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至8世纪末的地中海商业
如果俯瞰罗马帝国，首先得到的一个强烈印象是它的地中海特性。帝国的疆土几乎没有超过它所四面环抱的那个内陆大湖的沿岸地区。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和撒哈拉等边远地区形成保护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广阔防御圈。毋庸置疑，地中海是罗马帝国政治统一和经济统一的保证。帝国的存在依赖于它对海的控制权。如果没有这条重要的交通线，则对于罗马世界的管理和供应都是不可能的。当帝国逐渐衰老的时候，帝国的海的特性更加突出起来，看到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帝国以前的内陆首都罗马在4世纪时被放弃了，取代它的是一个既是首都又是良港的城市——君士坦丁堡。
的确，从3世纪末期起，帝国的文明便暴露出无可否认的衰落现象：人口下降；力量衰退；蛮族开始威胁边界；政府竭力为着本身的生存而斗争，日益增加开支，导致税收剥削，使人民越来越受国家的奴役。然而这种衰落似乎没有明显地危害地中海的航运。地中海仍然是活跃的，这与逐渐陷入死气沉沉的大陆各省形成对照。地中海继续使东部和西部保持着接触。在受同一海水浸润的如此迥异的地域之间，加工的产品或天然的产物的交流未见停止：君士坦丁堡、埃德萨、安条克和亚历山大的织物；叙利亚的酒、油和香料；埃及的纸草；埃及、非洲和西班牙的小麦以及高卢和意大利的酒。以金索利达为基础的君士坦丁货币制度的改革，甚至可能大大地促进了商业活动，因为改革使商业活动得到好处，可以使用一种优异的货币，这种货币被普遍用作交换的工具和表示价格的手段。
在帝国的两大地区——东部和西部之间，东部不仅文明比较优越而且经济活跃的程度高得多，所以远远超过西部。在4世纪以后，除在东部以外，不复存在真正的大城市。也正是在东部，出口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集中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罗马世界是这些工业的市场，叙利亚船只负责运输。叙利亚人在商业上的优势定然是后期罗马帝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事实之一。 [1] 叙利亚人在商业上的优势必定大大有助于最终可能拜占庭化的社会逐步东方化。以海为媒介的这种东方化清楚地证明，当衰老中的帝国逐渐变弱，在蛮族的压力下从北方后撤，越来越收缩到地中海沿岸的时候，地中海的重要性日益增长。
因此当我们看到下述情况的时候就不会感到惊奇：即日耳曼人从入侵时期之始，竭力推进到地中海海岸以定居在那里。当3世纪边界在他们的压力之下第一次后移的时候，他们一起冲向南方。库阿迪人和马尔科马尼人侵入意大利，哥特人开向博斯普鲁斯海峡，法兰克人、苏埃维人和汪达尔人渡过莱茵河，片刻不停地迅即推向阿基坦和西班牙。他们不想定居在与他们接壤的北方各省。显然，他们垂涎那些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因而富裕丰足、文明迷人的福地乐土。
蛮族最初的尝试只是留下一些废墟，并未造成其他持续性的后果。罗马还有足够的力量将入侵者赶过莱茵河和多瑙河去。在一个半世纪中，罗马耗尽了军队和财力，终于遏制住了他们。然而日耳曼人和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得越来越不平衡：日耳曼人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因为人口的增长使得他们更加迫不及待地向外扩张；而帝国人口的减少，越来越不能进行抵抗，不过我们不禁钦佩帝国进行抵抗的技巧和坚韧。5世纪初，大势已去。整个西部地区遭受侵占。罗马诸省变成日耳曼诸王国。汪达尔人定居在非洲，西哥特人在阿基坦和西班牙，勃艮第人在罗讷河流域，东哥特人在意大利。
这个国家名单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地中海国家。这足以说明，虽然征服者最后可以随心所欲地定居在他们所喜爱的任何地方，但他们的目标却是海，就是罗马人在漫长的岁月中既亲切又自豪地称之为我们的海的那个海。征服者急于沿海岸定居下来，欣赏那里的美景，所以他们无有例外地一起向海走去。如果说法兰克人开始时并未到达地中海，那是因为他们来得太迟，发现地盘已被占尽。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在那里争取地盘。克洛维 [2] 已经想要征服普罗旺斯，准是狄奥多里克的干涉使他未能将王国的边界伸展到蔚蓝色的海岸。起初未能得逞不可能使他的继承者们气馁。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在536年，他们利用查士丁尼进攻东哥特人的机会，迫使东哥特人把他们垂涎的地区让给了他们。看看从此以后墨洛温王朝又如何坚持不懈地逐步变成一个地中海强国，那是激动人心的。希尔德贝尔和克洛泰尔 [3] 于542年冒险进行越过比利牛斯山的远征，然而出师不利。意大利特别引起法兰克国王们的垂涎。他们首先与拜占庭人而后与伦巴德人结盟，希望立足于阿尔卑斯山以南。他们屡次受挫然而再接再厉。539年特德贝尔 [4] 已经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而在其所占领的地方于553年为纳赛斯 [5] 夺回之后，他在584至585年和588至590年间进行了多次的努力，以重新夺取这些地方。
日耳曼人定居在地中海沿岸绝不标志着这是欧洲历史上一个新时期的转捩点。尽管这件事所引起的后果是巨大的，然而它并未把过去彻底摧毁，也未打断传统。入侵者的目的不是消灭罗马帝国，而是想在那里安居乐业。总的说来，他们所保留下来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所破坏的东西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新东西。确实，他们在帝国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诸王国，使帝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在西部欧洲消失了。从政治观点来看，从此以后退缩到东部的罗马世界失去了以往使帝国的疆界与基督教的疆界相一致的基督教世界帝国的性质。然而帝国远未从此变得与其失去的省份毫不相干。在那些地方，帝国的统治消失以后，帝国的文明还存在着。帝国的文明通过教会、语言以及通过制度和法律的优越性而使征服者接受。在随着入侵而产生的动荡、不安、贫困和混乱之中，帝国的文明确实有所衰退，即使在这种衰退之中，仍然保留着鲜明的罗马的面貌。日耳曼人不可能，况且也不想摒弃帝国的文明。他们使帝国的文明粗俗化，但是并未有意识地使之日耳曼化。
这种论断的最好证明就是帝国的海的特性一直保持到8世纪，刚才我们已经指出海的特性是帝国的基本特性。在入侵时期之后地中海并未失去其重要性。地中海对于日耳曼人来说仍旧是他们到来以前的那样：欧洲的中心，我们的海。因此尽管废黜西罗马的最后一个皇帝（476年）在政治方面非常重要，然而这件事并不足以使历史的进程改变遵循了几个世纪的方向。相反，历史在同一个舞台上并在同样的影响下继续向前发展，还没有迹象预示罗马帝国创建的从大力神柱 [6] 到爱琴海、从埃及和非洲海岸到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海滨的文明共同体的终结。尽管新世界沦为蛮族的殖民地，但就总的轮廓而言，新世界保留了古代世界的面貌。研究从罗慕路斯·奥古斯都鲁斯 [7] 到查理大帝的历史进程必须始终注视着地中海。 [8]
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地中海的沿岸展开。从493至526年，狄奥多里克统治下的意大利拥有对日耳曼诸王国的霸权，罗马的传统力量通过这个霸权得以持续和确保。以后，狄奥多里克去世了，而这种力量更为清楚地显示出来。查士丁尼差不多恢复了帝国的统一（527—565年）。非洲、西班牙和意大利被收复，地中海又成为罗马的一个湖。确实，拜占庭由于实力的大量消耗而衰弱，对于所取得的惊人业绩，既不能将其完成，甚至也不能保持其完整。伦巴德人从它那里夺走了意大利北部（568年）；西哥特人摆脱了它的桎梏。然而它并未放弃它的抱负。它仍然长期保有非洲、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由于地中海，它并未停止对西部的控制。它的舰队如此牢靠地掌握着地中海的控制权，以致欧洲的命运在当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地中海的波涛。
政治的演变是如此，文明如果不是比之更甚的话，也不会比之逊色的。还需说起波提乌斯（480—525年） [9] 和卡西奥多罗斯（477—约562年） [10] 如同圣本笃（480—543年）和教皇格雷戈里一世（590—604年）一样是意大利人，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570—636年） [11] 是西班牙人吗？正是在意大利保留了最后的一些学校，与此同时意大利把修道制度传播到阿尔卑斯山以北。正是在意大利，古代文化留下的东西与在教会之中产生的新东西相互汇合。西部教会所显示的一切具有活力的东西汇合在地中海地区，只有在那里教会才具有能够发动伟大事业的组织和精神力量。在高卢北部，教士处于粗俗和软弱状态。基督教必须从遥远的意大利海岸，而不是从邻近的高卢海岸，传给盎格鲁-撒克逊人（596年）。圣奥古斯丁到达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也是地中海保持着历史重要性的明显证据。如果我们想到爱尔兰的福音传教归功于来自马赛的传教士，比利时的使徒圣阿芒德（死于约675年）和圣勒马克尔（死于约668年）都是阿基坦人，则圣奥古斯丁到达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这件事情看来就更有意义了。
更为清楚的是，欧洲经济的演变看来是罗马帝国经济演变的直接延续。或许在经济领域如同在所有其他领域一样，出现了社会景气的下降。我们已经看到在帝国末期出现衰退现象，入侵的灾难自然使这种现象更加突出。但是，如果认为日耳曼人的到来所造成的后果，是单纯的农业经济和商品流通的普遍停滞代替了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12] 所谓蛮族人厌恶城市的说法，是公认的神话，已为事实所揭穿。尽管在帝国的边远地区，某些城市遭到抢劫、焚毁和破坏，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的城市得以幸存。统计一下今天存在于法国、意大利甚至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城市，可以证明这些城市中大多数都坐落在原来罗马城市所在的地方，而且它们的名字也往往只是罗马城市名字的变形。
我们知道教会是按照帝国行政区域来划分教区的。一般来说，每个主教管区相当于一个城市。因为教会组织在入侵时期几乎一点没有改变，结果在日耳曼征服者建立的新王国中，教会组织保留了它的城市特性。这是确确实实的，以致从6世纪起，城市一词具有主教管辖城市即主教管区中心的特殊含义。作为教会基础的帝国灭亡之后，教会得以幸存，因此教会在保卫罗马城市的生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也应该承认，这些城市本身也长期保持着很大的重要性。并不是日耳曼人一到，城市制度就骤然消失了。我们看到，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西班牙，甚至在高卢，这些城市保留着十人团——一种由拥有司法和行政权力的地方长官组成的团体。它的细节我们不清楚，但是它存在和起源于罗马却是不容否认的 [13] 。我们还看到在这些城市里设有城市保卫官，并且把正式的法令记入城市志。另一方面，更为无可置疑的是，在我们看来这些城市是经济活动的中心，这种经济活动也是以前文明的遗存。每座城市仍是周围农村的市场、所在地区大地主的冬居地，只要地理位置适中，它也是商业的中心，距离地中海海岸愈近，商业发展程度愈高。读一读图尔的格雷戈里的著作就足以使自己相信，在他那个时代的高卢还有一个定居在城市的专业商人阶级。在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段落中，他提到凡尔登、 巴黎、奥尔良、克莱蒙费朗、马赛、尼姆和波尔多的商人。 [14] 或许应该注意不要夸大他们的重要性，而低估他们的价值同样也是大错特错。无疑，墨洛温高卢的经济组织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是建立在农业而不是任何其他活动形式的基础上的，因为在罗马帝国时期已经是这样，所以这时情况更为明显。但是这并不妨碍内部的商品流通即食物与商品的进出口起着相当积极的作用，以致应该承认这种进出口对于社会生计是必不可少的。商品通行税卡的收入提供了一个间接的证明。我们知道，罗马行政当局在公路、港口、桥梁和其他地方设置的征收通行税的关卡被称为商品通行税卡。法兰克的国王们让这些关卡全部继续存在，并且从中得到如此大量的收入，以致征收这类捐税的人员名列在国王的最有用的官员之中。
日耳曼人入侵以后商业得以保持，同时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以及作为商业工具的商人也得以继续存在，这一切是由于地中海贸易还在继续。君士坦丁大帝以后地中海贸易是个什么样子，在5至8世纪，从大的轮廓来看，地中海贸易还是那个样子。地中海贸易的衰落在加剧，事实或许如此；然而，拜占庭的东部和蛮族统治的西部之间呈现出一幅不曾间断的相互交往的图景，这也同样是事实。通过从西班牙和高卢海岸到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海岸的航运，地中海沿岸地区继续保持几个世纪以来在帝国共同体内形成的经济统一。由于处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罗马世界的经济组织在政治分裂以后得以继续存在下来。
即使没有其他证据，法兰克诸王的货币制度就足以清楚地证明这一事实。这种制度大家所知甚多，这里毋庸赘述，它纯粹是罗马的，严格地说是罗马拜占庭的。这种货币制度之所以是罗马拜占庭的，是由于这种货币制度所铸造的硬币是索利达（solidus）、特里恩（triens）和德纳鲁（denarius），即苏（sou）、三分之一苏（le tiers de sou）和德尼埃（denier）；还由于这种货币制度所用的金属是金子，金子用来铸造苏和三分之一苏；也由于这种货币制度所给予硬币的重量；最后还由于这种货币制度所规定铸在硬币上的塑像。请注意：在墨洛温诸王时期，铸币厂长期保留着这样的习惯，即在硬币正面铸上皇帝的胸像，在其反面铸上皇帝的胜利的象征，并且这种模仿趋于极端，当拜占庭人用十字架代替那次胜利的象征时，他们立即效法。如此十足的奴颜婢膝非用某种迫切的理由来解释不可。原因显然在于必须保持当地货币与帝国货币之间的一致性。如果不是在墨洛温的商业和地中海整体商业之间继续存在着最紧密的联系，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墨洛温的商业继续紧紧地和拜占庭帝国的商业联系在一起，则保持货币的一致性就是毫无理由的。 [15] 而且，关于这种联系还有大量的证据，这里只要提出其中最有意义的几件也就足够了。
首先请注意，直到8世纪初，马赛继续是高卢的大港。图尔的格雷戈里在他所写的大量轶闻中有时谈到这座城市，从他的措辞来看，我们不能不认为马赛是一个特别生气勃勃的经济中心。 [16] 非常活跃的航运把马赛与君士坦丁堡、叙利亚、非洲、埃及、西班牙和意大利联结在一起。东部地区的产品——纸草、香料、奢华的织品、酒和油——是经常输入马赛的物品。外国商人，大部分是犹太人和叙利亚人，在马赛安家。他们的国籍表明了马赛和拜占庭各地区之间关系的紧密。最后，墨洛温时代在马赛所铸造的数量非常之大的硬币为那里商业的活跃提供了物证。 [17] 该城的人口除了商人以外一定还包括人数相当众多的工匠阶级。 [18] 因此从各个方面来看，马赛在法兰克诸王统治时期似乎都很好地保留了罗马城市鲜明的城市特性。
马赛经济的发展自然蔓延到该港的腹地。在马赛的吸引下，高卢的全部商业都朝向地中海。法兰克王国最重要的商品通行税卡就设置在该城附近的福斯、阿尔、土伦、索格、瓦朗斯、维也纳和阿维尼翁。 [19] 这就清楚地证明在马赛上岸的商品被运往内地。商品既经过罗马的公路也经过罗讷河与索恩河到达王国的北部。我们还有国王准许科比修道院免向福斯征税卡缴纳大量食物和产品的通行税的证书，可以看到在这些免税的物产中既有纸草也有来自东方的品种异常繁多的香料。 [20] 在这种情况下，做出下述假定不可谓之大胆，即大西洋沿岸的鲁昂港和南特港以及北海沿岸的康托维克港和杜尔斯泰德港的商业活动是靠马赛的吸引力来维持的。圣德尼市集如同香巴尼市集将在12和13世纪所做的那样（我们可以认为圣德尼市集是香巴尼市集的“前兆 ”），使得经鲁昂和康托维克而来的盎格鲁-撒克逊商人与伦巴第、西班牙、普罗旺斯的商人取得接触，因而使得他们参加地中海的商业活动。 [21] 但是显然在王国的南部地中海的影响最为明显。墨洛温高卢的所有最大的城市如同罗马帝国时代一样全部在卢瓦尔河以南。图尔的格雷戈里提供的关于克莱蒙费朗和奥尔良的详细情况，表明在这些地方的墙垣之内有犹太人和叙利亚人的名副其实的殖民地。如果说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享有特权地位的那些“城镇”尚且如此，像波尔多和里昂那样一些更为重要得多的中心也一定是如此。而且我们知道在加洛林时代里昂仍有为数很多的犹太居民。 [22]
或许这就足以得出如下结论：由于地中海航运的继续与马赛所起的中转站的作用，墨洛温时代存在着我们确实可以称之为国际贸易的活动。如果认为在高卢的东方商人的买卖只限于奢侈品，则肯定是错误的。或许贩卖金银器、陶瓷器和丝织品可以使他们牟取巨利，但是这不足以解释为何他们人数特别之多，而且他们异常地遍及全国。马赛贸易首先是靠一般消费品如酒、油（且不说香料和纸草）来维持的。如上所述，这些商品输出到北部。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法兰克王国的东方商人在从事批发生意。他们的船只在马赛码头卸货之后，当离开普罗旺斯海岸的时候，带回去的肯定不仅有旅客而且还有回程货物。确实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并未向我们提供有关这些货物的性质的情况。在各种推测之中，可能性最大的是，这些货物中至少很大一部分是当作货物的人，也就是奴隶。直到9世纪末奴隶贸易在法兰克王国一直进行着。对萨克森、图林根和斯拉夫地区的蛮族人所发动的战争为奴隶贸易提供了似乎相当丰富的货源。图尔的格雷戈里谈到了属于奥尔良的一个商人的一些萨克森奴隶。 [23] 下述推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个萨莫在7世纪的上半叶带着一帮伙伴前往温德人的国家，最后成了那里的国王，萨莫只不过是一个贩卖奴隶的冒险家。 [24] 最后请注意，犹太人在9世纪时仍旧相当积极地从事的奴隶贸易一定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虽然墨洛温高卢的大部分商业无可否认地掌握在东方商人手中，然而除了东方商人之外还有资料提到本地商人，而且很可能他们之间还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图尔的格雷戈里并非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本地商人的情况，如果这些情况不是偶然写进故事的，那么篇幅一定长得多。他告诉我们国王同意给予凡尔登的商人们一笔贷款，他们的生意是如此兴隆，以致他们不久就能够还钱给国王。 [25] 他告诉我们在巴黎有一个商人之家，很可能是一种商场或商店。 [26] 他还告诉我们一个商人利用585年的大饥荒发财致富。 [27] 毫无疑义，所有这些轶闻谈到的是职业的商人而不是偶尔的普通卖者或买者。
墨洛温高卢在我们面前所展现的图景自然也同样出现于地中海沿岸的其他日耳曼王国——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非洲的汪达尔王国、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之中。狄奥多里克的敕令中包括着大量的有关商人的规定。迦太基继续是与西班牙联系的重要港口，它的船只似乎甚至上溯到波尔多。西哥特的法律也提到海外的商人。 [28]
从这一切可以得出有力的结论：在日耳曼人入侵以后，罗马帝国的商业活动继续在进行。日耳曼人的入侵并未终结古典时代的经济统一。由于地中海及其所维持的西部和东部的联系，这种统一相反非常清楚地得以保存。这个欧洲的内陆大海不再和过去一样属于同一个国家，但是还没有理由预见它不久将停止发挥几个世纪以来对周围地区的吸引力。尽管地中海地区出现了变化，新世界并未失去古代世界的地中海特性。新世界的卓越活动仍旧集中在地中海沿岸，并且在那里受到滋养。没有迹象预示罗马帝国创建的文明共同体的终结。在7世纪初，任何展望未来的人，都找不到任何理由不相信传统将继续下去。
然而，当时合情合理的预见并未实现。日耳曼人入侵以后得以幸存的世界秩序，在伊斯兰教的入侵中却难免于难。一场全球性大灾难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将世界秩序抛出了历史的轨道。甚至当穆罕默德（571—632年）在世的时候，也没有人想到过这种情况并做好应付的准备。但是这股力量只用了五十多年的时间就从中国海扩展到大西洋。没有东西能够阻挡住它。第一次冲击，它推翻了波斯帝国（633—644年），相继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了叙利亚（634—636年）、埃及（640—642年）和非洲（643—708年），并侵入西班牙（711年）。它的侵略性进军到8世纪初才停止下来，那时一方面是君士坦丁堡的城墙（717年），另一方面是查理·马特的士兵（732年），粉碎了它对基督教两翼实行包抄合围的强大攻势。但是，尽管伊斯兰教的扩张力量衰竭了，它却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它的快速推进摧毁了古代世界。古代世界聚集起来的地中海共同体完结了。这个曾把共同体的各个地区联合在一起的亲密似家庭的海洋，将变成各个地区之间的障碍。几个世纪以来在地中海沿岸各个地区，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宗教是相同的，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是相同的或者非常相近的。北方蛮族的入侵对于这种情况没有基本的改变。现在这些文明的诞生地突然失去了它的文明，对先知的膜拜代替了对基督的信仰，穆斯林法代替了罗马法，阿拉伯语代替了希腊语和拉丁语。地中海曾经是一个罗马湖，现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穆斯林湖。从此以后，地中海把欧洲的东部和西部分开，而不是将其统一起来。原来联结拜占庭帝国与西部日耳曼诸王国的纽带断裂了。
[1] P.舍费尔博伊肖斯特：《在西方的叙利亚人的历史》〔《奥地利历史研究所通报》，第6卷（1885年），第521页〕；L.布雷伊埃：《中世纪初期东方人在西方的侨居地》〔《拜占庭杂志》，第12卷（1903年）〕。参阅F.居蒙：《在罗马异教中的东方宗教》，第132页（巴黎，1907年）。
[2] 克洛维（Clovis，481—511年），法兰克王国的创建者。——译者
[3] 希尔德贝尔（Childebert）和克洛泰尔（Clothaire），克洛维之子。——译者
[4] 特德贝尔（Theudebert），克洛维之孙。——译者
[5] 纳赛斯（Narsès，472—568年），查士丁尼的将军，曾任意大利总督。——译者
[6] 大力神柱指欧洲的直布罗陀角和非洲的休达角，相传这两个海角是由大力神的臂膀分开的。——译者
[7] 罗慕路斯·奥古斯都鲁斯（Romulus Augustulus），西罗马的末代皇帝（475—476年）。——译者
[8] H.皮雷纳：《穆罕默德和查理大帝》（《比利时文献和历史杂志》，第1卷〈1922年〉，第77页）。
[9] 波提乌斯（Boëthius），古罗马晚期哲学家，曾为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所重用。——译者
[10] 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狄奥多里克时期的作家、政治家。——译者
[11] 伊思多尔（Isidore），塞维利亚的大主教。——译者
[12] A.多普施：《欧洲文化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第2卷，第527页（维也纳，1920年），有力地驳斥了所谓日耳曼人使罗马文明消失的观点。
[13] 菲斯泰尔·德·库朗热：《法兰克王国》，第236页；A.多普施：《欧洲文化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第2卷，第342页；E.迈尔：《德国和法国政治制度史》，第1卷，第296页（莱比锡，1899年）。
[14] 见《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4卷，第43节；第6卷，第45节；第8卷，第1、33节；第3卷，第34节。
[15] M.普鲁：《巴黎国家图书馆墨洛温王朝货币目录》的“序言”；H.皮雷纳：《经济对比：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比利时文献和历史杂志》，第2卷（1923年），第225页〕。
[16] 《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4卷，第43节；第5卷，第5节；第6卷，第17、24节；第9卷，第22节。参阅教皇格雷戈里一世：《书信集》，I，45。——在马赛有一个仓库（cellarium fisci，catabolus），内中有一个钱柜，进口税款无疑存放在那里，7世纪末还存放着相当多的钱财，俾使国王能够依靠这个钱柜建立为数达100金苏的年金。请看《德意志历史文献·证书》，第1卷，第61和62节所载圣德尼修道院的例子。参阅《德意志历史文献·墨洛温王朝的著述》，第2卷，第406页。
[17] M.普鲁：《巴黎国家图书馆墨洛温王朝货币目录》，第300页。
[18] 确实不可能不设想在马赛有一个工匠阶级，人数之多至少相当于6世纪中叶还存在于阿尔的工匠阶级。F.基内：《普罗旺斯政治制度史》，第29页（莱比锡，1900年）。
[19] 《马库尔菲的税则》，措伊默尔校注，第100页，第1节。
[20] L.勒维兰：《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授予科比修道院的特许状的考证研究》，第220、231、235页（巴黎，1902年）。这里说到的是埃克斯昂普罗旺斯附近的福斯商品通行税卡。《马库尔菲的税则》（措伊默尔校注，第11页）证明鱼汁、海枣、胡椒和其他许多东方产品是高卢北部的日常食品。至于纸草，《科比的阿达拉尔的章程》的附录中保留着一份文献（盖拉尔校注：《修道院长伊尔米农的土地农奴清册》，第2卷，第336页），证明纸草必定是广为传播的日常用品。因为这份文献同油脂一起提到纸草，所以可以相信纸草像今天的油纸一样用作灯笼的护罩。我知道有人认为上述文献是加洛林时代的东西。但是人们只能提出这份文献是附录在《阿达拉尔的章程》之后作为这种看法的论据，除此以外不能提出任何其他理由。这种情况不足为凭。由于纸草从9世纪初期起消失，我们不得不把这份珍奇的文献的时间上溯一百年左右。
[21] 629年批准圣德尼修道院对该市集征税的《达戈贝尔的证书》（《德意志历史文献·证书》，第1卷，第140页）普遍地被认为值得怀疑。然而人们提不出足以否定这份证书真实性的有效证据。而且即使这份文献不是出自达戈贝尔的中书省，它也无疑是加洛林时期以前的东西，人们没有理由对它向我们提供的有关经常举行圣德尼市集的详细情况表示怀疑。
[22] 见《阿戈巴尔的书信》（《德意志历史文献·书信》，第5卷，第184页以下）。
[23] 《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7卷，第46节。
[24] J.戈尔：《萨莫和卡兰蒂尼的斯拉夫人》（《奥地利历史研究所通报》，第11卷，第443页）。
[25] 《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3卷，第34节。
[26] 《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8卷，第33节。
[27] 《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6卷，第45节。627年，一个名叫约翰的商人向圣德尼修道院捐赠（《德意志历史文献·证书》，第1卷，第13页）。《达戈贝尔言行录》（《德意志历史文献·墨洛温王朝的著述》，第2卷，第413页）谈到一个名叫萨洛穆的商人，实际上他或许是一个犹太人。
[28] A.多普施：《欧洲文化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第2卷，第432页；F.达恩：《西哥特人的商业和商业法·建筑用石》，第2卷，第301页（柏林，18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