地方性。相反，地方在支持大一统行政治理的合法性中也获得了自己地方性的巨大生存空间。所以，在考察中国大一统的构建方式和运作机制及其功能时，也需要充分认知到这种无所不包的“有限大一统”，在许多的方面以及许多的情境中，仍然体现出相当的有限性。这并不是大一统本身的缺陷，而是因为从本质上讲，有限性是国家行政治理不可压缩的成本和不可一劳永逸地消解的威胁。在更多的时候，有限性是体量巨大和差异巨大的地方能够保持自治的社会团结的有利条件，尤其是当长期处于农耕文化时有利于社会的有机团结（在迪尔凯姆的意义上）。虽然如此，但中国社会的空间结构是独特的，中国国家地理和社会稳定持续的空间特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时间河流的必要河床。

其三，中国社会稳定空间有效地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体制的时间大河，养育了中国巨量人口、农耕文化、差异化的地方、官民两分但可接通（因为科举成为社会底层可持续向上涌动的通道，因为熟人社会的整套工具）的网络社会，它既成就了中国特质的社会主体——乡土社会，又在乡村庞大、自足和乡土差异巨大的意义上制约着乡村社会，使之在永不歇息的巨变中始终保持自身的不变性。

三

中国乡土社会，构成血缘宗法主义大一统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及其文明机制的基石。因而，对乡土社会的认知，成为观照中国社会和传统的最佳窗口。中国乡土社会体现着国家治理角度的延展意义。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基于稳定的生产方式和空间环境，基于传统文化延续的时间条件，基于生产和生活的自足，基于地方性的巨大差异而同时兼有的融合地方和容纳地方区隔格局的制度和文化环境。进一步讲，早期文明发祥开启的稳定和可持续的空间环境、时间条件和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了此后整个以乡土社会为基本样态的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运行方式、社会价值向度的生成、构建及其功能发挥，而不是此后在相似空间环境、时间和文化条件下的知识认知、制度构建、文化再造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乡土特征。而早期文明融合差异和容纳区隔的价值与体制的形成，则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整合方式、地方性自组织能力、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自洽性和变通性，不是什么后来的知识认知、观念形成和制度构建决定了融合和区隔特征。而正是如上两个方面的有机运作，才在最深刻的维度上铸造了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模式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生态格局，并生生不息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知识生产方式和中国知识分子时势性的再生产方式。

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前，中国的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基本是大陆社会、农耕文明的内循环方式，在社会治理观念上，强调社会有序高过一切，其中所有的思想和理论变数都没有摆脱这一基本价值向度，并且也从根本上不愿意摆脱这一基本价值向度。前者因为以无所不在的专制君权为护卫方式“攻乎异端”；后者却在于儒生们前赴后继地捍卫和弘扬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家道统，包括政统和学统。基于这一双重规训，人在个人生存意义的观念和知识上，强调集合概念的人（民、彝）与国家、社会、家庭和他者之间的社会调节关系，形成天下、国家、家庭、人的价值排序，个人丰富多彩的生存情感及感受和需要，只能通过有限的文学、艺术来弥补。在抽掉了思想和自由的生存境遇中，文学、艺术的有限性，最终导致了个人生活情感和需要的单调和乏味。

进入现代，中国的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则外切、镶嵌进了一部分欧化世界的西方知识和知识分子气质。新文化运动早期关于中西体用之争的价值认知及其相对自由的社会行动格局，历经百年的革命、运动、斗争、批判以及唾弃，历经国家经济水平巨变和社会的沧桑变迁，至今也许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和知识向度（自然科学亦不例外地在畸形生态中存在，因为中国自然科学在中国社会价值向度的知识竞争中，基本处于边缘化）的争论，如果除却极端的西化主张或守成不变的短暂努力及其所结下的微量干瘪果实，能够沉淀的基本上都是离不开“多大程度”和“什么时候”改进中国基于农耕和稳定传统文化的议题这条线路。无论中国治理理念和治理格局如何变化，无论经济水平如何提升，无论科学技术如何更新，无论外来观念和价值取向如何不断引进和强烈导入，无论政府如何组织社会乃至组织进基层社会，中国社会的经济巨变、中国众多城市社会的崛起、中国社会现代知识、观念和价值取向普遍趋向现代是一回事，而中国知识生产方式和知识分子的再造方式以及与之相应成趣的中国巨大乡土社会的基本格局依然故我则是另一回事。

这是一个看似无解的问题。一方面，中国乡土社会过于庞大，中国乡土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也非常强大，重要的是，无论如何变化，长期以来，当然包括新文化运动及其所开启的新中国数十年现代化建设以来，在中国，乡土社会自组织的必要性依然巨大。今天，虽然中国乡村社会关于科学、教育、法制观念等现代价值取向与政府及现代教育的主张逐渐趋同，但是，基于广袤乡村的乡土社会的生产、生活组织以及社会支持等依然依靠并期待乡土的自组织系统（这是对基层治理的提醒还是反讽？），同时，乡土社会对生活改变的方向期待多在政府的贫困扶助和生产生活的乡土自助（这是对知识分子有关治理方式争议的提醒还是反讽？）。更进一步观察，乡土社会的自组织性已经不仅局限于乡村，其观念和价值取向随着城镇化加快而进入城镇，随着乡村子女读书进城而影响城市的新家庭和新社区，这个过程也许还需要几代人才能消化。另一方面，不面对乡土社会的知识分子现代性理念基本是痴人说梦，要改变乡土社会的知识分子们，当其个体们立足在民间的时候，总是显得较为矫情急迫和“方案冒进”，当其个体们一旦通过官民可接通的社会网络（形形色色的“科举制度”）进入治理“体制内”，其有关治理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则很快平顺地进入“理智”和“稳妥”状态。

如果可以撇开体制利益诱惑、科层制思维局限等价值判断，则可能看到处于民间的和处于官方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并不是同一个中国社会。在可以假设暂不考虑体制和个人私利因素（比如通过知识话语获利，又比如通过维系治理结构以维权等）的情况下，处于民间，并以为民间和民众代言相标榜的这部分知识分子，一直面对的是居庙堂之高的君王（国家）治理的中国官僚小社会。处于庙堂之上、励志千万种才思货与帝王家的这部分知识分子，一直面对的却是处于江湖之远的巨量型中国乡土社会。这似乎令人匪夷所思，其实，在此所讨论的并不是他们的立场和价值观，而是分析其治理方案在操作方面考虑的种种变量关系。当然，这两方面知识分子观念、价值、体制、文化选择之争，基本上是围绕合法性等内外安全的治理体制和方式、治理成本和效率等治理如何可能的问题，即便偶尔围绕治理结构中的人性问题、人本问题而展开时，也总是自然地漩入其本能性生成的内斗生态场中，乐此不疲地相向发动由文化基因所赋予知识分子们的“攻乎异端”天性，展开内斗。所以，他们所主张的人、人文、人性、人本、人的意义向度，则只属于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专业知识人士所专享，虽然这些美好的“东西”与乡土社会从事自组织生产和生活的大众，以及与进入城镇的乡民和变身为城市人的乡民后代的价值意向有关，包括与深陷乡土自组织生活和思维中的多数知识分子的价值意向有关，但却与其行动无涉。在中国，知识与个人合作，主要是人的生存状态与生活价值的叙事，知识分子们可以一团和气地相互欣赏，或者至多在利害取舍面前文人相轻，以及各自凭才气高下意气用事，等等，均无所不可，无所不能。但是，一旦涉及知识或与公共议题接触，则争论不休。当然，由于其争论主要是知识分子内部的价值向度游戏，多数时候与解决乡土社会问题的联系十分有限，所以其社会影响力也十分有限。从先秦开始，到新文化转折，再到改革开放激烈，其主要是知识分子对乡土社会启蒙的愿望，其主流是知识阶层内部竞赛的接续，一旦完成阶段性竞赛，则又转入治理方式盘旋，由此把一时兴起或借题发挥的乡土社会叙事搁置。所以，历史地看，包括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内的一轮轮的知识竞争，基本不变的主题是中国社会治理何去何从问题，而不是中国乡土社会如何有效更新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可能转向问题。就此，我们也就能部分地解释中国知识和文化的大小两个传统为什么可以并行不悖、为什么可以互通（旋转门）和为什么知识和价值向度总是盘旋却难以螺旋上升。不必简单以道德审判的方式将此归结为体制戕害知识分子的公共德性，而需要真正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国情决定了知识分子何去何从。那些曾经意气风发的公共知识斗士一旦进入体系内部就必得面对乡土社会，就不得不面对中国许多深层次问题，而这些多层次问题的核心，却是乡土社会的现代化转换何以可能这一难题。中国乡土社会要实现其现代化转换，就不得不要求知识分子与体制进行对接与合作（至少阶段性和分类方面），然而，正是这种对接与合作，必然将其中许多难得的清醒和坚韧坚守同化干净，渴望革新的知识分子们最终自主自觉地成为体制旧轨道上竞跑的新赛手。如果需要进一步细致地做完整分析，知识分子们进入体制内，个人的道德操守是一回事，其群体的明智认知智慧和工作方式顺应及其所能，则是另一回事。

这样，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为什么曾经的和当下的种种有益知识论争，很难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中国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面对稳定空间、接续时间、融合差异和自洽、容纳自组织的乡土社会及其宽广河流养育的中国文化引导其现代转型，或者，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体制支持的中国乡土社会能否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其现代进步。在中国语境及其生态场域中，谈论治理议题，深陷其中的，或高居其上的，或置身其外的一切知识分子，以及由此而生成的一切知识议题、一切知识向度和一切知识效度，都不能离开中国乡土社会说话。欧化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至目前为止，只是在把中国这个乡土社会在空间上截小和黏度上稀释（比如，在国土总量部分的沿海地区的全球化程度较高，在人口总量部分的内陆地区其全球化认知较多），或者只是把这个乡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的时间表上做了有限的加力，比如治理观念、技术的更新等，会有利于乡土社会的现代发展。欧化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能力把中国纳入现代体系，政府主导的改革开放也没有能力马上把中国社会完整纳入现代进程。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进程，无论就空间关系，还是时间维度或者文化层面，都只是大海中的冰山一角。冰山一角是已经比较现代化的一部分。这种“冰山一角”的现代进程，既膨胀着现代性的渴望不衰减，又能够引导社会在其现代世界治理体系中防止盲目碰撞；然而，保持冰山自组织运行的却仍然是深潜在大海水面之下的广袤空间，即孕育和负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和传统体制的中国乡土社会。

这个结论会让许多人莫名诧异，并进而失望。但是，事实就是，在人们看到的现代化物理事实和看不到的乡土社会事实之间，存在巨大分歧。无论如何，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甚至每个中国人，抛开其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份、地位、角色以及道德形象，从其根本的思想观念、认知方式、价值向度以及生存方式、人格取向和内在想望等方面观察，依然是乡土社会人，并依然身处乡土社会。我们有没有接受现代教育、具不具备现代技术、是不是知识分子的身份和我们人在不在乡下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事实上存在于乡土文化土壤中，并且以乡土意识为生存取向、认知取向、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正是仅此而论，多数中国人甚至所有中国人依然还是乡下人。

四

中国乡土社会的现代性进步，取决于两个要件。

首先，取决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取决于面广量大的小城镇建设的现代化进程。从根本论，在总量上处于多数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城镇，多数一产人口转移到二产三产是基本要素，并且需要空间进入现代化的人们在时间上却需要花几代人的代价才能进入现代进程。其中，知识的普及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普及，是中国乡土社会现代性进步的长期战略选择。在这里之所以强调“长期”，是因为尽管中国现在具有世界上最大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但是，在一个严重缺失商业资本长期积累的农耕社会，一个未经充分理性熏陶的城市社会，以及一个缺乏海洋意识的现代社会，这个不断壮大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所可能（即在理论上是必须解决，但在实际上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没有真正解决）解决的是个人的技术能力、知识进阶问题；就社会而论，中国高等教育所可能解决的仅仅是社会劳动市场高技术人力资源问题，却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解决现代理性社会必要的高素质劳动力同时兼备现代高素质公民的难题。

不仅如此，中国乡土社会的现代性进步还受到许多条件的长期制约，比如现实地受到诸如中国国家治理的法治进程及其实际的法治水平的制约，也要承受中国社会治理的民主进程及民主水平的牵制，更要接受其技术是否具有巨大进步以及其进步的技术的社会普及程度的制约，比如快捷、方便、低成本公共交通和公共信息分享的普及水平等，构成了中国乡土社会接受现代性转换的多元维度和广阔空间。在这些方面，知识分子大有可为。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知识的创新和普及，是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工下的分内之事。然而，上述知识趣味或知识理想要现实地转换为实际的社会责任和知识更新能力，其前提却是需要保持与乡土社会对话。因为，考量中国乡土社会进步与否以及衡量乡土社会的进步速率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上述哪个方面或哪些方面，也不是以什么方式加快提高了上述各个方面的进步水平，而是如何不止在观念更新和制度设计上推进乡土社会的现代性进步，更要在制度运行的无风险、低成本和高可靠性，以及能够推进多大开放度和进步程度上加快乡土社会的“收缩程度”和乡土意识的“更新程度”，最大努力地和更大程度地压缩乡土社会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更多地拉近与欧化世界的物理空间距离和现代文化心理距离。当然，这种拉近，不是趋同，更不是等同，能够成功地在现代化路径选择上自我主导的文明国家才能够赢得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机会。拉近，是真实地看清别人是什么，知道其中的道理，懂得如何与其相处，学会别人的好处，低成本地与其交易，处于某些公分母之下亦不低下。

其次，取决于中国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的比重。更少的农业和农村人口，更少更淡的乡土观念，是乡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要条件，中国急迫需要进入城镇化和工业体系物理空间的人口能够在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收入水平上达到中产阶级的状态。其中，中产阶级的经济收入易于测量，而中产阶级的经济生产方式则需要定义：个体能够通过市场化的手段相对自由地获得独立谋生的手段，并成为对收入和工作方式具有自决能力和议价能力的人。重要的是，这些由能够自决和议价的个体形成的群体，必须要在已然层面构成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主体部分。果真有此前提，今天知识分子有关中国国家治理的许多争论就将过时，治理争论也将从此跳出总是由穷和富、官和民两大阵营构成的老旧轨道。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最大的自组织结构不再来自乡土，而是来自城市，来自主导城市社会的中产阶级；社会自组织的力量也不会仅仅再停留在传统小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层面，而是跃升取向至现代社会生活的自组织方式。

过往近百年的时段，除了欧美的公共知识在启迪或魅惑中国知识分子，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家国观念也具有特殊影响力。俄罗斯知识分子自喻的国家救赎使命和深刻的大众救赎者的情结（见拙作《俄罗斯的精英社会基础》）成为中国传统读书人进入现代价值体系的另一个风向标，只是俄中两者虽都有英雄情结，却并不一样。俄罗斯的精神贵族同时兼具社会生活贵族的身份，中国精神贵族（知识分子）的多数人依然为社会平民，甚至是社会贫民。只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原本贫困的知识分子在不断被政策优厚待遇中成为美式的精英阶层，从而也易于以精英自居、热衷做起精英导向和精英决策的角色来。这条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价值向度的变迁脉络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成分构成和基本立场构成。

欧化的世界曾经让世界很多地方、很多时候因为丧失和被伤害而痛苦，在经历本土传统文明被肢解、生活被破碎、民族意识被强奸、生活制度被强制、集体和个体被降低至“人下人”的一连串伤痛过程，欧美先进技术和发达以后的欧美现代文明也更快地传播到世界各地。比起老欧洲，美国的老式殖民血腥在对印第安人的原罪之后虽然不算很多，但其新式的金融和文化殖民野心更大。巨大财富支撑了美国不可冒犯而可横行世界的强大军事力量。财富、军力创造了文化乃至意识形态优越的神话（美国，索萨），而且鼎盛数十年之久。但是，这一切，可能都会随美国经济实力下降而自动失魅。反过来，在当下国际话语权和国内治理认同存在疑惑的中国，如果其经济增长依然势头强劲，那么，随之人人可见的结果就是，中国的乡土社会会随之收缩，中产阶级会壮大，中产阶级（而不再是乡土阶层）的现代社会自组织能力将强大。届时，中国的军力会让任何觊觎者胆怯，中国文化开始外部获认、获魅而内部自信、自娱，中国知识分子百多年来对欧美和欧化的世界的仰视和自愧弗如将不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治理方案也将不再仅有欧美参照而会有自己内生和社会默认的蓝图，再没有罗马的标杆、示范、标准，只有自己走出来的道路和自己需要继续破局的天花板。

基于如上最基本的理性认知和判断，现在所谓国际社会担心和炒作的中国另类，并不会发生，相信即便中国现代化完全实现，中国收缩了的自组织乡土社会依然会发挥乡土思维某些温良恭俭让的惯性作用，中国人不会征服世界，哪怕文化征服世界。现在世人看到的中国某些族群暴发以后财大气粗的“嚣张”，其实只是一时的自我鼓舞（如同夜行吹口哨）和太久的自卑释放而已。中国社会将从数千年自组织的乡土生产、生活以及自足自娱方式出发，沿着世界需要什么就生产和供应什么的现代工业化致富路径，最终，能够达成在别人的世界入乡问俗、入乡随俗，在自己家里各美其美，在国际公共领域美美与共的境地。

当下，中国中央政府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观念非常宽泛而其基础十分确定的议题。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壮大和曲折前进的经验中，深谙中国国情、民情、乡情之根与乡土社会息息相关。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向未来美好的社会治理设计，会更多地脚踩乡土、认识乡土、推进乡土中国的现代化。

于时间上绵延悠长的历史，于格局上自成一体的文化，于空间上与欧化世界的遥远距离，决定了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出路。而且时至今日，顺序应该是开放改革。如今，开放才能促进改革。同时，在治理体系的建设上，自己主动地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而不能被迫开放造成外部国门洞开或内部结构失序，因为任何一种状态出现，都是治理现代化的大忌，也是治理现代化的大敌。经过数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有相当程度的默契，开放、改革和安全可持续，才能保持悠久历史在时间进程中的延续，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传承和乡土社会中中国大众生活的可持续和可进步。因为此三者既是必要的国家核心利益（包括对内的组织凝聚力、社会动员力和对外竞争的软实力），也是必要的乡土社会有序地和有机地进入现代化进程的条件，更是乡土之中的民心所向。做不到有序，则分裂社会、破坏生产和社会资源、损失国际市场议价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做不到有机，则分离人心、损伤家庭和公民权益以及整个社会资本，当然，损失最大的依然是尚深陷乡土社会的巨量人口。

因而，坚韧不懈地、温和理性地和渐进不弃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能做不到是中国所有知识分子的使命，但却应该是有乡土社会知识同时有乡土责任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中国协商式民主的可靠通道。当然，也理应是参与中国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所有中国人应然的使命和应然的进路。

 

作者简介

陆丹，男，汉族，1960年6月出生，198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江苏扬州人。1983年在扬州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2009年在上海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社会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三亚学院党委书记、校长。2006年荣获首届海南省十大创新人物称号；2009年当选为海南省人学学会会长；2010年被聘为海南省委省政府直接重点联系专家，任三亚市社科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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