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史前时期

略论新疆的彩陶

一、引言

在古代人类历史中，彩陶曾经在很多地区占据过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不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皿，而且是表现原始艺术才能的一个重要载体。由于其数量较多，花纹图案繁缛多变，所以对彩陶进行分析研究，是研究原始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这种研究，往往可以分出不同的文化及其类型，可以看出不同文化及其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区别。

在我国的原始文化中，彩陶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尤其是中原和甘青地区最为发达，这是大家共知的。但是在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彩陶的情况如何，人们知道的却很少。所以，谈谈新疆的彩陶是有必要的，它可以补充和丰富我国的彩陶文化。同时，新疆地处亚洲中部，是中西交往的必经之路。自从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提出“中国彩陶文化西来说”之后，尽管受到我国学者的严正批判，但国际上仍然不时重复这种论调1 ，而我国考古工作者最近几年又根据甘青地区的彩陶提出了中国彩陶西渐说的主张2。不论是西来说还是西渐说，新疆地区的彩陶都是一个关键。只有搞清楚新疆地区的彩陶情况，这个国际上争论了几十年的问题方可以得到最后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研究新疆地区的彩陶就更显得重要了。

需要指出，新疆地域辽阔，自然环境比较特殊，迄今为止，发现的彩陶不算很多，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地面采集，有的仅是几块碎片而已，正式发掘的遗址很少，有些材料又未全面公布，这就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有许多问题目前还不可能一下说清楚，这只能有待于今后的不断工作去逐渐解决。本文拟就现有掌握的资料展开一些分析讨论，并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或结论。由于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或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二、新疆彩陶的发现情况及其地理分布特点

由于过去没有系统地介绍过新疆的彩陶，所以有必要在这里简单地回顾一下新疆彩陶的发现情况。新中国成立前，新疆就有彩陶发现，这主要是1928年中瑞科学考察团的中国学者黄文弼和瑞典学者贝格曼二人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随后的1929年和1930年，黄文弼又陆续发现了一些彩陶。这些发现基本上都是地面采集，数量不多且很零散，地点总计约有十五个。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在全疆范围内进行了普遍的文物考古调查，特别是最近几年，文物考古工作有了较大规模的开展，陆续发现了不少彩陶地点，总计约有二十七处。其中绝大部分系地面采集，仅有个别的几个地点进行了试掘和发掘。这些工作主要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文物队和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进行的。为了使大家对新疆彩陶的发现情况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现做一登记表于下：

新疆彩陶发现情况登记表

该表基本上反映了迄今为止新疆所有彩陶的发现概况。看了这种概况，我们觉得，在占全国面积六分之一的辽阔土地上，仅有四十多个地点发现有彩陶，这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较实在有些太少了。当然，在沙漠、高山占去了很大面积的新疆，不可能像黄河流域那种适宜农业的地带一样散布有非常丰富的彩陶遗址，但是，也可以肯定地说，在新疆还有许多彩陶遗址尚未被发现。我们相信，随着今后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必将会陆续发现新的彩陶地点，尤其是在一些较宜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另外，从上面介绍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彩陶都来自地面采集，缺乏整体概念和地层关系。因此，今后的工作应在继续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一些合适的地点进行发掘，这样才能使我们对新疆的彩陶乃至原始文化有逐渐深入的认识。

尽管如此，仅就目前已经积累的几十年的材料，我们也可以大致看出新疆彩陶的一些地理分布特点。首先，它们可以大致上分为四个区域：（1）东疆区，即哈密、伊吾、巴里坤、鄯善、吐鲁番等；（2）天山北麓区，即木垒、奇台、伊宁、昭苏等；（3）天山南麓区，即托克逊、和硕、焉耆、轮台、库车、沙雅、阿克苏等；（4）昆仑北麓区，即罗布淖尔、且末、皮山等。在这四个区域中，以东疆区的彩陶分布最为密集，例如哈密有三堡的焉不拉村、五堡的哈拉墩和水库边上的克孜克确卡、庙尔库、庙尔沟；伊吾有吐尔干、巴克奇拉、克尔萨依；巴里坤有石人子乡、焉家村、大河公社；鄯善有七格曼、火什江扎；吐鲁番有阿斯塔那、哈拉和卓、胜金庄、雅尔湖、让布工商等共十八个地点，约占新疆所有彩陶地点的43％。其次，新疆彩陶的分布是和新疆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新疆境内高山峻岭绵亘，沙漠戈壁纵横，天山山脉屹立于中，昆仑山脉屏障于南，著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坐落在两大山系之间。在这种自然条件下，无论是现在的居民还是远古的人们一定要选择有利于生存条件的地域，尤其是古代从事农业或半农半牧经济的人们更是如此，而这种地域除了有水有平地的山谷地带和坡前地带以及沙漠边缘的绿洲地带外，其他地方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新疆的彩陶基本上都是分布在天山和昆仑山脉的山谷或坡前地带以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绿洲地带。再次，上述四个区域的彩陶分布又与新疆境内的古今交通道路相一致。从东疆区的哈密、吐鲁番经过天山北麓区的木垒、奇台直到最西边的伊宁、昭苏，在今天是一条交通大道，在古代也是一条交通大路。《后汉书·西域传》记云：“自伊吾（哈密）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吐鲁番）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吉木萨尔）五百里”，“后部西通乌孙（伊犁一带）”，即指此道而言。从东疆区的吐鲁番经过托克逊、和硕、焉耆、轮台、库车到阿克苏，再往西至喀什，在今天是一条主要交通干线，在古代同样是一条主要交通干线。《汉书·西域传》所记“自车师前王庭（吐鲁番）随北山波河西至疏勒（喀什），为北道”即系此道。从昆仑北麓区的罗布淖尔经过且末、皮山到莎车、喀什，在今天虽然已失为主要道路（且末至民丰一段多为沙漠所淹，但行人往来还是不断的，而民丰至莎车、喀什仍然是主要交通干线），但在古代，却是与天山南麓的大道并驾齐驱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即《汉书·西域传》所记的“从鄯善（罗布淖尔南）傍南山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还有，从新疆彩陶的分布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这种情形，即从邻近甘肃的东疆区的哈密沿着天山北麓向西直到伊宁、昭苏，自东向西连成一线，从吐鲁番沿着天山南麓向西直到阿克苏，也是自东向西连成一线，从罗布淖尔沿着昆仑山北麓向西直到皮山，还是自东向西连成一线。同时，东疆区的彩陶分布比较密集，而在邻近帕米尔高原的西部地区诸如喀什、疏勒、疏附等地至今却未见彩陶的踪迹。这种情况似乎不是偶然性所致，而可能是一种必然性的反映（说见下文）。最后，新疆的有些彩陶发现于古代城址之中，特别是靠近西部的一些地点，这似乎也是有别于其他地区的一个分布特点，它当与彩陶存在的时代有关 （说见下文），参见图一。

三、新疆彩陶的特点

由于许多地点发现的彩陶数量很少，且多系碎片，有些资料又未公布，所以我们还难以对每一个地点的彩陶进行分析说明。现在我们按上面划分的四个区域对其中一些发现彩陶片较多或器形较完整或其花纹有代表性的地点的彩陶做一些介绍，然后再做一些概括和总结。

东疆区：哈密县庙尔沟的彩陶多夹砂红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花纹比较简单，主要是条纹和短线纹，在个别的把手上绘有树枝形纹（图二，1、2、3、4）。焉不拉村的彩陶多系夹砂灰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花纹主要是直、斜、弧线组成的简单图案，往往是用斜线勾成大三角，三角内填以平行或交错短斜线。一件完整的彩陶罐，单耳，圜底，口沿处饰一圈垂直短线，下腹部画几条平行圆弧线（图二，5、6、7、8、9、10）。克孜尔确卡的彩陶为夹砂红陶，红衣黑彩，花纹的特点是在口沿处有一圈倒三角，腹部为平行竖条纹（图二，1l、12）。巴里坤县石人子乡的彩陶均夹砂红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花纹主要是横、竖、斜短线和弧线及网纹，都比较简单，个别的把手上绘树枝形纹，有内彩，多是在口沿里壁绘一圈短线。一件残双耳彩陶罐，口沿处有—圈倒三角，肩部绘一圈内填网纹的大倒三角，口沿里壁绘一圈短竖线（图三，1、2、3、4）。大河公社的一件完整彩陶罐，单耳，圜底，夹砂红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在口沿、上腹和下腹各绘一圈内填折线三角的宽条带纹（图三，6）。鄯善县火什江扎的彩陶多夹砂红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花纹有倒三角、内填短斜线的大倒三角、由倒三角向下延长的竖条纹等，有内彩，多是在口沿里壁绘一圈倒三角（图三，7、8、9、10）。吐鲁番县阿斯塔那的彩陶多夹砂红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花纹主要是粗细线条、网纹等（图四，1、2、3、4）。哈拉和卓的彩陶多夹砂红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花纹主要是倒三角、内填网纹的大倒三角、由倒三角向下延长的平行竖条纹等，有内彩，多是在口沿里壁绘一圈倒三角或水波纹（图四，5、6）。雅尔湖沟北的一件完整彩陶罐，单耳，圜底，夹砂红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口沿绘一圈多层水波纹，下腹部为内填平行竖线的倒三角（图四，7）。雅尔湖古城中的彩陶多夹砂红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花纹有倒三角、内填网纹的倒三角、竖条纹等（图四，8、9、10、11、12）。胜金庄的彩陶为夹砂红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花纹为正、倒三角，横、竖条纹等（图四，13、14、15）。

天山北麓区：木垒县北木垒河东岸台地上的彩陶系夹砂红褐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花纹主要为内填网纹的大倒三角和其他网格纹，内彩比较发达，往往在口沿里壁有一圈倒三角（图五，1、2、3）。奇台县半截沟的彩陶均夹砂红褐陶，手制，大部分有红色陶衣，个别的是橙黄或白色陶衣，彩绘都是深红色或紫色，不见黑彩，花纹最具特点的是自口沿至颈部饰两排倒三角，有些三角边缘有小斜刺，倒三角下面接绘网纹，有内彩，多在口沿里壁涂一条宽带或画折线（图五，4、5、6、7）。昭苏县下台一座墓葬中出土的两件完整的彩陶壶，均鼓腹，圜底，夹砂褐陶，手制，橙黄色陶衣，红色彩绘，花纹比较复杂，其中一件在口沿处绘一圈倒三角，颈部绘棋盘格纹，整个腹部用粗细折线组成重叠的倒三角，口沿里壁有一圈宽条带；另一件在肩部绘一圈倒三角，三角下接绘网纹或三四个同心半圆纹，口沿里壁亦有一圈宽条带（图五，8、9）。

天山南麓区：托克逊东附近托克逊河北岸的彩陶，多夹砂红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花纹主要是竖条纹，有内彩，多是在口沿里壁绘一圈倒三角（图六，1、2、3、4）。托克逊县西阿拉沟和鱼尔沟墓群中出土的彩陶数量很多，均夹砂红陶，手制，红色陶衣，彩绘颜色有黑色和红色两种，花纹母题最主要的是内填平行短线和网纹的正、倒、横等各种三角，由倒三角演变而成的内填平行短线的涡纹、竖条纹和树枝形纹等，口沿处往往有一圈倒三角，口沿里壁亦绘有一圈倒三角。器形大多是单耳鼓腹圜底小罐、单耳直壁平底和单耳圜底小把杯，也有双耳盆和鼓腹圜底小壶等（图七，1、2、3、4、5、6、7、8、9、10、11、12）。焉耆县阿希土拉和唐王城的彩陶多夹砂红陶，红色陶衣，紫色彩绘，花纹基本上都是竖条纹（图六，5、6、7、8、9）。库车哈拉墩的彩陶多夹砂红陶，手制，白色陶衣，紫色彩绘，花纹主要是三角纹和用平行折线组成的重叠三角，在口沿处的里外往往各有一条宽带（图六，10、11、12、13）。

昆仑北麓区：罗布淖尔的彩陶系夹砂红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花纹有倒三角、水波纹、竖条纹等（图六，15）。且末县柯那沙尔的一件完整彩陶壶，细颈，鼓腹，双耳，小平底，夹砂红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颈部绘网纹，颈肩相接处是水波纹，腹部绘内填平行竖线的变形三角，三角之间有平行竖线，口沿里壁绘一圈倒三角（图六，14）。

从上面一些主要地点的彩陶的介绍可以看出，四个区域内的彩陶既有区别又有相同性。它们的区别主要是：东疆区和昆仑北麓区的彩陶都是红色陶衣，黑色彩绘，花纹主要是各种短线条、三角纹、水波纹、竖条纹等，器形多是单耳和双耳罐；天山北麓区的彩陶多是红色、橙黄色或白色陶衣，红色或紫色彩绘，尤其是奇台半截沟的彩陶花纹为多排倒三角，三角边缘上有小斜刺，颇具特色；天山南麓区的彩陶有的是红色陶衣，上绘红彩或黑彩，花纹以三角纹、竖条纹、由倒三角演变而成的涡纹为主，器形以单耳鼓腹小罐和单耳直壁及单耳圜底小把杯最为普遍（托克逊西阿拉沟和鱼尔沟），有的是白色陶衣，紫色彩绘，花纹以由折线组成的重叠三角纹为主（库车哈拉墩）。这些区别，可能是不同的文化类型特征的反映（关于这个问题，拟另文专门探讨，这里从略）。它们的相同点主要表现在花纹母题都具有各种三角形，很多地点都有形制相同的单耳罐和把杯等。这种相同性说明新疆境内四个区域的彩陶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

现在我们简单地总结一下新疆彩陶的基本特点：（1）陶质基本上都是夹砂红陶或红褐陶，没有细泥陶。沙粒一般都很细小，但也有一些沙粒甚粗大。火候不高，颜色斑驳不匀。 因此，新疆的彩陶与我国其他地区的彩陶相比，显得比较粗糙，逊色得多。新疆彩陶夹砂的情况可能是由于当时制作彩陶的人们选洗陶土的手艺不精所致，也可能是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所造成。新疆地处沙漠戈壁地带，缺乏黄土地带那种纯净细腻的黄土，在这里即使是最细的土质也是由于沙砾经过年长日久的风化作用所形成，其中必然会有细小的沙粒。我们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是主要的。至于火候不高、颜色不匀，则说明了当时烧窑技术不够成熟。（2）均为手制，不见轮制痕迹，仔细观察陶器里壁，可以看到因手抹不匀而呈现出凹凸不平的现象，可能多用泥条盘筑法制造。陶器外表面一般都经过打磨，故比较光滑。（3）彩绘前一般都先上一层陶衣，陶衣主要是红色，也有橙黄色和白色。彩绘颜色主要是黑色，也有红色和紫色。（4）彩绘花纹一般都比较简单，似乎给人一种衰退的感觉。花纹母题主要有实体倒三角及其他三角、内填平行短线和网纹的大倒三角、由折线组成的重叠三角、由倒三角演变而成的涡纹、竖条纹，另外还有网纹、棋盘格纹、水波纹、平行弧线和各种短线纹等。图案配置往往是在器物的口沿处饰一排、二排甚至三排倒三角，其下再接绘其他纹饰。在新疆的彩陶中，普遍使用倒三角纹饰是最明显的特点之一。这种三角纹象征什么呢？ 经过仔细琢磨，我们认为，它是山脉的写实。试看看那些倒三角之间的空白处，不正是一座座高峻的白色山峰吗？ 在新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远近大小不同的山脉，这些山脉不只在冬天被冰雪覆盖而呈现白色，即使在夏天有些山峰也照样是冰雪难溶，银光耀眼。古代新疆的劳动人民把这种现实的自然景色用彩绘倒三角的艺术手法巧妙地表现在日用彩陶器皿上，而且匠心独具地画在彩陶器的最上部口沿处，更显得雪山之高，这种来源于实践生活中的艺术创造实在令人赞叹! （5）内彩相当普遍，但主要饰于口沿处，基本上都是一圈倒三角，也有水波纹和宽带纹。（6）器形主要是罐、盆、壶、钵、把杯等，而又以单耳罐和把杯及双耳罐最为普遍。（7）相当一部分彩陶的下腹部和底部有烟炙痕迹，说明它们曾被当作炊具使用，这与其他地区的彩陶仅作盛具使用相比，也是一个特点。这种情况可能反映了当时新疆的制陶业不很发达，陶器数量有限，即使比较漂亮的彩陶也只能一器多用。

四、新疆彩陶的时代

关于新疆的彩陶，过去一般都认为其相对时代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铜石并用时代，而其绝对年代却是众说纷纭，或认为是公元前后3，或认为下限相当于春秋战国之际4，或认为在公元前二千年中叶至公元前一千年中叶5，也有人认为是公元前500年6，还有人认为是公元前1000年7。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这些看法虽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亦有片面之处，需要重新给以补定。

新疆幅员广阔，有些彩陶地点相距比较遥远，它们的时代不可能完全相同。由于目前新疆的彩陶发现得还不是很多，又缺乏直接的地层关系，所以仅仅根据彩陶的器形花纹特点来推定时代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为确定新疆彩陶的相对年代，我们需要对某些与彩陶伴出的其他遗物比较丰富的地点做一些分析比较，这样问题就可以明晰一些。现在，我们仍按上面所划分的四个区域进行说明。

东疆区：吐鲁番县阿斯塔那的彩陶与打制石器、琢制石器和细石器共存。打制石器主要有石片刮削器、尖状器、敲砸器，用打击下来的石片经过第二步加工而成，石核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用石核进行第二步加工所成；琢制石器器形较大，主要有磨盘、磨棒、石砧、石球等；细石器主要有细长薄石片和小石核以及压制成的刮削器、尖状器、石镞等，加工非常细致规整。在所有采集品中，没有一件可称得上是磨制石器，也未发现铜器。8哈拉和卓的彩陶与大量的石器共存，石器主要有用石核和石片制成的刮削器、砍伐器、尖状器、石刀和石镰等，其中石刀、石镰数量很多，且最具特征，石刀呈半月形，无孔；石镰一端宽大，另一端收缩成尖，有些好像是石刀的一半。所有石器绝大部分都是打制，多用压剥法制成，但也有少量的磨制穿孔石器残部。发现一件铜箭头，双翼扁铤，形制比较进步，可能是晚期遗物。9哈密县三堡焉不拉村墓葬中的彩陶与铜器主要是铜牌、铜饰件等同出。10五堡克孜尔确卡墓葬中的彩陶与石器、木器、铜器和毛织物共存，石器主要有石杵、砺石、石砍锄、石磨盘、石球等，基本上都是磨制或琢制；木器有木铣、木桶、木杓等；铜器有小铜刀、铜饰件等。11巴里坤县石人子乡的彩陶与磨制的有孔石斧、磨盘、磨棒等共存，同时也有小件铜器。12

天山北麓区：木垒县东城公社四道沟遗址的彩陶与石器和铜器共存，石器主要有石锄、磨盘、石杵、石球等，以磨制为主，铜器主要有小铜刀和饰件等。13奇台县半截沟的彩陶与石器共存，石器均磨制，主要有锤斧、穿孔石锤、石杵、石环、石球等，其中的锤斧、有孔石锤与东疆区巴里坤石人子乡的有孔石斧形制完全一致。14昭苏县下台墓葬中的彩陶与铁器共存，铁器主要是小铁刀、铁镞等。15

天山南麓区：托克逊县西阿拉沟和鱼尔沟墓葬中的彩陶与木器、铜器、铁器和毛织物共存，木器主要有盘、盆、杯、杓、钻木取火器等，铜器主要有小刀、圆牌、耳环等，铁器主要是小刀。从器物组合及墓葬结构看，这些墓葬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墓中彩陶比重很大，晚期墓中彩陶减少乃至消失不见。16库车县哈拉墩的彩陶被压在唐代文化层下，与彩陶共出的有骨器和石器，骨器主要有骨锥、骨针和骨镞，石器主要有石刀、石镰、石杵、石纺轮等。所有石器均为磨制，其中石刀和石镰的形制与吐鲁番哈拉和卓的基本一致，不同的仅是这里的石刀和石镰已从打制进步到磨制。同时也有铜片和铁片。17其他如焉耆、轮台、阿克苏等地的彩陶多发现于古城中，这些古城绝对不会建于新石器时代，据黄文弼先生调查考证，多为汉代城堡，而有些彩陶本身就与铜器、铁器同时共存。18

昆仑北麓区：罗布淖尔的彩陶与打制和磨制石器共存，打制石器主要有细石器石镞、石片和石核，磨制石器主要是玉刀和玉斧。同时也采集到小铜件和铜镞，其中铜镞多是三棱形，形制较进步，其时代可能要较其他遗物稍晚一些。19且末县柯那沙尔的彩陶未见其他伴出物，但因出于古城中20，故其时代不会太早。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生产工具的演变程序一般是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铜器—铁器。根据这条规律，考古学中把人类使用打制石器的阶段定为旧石器时代，使用磨制石器的阶段定为新石器时代，使用铜器的阶段定为铜器时代，使用铁器的阶段定为铁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使用少量铜器，这称为铜石并用时代。陶器是在新石器时代出现的，而彩陶一般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产物。按照考古学的这种规律，我们可以将上述新疆的几个主要彩陶地点的时代初步划定一下，这就是：东疆区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的彩陶基本上与打制石器共存，均不见铜器（哈拉和卓虽有一铜镞，但如上所述，当是晚期遗物，应排除），时代应该早一些，当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因为阿斯塔那一件磨制石器也没有，而哈拉和卓已有少量的磨制石器残片，所以阿斯塔那的彩陶时代比哈拉和卓的彩陶时代还应再早一些。巴里坤石人子乡、哈密三堡焉不拉村和五堡克孜尔确卡的彩陶均与磨制石器共存，且都有小件铜器伴出，时代应该稍晚一些，当属铜石并用时代或铜器时代。天山北麓区的木垒四道沟的彩陶与磨制石器和铜器并存，其时代当属铜石并用或铜器时代；奇台半截沟的彩陶与磨制石器共存，虽未发现铜器，但其穿孔石器与巴里坤石人子乡等处的穿孔石器完全一致，故其时代亦应相同，属铜石并用或铜器时代；昭苏下台的彩陶与铁器共存，时代更晚，当属铁器时代。天山南麓区的托克逊西阿拉沟和鱼尔沟的彩陶与铜器和铁器共存，应属铁器时代；库车哈拉墩的彩陶与磨制石器共存，其石刀和石镰很明显是由东疆区哈拉和卓的打制石刀和石镰进化而来的，故其时代应较晚，又因为有铜器和铁器，所以应属铁器时代；其他诸如焉耆、轮台、沙雅、阿克苏等地的彩陶均发现于汉代城堡之中，其时代当属铁器时代无疑。昆仑北麓区的罗布淖尔的彩陶与打制和磨制石器共存，同时发现有铜器，其时代应属铜石并用或铜器时代；且末柯那沙尔的彩陶因发现于古城中，情况与天山南麓区的焉耆、轮台、阿克苏等地一样，其时代大概亦属铁器时代。

于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相对时代而言，新疆的彩陶既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如东疆区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也有铜石并用或铜器时代的，如东疆区的巴里坤石人子乡、哈密三堡焉不拉村和五堡克孜尔确卡、天山北麓区的木垒四道沟、奇台半截沟、昆仑北麓区的罗布淖尔等；最后还有铁器时代的，如天山北麓区的昭苏下台、天山南麓区的托克逊西阿拉沟和鱼尔沟、焉耆、轮台、库车、阿克苏、昆仑北麓区的且末等。过去，在新疆只要一发现彩陶，人们往往都把它当作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或文化，现在看来，这是一种片面的概念，应当抛弃。正确的看法应该是对于不同地点的彩陶做具体的分析。

至于新疆彩陶的绝对年代，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可作参考。这些数据，除了极个别的与我们上面所分析的相对年代稍有出入外，基本上都是吻合的。东疆区的吐鲁番哈拉和卓遗址的木炭经测定距今2895±100年，即公元前945±100年21，哈密五堡克孜尔确卡墓葬中的木头经测定大约距今3200年左右（共测定了四个数据，分别为2960±115年、3265±140年、3280±150年、3300±150年），即公元前1250年22。根据上面我们分析的相对年代，哈拉和卓要比克孜尔确卡为早的情况看，哈拉和卓的测定年代稍嫌偏晚。天山北麓区的木垒四道沟遗址共测定了七个木炭标本，其中含有彩陶的第三层的两个标本数据分别为2345±90年和2355±90年，即公元前400年左右23，昭苏下台三座墓葬（其形制和出土物与出有彩陶的一座墓葬基本相同）中的木炭和朽木经测定分别距今2030±90年、2205±80年和2410±70年24，若取其中间的一个数据2205±80年，则为公元前255年左右。天山南麓区的托克逊西阿拉沟和鱼尔沟墓群测定的数据较多，共有15个，其中最早的一个数据距今2725±135年，即公元前775年左右，最晚的一个数据距今1905±70年，即公元45年。25考虑到这批墓葬可分早晚两期，早期彩陶数量很多，晚期彩陶减少乃至消失不见，将其彩陶的下限断在西汉前后大致是可信的。

总结上述情况，东疆区的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彩陶时代比哈拉和卓的彩陶时代要早，而哈拉和卓的彩陶时代又比哈密五堡克孜尔确卡的彩陶时代要早（哈拉和卓的一个碳十四年代偏晚，拟舍弃），克孜尔确卡的绝对年代距今约3200年左右，据此，我们可以将阿斯塔那彩陶的绝对年代推定为距今约3400年左右（之所以取这个数据，是因为考虑到甘肃河西走廊火烧沟类型文化的年代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详见下文），这大约就是新疆彩陶的上限。新疆彩陶的下限，如上所述，当在西汉前后。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这就是：在新疆所有的彩陶中，东疆区的彩陶时代最早，天山北麓区的彩陶时代渐晚，直晚到最西部昭苏下台的战国末期，天山南麓区和昆仑北麓区彩陶愈西愈晚，直晚到铁器时代的西汉前后。这种情况，可能是某种客观规律的反映（详见下文）。

五、新疆彩陶与其东西两方彩陶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东方是指我国新疆以东的地区，西方是泛指新疆以西的地区。在世界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东方和西方都曾产生过灿烂辉煌的彩陶艺术。新疆地处东西方之间，这里也有彩陶，这就使人们很自然地想到新疆彩陶与东西方彩陶之间的关系问题。新疆的彩陶是与西方的彩陶有联系呢，还是与东方的彩陶有联系？或是与二者都有联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将新疆的彩陶与东西方的彩陶分别做一比较，方可找出答案。

我们先看看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一些彩陶。在伊朗南部波斯波里斯地区发掘的距今约3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器壁做得非常薄，有的可与鸵鸟蛋壳相比，彩绘图案的母题是纯几何性的，种类异常丰富，布满整个器身，同时还画有各种动、植物形象和人的形象。例如用宽而急转的涡线表示山羊角和野羊角，用简单的线条勾画出山羊或鸟的形象，人物多是妇女形象，彩绘均在器外而无内彩，器形多是口大底小或尖底的杯形器。26在美索不达米亚上游土耳其和叙利亚边界发现的公元前4000年前后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铁尔—哈拉弗文化的彩陶，其彩绘图案最多、最具代表性的是马理塔式十字形花纹及一定风格的公牛头，也有一定风格的马、鹿等动物形象。27在两河流域下游有名的苏萨古城中出土的公元前3000年左右属于铜石并用时代的彩陶，其彩绘纹饰是假想的人物、飞鸟、家畜乃至劳动工具和谷穗等几何图案，有些是风景画，描绘动物和人物，器形主要是口大底小的圆柱杯形器和带流器。28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公元前3000—前2000年，属青铜时代）中的彩陶，其器形多是广口杯、有座碟、槽状容器、有柄碗和敞口瓶、壶等；花纹图案多是动物、植物形象，例如将鹿、麻雀、蛇、鹤、孔雀、棕榄树等绘在一起，构成风景画，也有平行线纹、波纹、格子纹、叶纹、花纹、鱼、人等；主要是黑色彩绘，但也有红色、白色和绿色。29在苏联南部土库曼加盟共和国的阿什哈巴德发现的安诺和纳马兹戛文化（公元前4000—前2000年，属铜石并用和青铜时代）中的彩陶，最明显的特征是：陶质中夹有植物性的（主要是草）羼和料；陶衣是玫瑰色、粉绿色、奶油色和红色，彩绘是暗褐色或黑色；彩绘一般都施于器物的上半部，不见内彩；花纹图案是以方形、长方形、十字形、三角形、小星形、阶梯形以及山羊、鸭子、鸟、牛、豹、树木等组成繁杂的地毯式的几何图案，也有平行线、折线、圆圈纹等；器形主要是平底杯、碗、碟、大口折腹壶和圆柱形筒状器等，很少有带耳的罐类器。30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基辅州境内的特里波里文化（公元前3000—前2000年，属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中的彩陶，多是在白色陶衣上绘黑色彩绘或黑、白二色彩绘，花纹图案主要是螺旋线纹、圆圈纹、涡纹、动物纹等；器形以小口鼓肩瘦腹小平底瓮形器、小口鼓腹圜底梨形器和小口鼓腹高足器最为常见。31上述这些彩陶文化中，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与彩陶同时并存的有各种形象的裸体妇女小陶塑像。在苏联费尔干纳北部发现的青铜时代的楚斯特文化中的彩陶，陶质多夹砂，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也有少量的灰底褐色彩绘和黄白底红褐色彩绘，花纹母题主要是三角纹、内填网格的三角和菱形、棋盘格纹、平行线和折线纹等，其中以两个正倒三角的顶角相连接而形成连续的空白菱形块最具特征；有内彩，多在口沿里壁绘倒三角或平行短线；器形主要有折腹钵、直壁深腹罐、漏斗式锥形罐等。32

将上述这些西方的彩陶和我们前面已经论述过的新疆彩陶的特点做一比较，非常明显，除了费尔干纳的楚斯特文化的彩陶之外，其余各种文化的彩陶无论在陶质、陶衣和彩绘花纹的母题方面，还是在基本的器形方面都与新疆的彩陶截然不同，而在西方与彩陶经常伴出的裸体妇女小陶塑像在新疆一件也未发现。这说明，新疆的彩陶与西方的彩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至于费尔干纳的楚斯特文化的彩陶，在器形方面与新疆的彩陶有较大的差别，但其花纹母题和红衣黑彩及有内彩的情况却与新疆彩陶相似或相同。考虑到费尔干纳与新疆在地域上毗连，而楚斯特文化的年代据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碳十四实验室测定结果，距今为3050±120年和2720±120年，即公元前1090±120年和760±120年33，与新疆彩陶的年代比较接近的情况，二者可能有一定的联系。

现在我们再看看东方的黄河流域主要是与新疆毗邻的甘肃和青海地区的彩陶。甘青地区含有彩陶的文化比较多，计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齐家文化、火烧沟类型文化（即过去称为的四坝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和沙并文化等。半坡类型主要分布于陇东，其彩陶全部为砖红色，手制，黑色彩绘，纹饰有鱼纹、变体鱼纹和宽带纹，器形主要是钵、盆等。庙底沟类型分布于陇东、陇西、陇南的全部地区，其彩陶手制，多呈砖红色，个别的有白色陶衣，绝大部分是黑彩，也有极少数的红彩和黑红两色彩；花纹母题最常见的是垂弧纹、回旋钩连纹、弧线三角纹，也有圆点、豆荚、花瓣、网格、平行条纹、口沿单线条纹等；器形主要有碗、罐、盆、钵等。马家窑类型分布在陇西的洮河流域、黄河沿岸和河西走廊武威以东一带，其彩陶手制，橙黄色地，施以黑彩；纹饰以条带纹和弧线纹为主组成各种繁缛的图案，有同心圆、涡状、方格、垂帐、弧线三角、圆点、锯齿纹等，内彩很发达；器形主要是碗、钵、盆、壶、罐等。半山类型的分布地域与马家窑类型基本—致，只是稍稍偏西一些，最西到永昌，其彩陶手制，底色多为浅红色，上面施黑、红二彩；彩绘花纹主要是在器物的口沿或颈部有一排、二排或三排三角纹或网纹，肩部以下由黑、红二彩相间的宽带锯齿纹组成各种图案，如同心圆、涡状、菱形方格纹等，在宽带锯齿纹之间，往往空出四个大圆圈或大方块，内填网格纹或棋盘方格纹；有内彩，普遍在口沿里壁绘一圈三角纹或波浪纹；器形主要是圆球形罐、壶和碗、钵、把杯等。马厂类型的分布地域与半山类型基本一致，但又往西延伸到河西走廊的西端，其彩陶手制，多为红色陶衣，也有红、白色陶衣，黑色彩绘，兼有红彩，花纹除与半山类型相同者外，还有平行宽带纹、各种三角纹等，三角纹在这里占有相当的比重；器形主要是罐、盆、壶、碗、钵、把杯等。齐家文化在渭水上游、黄河附近、泾水流域、西汉水流域及河西走廊都有分布，其彩陶手制，橙黄色陶衣，也有白色者，多施黑彩，红彩较少；花纹有斜线交错纹、方格带纹、菱形纹、棋盘格纹、变体回纹、弧线纹、平行条纹、连弧垂帐纹、波浪纹等；器形主要是双耳小罐，也有碗和壶等。火烧沟类型文化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的西端，其彩陶手制，多为黑色彩绘，也有红彩，上色极浓，纹饰凸起；花纹多为平行横线、平行竖线、交错平行斜线、三角纹、菱形纹、变体回纹、网格纹等；器形主要有四耳罐、双耳罐、单耳罐、壶、把杯等。辛店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附近的洮河，大夏河和湟水的中下游，即临洮、临夏、和政、东乡和兰州一带，其彩陶手制，白色或红色陶衣，主要是黑色彩绘，也有少量红彩；花纹图案有平行条纹、折线纹、双钩纹、三角纹、S纹、涡纹、十字纹、X纹、N纹、太阳纹以及鹿、狗之类的小动物纹；器形以双耳罐和鬲为最多，此外还有双耳盆、单耳罐、钵、把杯、鼎、豆等。卡约文化主要分布在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和黄河沿岸，其彩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花纹主要为回纹和折波纹，器形主要是双耳罐。沙井文化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的民勤、天祝、永昌等地，其彩陶手制，夹砂红陶，红色陶衣，红色彩绘；花纹有平行或交错的条纹、竖条纹、三角纹、菱形纹、折线纹和鸟纹，器形主要是双耳罐、单耳罐、把杯等。上述这些文化的相对年代、绝对年代及其相互关系的大概情况是：仰韶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甘肃仰韶文化属铜石并用时代，齐家文化、火烧沟类型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和沙井文化均属青铜时代；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甘肃仰韶文化约公元前4000—前2000年，齐家文化约公元前1700年，火烧沟类型文化约公元前1500年，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约当商周时期，沙井文化晚到春秋战国时代；甘肃仰韶文化是在中原仰韶文化（主要是庙底沟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齐家文化和火烧沟类型文化又是甘肃仰韶文化的马厂类型的继续和发展，辛店文化可能由齐家文化发展而来，至于卡约文化和沙井文化，由于材料较少，它们与其他几种文化的关系目前暂不清楚。34

将新疆的彩陶与甘青地区的彩陶做一比较，就会发现，二者之间有许多相同或相似处，新疆彩陶的一些基本特点似乎都可以在甘青地区的彩陶中找到渊源。例如，新疆彩陶的制法、陶衣和彩绘颜色与甘青地区的彩陶基本一样；二者都有内彩，其饰彩部位与纹饰基本相同；新疆彩陶的花纹母题三角纹和其他竖条纹、网格纹、平行条纹等在甘青地区的彩陶中屡见不鲜；新疆彩陶的基本器形与甘青地区的彩陶器形也基本一致。另外，新疆彩陶的年代晚于甘青地区彩陶的年代，而且新疆彩陶的上限与甘青地区彩陶的下限是紧密衔接的。这种种情况，充分说明了新疆的彩陶与甘青地区的彩陶是有密切关系的。不过，甘青地区含有彩陶的文化较多，新疆的彩陶究竟与甘青地区的哪一个文化的彩陶有直接的关系，由于目前新疆的彩陶资料还不多，而且很零散，所以这个问题暂时还不能明确回答。但是，我们似有这样的感觉，即新疆的彩陶与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马厂类型、火烧沟类型文化及沙井文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这可以从它们共有的单耳罐、小把杯及彩绘花纹中的三角纹、竖条纹等方面隐显出来。我们相信，随着今后新疆田野考古工作的继续开展，这个问题是会解决的。

为了表明上面叙述的新疆彩陶与其东西两方彩陶的关系，特做比较图（参见图八、图九和图十），从这些比较图中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看到新疆彩陶与甘青地区彩陶的一体性和新疆彩陶与西方彩陶的泾渭分明的情况。

六、推论

将上面论述的所有情况总结一下，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点：（1）从新疆彩陶的分布情况看，东疆区最为密集，由此往西，愈来愈少，葱岭东麓及葱岭之上至今未见彩陶。（2）新疆的彩陶沿着古今交通大道从东向西连成一线。（3）从新疆彩陶的时间看，东疆区的时代较早，而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又是新疆彩陶中的最早者，从东疆区向西时间逐渐晚后，愈西愈晚，直晚到西汉前后。（4）新疆的彩陶与甘青地区的彩陶有相同或相似处，尤其是与河西走廊西端的彩陶关系更为密切，而且二者的时间是首尾相接的，同时也与费尔干纳楚斯特文化的彩陶有些联系。（5）新疆彩陶最明显的特点之一是普遍使用各种三角形的花纹图案。关于第一点，有可能是由于目前的田野调查工作开展不够，有些彩陶遗址尚未被发现。不过，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我们已在葱岭东麓的疏附县乌帕尔公社发现过比较早的文化遗址，在这里有磨制精致的石刀和石镰，其形制与库车哈拉墩的基本一致，也有陶器和铜器，但却未见彩陶。35在葱岭之中位于古代交通路线上的塔什库尔干县发现过古墓葬，其时代约在春秋战国，随葬品中有陶器、铜器和铁器，但也不见彩陶。36在塔什库尔干之西的帕米尔地区也发现过一些古代墓葬，其时代约在公元前5—前4世纪，随葬品中有陶器、铜器和铁器，但也未发现彩陶。37当然，我们并不绝对排除在这里发现有彩陶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估计，即使有彩陶，其数量绝不会很多，其时代也绝不会早过新疆其他地区的彩陶。因此，这第一点应该基本上看作是客观情况的反映。至于其余第二、三、四、五各点，毫无疑问，都是客观情况的反映。那么，为什么在新疆的彩陶中会出现这些情况呢？我们认为这与新疆彩陶的起源和其发展趋向有关。

一般说来，彩陶是定居农业文化的产物，而要进行农业生产，必须要有适合于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特别在古代人类生产力还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可是在新疆，50％的地面为山地，沙漠又占了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再除去山前的砾石地带，平原地区就寥寥无几；这里气候严寒干燥，昼夜温度相差悬殊，雨量稀少，而蒸发量又非常大；风沙活动频繁，风力很强。这种自然条件对于农业生产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在新疆，农业生产的出现是比较晚后的，从而彩陶的使用也是比较晚的。

当新疆还没有农业生产的时候，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早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就有了农业生产，同时产生了彩陶并逐渐发达。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人口的不断增加，这些农业部落的地域也不断扩大，一步步向西逐渐扩展，彩陶也随着向西传播，公元前4000年左右到达陇西和河西走廊东端，再经过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的甘肃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火烧沟类型文化等，直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到达了河西走廊的最西端。38

河西走廊最西端再往西，即进入新疆境内。到达河西走廊最西端的彩陶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后，有的可能逐渐衰落下去，但有一部分则继续西进。这个时候，即公元前1400年左右，新疆的原始居民已经积累了许多与大自然做斗争的经验，生产力肯定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接受农业并发展农业生产是完全有可能的。特别是吐鲁番盆地，其自然条件比新疆其他地区多少要好—些，而从河西走廊往西最近的地方也正是吐鲁番盆地（《汉书·西域传》所记载的“北道”的首站即是吐鲁番）。于是，从河西走廊最西端西渐的彩陶也就首先在吐鲁番盆地安了家。与此同时或稍后，也可能有些彩陶从河西走廊最西端直接到了哈密和罗布淖尔—带，因为这两个地方也距河西走廊最近。农业和彩陶传到新疆东部以后，这里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从事游牧经济的人们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定居了下来，生产力提高了，人口也迅速增加了，从而人们的活动范围也扩大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疆彩陶中东疆区的彩陶时代较早，分布比较密集，而所有新疆彩陶与河西走廊西端的彩陶比较相同或相似，以及新疆彩陶的年代上限与河西走廊西端彩陶的年代下限相衔接的原因存在。

彩陶到了新疆东部以后，并未就此停滞不前，它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后，有一部分继续向西缓慢前进。但是在新疆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其西进方向不可能漫无边际，而只能是沿着自然的交通孔道前进，这些交通孔道主要有三条，即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由哈密或吐鲁番西达伊犁河谷的天山北麓大道、由吐鲁番西抵喀什的天山南麓大道和由罗布淖尔西达莎车的昆仑北麓大道。在彩陶沿着这几条路线西渐的过程中，整个人类社会已有了很大的进步，不但大量使用铜器，而且铁器也日益普遍，曾经盛行一时的彩陶在中原地区早已销声匿迹，在河西走廊也已结束生命，在新疆由于社会发展进程落后一步，所以彩陶还继续存在了一个时期，但这已经到了最后的尾声阶段，它开始衰落了，乃至到了西汉前后，彩陶传到了新疆的西部一带就完全绝迹了。这就是为什么新疆的彩陶沿着古今交通道路东西成一线分布，且愈西愈少，愈西愈晚，而葱岭东麓和葱岭之上不见彩陶的原因。

新疆的彩陶由甘肃河西走廊传来，所以二者有很多相同或相似处，但是新疆的彩陶并不是没有自身的特点，其最明显的就是彩绘花纹中的大量三角纹的存在。这是新疆的原始居民在接受了自东而来的彩陶以后又将自己本身的艺术特色表现于彩陶上的一种创造。这种情况既表明了新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也说明了新疆的原始居民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点，将这种新疆当地的文化特点与我国其他地区的文化特点融合在一起，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就显得更加丰富多彩，灿烂辉煌。

在新疆彩陶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与其西边的时代相当的费尔干纳楚斯特文化的彩陶有着一定的相互联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人们通过开阔的伊犁河谷及伊塞克湖一带相互往来是完全可能的。但是，绝不能因此而认为新疆的彩陶是由楚斯特文化的彩陶而来，因为新疆彩陶东部时间早、西部时间晚的客观事实，完全排除了新疆彩陶从西而来的可能性。

上面我们叙述了新疆彩陶由甘肃河西走廊西端传来并逐渐向西发展的经过情况，也许人们会问：既然东方的彩陶可以传入新疆，为什么西方的安诺文化、特里波里文化的彩陶就不能传入新疆？ 关于这个问题，只要我们翻开地图看看地理特点就会明白。首先，安诺距新疆的最西部约有两千公里，特里波里距新疆更达四五千公里以上，与河西走廊紧邻新疆的情况相比，实在是太遥远了。其次，在新疆的西南部有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西部耸立着阿赖高原和天山山脉。古代的农业部落一步步向外扩展，绝不会将这种地区作为落脚之地来发展农业生产，也不可能一步就跨过这个幅员辽阔的高山地带。即使特里波里文化和安诺文化的彩陶由西向东传播，遇到这个天然屏障，也只能却步不前、就此罢休。相反，甘肃河西走廊与新疆东部接壤，距离既近，中间又无高山阻挡，文化的传播当然就是水到渠成。所以，新疆的彩陶是自东传入而非自西而来，这完全是由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而我们上面所论述的新疆彩陶的一系列事实又完全证实了这一客观真理。

七、结束语

当年，中国境内的彩陶刚刚发现，安特生等人就唯心地认为它们是由西方的特里波里、苏萨、安诺等文化的彩陶经由新疆而传入的。但是，由于当时处于中间地带的新疆尚未发现彩陶，所以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声称：“由地理环境上之分析，确示新疆为吾人最后决仰韶问题之地”，“此种文化（按指仰韶文化）确实之发源地，非于新疆详加研究，不能判定”39，这话倒还有一定的客观性。数年以后在新疆陆续发现了彩陶，于是有些人认为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说：新疆彩陶的“图案装饰有许多很像安诺彩陶的图案装饰，因此，可以推测，新疆和中国北部的铜石并用时代的文物与印度和中亚细亚的古代东方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有一定程度的联系”40，“在这里（按指新疆）我们得到了中亚南部与新疆的彩陶文化联系的第一个可靠的证据……罗布淖尔岸边的彩陶碎片是安诺和仰韶文化之间有联系的一个环节”41。其实，这些看法是非常片面的，也是完全错误的。今天，在新疆发现的彩陶远比过去为多，对这些彩陶进行的全面的分析比较研究完全证明，新疆的彩陶绝非自西而来，因而中国的彩陶文化亦绝非自西方传入。恰恰相反，中国的彩陶自成一个独立体系，它以中原为中心，逐渐向西发展，其发展的时间顺序为：中原，公元前5000左右——甘肃东部，公元前4000—前2000年左右——河西走廊西端，公元前1500年左右——新疆东部，公元前1400年左右——新疆中部，春秋战国时期—新疆西部，汉代前后——绝迹。至此，随着地处东西方之间具有关键性的新疆彩陶的逐渐明确，争论多年的中国彩陶文化的渊源问题该是最后彻底解决了，西来说在理论和实践上终于彻底失败了。

（原文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