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

本论文集共选录38篇文章，除少数几篇是写作和发表于2000年以后外，其余都是完成和问世于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按其内容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或可分为几组，每一组均按发表时间先后顺序排列，除个别文章由于当时的刊物编辑未与作者相商而擅自做了修改或删节，从而有失原意或造成语意不通，故而这次又重新改回或稍做通顺外，其余均仅仅校勘和改订了一些错排和误印，基本保持原貌不变。

第一部分是综述，共3篇。其中的《新疆古代交通路线综述》全面论述了新疆境内的几条主要交通干线和其东西两端的数条起始和终结路线，以及各主要干线之间的许多支线及其兴衰变化情况，《新疆考古述论》全面回顾和总结了整个20世纪新疆考古研究的历程和现状以及对将来的展望，《新疆古代文化遗存概说》简要介绍了新疆地区古代文化遗存的数量、分布、特点和价值意义及对它们的保护和研究概况。

第二部分为史前时期，共25篇，可分为三组。第一组13篇，除一篇是论述齐家文化应属于青铜时代外，其余均是对新疆史前时期许多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其中主要有：对新疆彩陶的研究和认识，对新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及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认识和界定，对新疆铁器出现较早的介绍和认识，对新疆史前时期概念的定义和具体内涵的实际运用，对新疆史前时期诸多文化遗存的类型划分和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和认识，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发前人之未发，均为第一次提出的新观念和新认识。第二组5篇，是对新疆史前时期几种考古学文化即焉不拉克文化、察吾乎沟口文化、苏贝希文化和伊犁河流域文化的专门研究和论述，它们的发现和确认彻底结束了新疆地区没有具体确定的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历史阶段，可以说使新疆考古学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第三组7篇，都是一些比较短小的文章，是与他人就某些问题，主要是关于焉不拉克墓地、察吾乎沟口文化的名称、分布及时代，新疆有无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及如何认识和界定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等问题所进行的学术争鸣。对于必要的学术争鸣，我是非常看重的，因为它可以通过辩论而摒弃不当的认识并确立正确的观点，从而促进学术研究的进步。同时为了与别人辩论并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就必须翻阅大量的资料来充实自己，这对个人来说也是一种鞭策和学习。当然，学术争鸣必须理性，我是遵循这一原则的。

第三部分为历史时期，共10篇，可分为二组。第一组7篇，主要是关于某些古代城址和道路的历史地理考证，其中有对焉耆国、尉犁国和危须国都城的研究确定，有对楼兰国都城及其相关城址的考证定位，有对唐代轮台城的考定，有对别失八里名义的考实研究，还有对陈诚经行新疆所行路线的疏证等。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写作于20世纪的80年代初，是根据自己的亲身实际考察并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而进行的一些研究，自认为这比仅仅依靠文献资料而进行的考据似乎要略胜一筹。但是应该指出，由于对这些古代城址缺乏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仅凭简单的地面调查而得到的资料依然是片面的，再加上各位研究者对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理解和看法不尽相同，所以得出来的结论也未必能取得共识。正因为如此，后来我就不再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了。而更重要的是，当我真正深入到了新疆考古研究工作中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没有精力和时间来做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考证了，因为新疆考古研究的课题实在太多了。这也就是说，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当一个考古工作者还没有真正体会到新疆考古研究的博大精深或不知从何入手时，才不得不写一些与考古有一定联系的历史地理方面的考证文章。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我已经发表的文章，实际上这些文章至今看来还是有理有据的，否则我也不会将它们选入到论文集中来，我只不过是想借此来表明一下我的学术研究历程和变化而已。第二组3篇，各自独立不相属，其中一篇是对昌吉古城出土的一批蒙古汗国主要是察合台汗国银币的确定和研究，一篇是对新疆地区佛教起源和流行的论述以及对各个地方奉行不同教派原因的分析讨论，另一篇是对新疆地区洞室墓葬的研究探讨。

上述这些文章，时隔多年之后再次读来，个别篇章已有过时之感，例如最早写作发表的关于新疆诸多文化遗存的类型划分和时代讨论的文章。不过这是新疆考古研究历程中必然要走过的步骤和阶段，正是在它们的基础上才有了以后的不断精化完善和充实提高，从而总结出更高层次的比较合理正确的许多结论来。因此，它们虽有过时之感，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过程来看，依然是有价值的。除此之外，其他的绝大部分文章迄今为止似乎还是站得住脚的，或者说还是有着现实意义的，至少我所提出和主张的许多观点与见解还未被否定掉。就此而言，我自感欣慰。当然，也有需要补过之处，在这里仅举两点：一是在《昌吉古城出土的蒙古汗国银币研究》一文中，考定出一个铸造地点是“努拉特”，并说其“系何城，位置何在，不清楚”，后经博乐市达勒特古城出土的铜币证实，此“努拉特”应为“布拉特”，实即文献记载中的“不剌城”和“孛罗城”，亦即现存的达勒特古城（参见韩雪昆《察合台汗国铜币的发现及其初步研究》，《新疆文物》1992年第1期，第8—14页），特此补正；二是在《新疆发现的竖穴洞室墓》一文中，认为新疆地区的竖穴洞室墓最早是出现在西汉时期，现在看来可能有一些偏晚，因为后来发现的一些资料似乎显示有些洞室墓可能会出现在汉代以前，不过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材料的验证。

二

从上面的内容介绍可以看到，本论文集中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属于史前时期的，这也就是说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在史前时期。是的，当我真正踏入新疆考古研究领域并全面收集阅读了已经发表过的所有考古研究文献之后，发现新疆史前时期的文化面貌是非常模糊不清的，一方面是已有的资料缺乏科学性和全面性，另一方面是对这些资料的判断和定性也有一定的误区，于是我就想在这一领域做一些努力和探索。

从大的方面讲，我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在田野工作方面，改变了过去那种多调查而少发掘，对一片墓地仅发掘其中的几座并只发掘墓坑却不管其周围遗迹现象，墓葬发掘记录仅填一张简单表格等比较粗犷的工作方法，而是强调考古发掘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对一片墓地进行较大规模的全面揭露，在发掘过程中严格操作程序，对每一个环节都要有详细的文字和图像记录，从而极大地保证和提高了考古发掘资料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完整性。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轮台群巴克墓地的发掘中，在同一座墓葬中亲眼看到既有彩陶又有铜器还有铁器时，心中的踏实感油然而生。另外，我还想改变一下过去那种只发掘墓葬而少发掘或不发掘村落遗址的片面现象，可惜的是这个工作刚刚开了个头，我就被迫离开了新疆队，半途而废。二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从第一篇论文《略论新疆的彩陶》开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陆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概念和意见，它们主要是：

（1）新疆地区的彩陶既与石器共存，也与铜器共存，还与铁器共存，它们既属于新石器时代，也属于铜器时代，还属于铁器时代。

（2）过去所谓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是属于青铜时代或早期铁器时代，真正准确像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尚未发现。

（3）提出了新疆青铜时代的概念，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

（4）提出了新疆早期铁器时代的概念，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后。

（5）新疆地区铁器出现的年代较早，大约早于我国中原地区约300多年。

（6）提出了新疆史前时期或史前文化的概念，具体内涵包括汉代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

（7）发现、确认并提出和命名了新疆地区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察吾乎沟口文化，同时对其进行了文化类型的划分研究。

（8）确认并提出和命名了焉不拉克文化。

（9）确认并提出和命名了苏贝希文化。

（10）确认并提出和命名了伊犁河流域文化。

（11）反对将新疆地区的考古遗存轻易地、无大把握地与古族名或古国名相套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12）新疆地区的考古文化既与周边地区有密切的联系，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在注意某些因素的外来起源时，更要考虑当地的土著渊源性。

这些认识虽然在开始时有的还不免模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料的增加丰富，都是处在不断的充实、完善和提高中。例如在我最初的文章中，曾经使用的字眼是不太明晰的“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远古文化”，后来则统一为明确的“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和“史前文化”或“史前时期”；开始时对文化类型的划分是较多而散碎，后来则将许多类型统一为同一种考古学文化。这既反映了新疆史前时期学术研究的变化历程和不断提高进步，也说明这些理念始终贯穿于我的学术思维中，这也就是说，我的学术研究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过来的，既未掠人之美，也不朝秦暮楚，平稳而已。

我的感觉是，这些新的观点、概念和意见极大地改变了新疆史前时期的研究状况，使其步入了新的阶段。试想想，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新疆史前时期的认识有多少呢？除了几乎到处都是所谓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其绝对年代基本上均为春秋战国时期之外，其他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是现在，不但有了比较明确的史前时期概念，而且内容也丰富了很多，研究深度已远远超过了以往。正因为如此，目前正在进行编撰的重大科研项目“新疆通史”就专门列出了独立的一卷为“史前卷”，可见其已举足轻重了。当然，我所提出的这些观点和概念也会遇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学术研究中很正常的现象，而且只有通过不同观点的学术争论，才能取得共识，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进步。不过，我也感觉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资料的不断涌现，我的这些观点和概念似乎还是经受住了考验，有很多基本上已被学术界所接受。我还较有信心地预料，在今后一定长度的时间内，它们还会发挥相当的影响和作用。想当初，我刚刚提出这些观点和概念的时候，心中不免有些忐忑不安，唯恐捅出什么大娄子，因为这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啊！现在则要放心多了，且有欣慰之感。

这本论文集得以出版，完全依赖余太山先生的热心和推荐。我与余先生以文相识，时有书信往来，是他建议我将过去发表的论文选编成册，再由他联系出版社予以出版。由于他的努力，终于将此书的出版工作委托给了商务印书馆。在此，我要向余太山先生和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1年4月4日于北京大学中关园